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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著作

2001的科研成果概览

2001年出版著作

刘锡良：

《货币政策的新特点》（合著），2001年1月。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2月

《中国金融理论前沿Ⅱ：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争议与评价》（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

陈野华：

《西方货币金融学说的新发展》（合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何泽荣：

《中国外汇管理》（合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殷孟波：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冯用富：

《汇率制度：

中国金融是一种开放中的选择》，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吕火明：

《农业技术经济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刘崇仪：

《国际投资学》（教材），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卓志：

《人寿保险经济分析引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3月。

《寿险精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获奖成果：

刘锡良：

《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合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陈野华：

研究报告“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规范化问题研究”（合著）获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优秀科研项目二等奖。

冯用富：

“外国危机冲击与东南亚金融危机”，《财经科学》，获四川省教育厅二等奖。

姜凌：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南北经济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

2001年发表论文：

曾康霖：

“略论经济学研究的几次革命”，《经济研究参考》，2001年2期。

“静观波澜——对兴办中国民营银行的一些看法”，《经济学消息报》

2001年3月2日。

“关注当代经济学研究的风景线——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评价”，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4期。

“当代金融业的定位与发展”，《金融理论与实践》，2001年5期。

“论失业与通胀的互换与治理”，《金融研究》，2001年5期。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家》，2001年5期。

“利率的调控作用有多大？

”，《金融时报》，2001年6月23日。

“论金融理论的创新”，《金融理论与实践》，2001年6期。

“关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修改”，《华南金融研究》，2001年6期。

“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及效应分析”，《财政经济》，2001年7期。

“新形势下农业银行的发展战略”，《金融理论与实践》，2001年9期。

“我国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金融研究》，2001年10期。

“简论金融中介学说的发展轨迹”，《经济学动态》，2001年11期。

“加入WTO的自我审视”，《中国货币市场》，2001年11月。

刘锡良：

“金融科学衍生工具的演变”，《金融时报》，2001年3月10日。

“金融衍生工具之二：

互换”《金融时报》，2001年3月24日。

“论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根源”，《金融研究》，2001年10期。

邓乐平：

“有关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几个问题的探索”，《财贸经济》，2001年8期。

“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理论与经验的考察”，《金融研究》，2001年9期。

“收益与风险”，《金融时报》，2001年12日。

陈野华：

“非银行金融机构重整制度研究”，《金融研究》，2001年4期。

何泽荣：

“西部大开发中银行的困境与出路”，《西部大开发与农业银行发展战略》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8期。

“金融管理学与自然科学有机结合的成功探索”，《现代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殷孟波：

“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财经科学》，2001年1期。

“西部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财经科学》，2001年3期。

“从区域经济发展看区域金融的政策选择”，《西南金融》，2001年5期。

倪克勤：

“加入WTO后我国货币市场发展研究”，《财经科学》，2001年3期。

“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西南金融》，2001年5月。

冯用富：

“目标汇率区：

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汇率制度的选择”，《财贸经济》，

2001年1期。

“浮动汇率制的缺陷及其对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启示”，《世界经济》，

2001年3期。

“交易商制度与中国二板市场”，《经济研究》，2001年7期。

邹宏元：

“转型过程中汇率制度的演变的原因”，《中国外汇管理》，2001年11期。

高晋康：

“风险控制：

证券法律制度功能分析”（合著），《金融研究》，2001年5期。

刘崇仪：

“试论美国‘新经济’发展模式”，《财经科学》，2001年2期。

卓志：

“西部大开发的保险支持问题”，《财经科学》，2001年1期。

“我国人寿保险需求的实证分析”，《保险研究》，2001年5期。

“保险监管的政治经济理论及其启示”，《金融研究》，2001年5期。

姜凌：

“试析‘新经济’与我国西部经济大开发”，《西部开放热点问题探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张合金：

“我国政策性银行的经营风险及其防范研究”（合著），《财经研究》，2001年5期。

“略论财经院校教师教学与科研的结合”，《金融教学与研究》，

2001年6期。

“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研究”，《当代财经》，

2001年12期。

白钦先：

“百年来的全球金融业并购：

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体现

（一）”（合著），《上海金融》，2001年7期。

“百年来的全球金融业并购：

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体现

（二）”（合著），《上海金融》，2001年8期。

杨大楷：

“机构投资者与国债市场改革”，《证券市场》，2001年4期。

2001年研究报告

刘崇仪：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

吕火明：

《农村金融体系研究》

杨大楷：

《深化国债金融改革与培养机构投资者问题研究》

陈野华：

《加入WTO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重整制度研究》（课题组）

邓乐平：

《中国高科技创业投资基金管理问题研究》

邹宏元：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对策研究》

倪克勤：

《加入WTO后中国的货币市场发展问题研究》

姜凌：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创新研究》

中国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高级研讨会观点综述

2001年9月15日至16日，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高级研讨会”在贵州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实务界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代表围绕“我国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下是观点综述：

创业板的作用及风险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王松奇研究员认为，中国创业投资体系设计应以二板市场为核心环节。

首先，二板市场为创业投资体系、创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开的价值平台，能在全社会起到公示效应，该效应能对全社会的储蓄投资流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尽管能够上市的创业投资公司在整个上市公司中比重偏低，但影响巨大。

而且对于任何一个市场来说，退出是进入的前提，尤其创业资本是以整体撤出、股权一次性转让为盈利实现方式的。

其次，创业资本是新经济的孵化器。

世界各国的资料已经证明，创业资本有三大好处：

改善一国工业基础；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就业。

在谈到创业板风险问题时，他认为创业板风险主要是个别风险，系统风险不是很大，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间接金融领域，而非资本市场。

他还认为，强调创业板退市企业多的说法混淆了个别风险与系统风险的区别。

一个市场只有通过不断退市，达到市场净化，才能使其运行质量更高，这本身就是系统性风险降低的表现。

中国的主板市场如果一个不退市或退市企业很少，其蕴藏的系统风险最大。

高科技与风险投资、创业板市场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邓乐平研究员指出，长期以来，把高科技与风险投资、创业市场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惯性思维，其实三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上海智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温思渝总经理也对将风险投资与投资高科技混为一谈发表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作为投资者而言，真正要投资的是具有高附加值，高市场增长率的概念，而非单纯的高科技项目。

针对这个问题，厦门大学财金系张亦春教授指出，二板市场、科技板市场、风险投资市场、创业板市场这四个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他主张称为创业板市场。

原因在于：

如果称为二板市场，表明其从属于主板市场，二板的门槛较低，企业可较容易地进入二板市场培育，为进入主板市场做准备，这样，二板市场作为与主板市场密切联系的一个体系，主板的许多缺陷，如上市公司包装作假等问题必然会传染到二板市场，而且主板市场中的国家股、法人股不全流通，二板市场全流通，许多关系无法理顺。

他也不赞成科技板的提法，认为首先这一概念的范围很窄，事实上很多非高科技企业的中小企业成长性很好，有市场，缺资金，需要到创业板市场融资，促进其发展；第二个理由在于主板市场中有一大批国有企业是高科技板块，再搞科技板本身就是一种重复，界定也不清楚。

最后，他指出风险投资市场提法的不妥之处在于，有投资就有风险，高风险就有高收益。

他认为，创业板市场的定位一是为非公有经济、有成长性、有市场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安排；二是通过争取在创业板上市这一过程，经过券商辅导、股份制规划、内部改造等，使这些企业从不规范走向规范，走向现代企业制度，为在主板市场上市做准备。

在风险投资的退出问题上，贵州证管办主任高勇认为应多渠道地解决风险资本的退出问题。

当前，至少有5种退出方式：

公开上市IPO；兼并；二次出售；管理层回购；破产清算。

他强调目前应更多地关注IPO这种公开上市方式，但同时也要看到风险资本并非都能全身而退。

风险投资中的产权关系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明晰的产权关系是发展风险投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温思渝总经理认为，风险投资在本质上就是把资金投向对未来判断不明、风险会很大的投资项目，这正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多样化而产生的，因此要发展风险投资，必须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和高度清晰的产权关系。

温总经理指出，在实际运作中最令投资家感到困惑的是投资者与科技成果拥有者的关系界定。

现实中，投资者一旦投入资金，其实就承担了风险投资的所有风险，而科技成果拥有者却在零风险的基础上开始工作。

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中，除了项目本身的风险以外，还包括由于产权关系界定方面的真空地带所导致的道德风险。

合作过程中，投资者可能会面临“快下蛋的鸡飞了”这一潜在的道德风险，而且目前尚无法律法规法能消除。

道德风险的成本是不可预测的，对风险投资的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力。

由于存在于科技研发者头脑中的技术成果无法用现实中的法律手段进行约束，投资者与科技研发者自合作之初就面临着无法规避道德风险的尴尬，用温总经理的话来说，“投资者的最后底线只有寄希望于合作者的人格品质”。

其实，投资者和科技研发者的关系在国外有一整套细化的财务、法律、税收的制度约束，是明晰的，在此基础上的有限合伙制为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的。

我国由于法律不健全、产权不明晰，这样，一些专家学者所提出的在风险投资中实现有限合伙制在现实状况下显得步履维艰。

政府与企业：

谁是主导？

——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职能定位

贵州证管办高勇主任指出，政府的过度干预是风险投资发展的隐性风险之一。

他认为政府应该支持风险资本的投资与成长，但过多的干预将不利于风险投资的开放性、公平性以及标准化发展。

应当鼓励民间资本建立风险投资公司，并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吸收私人资本，而不是让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温思渝总经理认为，风险投资有一个风险的承担者和利益的承受者，在公有制之下，不可能有这种对等机制。

公有制等于职位所有制、部门所有制、地方所有制，这就是所谓的所有权虚化、所有权空置，因此在政府主导下搞风险投资，产权关系不清晰，难以有所成效。

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曹龙骐教授谈到，目前深圳政府领导的风险投资公司运作要受政府意向的影响，出于利益追求，资金投向不一定是中小企业，而是中小企业中“马上就要下蛋的鸡”，看哪个企业马上就要赚钱了，就把钱投向哪里，风险投资恰恰是避开了风险。

西南财经大学倪克勤教授也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做市场，市场必须由企业来做，风险由企业来承担。

政府的钱是纳税人的钱，赔或赚都不符合市场规律，应对政府的行为进行限制，不应该从市场中谋利。

西南财经大学纪尽善教授则认为，发展风险投资的关键不在企业而在于政府，政府应通过立法，逐步加大对高风险、高科技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大力扶持风险投资的企业主体。

他建议政府尽快出台有关风险投资资金运用和管理的法律法规，规范风险投资的运作行为；设立国家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增加风险投资规模，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活动；规范发展，敞开市场，为迅速成长中的高科技风险企业进一步扩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创业板的推出——先规范还是先发展

这个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

大多数与会专家认为，应尽早推出创业板，创业板体系应在发展中求规范，而非停下发展等规范。

西南财经大学纪尽善教授指出，尽快建立二板市场，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企业发展的要求，更是资本市场自身发展的要求。

主板市场解决主板的问题，二板市场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问题，因此不能等一板市场规范后再搞二板市场。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天德教授认为，风险投资本身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冒险性，以转手来获取丰厚的利润，如果等各种法律法规、市场环境都规范好了才推出创业板，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应该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一边摸索一边规范。

他认为，主板市场出现各种各样的违纪行为和造假现象，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资本市场太不发达，融资渠道太狭窄，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多种融资渠道来解决。

温思渝总经理指出，对待市场经济中的新生事物，不能连规范的对象都不清楚就片面强调规范。

西南财经大学冯用富副教授认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与创业板市场满足了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持续性融资要求有直接关系。

如果全盘照搬美国这个完全规范的市场，让信息完全对称，由于二板市场所对应的一板市场不规范，存在暴利，二板市场的资金会迅速流走，规范的二板市场势必很难有发展的空间；如果这是一个不规范的、中国式的二板市场，一开始就存在泡沫，那么我们又需要在发展中规范，这是一个规范与发展的两难选择。

湖南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杨胜刚教授侧重谈到创业板设立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在规范中求发展。

他认为，第一，创业板市场不应过多背上国企沉重的老包袱，应该走英美法系的路，坚持“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避免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利益磨擦。

第二，为了保持创业板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应该由中国证监会通过类似的资格审查，选举一些独立董事，向上市公司推荐，然后由股东根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资历、背景、学历结构选举产生。

第三，可以通过专门为独立董事投保，或设立事务所，加强行业自律，确保独立董事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承担。

风险投资中的法律问题

法律环节也是与会代表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高勇主任认为，滞后的立法与模糊的政策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又一隐患。

目前风险投资领域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现有的《公司法》在许多方面与风险投资存在抵触，已经出台的政策也缺乏明晰的法律约束。

这将可能使得风险投资，尤其是国外的风险投资“望而却步”。

温思渝总经理指出，法律的完善有赖于风险投资的理论、思想，尤其是立法者的思想达到应有的水平。

他列举了目前法律方面的两个症结：

一没有制定的，二没法制定的，其中尤以后者更为严重。

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与发展

对外经贸大学邱兆祥教授就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缓慢、科技成果转化形式和要求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原因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高科技项目储备不足，我国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和研究始终落在欧美国家之后，起步低、发展慢、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产品生命周期短。

由于缺乏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支撑，我国风险投资显得基础不牢。

2、资本市场不完善。

3、人才缺乏。

风险投资是跨越高科技和金融两大领域的特殊金融活动，涉及评估、投资、管理、审计以及高新技术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实践性强。

目前国内风险投资还处于学术论坛和理论研究的层次，泛泛而谈者多，而真正具有现代风险投资理念与素质的风险投资家则少之又少。

4、客观经济环境的制约。

邱教授认为，发展风险投资应充分发挥国际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建立和拓宽撤出通道，实现风险投资的良性循环；培育风险投资主体，完善中介服务体系。

曹龙骐教授谈到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发展风险投资要重视制度的建立和创新。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十分重要，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技术创新引起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又推动技术创新。

关于风险投资——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康霖教授指出，上述讨论的问题有一个前提------中国现在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

如果不是市场经济，以国有经济为主能否建成市场经济？

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所有的讨论都是纸上谈兵。

他针对风险投资提出了几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发展高科技、风险投资、二板市场三者是什么关系，能否等同？

如果允许风险投资，中国当前风险的承受者是谁，有没有风险承受力？

曾教授认为，考虑风险承受力时，有两个问题不能忽视：

其一，人们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其二，人们的金融观念与风险意识。

曾教授还深入讨论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中国资本市场能否得到健康发展”这一论题。

他提出了几点个不容乐观的意见：

1、政企不分没解决，中国资本市场能否健康发展；2、股份公司取信于民的信用支撑何在；3、究竟现在产权边界是否清楚；4、国有股上市是不是市场经济的选择；5、股份公司上市究竟对谁负责，对老百姓还是政府。

他强调学术界、理论界都要做到“与事俱进”。

最后，西南财经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黄达教授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

他指出，资本市场的客观发展势不可挡，阻碍也必然存在。

他认为一板市场不太具备分散、推迟、延缓、消化类似创业板风险的职能，还是应该以传统产业为主。

对主板市场的问题要规范，风险投资也要在规范中发展。

对业已形成的东西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提供退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