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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
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研究
章宏伟
2013-2-289:
53:
19 来源：
《辽宁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本文以清宫档案、诗文资料，以及现存清代刻书实物为基础，系统梳理曹寅承刻钦颁《全唐诗》的活动，澄清了长期以来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提出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的经费不是来自两淮“盐羡”；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交给曹寅，与以前实行的博学鸿儒政策异曲同工，同时也是主子提携奴才的一个重要手段。
【关键词】曹寅扬州诗局《全唐诗》
曹寅与武英殿修书处共同创造了清代中央官刻书的繁荣，是清代出版印刷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课题，曹寅承刻钦颁《全唐诗》是其比较重要的一项活动。
从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的金埴《不下带编》对曹寅刻书活动的记述[1]，到民国陶湘《清代殿版书目》对扬州诗局刻书的情有独钟[2]，之后谈版本、出版印刷史的论著都在说曹寅刻书，但真正研究曹寅刻书的并不多。
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是第一篇全面考察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的论文，挖掘第一手文献，论从史出，堪为典范[3]。
谢国桢《从清武英殿谈到扬州诗局刻书》介绍金埴“康版”之说，并对金埴推崇曹寅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说明，认为曹寅是康熙朝开精写精刻之风的代表人物[4]。
潘天祯《扬州诗局杂考》对曹寅在扬州奉旨刻书、楝亭藏本的刊刻、殿本与扬州诗局刻书、以及“康版”问题等，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辨析，时有灼见[5]；李致忠《清代刻书考述》[6]、卢秀菊《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7]、韩文宁《曹寅和扬州诗局及其刻书》[8]、窦秀艳《清代刻书家曹寅》[9]、吉少甫《曹寅刻书考》[10]、黄进德《曹寅与扬州书局》[11]等等，都对曹寅刻书做了深浅不同的论述，曹红军《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12]及其博士论文《康雍乾三朝中央机构刻印书研究》[13]对扬州诗局与扬州书局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D.Spence）著《曹寅与康熙：
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Ts'aoYin&TheK'ang-HisEmperor）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面探讨曹寅生平功业的论著[14]。
还有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15]及一大批目录著作。
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重要资源。
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曹寅暨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谈谈自己的研究观点。
一、扬州诗局与《全唐诗》的刊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三月“十七日，驾幸苏州，驻跸行宫。
……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臣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照常升转。
”[16]（P677－678）《进全唐诗表》也说：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奉旨颁发《全唐诗》一部，命臣寅刊刻，臣定求、臣沈三曾、臣中讷、臣从律、臣士鋐、臣树本、臣鼎晋、臣汪绎、臣嗣瑮、臣梅等校对。
”[17]（P4）可知这时间是无误的，此为受命由来。
其时曹寅的本职是江宁织造（官署在今南京），并正在首次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任内①。
康熙帝把刊刻《全唐诗》的任务下发给曹寅后，即着手安排编校人员。
《圣驾五幸江南恭录》记载，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康熙帝驻跸苏州，彭定求等“俱赴行宫叩贺”，三月二十日，“赐苏州各乡绅彭定求等每位茶食，满点一盘”。
康熙帝探问了彭定求的病，赐其御书新诗一幅，说：
“汝学问好，品行好，家世好，不管闲事。
”“命就扬州书局与校《全唐诗》，许销假照现任官升转。
定求在局二载，竣事即还，亦未尝销假也。
”②三月二十二日“传上谕，谕江抚宋行文召翰林汪士鋐、汪绎、徐树本，钦召纂修书史”[18]（P601）。
四月初六日，“驻跸杭州，召……乡绅沈三曾、邵远平、谈九乾、沈恺曾、杨中讷、陈恂、查嗣瑮、陈邦彦，俱进行宫做诗，题目赋得……”[18]（P605），四月二十四日，在常州府“又召在省乡绅王泽弘、熊潚、王材任、车鼎晋、从澍、潘从律、黄六鸿等进宫朝见考诗”[18]（P611）。
这里彭定求、汪士鋐、汪绎、徐树本、沈三曾、杨中讷、查嗣瑮、车鼎晋、潘从律九位都已出现，虽然有几位没有“命就扬州书局与校《全唐诗》”、“钦召纂修书史”这样的文字记载，但结合曹寅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初一日的奏折：
“臣寅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
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至今尚未到扬，俟其到齐校刊，谨当奏闻。
又，闰四月二十三日，有翰林院庶吉士臣俞梅赴臣寅衙门口传上谕，命臣俞梅就近校刊全唐诗集。
钦此。
”[19]（P32）我们可知包括后来增加的俞梅，这十位江浙两省在籍翰林都是康熙帝钦点来编校《全唐诗》的。
彭定求也说：
“康熙乙酉三月，上巡幸江南，简在籍翰林官十人校刊《全唐诗》于扬州。
余林居既久……”[20]（P741）为什么起用江浙两省在籍翰林？
周勋初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任务紧迫，采取的非常措施，以“就近”的原则，临时凑起的一个班子，这也表明这项工作似乎并不是早有完整的计划然后按部付之实践的[3]（P186）。
周勋初在文中还用朱彝尊《合刻集韵类编序》的记载印证了《四库全书总目》提法两者的一致。
那么，从“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21]（P1725），到康熙四十四年，也有两年的时间，完全用不着这么匆忙，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探讨。
曹寅奉旨的同时，就领到了《全唐诗》的底本。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在征引了王士禛《分甘馀话》卷四“唐诗统签”条，并略述诸家记江宁（曹寅）收唐诗事后说：
“疑曹氏早聚唐集，至刊《全唐诗》，其意殆曹寅启之，康熙特以名义条件为助耳。
”[22]（P344）周氏此疑当是胡适所说“大胆的假设”，但无法“小心的求证”，因为没有史料依据。
宋荦记载“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臣曹寅校刊”，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也说：
“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蒐补缺遗。
”[17]（P2）可知康熙帝颁发《全唐诗》一部，命曹寅刊刻是确凿无疑的。
康熙帝颁发给曹寅的《全唐诗》就是季振宜编辑的《全唐诗》。
扬州泰兴季振宜为清初藏书大家，凡宋元旧刻及其钞本，几乎无所漏略，其编次的《全唐诗》有717卷。
季振宜《全唐诗序》说：
“顾予是集窃有因矣。
常熟钱尚书曾以《唐诗记事》为根据，欲集成唐人一代之诗。
盖投老为之，能事未毕，而大江之南，竟不知其有此书。
予得其稿子于尚书之族孙遵王，其篇帙残断，亦以过半，遂踵事收拾，而成七百十七卷。
”③顾崧于康熙十四年（1675）九月晦日所撰《书〈唐诗目录〉后》一文云：
“先生乃奋然罗列各家之集及唐宋人选本，上至武德，下迄五代；人自为集，冠之以传，条晰次第，会合其全，而又以所藏宋本、秘钞校雠同异，误者正之，疑者释之，编葺数年，方获成稿。
随命书佣缮录正本，将付枣梨，以广其传。
全唐之诗，庶几备矣。
先生之功，不亦伟哉！
”[23]季振宜《全唐诗》原稿本（即底本），或整书、或剪贴地汇入了各种唐人别集或总集，并有三种颜色的校雠文字。
季振宜在成稿后曾缮录一正本，而将其原稿本赠予顾崧。
在顾崧的《书〈唐诗目录〉后》之后，还有一篇“长洲周麟”的题辞：
“维兄闲居无他嗜好，每优游于图书彝鼎间，以寄其性情意趣之所至。
游迹半天下，与太兴季氏交最逆。
侍御捐馆后，为文述知己之感，令阅者泪下沾襟。
又尝为余言沧翁生平纂著甚富，即所见类集《全唐诗》，十年始成，备极大观，副本存憩闲堂中。
吴江俞无选《唐诗正》，适余下榻楼头，借登中、晚未经见者，厘为《续遗》四卷。
卯岁杪秋，维兄重加编辑，于自述内获见赠言，因次原韵，所识风雅未坠之云尔。
”[24]周麟所谓的“副本”是相对于季氏原稿本而言的，所以存于憩闲堂中的“副本”应当就是顾崧提及的季氏命书佣缮录的“正本”（即清稿本）。
季振宜缮录出“正本”（清稿本）的目的是“将付枣梨，以广其传”，但季氏在撰写《全唐诗序》后的第二年即故去。
以后是经顾崧之手，将这部“正本”（清稿本）转售给徐乾学，大概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康熙帝下诏访辑经史子集后不久，徐乾学就将他从顾崧处购得的这部季氏《全唐诗》进呈御览了。
叶德辉说：
“其后季氏之藏，半由徐乾学传是楼转入天府。
”[25]（P254）徐乾学殁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季氏《全唐诗》入宫时间应在此之前。
这部誊清的“正本”（清稿本）进入内府以后，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九日，即在第五次南巡期间，将其颁发给江宁织造曹寅，并成为了康熙《御定全唐诗》的重要底本。
正如周勋初指出的，《御制全唐诗序》“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的“所有”只是一个从属词，并不是康熙帝将内府所藏各种唐诗版本都交给曹寅。
曹寅在扬州设局刻《全唐诗》时，从康熙帝那里只领到一部季振宜的《全唐诗》[3]（P187）。
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将扬州诗局建在天宁寺，并全身心地投入诗局的工作④。
天宁寺在扬州城北，为清初扬州八大刹之首，相传晋代为谢安别墅，晋安帝义熙年间就别墅建寺，有尼泊尔名僧在此译《华严经》，历史悠久。
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南巡，康熙帝都曾驾幸天宁寺，足见康熙帝对此寺的重视。
而且天宁寺寺宇宏敞，便于大规模开展编校刻印工作。
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奏折：
“臣因掣盐往来仪真、扬州之间，董理刻书，随校随写，不敢少怠，谨此奏闻。
”[19]（P32）八月十五日奏折：
“但臣盐务任满，即匍匐谢恩，以伸伏马恋主之诚。
所有诗局写刻人工，虽经细心挑选甚多，而一二细碎事务，亦所时有，拟于暂交臣李煦代为管理，俟臣回南，仍归臣身任其事，庶不致有误。
”[19]（P33－34）表明曹寅在盐差任满进京谢恩的时候，诗局工作才暂交李煦代为管理，一俟谢恩事了，回到南方，仍亲自管理诗局之事，不由现任盐差李煦照管。
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
五月一日开局时，仅俞梅一人到局；彭定求等陆续于五月内到任；汪士鋐可能是丁忧居丧的缘故，七月一日仍未到局[19]（P32）。
曹寅、彭定求等人即以季振宜《全唐诗》为底本，参考明胡震亨辑《唐音统签》等书，开始制订新编《全唐诗》刊刻凡例。
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和八月十五日的奏折上分别写道：
“臣即将全唐诗及统签，按次分与，皆欣欢感激，勤于校对。
其中凡例，钦遵前旨，除一、二碎细条目与众翰林商议，另具折请旨外。
”[19]（P32－33）“臣同翰林臣彭定求等十员，商酌校刊全唐诗凡例，进呈钦定。
”[19]（P33）《御制全唐诗序》说：
“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蒐补缺遗。
”[17]（P2）从此中可以看出曹寅是遵旨草拟凡例，以季振宜《全唐诗》与胡震亨《唐音统签》作为基础，应该是康熙帝的旨意。
周勋初在详细考察《全唐诗》成书经过后，指出“季振宜的《全唐诗》和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二书都是扬州诗局工作时的主要依据，但在开始分派任务时，则是以季书为底本，御定《全唐诗》中各家诗人集子中的作品编次差不多都照袭季书，因此，季振宜《全唐诗》是更为重要的编写依据。
”[3]（P195）《四库全书总目》说：
“以震亨书为稿本，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
”[21]（P1725）有些含糊其词地降低了《全唐诗集》的地位，这是因为四库全书馆臣不了解《御定全唐诗》的实际编书情况。
周勋初说，因为乾隆时特殊的政治情况，“不便强调季书的重要作用”，四库全书馆臣故意颠倒事实，“玄烨把季振宜的书交给曹寅刻印，提到季书时不提编者姓名，曹寅等人也不提该书具体情况，颇有存心攘人之美的嫌疑”[1]（P195－196），则是偏激之词。
当时无论是康熙帝还是曹寅，都无意攘夺季振宜编书之名，《御制全唐诗序》及《御定全唐诗·凡例》都有明确文字，《四库全书总目》即据以叙述，可证康熙帝、曹寅并无攘名之嫌。
《全唐诗》刊刻的凡例、规制等细节均需由康熙帝钦定，曹寅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七月至十月的奏折中曾多次请示。
《御定全唐诗》凡例共23条，在体例上破除了前人编选唐诗时，用初、盛、中、晚四期以划分唐诗的标准。
例如第十条写道：
“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向来别无善本，《全唐诗》及《唐音统签》亦多讹谬。
应以登第之年为主；其未曾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者，以人仕之年为主；处士则以其卒岁为主；若更无卒岁可考，则就其赠答唱和之人先后附入。
其他或同赋一体，或同应省试，并以类相从，不必仍初、盛、中、晚之旧，割裂年代前后悬殊。
”[17]（P3）按作者时代先后顺序编排，仍先帝王后妃宗室之作，后百官士人之诗。
《全唐诗》所收诸家诗前后次第比较系统连贯，且其校勘颇善。
凡例中论述校勘的，如第十七条有关诗集所凭版本问题的论述：
“诗集有善本可校者详加校定，如善本难觅，仍照全唐、统签旧本，以俟考证。
”[17]（P4）精选版本，兼及石刻。
“集外逸诗，或见于他书，或传之石刻，应旁加搜采，次第补入，以成全书。
”[17]（P4）这也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的“以震亨书为稿本，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
又旁采断碑残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21]（P1725）。
为删除芜杂，补拾遗漏，曹寅“遣人四处访觅，添入校对”[19]（P33），这些都保证了校刊的质量。
从《凡例》不难看出，曹寅等人并不是简单照搬他人成果，而是在吸取前人精华的前提下，精心创建了《全唐诗》的新体系，因而才赢得了行家康熙帝“凡例甚好”[19]（P33）的嘉奖。
适值此时刻书中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全唐诗》自然不能例外，曹寅对此特别重视。
要写刻这样大部头的书籍，书写尤须精工，曹寅特上奏康熙帝说：
“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
”[19]（P33）为此，曹寅于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并不惜因此而延误整个项目的进程。
《全唐诗》字体参用唐代欧阳询、元代赵孟頫的笔迹，九百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写得一笔不苟。
这是由于曹寅特别重视手写上版“写刻”的结果。
因为字体风格独特，所以一举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杰作、康版的典范。
在一切都停当之后，曹寅乃“钦遵校刊”，正式进行《全唐诗》的编校写刻。
翰林们勉力校勘，“疲腕勉为舒，昏眸庶复拭。
”[26]（P6b）汪绎有《和忍斋校书述怀叠韵见示》云：
“唐贤千八百，分校百之十。
勘雠俨对簿，出入多恐失。
”[27]（P197－198），可见其认真之状。
彭定求也说他：
“其在扬也，客舍凄清，庖湢不具。
散帙编摩，订疑晰误。
虚怀咨访，心手交悴。
每当朋曹广坐中退然若不胜衣。
……而血疾时作，作亦旋止。
与余别时，视君颜色固当无恙，孰知其逝期迅速至此也。
”[20]（P742）汪绎素有血症，驻局初期“血疾时作，亦旋止”，渐而“病来益颓惰，研匣经时拭”[27]（P197－198），病入膏肓。
合查嗣瑮《东山将归常熟》[28]（P96）和汪绎《次韵答忍斋查浦送别》二诗观之，四十四年（1705）秋汪绎即回籍调养。
后或再赴而返，次年五月十二日病故。
是时，“遗孤尚在乳抱”⑤。
彭定求有诗悼曰：
“才名籍甚动簪绅，仙骨姗姗本轶尘。
匝岁论交情似旧，魂销一别甫经旬”。
“缘何呕血事酸辛，词翰研精便损神。
从此骚坛风月地，共应垂泪惜斯人。
”[29]（P6a）沈三曾在诗局期间，与彭定求“短榻同听萧寺雨，扁舟并采野塘香”[30]（P14b－15a），最为亲密。
曹寅四十五年七月初一的奏折将其列入“有病或告假者”中，但未提及病情，不久病故。
两人可算是为编校《全唐诗》而殉职的了。
坚持到参加了四十六年上半年校刊《全唐诗》的结束工作的，现查到的有彭定求[31]（P248－251）、汪士鋐[32]（P367－369）、查嗣瑮[33]（P745）三人。
曹寅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
“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
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
尚有现在装潢数十家，容臣赴京恭谢天恩，赍捧进呈御览。
”康熙帝朱批：
“知道了。
样本都改过发回。
”[19]（P34）《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⑥。
校刊翰林们已完全领会了康熙帝的要求，编校中再无疑碍。
写手刻工经过前期的培训磨合，俱已熟练，进展神速。
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在雕版印刷时代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
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说：
“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
”⑦到了七月初一奏折：
“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
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
再，众翰林同臣公具一折，敬求御制诗序，阐奖唐贤，昭垂万世，使间气英灵，永传不朽。
臣等草形蚁质，亦获挂名其间，已列衔具公本叩求。
”康熙帝朱批：
“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
”[19]（P40－41）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
九月十五日奏折：
“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
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
”⑧《进全唐诗表》说：
“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
”[17]（P4）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六日，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
《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
全书分装12函，函10册，是为《全唐诗》初印本，无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
现在谈《全唐诗》版本的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该初印本。
到《全唐诗》再印时，康熙帝谕旨在书前加上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曹寅为此于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初十日奏：
“臣于康熙四十四年奉旨命臣校刊全唐诗，久经告竣进呈，此皆皇上圣心独运，定为必传之书，臣同诸官不过较字督工。
今准翰林咨，奉圣谕并钞列臣等衔名，刊刻款式到臣，谨遵旨补入刊刻。
”[19]（P83）对于这个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的《全唐诗》版本，这里之所以强调是再印本，而不是初印本加上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是因为比较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这两种版本的《全唐诗》，不只是后本增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两个本子的版心尺寸也略有差异。
这当是康熙四十五年刻成的书版，到康熙五十年再印时，书版发生了收缩。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影印的《全唐诗》，应该就是增加了校阅刊刻官职衔名页的康熙五十年再印本，这是需要指出的。
《全唐诗》雕版的板片因曹寅的关系收藏在江宁织造局里，道光四年编刊的《上元县志》卷末《遮佚》曾记“《全唐诗》板藏织造汉府”，但其后下落不明。
而稿本《如我谈·新〈全唐诗〉木板》中却有记述：
“汉府存贮康熙间《全唐诗》木板一分，计十二部。
每部十本，共十二架。
每年刷印若干，即责成案书陈瑞承办。
自夏月江溢为灾，未能移避。
迨予至时，业已架倾，板漂过半矣。
予咎难辞，为一生之憾事也。
”⑨由此可知，道光二十五年（1845）陈坦园莅任江宁织造局以后，曾逢长江洪水泛滥，由于交接脱节，事出仓猝，对《全唐诗》板片没有采取“移避”措施，半数以上一被大水冲掉了。
陈坦园为此惋惜不止，抱憾终生！
⑩
二、扬州诗局的经费不是来自两淮“盐羡”
近代版本学家陶湘在为《清代殿版书目》写的序《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中说：
“两淮盐政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软字精美，世称扬州诗局刻本，以奉敕，亦称内府本。
”[2]（P65）陶湘自称“予购求殿板书，起光绪十五年己丑，讫民国十六（应为“八”）年己巳，得百数十种。
按代为次，编目以存”[2]（P68），对殿版书有长期的研究，因而他的说法影响很大，“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长期以来几被奉为圭臬。
谢国桢在《从清武英殿谈到扬州诗局刻书》一文中说：
“这里指的‘康版’，就是在康熙四十年间指令江宁织造曹寅设立扬州诗局训练名手雕刻《全唐诗》的事情。
这件事，是由江宁织造兼两淮盐运使曹寅，以盐余的款额，承担起来设立扬州诗局编刻《全唐诗》的任务。
”[4]
潘天祯《扬州诗局杂考》说：
“至于扬州设局的经费，陶湘说是来自两淮‘盐羡’，大致可信。
这种官办书局，经费充裕，其规模非私营书坊可比，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就刻成写刻精美的《全唐诗》九百卷，没有雄厚的书写人员、刻印、装订工匠等出版力量是不可能的；除了曹寅和彭定求等十翰林一类钦定人员之外，还应拥有一批校勘和办理事务的人员。
……”[5]（P148）
白新良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说：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曹寅在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槽监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在扬州创办以编校、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即扬州诗局。
由于经费充足，经营人员用心督课，故刻、刊、校、印都非常认真，因而质量很高。
”[34]（P354）
卢秀菊在《清代盛世之皇室印刷事业》中说：
“扬州诗局由曹寅（1658—1712）所设立，他于康熙三十二年至五十一年（1693—1712）任职江南织造局，并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五年（1706）、四十七年（1708）、四十九年（1710）四度兼领两淮盐政。
因两淮盐政岁入丰腴，通常由内务府指派旗人任管理之职。
曹寅和皇室关系密切，清帝特命数种图书交由扬州诗局付梓。
由于财源丰富，扬州诗局刊刻本以精美工致著称。
”[7]（P52）
吉少甫在《曹寅刻书考》中说：
“曹寅刻书的费用，即来自于盐政。
”[10]（P223）
张志强在《江苏图书印刷史》中说：
“江苏地区与内府刻书活动有关的便是江宁织造曹寅设立的扬州诗局，它受康熙帝指令，为内府刊印各种书籍。
……曹寅以盐余款项筹建了扬州诗局，同时亲自主持扬州诗局的校勘古籍工作。
”[35]（P103）
祁美琴在《清代内务府》中分析织造官员的收入支出时，指出刻印书籍是织造官员的四项重要支出之一，她说：
“康熙年间，为网罗江南名士，曹寅、李煦等曾几次受命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籍，每次刻印少则几十部，多则上千部，其所需费用也主要由织造自己筹措，花费不少的银两。
”[36]（P239）这里虽然没有说是代理盐差的收入，但作者在分析织造官员的收入时，代理盐差的收入却是一个重要的进项，因而这里就暂且把它归在这里。
潘吉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造纸与印刷卷》中说：
“武英殿本在清代长期成为唯一的官刊本。
清初时由于对出版控制较严，地方官刊本较少，只有满洲正白旗人、与皇室关系密切的曹寅（1658—1712）康熙时任巡视两淮盐政时，受武英殿修书处委托，按殿版体例出版一些书籍，后称扬州诗局本，仍属武英殿本系统，因皇帝允许动用国家盐务财金，印刷同样精美，所刊的书有《全唐诗》900卷、《渊鉴类函》450卷、《全唐诗录》100卷、《御定历代题画诗类》120卷、《佩文韵府》106卷等，版式也与殿版相同，而且也多以宋体字印刷。
”[37]（P401）
韩文宁在《曹寅和扬州诗局及其刻书》中说：
“曹寅以盐款，筹设扬州诗局并首刻《全唐诗》。
”[8]
黄进德在《曹寅与扬州书局》中说：
“近人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尝谓，书局的经费来自两淮盐课耗羡。
由此看来，离开了盐课耗羡提供的充裕资金，曹寅于刊刻图书方面要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那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因此留下了一大笔亏空，以致遗累后人，这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11]（P203）
肖东发在《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中说：
“清代内府殿本也曾设立分号——扬州诗局。
该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月皇帝命令江宁织造曹寅设立的，为内府刊印各种书籍。
……曹寅以盐余的款额筹建诗局，四十四年七月就召集文人，训练刻工，编纂和雕刻《全唐诗》。
……从扬州诗局的受命成立、经费来源、主管人的身份及其服务对象，都说明它属于内府刻书，再看《全唐诗》的字体、纸张、雕刻、刷印、装帧等，也与武英殿本具有同样风格。
”[38]（P207－208）
王澄编著《扬州刻书考》就说：
“‘扬州繁华以盐盛’。
清代扬州雕版印刷也是随着盐业的发展而兴盛。
第一件相关大事，是康熙皇帝命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设局，刊刻《全唐诗》等内府古籍。
既是刻内府古籍，为何命盐政官员在扬州设局办事？
对此，旨意没有明言。
曹寅主持刻过近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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