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世界的到来入江昭眼下的世界与中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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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世界的到来入江昭眼下的世界与中国
和平世界的到來？
―入江昭眼下的世界與中國
政研二r95322036劉克倫
1、研究動機
和平與衝突一直是國際關係領域重要的研究課題，然而論者多以物質的觀點作為分析的視角，諸如軍事力量的多寡、經濟實力的強弱等因素，文化因素往往被忽略，這主要是研究者多認為在涉及講究實際利益的問題上，物質因素比文化因素有較大的解釋功能，這與現實主義長期居國際關係學界的主流地位相關，其本體論就是將國際體系定義為一個物質決定的體系。
1980年代國際關係學界展開的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辯論，後者才將文化因素帶進國際關係的研究當中，在此之前文化因素幾乎毫無地位。
隨著文化因素日漸受到重視，傳統以物質觀點來探討和平與衝突的課題也隨之修正，文化因素成為國際衝突與和平的可能變數，1993年杭亭頓（SamuelP.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衝突論（clashofcivilization）認為，後冷戰時代不同人民間最重要的區別在於文化，而非政治或經濟，由於「文化同時擁有分列和聚合的力量」，以致於「文化近似的人民和國家聚在一起，不同文化的人和和國家則分道揚鑣」。
杭亭頓進而推斷，於是在全球政治重新組合的文化斷層線之間，不同文化間的摩擦將會越來越深，而非朝向融合的方向邁進，國際衝突的根源是文明體系間的衝突，文明衝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
然而，早在杭亭頓認為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化差異性是導致國際衝突的關鍵之前，入江昭（AkiraIriye）就已經看到問題，並致力提倡文化合作，意即「不同地域的個人和群體努力試著去發展出一個以文化交流為基礎的社群……這些人群的努力終將對世界產生影響，也大大地豐富了人們對國際事務的理解。
」入江將這些努力背後的動力，以及努力成果的總合稱為文化國際主義（cultureinternationalism）。
文化國際主義透過採取各式的活動來連接國家間和民眾間的關係，諸如透過意見的交流、人員的交流、學術上的合作或任何可以促進跨國理解的努力。
在入江看來，戰爭與衝突是國家間文化溝通管道不良所造成的曲解，因此他認為促進多元文化間的理解與對話，可以化解彼此歧異，如此衝突將會減少，穩定與和平的世界將會到來。
杭亭頓與入江昭都以文化因素作為分析的視角，然而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杭亭頓認為不同文明間文化的差異性是越來越深而非走想融合，而入江昭則認為，不同文化之間加強溝通交流與文化合作，可以促進世界和平。
911事件的發生以及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引起了學界一連串對文明衝突論的討論，認為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戰爭，在一片差異導致衝突的論調中，入江昭為何還是如此樂觀理想地相信透過溝通、學術交流等文化合作可以弭平差異、減少衝突，進而促進世界和平？
本研究以下便是以入江昭的學術主張及其學思歷程為主要內容。
入江昭的研究著作大致可以分為幾類：
（一）關於國際關係史的著作：
這類著作又可分為兩類，一是對世界歷史的發展做通論性的介紹；一是在國際關係史的分析層次上，透過多國官方檔案資料進行專題性的研究，透過多面向的視角對某一事件或情勢進行全面性的理解，在這類作品中入江多以美國、日本、中國三者為研究對象，探討三者間在不同時期的互動關係。
（二）關於國際關係的著作：
這類著作主要探討跨越疆界的全球性議題和發展，主張國際關係除了是一種權力關係外，也是一應種文化關係，因此應同時以權力、經濟、文化三個層面才能全面理解國際關係，同理，入江為了能理解美、日、中三國關係，而與眾不同地加入了文化層面。
在入江昭的著作當中，不管是歷史性的抑或是國際關係層面的，都可以發現美國、日本、中國是他主要的研究對象，從身分背景來看，日裔美籍的入江昭對於日本與美國的重視其實不令人意外，然而他對中國的興趣卻不亞於美、日，在2007年10月17日在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舉辦的一次口述歷史訪談中，他甚至表示自己並不是日本史的專家，但相對而言，他已經花在研讀中國史與美國史的時間反而更多。
中國在入江昭的學術主張與學思歷程中扮演的角色，因而是他的文化國際關係分析的重要依據，也購構成本研究以下的主要關切。
2、研究背景
學界一般視入江昭為外交史學家，嚴格意義來講，他不是學科分類上的中國學家，但其學術思想卻與戰後美、日、中國學界的反省風潮有頗大的相關性，因此以下分成兩部分對入江昭學術思想形成的背景做介紹：
一是入江昭在美國外交史研究當中的定位，二是入江昭學術思維與美、日學界對中國認識的相關性。
1、美國外交史研究的脈絡：
文化轉向與歷史的國際化
在外交史的研究社群中，一直存有的問題意識之一，是對民族主義的高度重視，這是根植於近代外交關係乃始於1648年西發里亞條約後民族國家的出現，因此民族主義很自然的成為外交史探討的對象，且外交史常被視為民族史、國家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各國在外交史的研究社群往往以本國立場出發，往往形成偏狹的民族主義史觀，在美國對外關係的研究社群當中，就無法避免這樣的傾向。
1930與1940年代隨著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二次大戰的爆發、冷戰以及核武競賽的國際發展，使得美國外交史家不復以往樂觀，對美國對外關係的前景感到幻滅，悲觀的態度孕育1950-1960年代現實主義史家的興起，肯南（GeorgeF.Kennan）和摩根索（HansJ.Morgenthau）建立起了現實主義研究的典範，提供了外交史學界一種從未有過的理論分析架構，著重在國家安全、國家利益、權力平衡和大戰略等議題的探討，對象則以國家行為者與精英階層為主，忽略美國外交中的國內因素所扮演的角色。
1970-1980年代JohnLewisGaddis強調國家行為者與決策精英、戰略與地緣政治因素、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與權力平衡等研究重心，將現實主義史觀更進一步地發揚為美國外交史研究中的主導地位。
到1970年代末，這個史學上的新發展已經將歷史學方法遙遙拋在腦後，史學界的外交研究儼然止步不前，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CharlesMaier就曾批評到：
「缺乏研究轉變的潮流，也沒有公認的大師，缺乏學術界尖端的集體事業感，絕對不在歷史學發展的先鋒領域之列，各大學及教育機構之中，外交史已成為養子，有天份前景的研究生被社會史有趣的方法吸引。
」尤其在1970年代，法國年鑑學派（annualschool）倡導的社會文化史的研究下，對外交史研究帶來一大衝擊，但也是一大轉機。
衝擊在於更多的研究者對外交史興趣缺缺，轉投社會文化史研究；轉機在於促成反思，開始出現由下而上的歷史書寫來重建外交史，意即從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的面向來分析美國對外關係，不再堅持原本居於主流的現實主義觀點。
入江昭是文化轉向後的外交史研究先驅之一，在他將國際關係定位為一種文化之間的關係後，有越來越多的史學家轉向以文化觀點來詮釋外交史。
入江昭認為，應該將焦點擺在廣義的文化領域，擴及非官方、非政治的問題。
而其對文化的定義是：
「記憶、意識形態、生活型態的傳達與產物，和一種符號或標誌，例如藝術作品、電影書籍」。
這種廣義的文化領域研究很自然必須包含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的分析，在研究對外關係時不再只是單純從利益估算的角度來探討國與國的關係，而是從更深層的國家內部的社會文化習性與需要，深入探討一國人民之所以會形成對他國印象的根源，由此形成文化關係與外交關係之間的連結。
的確，入江的作品就向來著重大眾的意向觀念與不同國家彼此的誤解，他尤其對於不同國家的人民具體如何發展出對彼此的刻版印象，進而導致歧視和忽略，特別感興趣，亦即認為對誤解的研究與化解是國際關係史的重要課題。
如此一來，文化轉向的外交史研究便不再受制於政治經濟的物質性議程，而是強調個人、大眾、種族、女性等價值或態度有關議題的開展，這相當一部分是受到後現代主義史學的影響。
文化轉向除了為外交史研究開拓出一條不同於現實主義觀點的道路外，同時也因應了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所受到的衝擊，全球化對於民族國家與國家主權的衝擊，嚴重影響到傳統外交史研究中的現實主義典範，「全球化的結果可能是使世界變得更加一致，但正是這種同質性，迫切地需要解釋的複雜性」，現實主義典範無法解釋全球化下的諸多現象，因此「在一個以一種範式抑或兩種對立範式為基礎的教條化學科共識的框架內，全球化是得不到解釋的。
」一言以畢之「全球化是反範式的。
」文化轉向並非以文化來替代傳統的權力觀點，而是在過度強調權力觀點的傳統外交史研究中，文化層面長期被忽視，而這些層面可以解釋權力觀點所無法解釋的議題，因此「文化並不足以成為一個可以用來替代任何其他範式的獨立範式」，文化轉向的外交史研究強調的多元性與反範式，使其能因應全球化下的衝擊，開拓出一條完全不同於權力觀點的道路。
全球化不僅是反範式，同時也是反國家中心論述，因為一旦全世界人民在概念上可以跨越疆界而相互連結，便沒有任何國家或地域是可以自我分離於世界之外，則每個國家史都應該視為是全球歷史的一部份來理解。
然而，傳統外交史研究總是採用單一國家檔案來建構國家史，故往往具有國家中心主義或民族主義史觀，對此入江昭大力提倡歷史的國際化，倡導運用多國官方檔案進行專題性的研究，他自己則以美國、中國與日本三者作為研究的對象，其後又將層次拉高到跨國史的研究，以不受疆界限制的全球性議題和發展為研究對象，不限制特定國家或特定區域。
與入江一樣立場的還有MichaelJ.Hogen，認為「要確保外交史在史學研究的地位，必須朝一些新方向努力，跳脫美國中心論述的限制，更努力地尋求全球國際化。
」這時，傳統外交史在全球化下，朝向國際史發展已是必然趨勢。
2、純粹的歷史學者—不帶有民族主義的中國認識
在口述歷史的訪談中，入江昭曾經談到自己作為一位日裔美籍的學者，在身分認同上並不是日本歷史學者，也不是美國歷史學者，他將自己定位為純粹的歷史學者，在他的研究中沒有所謂的日本觀點的歷史，也沒有所謂的美國觀點的歷史，入江在探討中、美、日關係時極力避免的就是民族主義的觀點，他有意識地反對民族主義的歷史觀點。
費正清也稱其：
「沒有文化成見，具有超越文化界限的世界眼光並使用社會科學的方法，在審視歷史記錄的時候，不擔心把人類整體的利益置於任何特定的國家利益之上。
」
入江昭不僅在從事國際關係史以及跨文化研究時，能夠跳脫美國與日本的身分背景，避免美國中心論述以及日本中心論述，他對中國的研究也是如此。
相對於入江昭，美國與日本的中國研究專家一直為人所批評的，正是無法跳脫民族主義、國家中心論述的學術觀點。
（1）美國對中國的認識—進步的西方，落後的亞洲
「美國和中國的交往歷史，很好地說明了美國人是如何因其自身獨特的歷史經驗和視角而去忽視世界的多樣性，他們還狂熱地試圖改變那些和我們不同的文化，以便為我們所熟悉和控制。
」MichaelHunt點出了美國知識界對中國認識貫有的美國中心觀點。
美國中心觀點並非獨自形成，其淵源來自於一派相承的歐洲歷史文化所形成的西方中心觀點。
落後的亞洲與停滯的中國是西方對東方的主要看法。
美國知識界也承接這樣的脈絡，對中國加以輕蔑。
以西方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所謂西方中心觀，始終是美國中國學界的主流論述，例如50-60年代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的「衝擊—反應」模式就一直居於統治的地位，此種模式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動態的近代社會，而中國社會則是一個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其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只有經過西方的衝擊，中國傳統社會才有可能擺脫困境獲得發展。
」在包括費正清在內的大批中國通眼中看來，中國社會缺乏內在動力，需要一個外來的力量加以推動，而西方正擔負起這樣的任務。
（2）日本對中國的認識—進步的日本，落後的中國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知識界對中國的態度是崇敬的，當時的中國是亞洲最強盛與文明的大國，對於鄰近的日本而言，中國當然是模仿與崇敬的對象。
不過這種崇敬的形象在西方以武力侵略中國後逐步瓦解，同時鎖國的日本也強行被美國打開大門，如何維持國家的生存成為日本當時最重要的問題。
進步的西方以及落後的亞洲的西方中心概念，在西方打敗中國及日本後似乎更加獲得印證，日本身為亞洲的一份子似乎同樣也遭東方專制主義所詛咒，則日本為了能加入西方，自需擺脫落後的中國，以朝向進步的西方邁進，成為文明國家的一份子。
在此基礎上的脫亞入歐論應運而生，成為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論》的主要動機，後來的討論轉而要以日本取代中國，佔據東亞新文明的核心位置，而所謂的新文明就是以日本為代表的近代歐洲的文明。
比如德富蘇峰提出「日本擴張論」，積極主張日本對中國開戰，而其理論基礎正是要將文明的精神注入野蠻的社會中，這種以文明作為包裝帝國主義行動的論述，隨著日本國力的日漸發展而成為主流路線，也成為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理論基礎──身為進步文明的改革者，日本有義務改造落後文明的中國。
總的來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中國認識是透過「移植歐洲形成的東方觀，原封不動的轉成日本建構的亞洲觀」，將進步的西方與落後的亞洲的相對關係，轉為進步的日本與落後的中國的關係，以西方中心觀點為判斷準繩，透過貶抑中國來顯示自身是進步文明的國家，是西方的一份子。
（3）美、日中國認識的反省—入江昭學術思維的背景
1.美國中國學界的去西方中心論述
60-70年代美國新一代的中國研究學者開始批判具有西方中心觀點的中國研究，他們認為應該建立新的亞洲觀，透過相互學習與交流解決人類的基本問題，寄望在不帶有種族偏見的觀點下，亞洲與中國研究可以解決美國自身的問題，因為許多問題是全人類的共同問題。
80年代柯保安（PaulA.Cohen）對西方中心的中國研究提出了更系統性的批評，他認為「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研究西方衝擊之後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的問題一直是由於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
如何擺脫這種歪曲，建立一種非西方中心的角度來看中國歷史？
柯保安認為應以「中國中心取向」來看待中國歷史，其主要特徵是將中國問題置於中國歷史環境中來研究，且評價與衡量的準繩是中國而不是西方，此外展開中國區域與地方歷史的研究，並推動下層社會歷史的撰寫，同時運用史學之外的學科理論方法，將其與歷史分析相結合。
「中國中心取向」對於西方中心觀點作出了修正，然而更深層的意涵是在於，他否定歷史現象可以以一個共通的理論框架來分析，實際上研究歷史的理論框架應該根據社會與文化的不同特性單獨設計，亦即將歷史的現象置於歷史的情境中去理解，故「中國」問題應置於「中國」環境中來理解，同樣地也可將中國置換成日本、美國等，因此「中國中心取向」意涵著是一種去中心的論述。
2.日本中國學界的去西方中心論述
戰後日本對於侵略中國展開反省與檢討，戰前將落後中國與先進日本對比的中國認識成為眾矢之的。
竹內好率先試圖打破西方中心觀點的判斷標準，透過中國抵抗西方的能力來批判日本知識界盲目學習西方，他提出「作為方法的亞細亞」亦即將亞洲視為方法與理念，盡量避免亞洲的實體化。
簡單來說亦即「從亞洲出發，對歐洲近代的觀念的滲透作批判性的反思，邁向真正的普遍精神。
」
相較於竹內好將亞洲未來的希望寄託於以中國為模範的抵抗方法上，溝口雄三提出「作為方法的中國」，認為研究中國的目的不能侷限於中國，應把中國視為一種方法來觀察世界。
過往的中國學研究是「以世界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亦即「中國是在世界這個基準下受到計量，……在目前使界史的普遍法則下，這個世界就是歐洲」，而溝口所主張的「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的世界，並非西方的世界，而是「那種把中國視為構成要素之一（換言之也把歐洲視為構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
「以中國為方法」並非以中國的基準取代過去西方的基準，而是從中國來看中國，擺脫以日本的或歐洲的需要去測量中國，中國研究的目的不在中國自身或中國內部的中國學，而是透過「施以相對化的多元性原理之上，試圖進一步地創出更高層次的世界相」，因此「根據中國和亞洲來計量歐洲亦可，反之亦然。
」
子安宣邦提出的「作為方法的東亞」與竹內好、溝口雄三的邏輯雖有不同，但精神一致，在他看來「『實體的東亞』是日本帝國在尋求有機性的東亞一統論時所捏造而成的，這樣的『東亞』僅僅是『中國帝國』或者『日本帝國』的替身而已」，而子安提出「方法的東亞」是相對於實體東亞，是具有批判性與多元性的方法論，子安宣邦所要強調的與竹內好、溝口相同，都是主張從某種主體的視野進行思考，而非臨摹西方的角度。
東亞對子安而言，除了是方法概念外，也是一種文化概念，「所謂文化概念的東亞是與一元性的中華主義文明論相對化的地域概念，它既植基於、起源於中國文明廣大地域的共同性之上，一邊追求地域內多元文化發展的概念」，因此中國文明雖然重要，但不是唯一，中國文明是東亞文化圈的一圜而已。
文化概念的東亞是一個關係框架，「在這一地域生活的人，可以進行多種多層的交流。
它也是一種途徑，把『東亞細亞』當作廣義上的文化相通之地域概念來考慮，並根據這一概念的廣域性，把自國、自民族中心主義相對化，同時也把這個概念塑造成經濟、文化、生活領域中，在空間上能夠進行多層多重交流的關係框架。
」
3.美、日中國學界的反省與入江昭學術思維
戰後美、日本學界對於中國認識的反省不論是柯保安的「中國中心」取向，抑或是竹內好「作為方法的亞細亞」、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以及子安宣邦「作為方法的東亞」，可以發現他們的目的都在破除西方中心觀點的論述，以去中心觀點的論述，追求真正的普遍性。
GeoffreyBarraclough曾表示中心觀點的論述「只會更加片面，更加陳舊，它們都不能充分去取代全球的普遍觀點」，因此去中心觀點的論述是理解多元化世界的適當的途徑，「推進當代歷史研究不僅在於集中批判歐中中心論，而且還必須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樣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種族的侷限性，必須拋棄中心和邊緣的概念，不論這個中心是位於歐洲，還是位於中國。
」
嚴格的學科分工意義上，入江昭不屬於中國學的研究領域，然而在戰後美、日中國學界針對西方中心觀點的反省，所形成的去中心觀點論述的氛圍中，入江昭的學術思想與作品很大一部分反映了這類學術風潮的概念，而在試圖呈現多元文化視角時，當然不能不也納入中國：
（一）去中心論述：
入江昭在理解國際關係時，即不帶有西方中心觀點，例如在“AcrossthePacific:
An InnerHistoryofAmerican-EastAsianRelationship”一書中，他從美、中、日三國內部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開始探討，從彼此相對性的觀感與印象對二戰前後中、美、日的競合關係展開探討，對中美合作對抗日本，轉變成美日合作對抗中國的發展情形做出解釋。
這種由國家內部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脈絡來理解一國的問題及其與他國的互動的方法，入江稱之為地方化（localized）途徑或去中心化（decentered）途徑。
（二）國際關係是文化關係：
入江昭將國際關係定義為一種文化關係，藉此連結國內與世界的發展，在入江看來「國家是一個文化結構，而它只有在世界也以文化的形式被概念化才可以與其連結」，因此國家、國際關係、世界都被入江視為是一種文化關係，則中國是文化的中國、國際關係是文化的國際關係、世界是文化的世界，這類非實體化的概念類似於上述「作為方法的亞細亞」、「作為方法的中國」與「作為方法的東亞」的概念。
（三）亞洲共同體的概念：
入江昭希望能建立亞洲共同體，此即將亞洲定義為非實體化的文化意義上的亞洲，藉由文化交流活動，發展為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想像的亞洲共同體。
亞洲共同體概念並非由單一國家主導，入江認為應由中、日、韓、東協國家共同合作完成，因此亞洲共同體概念下的中國，不會是單一主導的國家，入江曾表示：
「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並非意味中國將主宰世界，而是中國將對世界事務發揮多方面巨大影響力，而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將表現在中國經濟、文化對世界的影響上。
21世紀將是文明的世紀，不同的文明碰撞、交流，相互作用，將對世界局勢產生深遠影響，中華文明將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亞洲共同體當中，中華文明將會發生重要作用，但不會是單一主導的國家，這類亞洲共同體的概念顯然是文化意義上的亞洲共同體，也許具有某種實體性，與子安宣邦倡導的文化意義的東亞在概念上仍有相通之處。
日本知識界抗拒實體性的傾向，入江昭並無此警覺，故雖然入江昭與日本中國學界去西方中心論述的觀點可以為聯盟，然而不管是竹內好、溝口雄三、抑或是子安宣邦對於去西方中心論述觀點的開展，都是刻苦銘心地在為日本作出自我定位，尤其是為了要避免帝國主義而排斥實體性主張。
然而入江昭的去中心論述卻似乎是渾然天成，其中沒有迫切地擺脫西方壓力的需要，或迴避亞洲實體的政治敏感度，而是很自然地、沒有掙扎地就開展出去中心論述的觀點，這其實與他跨國性的身分背景相關。
3、問題意識
透過上述將入江昭置於美國外交史研究以及美日中國學界的學術背景下，可以知道入江昭學術主張上對於追求普遍性以及建構一個更和平世界的堅持。
中國在其和平世界圖像中是否為必要的角色？
文化因素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而入江昭學術概念的形成與其多元的成長背景有何關係？
因此本文主要處理三個問題：
（一）入江昭的身分策略。
（二）入江昭的世界認識。
（三）入江昭的中國認識。
（1）入江昭的身分策略
身分影響立場，以致於對二戰時期的太平洋戰爭，日本人認為是結合亞洲其他國家與西方對抗的聖戰，美國人認為是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戰役，而入江昭會有怎樣的答案？
日裔美籍的入江昭的身分認同透露新的可能性。
或許跨文化的身分背景對入江昭有利有弊，一方面是美、日的身分背景與中國的淵源，使其能夠不帶民族主義的看待三邊關係，亦不帶有美國中國認識當中一直都有的西方中心觀點的問題；然而另一方面美、日的身分背景卻也成為入江昭自身身分認同的問題，身處美國知識社群當中，入江昭的日裔背景，也難免形成有待處理的身份政治？
反之亦然，既然擁有美國國籍，那該如何面對有血緣紐帶關係的日本？
在這樣的身份特質下，入江昭採取的策略似乎是避談身分認同，不將自己界定為美國學者，也不是日本學者，而自稱是個中間主義者（centrist），或者純粹的歷史學者，並且倡導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重視跨文化理解，諸如此類具有包容力與多元性的概念。
在此類概念中，不存在如果強調身份認同問題所會造成的爭端與衝突。
入江昭在學術生涯的後期更進一步倡導全球社群（globalcommunity）與公民社會（civilsociety）概念，可以說從本體論上化解決了自身身份認同上所可能有的尷尬。
（2）入江昭的世界認識
從入江昭提倡歷史國際化、外交史研究的反範式文化轉向、去中心觀點的歷史論述，足以看出入江一直探求的是某種普遍性。
就日本知識界而言，「從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開始……日本種種刻骨銘心的自我定位，莫不在藉由退出中國以進入普遍性」亦即超越中國才有可能進入普遍性；另一方面，就美國而言，歐美知識界莫不在於根據自己的歷史進程評斷亞洲，鞏固了自己的進步，認為自己象徵人類的普遍性。
這些沒有中國在內的普遍性，並非入江昭追求的普遍性。
對於入江而言，「大部分的美國人如此地相信他們的優越性，以致於認為在其它人們的傳統中，很少是建設性的或有用處的」，入江提醒有這樣想法的美國人，「學習亞洲是為了更了解美國的歷史、社會和文化；學習亞洲是去研究美國在現代亞洲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和亞洲在美國自身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透過這樣的探索，我們學習到人類社會如何彼此互動，到達今天不管在政治、經濟、活動、審美觀都比以往更加相互依賴的地步。
」透過學習他人來充實自己，其基本的假設就是人類社會如果存在某種真正普遍性，必須是經過溝通才可能，故真正的普遍性需要透過探究各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那些共同的問題、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判斷標準，而此一普遍性的追求，應是世界歷史發展上各國均可接受的共性。
入江曾說「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我到哪裡，都能發現人們中間存在著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生活方式。
不管哪裡的人們都有一些共同的審美觀，如喜愛美麗的自然、紀念碑和音樂等。
」因此必須要在世界史的發展進程中來追求真正的普遍性。
對所謂真正普遍性的追求，入江有其實際的目的，即對於和平世界的追求。
由於他認為觀念（idea）歧異所造成的誤解是戰爭與衝突的原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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