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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与中国资料
经合组织与中国
唐纳德•约翰斯顿
2012-11-2111:
21:
57 来源：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05年6期
作者简介：
唐纳德•约翰斯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
内容提要：
成立于1961年的经合组织在当今全球化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财富增长、社会稳定和良好的行政管理构成了经合组织塑造全球化进程的“三角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也值得中国借鉴。
依据经合组织统计报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在投资、贸易和财政领域占据优势，但其所有制资产比重、劳动力市场和货币政策仍与经合组织国家有差距。
关键词：
经合组织全球化三角发展模式全球经济平衡
今天我准备谈谈关于经合组织（OECD）的话题，我的讲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合组织的起源及其扮演的角色；二、经合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三、中国与经合组织；四、经合组织与中国的在研合作项目。
一、经合组织的起源与其扮演的角色
经济合作组织的起源，要追溯到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GeorgeMarshall）上将在哈佛大学的那场演讲。
1945年到1947年间的欧洲可谓灾难深重，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机构和基础设施建设，欧洲此时非常需要资金援助。
1947年6月5日，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讲，随后便在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中正式宣布了援助欧洲计划，这就是马歇尔计划的出台。
1948年，该项计划被正式启动。
“欧洲复兴援助计划”的资金大多来自美国，部分来自加拿大，而受援国是否接受援助则是自愿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说明了受援国并不是被迫达成共识的，而是自愿选择使用援助的途径、自主决定投资领域的主次，在此基础上，各国建立了欧洲经合会（经合组织的前身）。
1961年，欧洲经合会发展成为经合组织，加拿大和美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这时，马歇尔计划提供的复兴基金已经全部投入使用了。
马歇尔计划留给人们一则警示：
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决策比金钱更重要。
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政府间建立密切经济合作的真正原因所在，而密切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是欧洲大陆正在进行着的事业。
钱是资本，但不是全部，关键还要看决策。
无论是全世界、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人们对“决策”一词都已耳熟能详，由此可见，有效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经合组织目前有30个成员国和组织，总部设在巴黎。
欧委会（EuropeanCommission）虽尚未成为其成员，但也是参与者。
经合组织成员都是与经合组织有工作关系的国家和经济组织，主要由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构成，其中占资金份额最多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日本。
近年来，与经合组织进行合作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便在此列。
经合组织的工作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针对具体国家的，叫“国别项目”；另一种是公众性的，叫“全球论坛”，如南美或非洲投资全球论坛等。
但是，比较而言，针对如中国、俄罗斯等具体国家的计划更有分量，我们也正致力于在此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
正如我们所承诺的那样，经合组织即将完成中国的年度经济调查报告，这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经合组织每20个月就针对每个成员国（或组织）出台一份经济调查报告，并且一些非成员国（或组织）也已被纳入其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这还是第一次。
俄罗斯、巴西、智利等国今年的调查报告目前也已完成。
二、经合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凯恩斯（JohnM.Keynes）先生如此定义大师级的经济学家：
“大师级经济学家须拥有常人难以具备的多种资质，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哲学家；须懂得符号学和修辞学；须能从一般中把握特殊、从具体中触及抽象；须知古而察今、以所见知所不见。
”这几乎包含了人类所有特质和一切社会体系的运作规律，“须果敢又不失公正，像超然怡静的艺术家，又像世故老道的政治家。
”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有谁具备这些所有的素质，大概只有凯恩斯先生做得到，不过，经合组织却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然，经合组织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艺术家，但在其日常和委员会工作中，必须具备政治家才能，需要培养大量人才，制定系统章程，并针对相关课题展开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经合组织目前拥有大约150个委员会，其成员为各国代表。
经合组织每年都会接纳约5万名新人，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环保、卫生、教育等方面，也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经济或宏观经济问题，经合组织负责其中与决策者沟通的工作。
鉴于此，我们吸纳世界各国的专家以提供智力支持，并组成秘书处。
目前，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了许多重要委员会的活动，观察员和正式成员享有同等权力，因为经合组织不采用全体一致的表决机制，因此，观察员并不意味着地位无足轻重，他们是活跃而不可缺少的力量。
经合组织的职能主要包括：
第一，进行决策规划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人员流动的可持续性发展，在提高成员国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持金融稳定，为世界经济发展助一臂之力。
第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促进成员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成员国的经济向纵深开展。
1960、1961年以来通过经济托管方式与经合组织建立联系的国家也被包括在此项服务之列。
第三，在多边、无歧视、遵守国际义务则基础上拓展国际贸易。
经合组织下属的贸易委员会作用极其重大。
中国虽然已是世贸组织成员国，但非常重视参与经合组织的活动，这是因为世贸组织没有经合组织那样的数据分析能力。
有关津贴、贸易和环境的研究实际上是经合组织在世贸组织名义下根据贸易与劳工标准完成的。
数年来，经合组织的贸易委员会一直在独立从事此项工作，世贸组织所需的分析数据大多源于此。
经合组织能够以“三角发展模式”塑造全球化：
财富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此同时，政府良好的行政管理则能在财富增长与社会稳定性和凝聚力之间维持平衡，国家政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良好的行政管理既可以有效分配利益，又可以兼顾社会公平。
比如说，一方面，一国财富的增长应当是人力资源、金融资本、新技术成果等各种资源组合的产物，企业家才能则可以将各级行政管理、商业竞争法规、税收政策、司法适用、规范的金融运作等要素组合起来；另一方面，社会稳定性和凝聚力则依赖于公平合理的再分配，以使富裕社会融为一体。
据我所知，中国政府正致力于此，经合组织也正致力于为此创造条件。
我们必须创造良好的制度体系，包括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养老金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改变就业不足和提供失业保险的实力），唯此，“三角发展模式”才能得以平衡。
如果经济增长过快，但分配却不合理，平衡就无从谈起，社会进步也就会停滞。
目前，全球经济在不断增长，但却缺乏宏观调控体系，其总体表现为暂时平衡。
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上也认为，实现全球公平分配的任务还很艰巨。
三、中国与经合组织
贸易全球化的作用之所以得到重视，中国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从经合组织的统计数字看来，过去40年间贸易全球化在推进20世纪人均GDP实际增长方面成效显著。
继“日内瓦回合”、“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之后，中国参加了“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2005年12月将在香港举行“WTO部长级会议”，这将有望达成令人满意的成果。
无疑，这些都是中国加速贸易流通、取消贸易壁垒、开放市场的结果。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开放程度，国际上通过对41个国家的统计来加以了解，并将这些发展中国家分为四类：
强内向型、中等内向型、中等外向型和强外向型。
其中，1963到1973年间的数据由世界银行提供，后两个阶段的数据是经合组织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提供的。
这些数据于1992年完成后，经合组织便开始独立统计。
除了1986至1992年这段时间外，中等内向型国家比强内向型国家经济增长要快得多。
中等外向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更是迅猛，尤其是在1963到1973年间。
1973到1985年间，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减退，但上升趋势却一直持续到1992年。
强外向型国家在每个阶段经济都突飞猛进地增长，中国入世的原因便可以由此看出。
参与国际双边贸易和投资项目的咨询活动，可以扩大开放市场，增加机遇。
1978年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之后，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被写入宪法，全部经济活动基本纳入市场。
从历史上看，邓小平的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蓝图的总设计师，他最显著的成绩是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中国要实行对外开放。
目前，以1978年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中国已由政府定价的计划经济逐渐转变为市场定价的商品经济。
10年前，中国工业品价格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部委决定的，直到1992年，中国的产品定价才从根本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到90年代后期，政府定价的产品只占全部工业品的12％，并主要集中于公共设施及能源领域，而这些领域的供求又往往不平衡，屡见不鲜的电力供电不足情况就是例证，这也是本次“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一致结论。
由市场定价的产品则主要是农业品、零售产品和工业品。
2003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济转型中扮演了主角，他们主要是将国外的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转化为中国的出口商品。
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产品是由外企生产的，出口转内销产品的销售量只占总销售量的12％。
目前，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合资营业税较低，税率约为10％，而国内企业的营业税率却高达33％。
据我所知，中国政府计划统一这两种税率，但不会定得太高，大约在24％左右（德国为19％）。
很明显，税率政策对外商投资和企业选择地点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私营企业的数目与日俱增意义重大。
从1998年到2003年间，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却在逐渐减少。
1998年，国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到2003年数目已急剧下降。
经济重心已经向私营企业和市场偏移。
1998年到2003年间，私营工业企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增长了将近两倍，其工业增加值占非农业企业增加值的57％，5年内就增长了40多个百分点，这种巨变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随着私企与外企发展而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提高效率的要求，于是，他们竞相加大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加速资金流动和人员更新，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得力的措施，使创收能力达到了国企的两倍。
在过去5年中，从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的转变使工业领域的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8％，这一动向值得注意，这也对规范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99年到2003年间，美国的商业资金总额的增幅还不到3％。
按1995年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的个人实际收入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有可观的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尤其得益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
到2006年，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将比1999年多三倍，这是个令人惊讶的数字。
从1995年到2004年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超过了个人实际收入的增长，但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地区发展相差悬殊，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服务业、建筑业等高强度劳动。
经合组织的研究项目预测，若依此发展下去，到了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是个人实际收入的三倍，这一点也引起了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关注。
尽管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远高于欠发达国家，但与中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如果按照经合组织的统计，这一差距将会更大，因为世界银行1995年的价格指数与汇率要比经合组织的指标低约5％。
从购买力平价差异来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较小，但中国应更充分地参与到国际购买力平价较量的潮流中去。
目前，购买力平价法（英文简称PPP）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国际经济比较方法，经合组织用它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GDP）。
购买力平价法与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法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购买力平价法可以计算国家间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商品的价格比。
按1995年可比价格计算，全世界的人均实际收入都在3500美元以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快，超过1500美元，低收入国家则在500美元以下。
中国的地区差别悬殊，市场繁荣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区：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综合经济圈（包括京津塘科技新干线）。
作为中国对外交流和与世界市场接轨的桥梁，三大经济区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速远高于其他地区，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全国性的。
据经合组织分析，三大经济区具有独特的优势，并且与30年前的韩国很相似：
就业机会多、从事世界贸易的能力强。
三大经济区在5年内将有望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将意味着新的开端。
2003年，通过资金的迅速积累，中国的旅游业奠定了高速发展基础，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所做的贡献超过包括日、法、意、美、德、英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
中国近几年的投资额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2004年更增至45％。
中国的储蓄利率也促进了经济发展，政府发放债券又不收利息税，所得税税率目前约为10％，这些都是中国采取的得力措施，使税收集中在住房、教育和其他附加项目上。
一般来说，进出口贸易额÷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开放度。
有趣的是，尽管因特网和日本产品被全球广泛使用，各国的这一比值并未因此降低，美国、欧洲也都不例外。
加拿大的贸易开放程度与中、德相近。
中国的经济体制与美、日明显不同，但贸易开放度却如此之高，这完全得益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中国充分发挥了其比较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从世界各地购买原材料和设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与日、韩在东亚的合作更是意义深远。
中国的对外开放表明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再来看中国的财政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历了艰难的财政困难时期。
中国政府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调节消费、增加税收，有效地改善了资金短缺情况。
中国目前的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5％，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3，这表明政府有力地改善了银行的不良运作。
美中不足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养老保险制度将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
从人口学的角度看，欧洲只有墨西哥和土耳其两国基本符合世代更替水平，即每位育龄妇女生育2.1个孩子。
毫无疑问，亚洲的人口问题必将波及日本和欧洲国家，造成人口分布恶化以及一系列严重后果。
劳动人口远少于退休人口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决定了养老金制度势必面临严峻的挑战。
世界第二大银行汇丰银行的总裁庞约翰爵士在谈到基本养老金的问题时说，如果养老金制度不完善，长寿反而会增添负担，百岁老人增多意味着基本养老金数目的增长，这会使国家预算赤字居高不下。
中国在养老金改革方面先行一步，1997年引入养老金保障个人账户制度（美国目前正在尝试），设立名义账户，为每个人的未来积蓄财富。
综上，中国的投资、贸易和财政是目前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但所有制资产比重、劳动力市场和货币政策仍与经合组织国家有差距。
中国的国有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事实证明，非公有制企业的确更加高效。
众所周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比巴西高出90％，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统计和计算的原因。
中国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生产力的比例为1∶4.5，因此，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面临压力，出现了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人群必然会另寻出路，因此，农民工们会不怕路途遥远，背井离乡来到北京，度过一生中近1/3的时间。
中国政府对此已经有了足够重视，目前，这方面的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经合组织建议中国有效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这有助于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热潮，而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因素。
评价一国的货币政策主要看其通胀率。
中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稳定的市场环境，以应对价格竞争。
经济稳定、通胀率低会使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受益，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因为这有助于判断基本价格信息以及市场的真实需求。
在通货膨胀（尤其是短期通胀）情况下，利润或投资信息往往产生误导。
过去10年间，经合组织国家在制定法规和治理通胀方面取得了成绩，但在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年通胀率曾为12％，通胀标准偏差约为1.5。
加拿大中央银行通过严格管理，使这种趋势得以控制。
中国的情况却与此不同。
在过去12年中，中国的通胀标准偏差已升至3，因此，汇率浮动应引起密切关注。
通胀政策往往引起副作用，比如，在过去的9年中，中央银行不断调整利率，结果引起了市场价格的波动。
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的，市场价格不可能在利率变动的情况下僵化不动。
成功的货币政策与稳定的物价水平密不可分，中国的货币政策亟待改革。
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灵活的税率辅以稳定的汇率，这是经合组织的建议，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动也是当前宏观经济领域的一个课题。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需要促进城市化改革、调整货币政策。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已经与经和组织共同致力于解决它们。
依我看，中国当务之急是加快城市化进程。
中国的城市面积占全国面积的比例较小，城市化水平比其他国家低，城市的地区保护主义也不利于外来流动人口，从有关分析数据看，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处境艰难。
近年来，北京市修改了暂住人口（居民）福利政策、改善了外来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保障，这些都有利于改变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成见，推进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这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有关专家已经意识到：
合理扩大城市规模会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收益，中国目前的城市规模尚有很大发展空间。
要成为国际化城市，除了一定数量的人口外，还要转换思维视角，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和教育水平都有待提高，否则，没有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只会增加就业压力。
这就要求税收政策制定尽量要保证农村贫困地区的缴税额低于相对富裕的城市，以此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
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平均盈利水平有所增长，但增幅不大。
2000年到2003年间只增长了两个百分点。
据经济学家统计，中国2/3的国企资产收益率低于5％，年亏损率却已达5％。
在资金利用率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如果收益率达不到5％，就基本没有盈利。
最不利的是，国企不良资产占全国总不良资产的40％，并且有15％的国企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国企要走出困境，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国有服务业运行也不理想。
这可能与服务业很少参与国际竞争有关，国有服务业的运作不但没有改善，而且在任何方面都不能与其他产业相比。
国有服务业在国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其中银行服务质量最差，这会影响其他产业的运营。
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始于1999年亚洲金融风暴，从此之后，银行减少了对私营企业贷款的限制，但还有些不完善的地方。
2003年，中国开始了新一轮金融改革，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财务重组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他们还与境外银行开展业务合作，目前发展良好，这为国内各类银行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
银行清算给政府带来一些影响，但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得到控制。
经济增长与资本流动密不可分。
中国的中央银行利率很少变动，经济增长过快时则发挥央行监管职能，减少信贷配给。
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为抑制经济过热的势头，放慢了信贷速度，实施信贷配给，这虽不是运用利率杠杆调节市场的典型，却也是在信贷方面的一大进步。
利率高可以确保高品质公司获得贷款，但这也会带来问题，其中之一便是贪污腐败问题，当然，这在市场条件下是难以根除的。
所以，中国的企业贷款不应仅仅局限于银行信贷，应当大力推进资金市场化，尤其是发展信贷市场化。
在重视银行业的同时，更要完善金融服务和金融市场，这也是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议题之一。
但是，由此又会带来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货币政策的中立，这涉及到货币流动性和“货币冲销干预”。
从2004年的统计数字看，中国有丰富的美元外汇储备，为促进国家投资、增加美元储备、维持既定汇率，央行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变动回收必要数量的基础货币，以缓和外汇市场对国内货币流动性的影响，即所谓的“货币冲销干预”，然而，要实现对美元的稳定汇率，维持稳定的货币政策实非易事。
有关专家曾就“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进行讨论，但经合组织国家与中国的问题不同，因为中国不存在汇率和经济过热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一国通常会实施汇率升值的政策，但这样容易导致通胀率提高。
目前，人民币有升值的可能，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之一是降低国内对外资的吸引力。
在过去3年中，央行为保证引进外资，坚持人民币汇率不变，引进外资额达四千亿人民币，并将这些资金以人民币或其他货币兑换成美元，然后转为外汇储备。
但是，长此以往此举将助长经济过热势头。
此外，货币冲销机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央行以对外发行外币债券的形式吸引外资，由此带来的利息由国家担负。
这些存款大多投入国内市场或出口领域，从而有利于提高货币流动性，而央行又可以用提高利率的方式限制经济过热势头，这也有利于引进更多外资，因为经合组织国家的利率都非常低，发行外币债券的高利率对外企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正是经合组织的专家在汇率变动的灵活度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原因所在。
最近，经合组织放弃单一美元货币政策，转而执行一揽子货币政策，目的就在于防止单一货币汇率变动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曾为此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Mundell）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进行探讨，他们认为一揽子货币政策风险很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约有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这会使农业人口边缘化。
这是因为：
首先，人民币的升值必然会激发以人民币雇用国外劳动力和购买进口食品的热潮，从而损害中国国内生产者的利益；其次，美元近年来不断贬值，许多经济学家对此表示忧虑。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4600亿美元，在中央银行继续实施货币冲销政策的同时，美元的任何变动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冲击。
中国的货币政策已引起了包括媒体在内的各方关注，中国政府也正在研究对策，但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蒙代尔提出，一国的外交政策应当与其金融政策相适应，因此，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又是一名优秀的外交家。
以上我谈到了私营企业运作顺利、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将促进经济增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要求采取配套措施，国有企业前景不容乐观以及创造稳定的物价环境。
希望经合组织的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四、经合组织与中国的在研合作项目
经合组织和中国的合作项目旨在便利中国融入多边经济体系；便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中遇到的问题；更便于世界了解中国。
合作的原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平等互利。
“国别项目”即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中国政府官员与经合组织国家举行同级官员会谈。
经合组织秘书处目前有5万名代表，分布在经合组织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他们定期召开有关区域经济前景和具体操作技术方面的研讨会，还在北京举行不定期培训班。
中国与经合组织秘书处之间经常磋商，并常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经合组织关于投资、科技、教育等议题的区域性会谈。
目前，中国参与了经合组织合作的一些附加项目，这包括：
关于船舶制造及钢铁废弃物问题、“软着陆”金融政策的发展方向以及预防恐怖主义活动的策略等。
中国从1995年开始加入经合组织的合作项目，2001年加入经合组织科学与技术政策委员会，研究国内政策在入世后将面临的挑战。
2002年，“第二届全球投资论坛”在上海举行，会上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
2004年，中国加入了经合组织货币事务委员会。
中国积极参与经合组织的活动意义深远，因为当今世界任何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国。
世贸组织研究表明，中国应当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整合国内劳动力市场、提高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效率、制定全面协调有序的经济政策。
中国2005年的经济工作重点应当放在不断提高政府的宏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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