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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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
张建华
2013-01-1211:
58:
25 来源：
《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
【内容提要】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
新经济政策既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其在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变化。
出于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苏维埃政权对部分反共反苏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整肃、司法镇压乃至驱逐出境的手段，这在当时曾在相当大的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遗留下了历史隐患。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治整肃苏维埃政权
【中图分类号】K512.5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035-（14）
1921年春，俄共（布）十大的召开标志着新经济政策（НЭП）的实施。
随后，军事共产主义（Военныйкоммунизм）时期的许多限制被取消，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真空”和“自由”的状态，客观上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为知识分子公共空间[1]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便利了知识分子以文字或语言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和社会理想。
为数甚众的反对“突然而至”的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专政的知识分子，更是利用这一特殊条件，利用手中控制的讲坛、沙龙、教堂、团体以及杂志等出版物，对苏维埃政权及其政策施以大规模的责难，从根本上危及到了苏维埃政权和新国家的安全。
1922年3月至8月是反苏知识分子活动最为激烈的时期，从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特别全权代表阿格拉诺夫（Я.Агранов）1922年7月1日提交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关于知识分子中间反苏维埃集团》（Об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группировкахсреди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报告可以略见一斑。
该报告在导言中强调：
“新经济政策导致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体力量的联合和共谋的危险性。
反苏维埃知识分子广泛地利用了苏维埃创造的和平环境，以及惩罚机构活动削弱的机会，公开组织和积累自己的力量。
自然形成的大量的私人社会团体（学术的、经济的和宗教的，等等），私人出版社，围绕这些团体构成了反苏维埃的因素，它们成为未来联合的反革命阵线的可怕的因素。
反苏维埃知识分子他们的联合团体的力量得到加强。
与反苏维埃知识分子斗争的主要场所是：
高等学校、各种学会、出版物、各种机关代表会议、剧院、合作社、托拉斯、贸易机构，近期还有教会等。
”[2]
报告在“高校的反苏维埃知识分子活动”一节中写道，高校（主要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反革命活动主要表现在争取学校自治和提高教授与大学生物质待遇方面。
前者“实质上表现了反对共产党和以阶级原则对高校施加的政治目的”，“在最近时间里，高校中争取教授领导权的活动表现得极为猖獗”“高校的反革命因素成为培养大学生反共和反苏精神的有利基础”，高校的红色教授甚少，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的基层组织却在高校中建立并得以巩固”。
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得到最新情报，即莫斯科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联合会”（объединенныйсоветпрофессоров）正在组织罢课并已经得到彼得格勒大学的响应。
报告建议：
“高校的状况要求采取一系列的断然措施制止和警告某些教授的反革命演说”。
报告在“各种协会中的反苏知识分子活动”中反映，在近期“科学协会”（научноеобщество）、“贸易工业协会”（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общесто）的活动中存在着隐藏着的反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因素。
报告特别提到“馅饼协会”（Пироговскоеобщество）以半官方的形式存在，在反苏活动中扮演着特殊作用。
报告在“私人出版社的活动”中反映，“政权批准私人出版社和期刊，为反苏知识分子提供了强大的斗争武器，他们绝不放过在首都和外省大量出版并表达反苏观点，如《经济学家》杂志、《经济复兴》（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возрождение）杂志、《文学之家编年》（Летописьдомалитераторов）和馅饼协会杂志等。
”民族社会主义者党（народныесоциалисты）成员梅里古诺夫（Мельгунов）、缅高金（Мякотин）和别什霍诺夫（Пешехонов）、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基泽维杰尔，以“大家族”（Задруга）出版社纠集在一起。
刚刚获得自由的“策略中心”（Тактическоецентр）“民族中心”（Национальноецентр）、社会活动家联合会（Советобщественныхдеятелей）的成员，立宪民主党中央一些委员，联合在“岸”（Берег）出版社周围。
“书籍”（Книга）出版社在孟什维克中央控制之下。
报告认为，私人出版社和出版物起到了联合反苏力量的作用；其次，出版大量的反共产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和色情的出版物，扰乱了图书市场。
报告在“各种机关代表会议中的反苏知识分子活动”一节中指出，这些代表会议变成了反共宣传的政治舞台，如“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съезд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кооперации）被社会革命党用于召集该党的第20次代表会议。
“全俄医生代表大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съездврачей）变成了所有反苏医生的集会。
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全俄农业局代表大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съездземотделов）之中。
报告在“合作社、托拉斯和贸易机构里的反苏知识分子活动”中反映，这些机构中共产党员人数太少，使得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和民族社会主义者在这些机构中活动频繁，而且这些机构直接为反苏活动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报告在“宗教问题上的反苏知识分子活动”中反映，“黑色百人团知识分子”（черносотенная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利用东正教和一切形式疯狂反对无神论（атеизм）。
[3]
报告最后强调：
“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过程，反苏的团体和组织在走向联合。
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团体将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危险的力量。
国家总的形势要求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措施预防可能的政治威胁。
”[4]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条件和危急的环境之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以行政手段对反苏反共的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整肃措施，在当时，其政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样值得深入思考。
一、政治整肃与“清洁政策”
苏维埃政权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地位。
1919年创办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培养意识形态工作干部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
1920年建立了党史委员会。
1921年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
1923年建立了列宁研究院（1928年同党史委员会合并）。
1924年将1918年创办的社会主义科学院更名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其肩负的任务就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问题。
20年代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列宁全集也得到广泛出版。
创办新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Подзнаменеммарксизма）（1922年1月至1944年6月出版）作为党的理论喉舌，其主要任务是：
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宣传无神论。
此外，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高校的社会学科教学体制也随之进行了改革。
1921年颁布高校法，废除了高校的自治权。
从这一年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被列为高校必修课。
在对意识形态进行整顿的同时，苏维埃政权开始研究查封刊登反苏维埃言论的刊物。
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以1926年为例，全年共禁止发行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停止了975部作品的出版发行。
5[]1927年以后，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
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出版物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出版物平均达23％。
[6]1922年夏天关闭了彼得格勒的杂志《思想》（Мысль）和《经济学家》（Экономист）。
1921年4月取缔了“莫斯科科学家联盟”（Московскийсоюзнаучныхдеятелей）。
1922年取缔了“自由哲学协会”（Обществосвободнойфилософии）、“劳动知识分子代表联合会”（Общество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трудовых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全俄教师协会”（Обществовсероссийскихучителей）、彼得格勒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联合会”（Объединенныйсоюзнаучныхучрежденийивысшихучебныхзаведений）和“莫斯科科学家联盟”（Московскийсоюзнаучныхдеятелей）等。
针对各地大学频繁发生的教授和大学生为争取“学校自治”而兴起的“罢教”“罢课”事件，苏维埃政权立即推行了大学中的“清洁（чистка）政策”。
1921年4月，根据“大学生——共产主义者”组织的密报，在莫斯科大学取消了该校校长和历史学家留巴夫斯基（М.К.Любавский）、历史学家基泽维杰尔（А.А.Кизеветтер）、经济学家普罗科波维奇（С.Н.Прокопович）教授的课程。
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工人系的同时，“为高等学校无产阶级化而斗争”的口号成为一个政治目标。
在彼尔姆大学展开的对大学生的政治清理运动中，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子女被“清理”，如农学家的儿子扬切夫斯基（Янчевский），神父的儿子谢列布列尼科夫（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和斯捷潘诺夫（Степанов）。
根克林（М.А.Генкель）回忆：
“大学生执委局（студенческоеисполбюро）主席瓦西里·基乌诺夫（ВасилийТиунов）在清理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后来他在1951-1961年担任大学校长职务。
他可能一生都认为‘从资产阶级手中清理大学’是他的功绩。
在‘清理’时期，律师的女儿扎瓦雷金娜（ЕвгенияАрдревенаЗаварыгина）得以幸免，这是因为基乌诺夫怜悯她……被开除的大学生痛苦地经历这个不公正的结果。
一些人试图自杀。
斯捷潘诺夫精神失常了。
大学生小组（12人）给克鲁普斯卡娅（Н.К.Крупская）写信并且很快地得以恢复学业。
在这些人中有卡洛托娃（С.С.Колотова），后来她成为生物学副博士、彼尔姆国立大学自然科学学院的科学研究员”。
[7]1928年列宁格勒大学开除学生712人，其中有75人是因为自己的出身。
[8]
科学院是主要的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
苏维埃政权认为有大量的科学家（包括院士）持反苏立场。
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审查苏联科学院财政的专门委员会成员加尔布诺夫（Н.П.Горбунов）在出席1927年6月30日的联共（布）中央会议时，将科学院院士分成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包括“潜在敌视态度的院士”，如卡尔斯基（Е.Ф.Карский）、拉甫罗夫（М.Н.Лавров）、尼柯里斯基（М.Н.Никольский）。
这一类型还包括“左翼的”变种，如维尔纳茨基（В.И.Вернадский），普拉托诺夫（С.Ф.Платонов），科斯德切夫（С.П.Костычев）；第二种类型是思想和政治“沼泽”（危险）类型，这些院士仍然在苏联国内工作，但是已经与苏维埃政权离心离德而不可信任，包括莫斯科的院士巴甫洛夫（И.П.Павлов）、皮萨列夫（И.Писарев）和拉扎列夫（Н.Р.Лазарев）；第三种类型是“或多或少尽职尽力的人”，其代表人物是马勒（Н.Я.Марр）、卡尔皮斯基（А.П.Карпинский）、费尔斯曼（А.Е.Ферсман）和奥里杰别格（С.Ф.Ольденберг）院士，苏维埃政权应该在政治上对他们充分信任，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苏联和国外工作。
[9]
于是，苏维埃政权在苏联科学院系统经常进行“清洁”工作，清除“黑色百人团成员”（черносотенный）和其他“不干净”因素。
苏维埃政权提拔身为党员的上层学者，努力使科学院的机构适应“科学共产主义”的需要。
只是到了1929年，政权才顺利地将“自己的”院士，如政治家兼学者的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克日热诺夫斯基（Г.М.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哲学家梁赞诺夫（Д.Г.Рязанов）和哲学家德波林（А.М.Деборин）等人安排到科学院。
整个20年代，苏联科学院被解除职务的学者达到全部编制的11%。
[10]对于借出国演出或学术交流为名滞留国外不归并发表反苏言论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取消苏联国籍和政治荣誉的措施。
俄国著名歌唱家和导演夏里亚宾（Ф.И.Шаляпин）以积极态度迎接革命，十月革命后留在俄国继续从事歌剧事业，曾经成功地扮演了“鲍里斯·戈东诺夫”、“鲁斯兰”、“苏萨宁”等俄国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的形象，在1918年获得了俄罗斯联邦授与的“共和国人民演员”称号（званиенародногоартистаРеспублики）。
1921年他向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申请，准备应巴黎歌剧院的邀请到法国作巡回演出。
1921年5月1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歌唱家出国的决议。
“批准组织部决议并且允许夏里亚宾在契卡取得其回国保证的前提下出国。
如果契卡不予批准，问题再审。
”[11]
1921年5月31日，根据卢那察尔斯基的申请，政治局批准夏里亚宾出国。
在法国演出期间，根据与美国音乐厅委员会代表尤罗科（С.Юрок）的合同，夏里亚宾于1921年8月去美国，并一直逗留到1922年3月。
在国外期间，夏里亚宾曾向巴黎的俄国东正教神父捐款，以帮助饥饿的俄国侨民儿童。
但这被苏联当局视为“资助与苏维埃政权斗争白卫军”的行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里亚宾作出了不回国的决定。
1927年6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讨论了夏里亚宾滞留不归和“反苏活动”问题，会上工会领导人托姆斯基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副委员雅科夫列夫（В.Н.Яковлев）作了有关报告。
同年8月22日，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剥夺夏里亚宾“共和国人民演员”称号的决议。
枪毙作为法律惩戒的极端方式，也在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中予以采用并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20年底，列宁写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克列斯金斯基（Н.Н.Крестинский），指示：
“秘密准备恐怖行动：
迅速和刻不容缓地”。
1922年3月22日，列宁提交给俄共（布）11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加强镇压。
4月12日，苏维埃政府授予人民司法委员会（Наркомюст）行动时开枪射击的决定权。
[12]工会领导人托姆斯基（М.П.Томский）在同一时期也表示：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三个或者四个政党共存，但只有在一种条件里才能可能，即一个政党掌握政权，其他政党留在监狱里。
”[13]
官方报纸宣布：
“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对来自头号资产阶级界的侨民、以前积极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有仁慈心。
他们现在正藏身于教会机构之中，发动居民中最无知和道德败坏的分子与自己国外的白卫军同党结盟反对工农政权。
”[14]许多城市进行了司法审判。
仅在莫斯科就审判了54人，在彼得格勒审判了287人。
但是苏维埃政权还不敢大规模地推行死刑，因为国内存在着不同意见。
最终枪毙9人，其中包括彼得格勒大学著名的刑法学教授诺维茨基（Ю.П.Новицкий）。
[15]1922年春天，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诺夫哥罗德、图拉、雷宾斯克、舒依（Шуй）、老鲁斯（старойРусс）等地对教会知识分子发起大规模的镇压运动，2700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没收的价值25亿金卢布中只有100万用于因饥饿购买食品，其余全部用于世界革命。
[16]
社会革命党曾经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同路人”。
1922年2月28日公布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将社会革命党人提交给由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组成的高等革命法庭审判的决议。
1922年6月8日至8月7日，在莫斯科进行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
在34名被提起诉讼者中有12人被处以极刑。
侨居意大利的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听到这个消息后，于1922年7月1日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А.И.Рыков）写信：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的审讯过程是以死刑结束，那这将是事先经过深思熟虑谋划的死刑，是卑鄙的死刑（гнусноеубийство）。
我请求您把我的意见转告托洛茨基和其他人。
我希望，我的观点不会令您惊诧，或者您知道，在革命的所有时间里，我上千次警告苏维埃政权避免犯在我们这个文盲的和野蛮的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的罪行和丧失理智。
现在我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处死的话，这个罪行必将引发来自欧洲社会主义力量对俄国的道德讨伐。
”[17]
1922年7月20日根据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的建议，政治局通过下列决议：
“1、责成社会革命党案件三人小组审查未发表的文章，高尔基和阿纳托里·法郎士（AnatoleFrance）的请求对于苏维埃俄国来说将没有任何意义。
2、通知宾塔科夫（Г.Л.Пятаков）同志，政治局认为8月1日结束审讯过程完全是必要的。
”[18]1922年8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发表了嘲笑高尔基革命性的讲话。
[19]
鉴于大学生中存在着较明显的反苏情绪，1922年6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乌什利赫特“关于知识分子中反苏团体”的报告，并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对策，过滤大学生，限制大学生中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面孔，考察大学生政治上的可靠性，取消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大学生组织。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从此获得了大规模逮捕和驱逐知识分子的权力，以及对大学生进行政治甄别的权力。
所有协会和联盟要重新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ГПУ）登记，格伯乌监督各种代表会议，审查出版物。
1922年6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通过决议，所有大学生组织必须到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登记。
监督事务掌握在捷尔仁斯基手中，他的副手仔细准备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克兰的要驱逐的知识分子的名单，最终送由乌什利赫特、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库尔斯基、马采夫（В.И.Манцев）、列什托夫（А.Л.Решетов）组成的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确认。
这其中除了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反对者和大学中罢教罢课的积极参与者外，还有一些不明确表明自己政治和哲学观点的教授。
阿格拉诺夫（Я.С.Агранов）、阿列克谢耶夫（Н.Н.Алексеев）、雅戈达（Г.Г.Ягода）在1926年7月3日提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明仁斯基（В.Р.Минженский）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向》的报告中，称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反动力量，因此要经常采取措施，“不允许专家们有任何的联合，变成不受控制的力量”。
[20]
在20年代，不止一次地逮捕从事教会史和教会法研究的通讯院士别涅什维奇（В.Н.Бенешевич）和哈拉姆波维奇（К.В.Харлампович），1927年逮捕语言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通讯院士阿布拉莫维奇（Д.И.Абрамович），并将其流放到索洛夫卡（Соловка）。
二、“哲学船事件”与驱逐政策
到1922年，列宁对反苏知识分子实行惩戒措施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在3月15日写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Д.И.Курский）的信中提出将“枪毙”变成“驱逐国外”。
[21]第二天列宁作出新的指示：
“公正提出原则性的、政治上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狭义的）、说清恐怖的实质和理由，其必要性和界限的章程”。
[22]列宁考虑采取司法起诉和行政驱逐的手段解决规模越来越大、影响愈来愈严重的知识界的政治反对派活动。
1922年5月19日，列宁致信契卡主席捷尔仁斯基（Ф.Э.Дзерженский）：
“谈谈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
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
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
请讨论一下准备措施，召集马采夫和其他一些人在莫斯科开个会。
责成政治局委员每周抽两三个小时审阅一些报刊和书籍，并检查执行情况，要求提出书面意见，要求把所有非共产主义出版物毫不拖延地寄到莫斯科来。
还要征求一下一些党员著作家（斯切克洛夫、奥里明斯基、斯克沃尔佐夫、布哈林等）的意见。
系统地搜集一下教授和作家们的政治经历、工作和写作活动的情况。
所有这些工作要委托给国家政治保卫局中一个精明的、有学问的、办事认真的人去完成。
关于彼得格勒的两个刊物，我的意见如下：
《新俄罗斯》（НоваяРоссия）（第二期），该杂志已被彼得格勒的同志们查封。
查封是否过早？
应当把刊物分送给政治局委员并仔细加以讨论。
这个刊物的主编列什涅夫是个什么人？
是《日报》（День）社的吗？
能否搜集一下他的情况？
显然，不是该杂志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驱逐出境。
但是，俄罗斯技术协会第11部在彼得格勒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看，它是白卫分子公开的中心。
第三期（仅仅第三期！
！
！
要注意这一点）封面上刊登了工作人员的名单。
我认为，他们几乎全部都是最应该被驱逐出境的。
他们全是赤裸裸的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是协约国的一群仆从和间谍，一群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
这事应当这样处理：
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
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然后退还给您和我，并请把他们的意见和您考虑的结果告诉我。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是明显的白卫者据点。
在第三期封面上刊登出的所有的编辑人员和作者都是驱逐出境最合格的候选人。
”[23]
受索罗金案件牵累，有53人被列入驱逐名单。
1922年9月26日苏俄国家政策保卫局（ГПУ）将索罗金和他的妻子巴拉登斯卡娅（Е.П.Баратынская）驱逐出境。
1922年夏天关闭了彼得格勒的杂志《思想》（Мысль）和《经济学家》。
1922年7月16日，列宁再次给时任俄共（布）中央首任总书记的斯大林写信：
“关于从俄国驱逐孟什维克派、立宪民主党人和人民社会主义者，我想提出几个问题，因为这次行动是从我休假前开始的，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已经决定彻底清除所有社会革命党人吗？
别什霍诺夫、缅高金、戈尔菲里达、彼德里舍夫等人怎么办？
按我的想法，全部都赶走。
因为所有的社会革命党都是祸害，或者是陷阱。
至于说到巴特列索夫、伊兹高耶夫和所有《经济学家》的同伙（奥杰列夫和其他人），孟什维克派，还有罗扎诺夫（狡猾的医生），维格多奇科（米古罗或者这类人），柳巴·尼古拉耶夫娜·拉德琴和她年轻的女儿（据说是布尔什维克恶毒的敌人）；罗什科夫（应该把他赶走）；弗兰科（《方法论》作者）等等，应当列入名单，并且应当无情地把他们赶出国境，离俄国远远的地方。
”[24]
1922年8月的俄共（布）12次会议上通过了列宁的建议。
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通过《关于行政驱逐》法令。
据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有权不经审判把参与反革命的人驱逐出境或流放到国内指定的地区。
契卡副主席乌什里赫特1922年8月2日提交给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准备驱逐的各地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名单共有1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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