孟子廉政思想与现代廉政文化浅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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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廉政思想与现代廉政文化浅析
中共邹城市委党校乔景芳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理论贯穿了中国古近代历史，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现代生活。
其中深厚的廉政思想，作为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营养。
这其中既有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更有邹城的圣哲孟子。
细读《孟子》，我们会发现孟子的廉政思想论述是极其丰富的，是孟子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丰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加强现代廉政文化建设，就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深入对孟子廉政思想的丰富遗产与时俱进地加以挖掘。
一、准确理解和把握孟子廉政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
孟子是廉政文化思想理论的倡导者，其丰富内涵主要蕴含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蕴含在“民贵”理论中。
孟子重要的思想就是“民为贵”，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以下所引《孟子》原文只注篇名）。
孟子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事关国家的治乱兴亡。
他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认为得天下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并告诫统治者要“重民”、“保民”。
民为贵，既是中国廉政史的优秀传统，也成为了历代廉政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孟子对统治者应如何“王天下”，提出了他的廉政主张：
“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梁惠王下》）的主张。
他认为，天子巡视是为了视察民情，及时解决人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然而，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
”然而，国君一出游就兴师动众，游山玩水，大吃大喝，饥饿的人得不到粮食补助，劳苦的人得不到休息。
大家侧目而视，怨声载道，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就做出来了。
孟子进一步揭示：
“方命虐民，饮食若流”（虐待百姓，大吃大喝如同流水一样浪费）。
这种巡视是违背天意的，是虐待人民、搜刮民财，势必丧失民心，引起民众反抗。
孟子还针对梁惠王好战杀人，用政害人，暴政夺民的罪恶行径，警告说：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仲尼曰：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当权的各级官吏，如果只为自己花天酒地挥霍享受，不管百姓的饥寒冻馁，如此执政，则如同率领禽兽来吃人肉，这种人怎么能做官为政呢？
其结果只能像孔子所说的“始作俑者”断子绝孙。
孔子之所以痛恨“始作俑者”，就是因为其用人形“陶俑”去殉葬。
这种作法尚且不可，更何况使广大百姓活活地饿死呢？
因此，孟子要统治者清廉为政，尽心为民，关爱百姓。
“与民同乐”（《梁惠王下》），也是孟子首先提出的廉政思想。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在他看来，统治者能否做到与民同忧乐，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统治者地位的巩固。
他告诫梁惠王：
与民同乐者，才能真正享其乐，只顾自己享乐者，只有灭亡的下场。
所以说：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汤誓》曰：
‘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
’民欲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以暴君夏桀为例，说明统治者施暴政于万民，为了自己快乐，大兴土木，修筑灵台，圈占土地，耗尽民力，民不聊生，百姓宁肯与其一同死去，这样的统治者，当然不能独乐，只有死路一条。
中心思想还是告诫统治者要廉洁主政。
孟子曾对齐宣王举例说：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
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梁惠王下》）文王的园林七十里见方，割草砍柴的、捕鸟猎兽的都可以去，是与百姓共同享用的，百姓认为太小，不很自然吗？
我听说国都郊区之内有个园林四十里见方，杀了其中的麋鹿，就如同犯了杀人罪；那么这四十里的园林就像处于国中的陷阱，百姓认为大，不是很正常吗？
这段当中，孟子认为，国土上的一切资源，都应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这和我们倡导的执政理念完全一致的。
孟子提出关心民生疾苦是廉明，也出生产力。
孟子曰：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在家侍奉父兄，在外敬重尊长，则可以让他们拿起木棍打赢盔甲坚硬、刀枪锐利的秦楚两国的军队了）。
孟子的恤民、爱民、重民思想象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应该肯定这种思想确实为廉政文化奠定了根深蒂固的人本观念。
2、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蕴含在“寡欲”观点中。
孟子曰：
“养心莫善于寡欲。
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尽心下》）意思是，修心养性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有太多的物质欲望。
欲望越小，则越不会太贪，善良的本性也不易失去，越能保持廉洁的形象；欲望越大，越容易贪棽成性，则善良的本性越易失却。
看看当今贪官的历程，都是随着欲望的变大，而变得味口越来越大，最终走上获罪的道路。
孟子是说做人的基本道理，更是在说为官廉政之根本。
孟子谈慎欲问题，提出了“谨防纵欲无度”。
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权、钱、色的诱惑下落马，究其根源就是为欲所困。
我们说个人欲望的实现，不能违背党纪国法。
知足常乐，无欲则刚。
孟子揭露批判了那取“非其道”、“非其义”之财的官吏，他认为“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但如果）吆喝着施舍给人，路上的饿汉也不愿接受；（如果）用脚踢着施舍给人，那就连乞丐也会不屑一顾的。
做人要有原则，那就是"不食嗟来之食"，可是，竟然有人“万钟则不辩礼仪而受之”一万钟的俸禄，（有人）却不问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了，也就丧失了他的本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强调：
人要自觉克制自己的各种不良欲望，“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断反省哪些行为超越了“礼”的规范；强调在钱财问题上应该讲原则，不仁之事不为，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染，不法之事不干。
3、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蕴含在“仁政”学说里。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
孟子指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离娄上》）；“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
孟子认为，治国理政应当首先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
他指出：
只要统治政策得当，就可以使百姓富裕起来，“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
如何才能施行仁政呢？
孟子认为：
爱民是施行仁政的关键，要顺应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孟子还指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公孙丑上》）是实现仁政关键，也是他提出的能够“无敌于天下”的五项施政纲领的首项。
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公孙丑上》）。
在如何识别人才方面，孟子向齐宣王做了这样的阐述：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
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梁惠王下》）。
是说“国君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也不可轻信；要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有真才实学，才可任用他。
即是说，选贤任能，统治者应广泛地听取各阶层的意见。
此种观点，已经体现出了人民民主的思想萌芽，对我们今天确立正确的用人导向，特别是在选拔使用人才上，有重要借鉴意义。
孟子“仁政”学说包含的廉政思想还可以从下面例子得以体现。
一次，邹国、鲁国发生冲突，邹国官吏死33人，老百姓无一人去救护。
邹穆公对此很生气，问孟子：
“他们瞪着两眼看着长官被杀却不去营救．实在可恨。
”孟子回答：
“当灾荒年岁，您的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于山沟荒野，年轻力壮的便四处逃荒；而您的谷仓中堆满了粮食，库房里装满了财宝。
这就是在上位的人不关心百姓，并且还残害他们。
您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将怎样回报您。
所以，您如果实行仁政，您的百姓自然就会爱护他们的上级官员，情愿为他们的长官牺牲了。
”
4、孟子廉政文化思想蕴含在“德治”观念中。
孟子强调要“以德服人”（《公孙丑上》），他认为：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
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
要以人为本，这是为政之根本。
孟子认为，以德服人，还必须注重教化的作用，他说：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
在法治上，孟子强调在德治的基础上，人必须遵守共同规则，“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园”（《离娄上》）。
“德法并举”、“德本法用”，两者对中国廉政建设的教育、监督、改革和制度创新都起着积极作用。
正如孟子所说：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上》）”。
（君主）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
意谓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教育、监督、管理要相辅相成。
目前,德治与法治都是我国治政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方式,两者应当并重,既不能像孟子一样把德治过于理想化,也不能像法家一样把法治极端化,应当深入研究二者的融通之处,使治国既面对现实又不失长效。
同时,要针对时下一定程度存在的道德教育薄弱、诚信危机、道德失范等现象,借鉴孟子德治思想中的精华,在讲发展的同时,还要讲稳定,增强公民的自律性,积极构建和谐向上的社会。
二、孟子廉政文化思想对加强现代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有效整合传统廉政文化资源，使孟子廉政文化传统与不断发展的先进文化和反腐倡廉的新形势相适应，实现廉政文化建设的与时俱进，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1、清廉自守应成为党员干部之为政根本。
孟子明确地把为官者的腐败与廉洁两种行为联系起来考察。
他说：
“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离娄》下）。
他认为，为官者不取不义之财，即为廉：
相反就是伤害了廉。
“伤廉”小则身败名裂，大则国亡族灭。
这些关于吏治清明重要性的思想，对防范官吏的腐败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廉”与“贪”仅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绝然不同的人格形象。
那些清正廉明之士，高官不能变其节，重利不能易其行，公正无私，光明磊落，深受人们爱戴，留芳千古；而那些贪官污吏，“率兽食人”，见利忘义，临财变节，终遭万民唾骂，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遗臭万年。
这两种人格在历史上产生的两种不同反响，表明了历史的公正评判，反映了我们民族反贪拥廉的价值选择，值得我们大加发扬。
官员是社会的一杆标尺，一面镜子，他们爱好什么，追求什么，对社会大众具有极大的暗示、导引和示范作用。
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千方百计为自己敛财，他们的信仰是“不要白不要”、“不取白不取”，这同孟子所追求的“廉”德水火不能相容。
这就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把清廉自守奉为为官准则，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能够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
特别注意要慎始，谨防第一次。
“欲善终当慎始”。
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名轿夫穿了双新鞋抬轿入城，遇雨，开始时小心翼翼地循着干净的路面走，后来一不小心踩进泥水坑里，便顾不了那么多了。
人一旦“踩进泥水坑”，便破罐破摔。
人生贵善始。
把握好就掌握了主动，就能在各种腐蚀诱惑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道防线被冲破了，欲望的洪水就会一泻千里。
2、重义轻利应成为党员干部之道德取向。
孔子认为：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即通过“不义”手段取得富贵，视如浮云，毫无价值。
孟子进一步阐释说：
“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要看是否违背道义，有道，利再大也不为过，无道，利再小也不能受）。
孟子反对的是“见利忘义”和“后义而先利”。
他认为，如果人人都“怀利以相接”，“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告子下》），那就会导致人们不顾廉耻，互相倾轧，天下大乱。
因此他提倡君子应该做到“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要舍利取义、“舍生取义”（《滕文公下》）。
孟子进一步阐述说：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天下弗愿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道也，非其义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
如果不符合道义的准则要求，那么即使一根小草也不随便交给人或不随便从别人那里取得。
孟子还说：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告子上》）?
”表现了孟子重义轻利的道德取向。
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对于为政者来说尤其重要。
为政者在执行公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金钱与道义的关系问题。
一些人常常出于个人私利，千方百计诱惑拉拢官员，以实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处于这种环境下，官员们怎样才能经受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
毫无疑义，“以义制利”原则，给了人们思考问题的价值取向。
它教导为官者，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约制，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这种道德意识，给了为政者拒腐防变的精神支柱，使为官者养成“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高尚人格。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孟子的“重义轻利”原则，对于保证廉政的实施，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廉政建设，如何才能真正抵制干部队伍的腐败变质?
这之中，虽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最基本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必须引导干部正确处理金钱与道德的关系。
在这方面，“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原则，完全可以作为有益的借鉴。
3、修身养气应成为党员干部之立命根本。
孟子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注重人格和道德修养，引导人与社会崇尚真、善、美。
孟子认为：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获得成就，则将恩惠恩泽给老百姓，而没有获得成功的人，则在这个世上继续修身养性）。
“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还强调：
“养心莫善于寡欲”“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
孟子说：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居所里，站立在天下最正大的位置上，行走在天下最广阔的道路上，能实现志向就与百姓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时就独自施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大丈夫！
也就是说，一个人应该行得正，站得直，为理想目标去奋斗，其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和大丈夫人格。
孟子的“修身”、“养气”思想，传达的是一种做人的道理，他告诫我们：
一个人，无论你贫穷还是富贵，都必须要有良好的修养和崇高的人格，否则将难以“见于世”。
这一思想对于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永葆先进性具有同样的借鉴价值。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公开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系统地阐明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员增强党性的基本要求，指明了共产党员在思想上入党的必由之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以及对教育和鼓舞一代代共产党员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创立伟大的革命业绩，产生了重要作用。
新形势下加强党性修养，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更显示其必要性，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现实需要；是激励昂扬精神，立志为党为人民有所作为的力量之源；是抵制腐朽思想影响，树立党的良好形象的固本之举；是完成新世纪历史任务的重要保证；也是改善党员队伍现状的重要保证。
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党员干部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孟子》还说：
“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
要“善养浩然之气”，经常检查自己的言行，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志存高远，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行为品质。
有了这种正气，我们就可以在执政过程中，做到廉洁奉公，忠于职守，保持人民公仆应有的高风亮节，以自己的人格尊严来维护国家的政策法令，抵制一切腐败风气。
4、知耻明德应成为党员干部之道德操守。
廉耻，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评价，耻辱，是对那些不履行社会义务、违背社会公德、违反国家法律等各种错误行为的否定、贬斥和谴责。
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公孙丑上》）。
这就是说，知耻乃做人之本。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一个人之所以不清廉，乃至于违犯礼义，做出不合乎道德的事，原因就在于不知羞耻。
当官的人无耻，就会使国家蒙受灾难和耻辱。
现在贪官犯赃，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
古人说：
“教人,使人必先知耻；无耻，则无所不为。
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
督责荣耀，皆非所以为教也。
”这又告诉我们，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明德的风气，重在“督责”，重在教育、重在预防。
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
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也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
在知耻明德方面毛泽东有这样一段话：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千、二万个。
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重温毛主席的这段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胡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精辟概括，明确提出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应倡导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强调“知耻”，就是教育党员干部和社会大众反对腐败行为，形成不容腐败的社会环境，为反腐倡廉提供公众性舆论支撑，占领和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
汲取传统精髓，才能拥有牢固的根基；融入时代精华，才能引领时代的风尚。
孟子廉政思想是廉政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邹城市作为孟子故里，充分借鉴孟子廉政思想委实必要。
与此同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找准孟子廉政思想与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结合点，根据不同时期和形势的变化发展，在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上下工夫，大胆地批判继承孟子廉政智慧中一切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创造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各项建设要求相符合的廉政文化建设新观念、新方法，使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富有时代气息，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孟子》七篇，早已经成世界文明的瑰宝，孟子不仅属于邹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
二○一一年五月三日（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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