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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导语

在古代中国，农业被统治者看做立国之“本”。

比较成熟的农业技术和相对完备的农业管理，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突出的特征之一。

古代中国一先进的农业文明闻名于世。

中国人在农业方面的创造，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千百年来，中国农业生产一小农户个体经营为基本形式。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形态。

从事生产劳作的农民，承担着赋役和租税的沉重压力。

历史上关系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主要是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

各个朝代的土地制度大都以土地私有制为前提，同时力求限制大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以保证政府对农业经济的直接控制。

中国古代对手工业管理有严格的制度，一些关键部门和行业以官营为主。

商业使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增强了活力，然而由于传统的偏见，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低，商业被看做“末业”，长期受到鄙视和压抑。

由于统治集团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工商业的发展长期受到限制。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严重影响了新的经济因素的生长。

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学习，建议关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变化。

有关中国古代农业、工商业发展的文物资料比较丰富，历史水利设施的遗迹，历代农具的文物遗存，都值得我们重视。

在参观博物馆时，从生产工艺发展的角度观察和认识有关文物。

历代诗歌、辞赋、散文、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反映了农民、工匠和商人的生产、经营及其生活状况。

阅读和理解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有关这一专题的学术争鸣，长期以来相当活跃，不妨关注相关的学术讨论。

一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

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

农业耕作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在农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使农民遭受沉重的压迫。

土地过度集中导致耕者无其田，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且往往激起民众暴动。

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古代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特点。

神农的传说

中国是世界农业发祥地之一，早在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就形成了规模性的农耕经济。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粟和水稻的国家之一。

中国传说的圣王中，神农氏有显赫的地位。

据说，神农氏创造了原始农具耒，教导民众耕作。

“神农能殖嘉谷”的传说，反映了农业的先行者进行农作物种植的成功实践。

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反映了当时先民们进行农耕创造的实践。

长期以来，农耕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支撑着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

中国农业经历了“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

在茫茫原始山林中，人们不得不利用“火耕”手段拓荒营田，进行最基本的种植经营。

直到西汉时期，中国南方依然采用在耕种前用火烧、耕种后用水除掉杂草的耕作方式。

司马迁说，江淮以南的地方，少有冻饿之人，也没有千金之家。

说明当时中国南方虽然自然条件良好，居民少有饥馑的危害，但是也没有多少剩余粮食，无法摆脱贫穷。

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发达地区已经采用了牛耕技术和铁制工具。

古代中国农业的耕作方式铁犁牛耕在这一时期形成。

据《战国策》记载，秦国“以牛田”，就是用牛耕种。

由于它采用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国强民富，具有了其他各国难以抗衡的实力。

在汉代，牛耕逐渐普及全国，铁制农具的数量也大大超过前代；出现了便于中耕的曲柄锄和便于收获的大镰，还出现了播种工具耧车。

东汉时，因使用两头牛牵引的耦犁（二牛抬杠）回转不便，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较轻便的一牛挽犁。

这种先进的耕作技术便于牛耕的普及，也有利于山地的开垦。

唐代出现了结构更为完备的曲辕犁，它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改变牵引点的高低，控制耕土的深浅。

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促使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推动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然而中国传统农业长期以来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农业耕作技术难以实现进一步的革命性的发展。

刀耕火种：

古代一种耕种方法，砍伐林木，清除地上的杂草，焚烧作为肥料，然后就地挖坑下种。

贫者无立锥之地

商周时代实行井田制，土地名义上为国家公有，实际归国王所有。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废除了井田制，确立了土地私有制。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大部分为地主所有，农民占有的土地较少。

北魏到唐前期，曾经推行均田制，国家授田给农民，农民承担赋役。

然而贵族官僚地主依恃各种特权，把大量公田据为己有，农民稍遇天灾人祸，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均田制在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不得不废弛。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最基本的阶级。

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通过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

农民在土地上艰辛劳动，只能获得耕作收获的很少一部分。

贵族、官僚及豪强霸占良田，役使贫民，土地高度集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中普遍的现象。

汉文帝时，丞相张禹占有泾渭之间极为肥沃、价格昂贵的良田多达400顷。

这些肥沃丰产的土地，被称为“土膏”，据说其价格每亩一万钱。

唐代出现“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情形。

一位叫李澄的伊川大地主，占有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当时人称之为“地癖”。

宋代以后，“有力者无田可耕，有田者无力可耕”的情形更为严重。

地权和劳动者的分离，导致农耕生产秩序的严重破坏。

疯狂的土地兼并，使得无数小农破产，社会动荡不安。

许多兼并造成的社会矛盾。

但是，由于地主阶级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王朝的阶级基础，通过改革来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最终都未能成功。

中国古代历朝的民众暴动，大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平均”的口号。

“平均”的要求，包含平均地权的内容。

明末农民战争中，就有人提出了“贵贱均田”和“均田免粮”的愿望。

这样的口号代表了民众的社会要求，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意识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均田制：

北魏至唐中叶的土地制度。

政府按性别、年龄把土地分配给农民。

这些土地的主要部分只能使用，不准买卖。

受田农民必须向国家缴纳租税，服徭役、兵役。

沉重的赋税和力役

征收赋税是古代国家剥削农业劳动者，为政府的财政支出提供物质保障的主要手段。

事实上，古代帝国的富强和繁荣是以农耕者的艰辛劳动为基础的。

各个朝代征收赋税的比率和数额有所不同。

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说，秦始皇时代，曾经征收“泰半之赋”，农民要将收成的三分之二上缴给国家。

古代中国赋税的名目繁多，田亩税和人头税是主要形式。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杂税以及各种附加税和临时性的征收。

地方政府也往往巧立名目，层层摊派，搜刮民财。

“征发五度”、“无有定准”的赋税征收，使得农民承受着沉重的负担。

农户缴纳的赋税，是专制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户除了向专制王朝缴纳赋税外，还承受着沉重的徭役负担。

徭役是古代王朝强制民众承担的无偿劳动。

劳动者服事徭役，使许多大型土木工程得以成功营造。

这些工程包括水利工程、交通工程、国防工程、城市建设工程等公共工程，也包括为满足统治者奢侈消费需要而组织的宫室工程、陵墓工程等。

秦王朝修建的阿房宫和秦始皇陵，调用工役多至70万人。

服役者劳动强度极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朝廷的督责又非常严厉，因此劳役人员的死亡率很高。

秦代修筑长城的劳役人员中，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二；隋代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中，劳役人员死亡率也高达百分之四五十。

历代各种繁重的杂役，常常令农民无法忍受。

沉重的赋税往往使农民破产失去土地；过度征发的徭役，又使大批农耕劳动者被迫长期离开土地。

这都导致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引发的社会动乱，往往成为王朝覆灭和社会经济文化凋残的直接原因。

早期的农学

《汉书·艺文志》已经专门列有“农家”论著，共有九家，114篇。

其中记载的“六国时”农学作品基本上一无所存，我们所看到的专论农业的先秦文献，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

《吕氏春秋》中的《上农》等四篇，是先秦最系统的农学著作，其内容大致采自《后稷农书》。

《后稷农书》应当是战国较早时期的作品。

这一农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提到，可见它早已失传了，幸而在《吕氏春秋》中保留了这一部分。

其中，《上农》篇讲的是农业政策；《任地》、《辩土》、《审时》三篇，讲的是农业技术。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的汉代农书，有《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

大禹和他的继承人

水利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命脉。

大禹是传说中的治水英雄。

为了专心治理水患，大禹13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

据说大禹既平息了洪水的危害，又发展了以灌溉为主的水利建设。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长期在“旱”与“涝”的双重威胁下艰辛劳作，水利成为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命脉。

早期史书把以水利为主题的《河渠书》、《沟洫志》列为专篇，后代治理黄河的文献汗牛充栋。

地方史志大多将当地水源、河流、湖泊及其治理和利用的情况详加记载，水利学的专著也相当多。

这些文献，成为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

战国时期，水利事业已经取得较大发展。

李冰主持的都江堰工程和郑国主持的郑国渠工程，都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

汉代水利也有比较好的发展。

关中地区灌溉渠道规划合理，成绩显著。

关中农民还创造了一种“井渠”，这种水渠至今还流行于新疆吐鲁番、哈密一带的干旱地区。

从山地水源开凿的暗渠，往往延伸二三十公里，沿渠每隔一定距离挖有竖井，当暗渠流经农田时再由明渠引出地面，用于灌溉。

黄河治理是中国水利史的重要内容。

治理黄河的成功，对于促进东汉前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作用极大。

王景治黄河，基本解除了水患，使黄泛地区广袤的土地得以重新耕种。

两汉时期，其他地区还修筑了许多水利设施。

古代中国人们还发明了众多的灌溉工具。

隋唐五代时期，北方已经使用立井水车作为提水灌溉工具。

在长江流域，还发明了高转筒车以引低处水灌溉高处农田。

宋代的水转翻车巧妙地利用水利为动力，将灌溉用水提升到高田。

明清时期还出现了风力水车。

战国时期，有西门豹开发水利的故事。

二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自给自足的手工业经济。

“工官”制度对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

古代中国的手工业曾经在许多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就。

家庭手工业和田庄手工业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以小农经营为主的高度分散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

这种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在一个小的社会单元内部，可以基本做到自给自足。

在中国古代，手工业长期附属于农民家庭之中，形成了以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男耕女织”的经济形式。

广大农户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手工业产品，所用原料也大都是自己种植和采集所得。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年代，这些产品有时也进入流通领域。

随着土地的集中，汉代出现了新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即豪强地主控制下的田庄。

汉代田庄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包括：

粮食作物、蔬菜、果木及染料作物栽培，蚕桑作业，禽畜养殖，药材采集。

此外，酒、醋、酱、饴糖等产品的酿造加工，纺织手工业，农具和兵器修造，也被列入日常生产安排之中。

从山东滕州宏道院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可以看到田庄中冶铸锻造铁器的情景。

由此可见，田庄中的手工业生产也是自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家以耕作为主，兼营副业，一般日用，能够做到“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

这种情形，在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社会中是比较普遍的。

“工官”和“匠户”

从汉武帝时代起，煮盐、冶铁、铸钱、炼铜等最有利可图的行业，都收归官办，由政府垄断。

由中央机构所属各“工官”主办的皇家工厂，专门负责制造官府专用和皇家私用的物品，如军用的兵器和装备，供宗庙陵墓使用的祭祀用器，以及皇族的服饰玩好等。

这些手工业产品，除皇帝特别赏赐外，平民不得使用。

“工官”工场的经营虽然对民间市场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对朝廷财政来说，却是一大支出。

“工官”工场的制作工艺水平，代表了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