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罪犯假释制度新动向检测多套评估量表的工具和途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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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罪犯假释制度新动向检测多套评估量表的工具和途径

日本罪犯假释制度新动向检测多套评估量表的工具和途径

鲁兰

一、我国当前监狱申报罪犯假释工作的现状

课题组对上海市监狱管理局、青浦监狱、新收犯监狱；河南省信阳监狱；云南省小龙潭监狱第三、第四分监狱；内蒙古自治区监狱局、第二、第四监狱；保安沼监狱、乌塔齐监狱；西藏自治区监狱局及自治区监狱等单位开展了假释问题专题调研，结合日本罪犯假释制度的新动向，提出以下思考建议，仅供参考。

（一）政策、法律规定导致假释适用降低

2014年中政委5号文针对“职务犯罪、涉黑、金融犯罪等三类人”，要求严格控制其减刑假释；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适用限制假释的罪犯群体，即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自此，各省（区市）监狱管理局申报的假释人数大幅度下降，个别地区甚至“限制、从严”到没有再办理过假释的程度。

行刑实践证明，假释制度是附条件地让罪犯在社会上受到监管、教育和帮扶，实现从监禁到非监禁的有益过度，更加有利于罪犯的再社会化。

2003年7月，我国开始试行“社区矫正制度”，当年全国监狱的假释率约为2%至2.5%。

鉴于监狱减刑制度的局限性及一系列弊端，通过社区矫正逐步扩大假释适用，成为试点改革的目标之一。

然而，14年过去了，目前全国监狱的平均假释率甚至不及当年，这不仅和国际社会假释制度现状差异甚远，一定程度上，也背离了我国刑罚执行改革的发展目标。

（二）欠缺“没有再犯最危险”的判断手段

根据最高法院和《刑法修正案（八）》规定：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是办理假释案件的重要要件。

然而，刑罚执行实践中，要求基层监狱干警针对即将假释的罪犯，做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判定，是非常困难的。

通常，基层监狱干警都是根据该罪犯的原判罪名、性质、危害程度、心理健康及人格状况，结合服刑期间的认罪悔罪态度以及现实表现、罪犯假释后的监管条件和生活出路等因素综合考虑，做出一个基本的定性判断。

同时，运用一些心理学量表加以辅助判断（另有一些研发、运用危险性评估量表的省局、监狱）。

但是，这个基本的判断，却难以准确到得出“没有再犯罪危险”结论的程度。

因此，广大基层监狱罪犯假释评估面临的困难：

一是缺乏科学的评估工具；二是缺乏对再犯罪危险量表合格性的鉴别，即便在运用一些评估工具（国外的、国内研发的），却不知道如何对量表进行鉴别，从而也就不知道再犯罪危险评估的结论是否准确。

致使一些基层干警有很大的畏难情绪，个别的干警甚至不敢在监区假释评议会议的记录上签字。

国外在该量表评估方面的长期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就。

正如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翟中东博士所指出：

“经过近百年的不断研究,再犯罪危险评估工具已经发展出4代产品。

刑法修正案（八）将"没有再犯罪危险"规定为假释适用的重要要件。

促使我国假释工作迎来了使用再犯罪危险评估工具的新时代。

目前,伯杰斯的再犯罪危险评估量表、欧林的再犯罪危险评估量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再犯罪危险评估量表,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量表。

”

当前，我国监狱刑罚执行工作，尤其是罪犯假释申报工作迫切需要合格的再犯危险性评估量表，在既往依赖定性评估的基础上，逐步拓展定量评估手段。

二、日本监狱罪犯假释适用、评估工具的概况

日本行刑中的假释适用程序与行刑分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服刑罪犯进入监以后，须接受一次有关自身情况的（犯罪动机、家庭环境、心理状况、社会情感）详尽的“分类调查”。

罪犯分类的功能也是多样的，首先是关押分类，通过对罪犯的危险性评估，确定关押监狱的戒备等级。

其次矫正分类（需求评估），即根据“RNR”（风险、需求、响应）原则，依据对罪犯危险性的评估，确定狱内处遇级别。

日本罪犯分类所制作资料中的有关个人情况，除了送到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以及保护观察所之外，还有送给承担其环境调整的“保护司”（法务大臣任命的专职社工）。

也就是说，每一名入监罪犯的各类情况，不仅监狱掌握，社区矫正机构也掌握，同时分派为罪犯假释后做“环境调整”的保护司。

（一）通过评估量表定量分析、识别罪犯

通过量表评估，是科学认识和识别罪犯的有效工具之一。

日本对于犯罪人（嫌疑人、少年虞犯）智能、性格态度以及再犯风险等的评估非常细致全面。

主要的测评量表包括：

“新田中B式智能检查”工具；测性格态度适用的主要是“1.法务省人格目录（MJPI）、2.法务省式文章完成法（MJSCT）”、3.法务省式态度检查（MJAT）工具；测驾驶适应性所适用的主要是“法务省驾驶态度检查（MJDAT）”，其中，作为性格测试的工具非常繁多复杂，包括21个子项目。

值得强调的是，诸多评估工具并非服刑罪犯专用量表。

综合参考评估工具，还包括明尼苏达多从人格目录（MMPI）；GY性格检查；显在性不安检查（MSA）；绘画统觉检查（TAT）;幼儿、儿童统觉检查（CAT）;绘画欲望不满测试、精神检查；一般职业适应性检查、箱根疗法；亲子关系诊断检查等等。

当前，日本运用的国外再犯危险性评估工具包括：

加拿大的HCR20、LSI-R、Static99；新加坡的SPSRS；英国的AssetPlus;美国的COMPAS、CSRA。

（二）罪犯假释要件、环境调整

日本法定假释制度（形式要件）是，有期徒刑经过刑期的三分之一、无期徒刑经十年（参照少年法的特别规定）。

罪犯假释的实质要件是，有悔悟、改善更生的意愿；没有再犯罪的可能性（我国“没有再犯罪危险”）；适合在社会上实行保护观察；该假释能够被社会情感所接受。

虽然日本监禁罪犯假释的决定权，是由地方更生保护委员会行使，但假释程序中的所谓环境调整，则是由保护司来调查协调服刑者预定的出所归住地，对于罪犯复归社会更生是否适当，以及确认是否有适当的接纳者，家族的情况，犯罪所体现的社会情感，罪犯在行刑设施中的日常表现，假释后的生活计划等，是更生保护委员行使假释权的重要参考资料。

地方更生委员会接受申请后，根据分类调查报告和环境调整报告进行审理，并指派保护观察官与本人面谈或者以信函方式联系，以决定是否同意假释（罪犯本人有权放弃假释）。

（三）监禁罪犯适用假释概况沿革

日本的假释率在昭和24年（1949年）时，达到最高峰大约80%。

1950年、1951年均超过70%，其后大约在60%左右。

最低的时候是昭和57年（1982年），假释率大约为51%。

平成7年（1995年），日本对当年从刑务所释放（刑满、假释）的21371人进行调查，至平成12年（2000年）再进刑务所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论是：

在这6年之间，刑满释放后再进监狱的为60%，而被假释的人再进监狱的为40%。

自平成17年（2005年）开始，假释率连续6年下降，平成年23年（2011年）再次开始上升。

平成年27年（2015年）的假释率高达57.7%。

日本刑事设施设计收押定员89807人，根据平成27年（2015年）底的统计，实际收押58497人，其中已决犯51906人，未决犯6591人。

（四）近年来防止再犯罪新措施

2012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防止再犯综合对策”，提出“创造‘世界最安全的的日本’战略”，提出“不再犯、不让其再犯”的宣言；制定“防止药物依赖者、高龄犯罪者再犯的紧急对策”；各矫正管区（全国有八大矫正管区）、实施确保“出狱者2年因内不再返回刑务所（监狱）”的目标。

日本府中监狱（日本最大的监狱，押犯3000人左右）根据法务省矫正局的指示，2012开始推进“服刑者用一般危险性评估工具”的研发。

该评估工具是以出狱后2年再犯罪的群体为样本研制的，不仅用于危险性评估，也运用于处于调查和改善指导。

是为贯彻内阁会议精神所要求的“针对罪犯的特性，进行有针对性地矫正指导”而研发的。

研发宗旨是：

简单、方便、易行，不因为矫正职员是否具有心理学专门知识而导致结果有所不同。

2014年日本犯罪刑罚执行概况。

当年监狱新增2.2万人；刑满释放1.1万人；假释1.4万人；保护观察（广义社区矫正）4.0万人；少年院0.3万人。

2016年6月1日开始，实施“部分刑期”缓期执行制度。

日本刑事判决在宣告3年以下徒刑或禁锢刑时，可以宣告“刑的部分刑期暂缓执行”。

也就是说，将执行刑期划分为“缓期执行部分”和“实刑执行部分”两类。

目的是进一步扩大缓刑的适用，使判刑不符合缓刑的罪犯，实际服刑一段时间之后，再执行缓刑。

主要对象是药物依赖者、性犯罪者等，和假释适用的区别是，罪犯在社会上接受监管的时间比假释更长。

三、促进我国监狱系统罪犯评估量表的研发

针对如何扩大我国监禁罪犯假释率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较多主张从“法律规定难以把握”、“我国特色的减刑制度”、“完善假释责任追究制度”、“加快评估量表的研制”等方面去改进，这样的思路，即便有一定的道理，却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不能够仅仅指望于修改法律、调整刑事政策。

如今，最需要的是定量识别罪犯（再犯危险性的高低）。

唯有将目光聚集在促进量表质量的提升、如何从数套量表中识别出最为优质的量表，才是解决假释率低下的关键所在。

当然，该视角所提供的思路，需要新型的工具支持。

若不解决评估工具的质量问题（信度、效度），看似基层监狱在使用评估量表（不少监狱甚至使用了10年以上），但是所使用的量表究竟有没有预测性，却不得而知。

（一）“狱内危险”和“再犯风险”评估量表

近年来，部分监狱局、监狱或者监狱与院校合作研发罪犯危险（暴力、脱逃、自杀及再犯罪）等评估量表，实现了零的突破、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据课题组调研了解，北京市监狱局探索的罪犯假释评估方法，为罪犯假释条件的认定，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江西赣州监狱在中警院翟中东博士的指导下，共同开发了“狱内危险性评估系统”，2016年初开始在江西全局各监狱推广使用。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开发《罪犯心理认知行为量表》，2012年开发《罪犯需求评估表》。

浙江省司法警官学院“罪犯自评”和“干警他评”量表系统，2016年在浙江省各个监狱推广实施。

上海市青浦监狱研制“罪犯风险评估系统”以及“罪犯矫正需求量表”；上海南汇监狱的“罪犯自杀风险评估量表”等，正在深入研究、推广。

四川省川北监狱研发的“MCD罪犯危险性评估系统”，其量表对维度、因子的完善，以及信息化运用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上述可贵的尝试和有益的贡献，可谓万里长征迈开的第一步。

如何提高、确保我国监狱系统罪犯评估量表的“预测能力”及“预测的准确性”，则需要再上台阶。

（二）高效检测多套量表的工具及途径

那么，有了量表，如何确保评估量表的质量（测得准不准），既是基层监狱干警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各位量表开发者不断追求的目标。

“罪犯动态风险评估智能平台”的功能之一，就是能够方便地促进评估量表随时测算（SPSS软件）其“信度”“效度”，及时修改调整。

最具特色的，是能够在同一套软件系统内，鉴别不同的评估量表的质量。

“罪犯动态风险评估智能平台（以下简称‘智能平台’）”是由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上海市青浦监狱及北京恒久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发，2015年3月，获得国家版权局计算机中心登记，拥有著作权。

该“智能平台”除了进行评估管理的各项能共之外，还拥有以下重要功能：

1.同一软件系统内，同时比较不同量表的质量高低。

鉴于目前我国监狱系统研制的各类评估工具仍在完善之中，各个量表的成熟、完善状况不尽相同。

因此，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同一系统（确保评估量表适用环境）内，以方便、快捷的方法，检测出各套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以便准确地向各基层监狱推荐合格的量表，即信度和效度达标的量表。

操作方法之一，将监狱领域现有的六、七套评估量表，分别内置于“评估智能平台”软件系统内，在北京市选一所监狱，针对相同的100名罪犯，分别试用各个不同的量表进行评估。

便会直接得出六、七套结论，即每一套量表都会得出所测100名罪犯中，哪些罪犯危险性高或低的结论。

然后，分别从“智能平台”中“导出”六套评估原始数据，再将这些数据“导入”国际通用的“SPSS统计软件”，分别验证其信度和效度的高低值。

操作方法之二，如果考虑到试点监狱的评估员（干警）不熟悉量表，既可以由量表开发人员亲自进行评估，也可以分配不同的（资质高低、业务能力、工作经验）干警进行交叉评估，以有利于公正鉴别量表的优劣。

2.最妥善地保存各个量表评估的原始数据，方便对比分析。

目前，六、七套量表都在各个开发地、已制作成不同信息化程度的网络版量表，在当地的监狱内运行。

若要将甲省（区市）的量表，在乙省（区市）信息化不仅费用高，两套量表在同一软件系统中如何运用，数据如何保存，都是不可回避的难题。

实践中，各监狱使用多种量表的情形，都是分别使用，再根据各个量表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分析，这样的综合结论已经融进诸多人为因素，对量表自身的完善是致命的弊端。

该方法无法实现鉴别哪套量表“测得更准”。

或许有人会说，若用纸质量表，也能够分别测评100名罪犯。

但是六、七套原始数据便只能够在单机电脑中运算，不能再同一个软件系统内进行比较。

根本得不出那一套量表更加优质的结论，再加上不仅数据不易保存、容易丢失，而且人工录入原始数据到SPSS统计软件时，操作误差会扩大量表自身的瑕疵。

或许还有人会说，不妨将六、七套量表放到其中一个研发单位，同样也进行集中检测。

但是，原有的信息化系统，并没有容纳其他量表的空间和功能，唯一的方法是在该单位再重新研发一套信息化系统。

然而“智能评估”所拥有的功能，能够一并解决上述难题。

3.“罪犯动态风险评估智能平台”，是验证、鉴别多套评估量表质量的最佳助手，可谓“工具的工具”。

在运用“智能平台”这种信息化工具，高效检测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的基础上，给基层监狱推荐合格的、有较高预测能力的量表，就是对监狱假释认定工作的最大支持，就是为基层监狱解决实际难题的最佳途径。

国外的罪犯评估量表研制，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历程。

而我国量表研制仅十余年左右，因此，即便出现检测的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数据不达标，也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够开发出更加优质的量表。

只要坚持定性和定量评估相结合、量表评估和日常表现相结的综合认定原则，势必有力地推动我国罪犯评估量表的开发进程，有利地促进我国监狱罪犯假释条件的科学判定。

（本文因篇幅所限，编辑过程中删除所有脚注和尾注。

）

（作者简介：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