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地理人和造就了我.docx
《天时地理人和造就了我.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天时地理人和造就了我.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天时地理人和造就了我
“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我
——四十余年教学生涯的回顾
时间：
2012-09-1217:
17来源：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年12期
提起孔繁刚老师，很多同仁总有话想说，也总有话题被引出，或许因为他太有名了，是声望闻于遐迩的历史特级教师，是当之无愧的著名历史教育实践家。
不过，人们汲汲乎孔繁刚老师的恐怕绝对不啻这些，可能更多地是隐藏在他的这些声明背后的故事吧。
这故事谁都可以说，不过也最好听听故事的主人孔老师自己怎么说。
这篇《“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我》就是孔老师应本刊约请而叙写的这样一些故事。
但愿我们从中能“听”出更多话题，以便做更加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孔繁刚老师的简历如下：
1942年5月9日生，苏州人，汉族，民盟盟员。
1963年7月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
1963-1979年执教于上海市杨浦区宁国中学，1979年起执教于上海市上海中学，1988年初首评为高级教师，1994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2006年夏退休。
曾任徐汇区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小学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讲座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教育专业兼职教授。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科教合作研究中心教师培训项目指导专家、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理事学会理事等。
“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我
——四十余年教学生涯的回顾
孔繁刚
2006年的6月13日我在面对“80”代、“90”代、和21世纪的校友、学生上完“最后一课”后就正式离开了。
我从教43年的讲坛，为我一生的教育教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个句号是否圆满呢？
我自认为是圆满的，无遗憾的，因为回忆当年（1959年）我经过高考进入了15个志愿中最后一个志愿——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时，虽然感到无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接受现实。
当意味着做一名中学历史教师的职业将伴随我一生的时候，我也曾为自己的未来有过理想，也绘制与构划过一幅模模糊糊的蓝图。
今天，在我离开岗位，退下讲坛，回顾已走过的历程时，我感到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师（从职业角度看，我始终认为跟其他历史教师没什么区别），我今天在全市和全国的名声与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当年的理想与蓝图，甚至在有些同仁们看来达到了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其中有些青年教师视我为偶像，有些人称是我的FUNS，更有些学生称是我的“刚丝”。
这真是言过其实了，很大程度上是开玩笑。
我对自己的知识底蕴、学术素养、教学水平十分清楚，说到底，我还是个教书匠，即使在教书匠中也不是最优秀的，我即使有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没有形成什么教学理论。
不要说将来，就是过去，现在水平超过我的也大有人在，只是我的机遇较好，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我。
天时
我1963年毕业后，最初从教的是一所位于上海人称之为“穷街”的初级中学，一个操场仅是一个篮球场一个篮球架的两个底脚还伸到了隔壁人家。
我在那里教初一政治，一年不到即赴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回校后因工作需要调我去教英语国。
我这点英语水平去教英语被在外交部任翻译的长兄说绝对是“误人子弟”，为此我去外国语学院夜校部英语系进修，在读写方面也一度接近大学英语本科二年级水平。
当时跟我同道学习的有现在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健雄教授，他那时学的这点英语现在是大派用场了。
但我呢？
因为不久迎来了“文化大革命”，英语教来教去跳出几句口号，到后来连自己当初写的几篇英语习作都看不懂了。
不过早在80年代我在教世界历史时，能不时地蹦出几个英语单词或短句，这倒可能还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学生们戏谑我为三语教师：
“普通话”、“上海话”、“外国话”。
走上工作岗位后，整整16年，在教学上，尤其是历史教学上是一无收获、一无业绩。
“黄金年代”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但在熬过“文革动乱”的十年后，尤其是十一层三中全会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
整个学术的环境、教育的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实践也是对历史评价的唯一标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在历史学领域，讲真实、全面的历史，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等要作参观、公正的评价。
这就是后来人们称的科学历史观，它成了历史研究工作者和历史教育工者的共识，它给了历史教师的讲课很大的空间与余地。
同时，80年代以来，学术读物、学术团体、学术讲座、学术交流……之丰富、之活跃、之繁荣真是前所未有。
有些时段和领域的历史几乎是推倒重写。
历史学科领域的突破、开拓及其成果恐怕不会亚于经济学领域，它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扩大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也促使与推动我们去再学习、再思考。
甚至作为普通的中小学教师也能走出国门去同国际同仁作友好的交流与探讨。
我们成长与立业的舞台是越来越大、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开放。
地利
1979年夏，“地利”的机会也来了，经我母亲好友推荐，我进了当初被称之为“远东第一校”“江南四大名校”之一的“省上中”——上海中学任教。
上海中学虽然在“文革”中多受磨难，最后被“四人帮”勒令解散，但改革开放后它是在邓小平关心下复校的，一复校即回到了它原来的基础上。
这是一所一流的学校，能跨进校门求学的是一流的资优生，它的教学理所当然地也应该是一流的。
一流的学校、一流的学生、一流的教学，也许在今天看来首先应该是一流的分数，甚至“高分”就是它追求的唯一目标，但在80年代未必如此，至少远没有今天这样的残酷与极端。
学生对历史教师的期待，绝对不是照本宣科，书上这些东西也许他们早就在课外读物中似曾相识，他们要求教师的讲课知识丰富有厚度，对历史的议论与解释有深度，让学生引起的思考有力度。
那时上中没有留下一个教历史的“老上中”，仅我一个历史教师，而且还是一个半教历史，一半教政治，一年后才成为专职的历史教师。
因此“教什么”，“怎么教”没有框框，完全由我自己去探索。
记得刚到上中的两、三年，我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扑在备课上，教案是逐字逐句的讲稿，每节课的字数均在8000字左右。
有一位刚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青年教师看了我的教案惊呼道“孔老师，你的教案可出版啦！
”可以说我以后廿多年的教学除新教材新内容外，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补充修正而成。
另外上中领导对教师的教学比较信任、放手、宽松。
我在上中教学27年，领导从没有一次检查过我的教案。
记得一次在校园里，我跟康盛冒校长走在一起，旁边一位副校长突然问我，“老孔，你一周要上20余节课，4-5门课程，你备课吗？
”还期待我回答，唐校长就择上一句：
“不用问，具定不备课”。
说实话，到退休前几年，传统的教案我是不写了，教学课件我也不会制作，毕竞精力不济，但每堂课，尤其是高一，高二的课我都要在广泛阅读相关读物的基础上做些摘录，同时对讲课提纲作些修改。
当时康校长对我这样的“备课”，给予了认可。
我感谢校领导对我的信任与宽容。
虽然我在上中、在上海我都算不上是名师，但我自作多情，总认为自己的成长与业绩以及这些名声与影响，没有上中或更大些没有上海这样一个发达城市作为背景与舞台是不可能的。
我想一流城市的教育，一流学校的教学，应该也有条件有一批顶尖的和大师级的学科教师，并通过他们去培养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精英学生。
中央电视台有一台“五四”以来的五位名师节目，十分感人，他们不仅培育了一代人，而是培育与影响了几代人。
他们的学科功底、语言表达、尤其是人格魅力，我们这一代人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才是我们心中的偶可惜的是现在这样的名师实在是太少了，尤其在中学几乎是要绝迹了。
人和
成就我的除了“天时”“地利”两点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和”。
在我的成长中，我得到了不少先师、师兄、同仁方方面面给予的提携、指导、推荐和机会，我想这可能是我成长中最令人羡慕和难以寻觅到的优势。
这是我且不谈当初我在大学求学时，像程应镠和朱延烨等这样的名教授在史学领域给我的教诲与熏陶，我是终生受益。
这里说的主要是我在近30年教学实践中助我成长的“人和”。
我进上中不久就得到了原南洋模范中学历史教师，原为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秘书长、著名宋史专家沈起炜教授的提携与推荐，进入了市中心组，有幸与当时上海的一批优秀历史教师一起进行中学历史教学的研讨工作。
以后又在他的推荐与指导下参加了由他任主编的国家教委的历史教学指导用书的编写和上海市沿海发达地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的编写。
也是他推荐我作为中学历史教师的代表进入了上海市历史学会的理事会。
沈老先生今年已92岁高龄逐健在，尤其是脑子好使，思路十分清晰；笔耕不辍，不久前刚完成了《中国通史大辞典》的编撰工作。
我每年都去探望与拜访他一、二次，还能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对历史认识的启发，得益匪浅。
上海市首评历史特级教师包启昌是我的又一位恩师。
在我历史教学实践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1983年暑假包老师就推荐我去云南智力支边。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是没什么东西好说，面对着来自云南全省包括10多个少数民族的骨干教师，我真是诚惶诚恐，幸堀当时的云南省教研员中正书老师给了我不少鼓励，算是完成了任务，尤其是上了一节得到一片赞叹声的《工农红军长征》的观摩课，帮助我撑住了这次远征。
以后又是经包老师的引荐，我在1997年去日本探亲时，由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副会长佐藤伸雄教授陪同参观访问了法政大学附属高等学校（相当于我国高中）从此开始了我同日本历史教育界的亲密交往与联系。
在上海给予我指导与帮助，并将我推向全国的师长、同仁还有华师大历史系和教法所、上师大历史系、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的老师和朋友。
其中上师大王铎全教授是我当年在师院学习时的教学法老师，读书时师生关系就十分融洽，我回到历史教学岗位后，他对我特别青睐。
我初到上中，每次公开课或观摩课，他几乎都到场给我指导。
我的好几节课的教案或实录都是他给我推荐到全国性的授课录或刊物上去的，是他聘我为上师大历史系的首任兼职教授之一（另一位是包启昌），也是他的引荐，我认识了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和台湾师大的王仲孚教授。
我还同他合作早在1988年暑假举办过一届面向全国的课堂教学实践观摩课活动，当时还特邀了北京的朱尔澄老师南下光临上海客串了这个活动，另外受邀上课的还有江苏的和断江的老师以及上海的郭景扬、周靖等老师，反响极好。
在全国范围，历史教研会的领导和许多省市的教研员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等。
也都给过我许多指导或创造过很多机会。
记得在1996年的太原会议上，著名的历史教学专家赵恒烈教授在总结课堂录相交流既评奖的总结发言中，特别提到了我和朱尔澄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成长的经历，以勉励青年教师重视课堂教学实践。
在1998年的南阳会议上的小组讨论中，王宏志理事长听了我的发言后，不顾午饭时间已到，充分肯定了我关于讲历史必须讲过程的意见，并给予进一步的阐明与发挥，使与会者很受启发。
我的第一本教辅读物是应重庆龚奇柱先生之约，同师兄朱正谊、蒋衍共同合作完成，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另外，在学术领域，经常同我切磋交流的在上海有林丙义、聂幼军教授和朱正谊、蒋衍等，在全国有孙薛恭恂、刘宗华、金元山教授等等。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也许名不见经传，但确实在我成长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的汪凡老师。
我到上海中学工作时，汪凡老师已是徐汇区的历史教研员，尽管她本人当时还在读书进修达标，但是她对教研工作的忘我投入，且“为她人嫁衣裳”的人梯精神，确确实实为我提供了许多机会，做了许多后勤保障工作，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展示的平台。
尽管她目前已经旅居加拿大多年，但也许不是我一个，我想很多徐汇区的中老年历史教师都不会忘记她，至今虽远隔重洋，但她同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课堂教学
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他的“传递、授业、解惑”是在课堂上完成的，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课——是点燃求知欲和道德信念的第一颗火星。
”课堂是教师职业价值实现的场所，也是师生生命价值的重要体现的地方。
正是一堂一堂历史课让我在学生中留下了印象和影响，尤其是那些精心准备的观摩与公开教学，垒起了我的教学业绩，扩大了我在历史教育界的影响。
记得我的第一节全市公开课是1981年春上的《明朝中后期的经修和政治》，在课中我通过冯禁龙小说集《醒世恒言》一书中记载的嘉靖年间吴江县震泽镇机予施复发家的故事十分形象生动地叙述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过程，无论是给学生还是给听课同仁都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后来这节课的实录被陆满堂教授收进了他编辑出版的最早的教案实录集。
《唐初的政治——贞观之治》，是我为上海师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上的一节示范课。
我通过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大量的同大臣的对话，具体生动地刻划了一位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伟大民主，并与学生一起分析了“贞观之治”出现在唐朝初年的时代与个人因素的优化组合，还提出了一个师生共同感兴趣的在中国历史上对一个王朝长治久安悠关重要并在当时十分敏感的一个话题——“第二任皇帝现象”。
这堂课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这些听课的大学生，很多后来成为上海历史界或历史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但是说起这堂课，他们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从这二节课起步，我渐渐进入历史课堂教学的佳境。
在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过程中，《1794—1814年的法国》可以说是一节代表性的课。
这节课我是1983年秋天上的，课文内容是新加的，我环绕拿破仑这个中心人物——一柄法国大革命的双刃剑，向学生充分展示了这位叱咤风云人物的强烈反封建形象，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扫荡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还充分肯定了《拿破仑法典》确立的资产阶级立法的规范，是《人权宣言》精神在法律领域的具体体现；最后还分析了“滑铁卢战役”不可逆转的必然因素。
这节课展示的时候不仅有来自全市的方方面面教师，还有来自广西的俩位教学专家，他们已在全国各地几个大城市考察历史教学，在王铎全教授的引荐下也来听了这节课。
后来在他们的考察报告中建议在广西全区推广这节有具体生动史实、有理论分析、又有学生思考讨论的历史课。
这节课的教学实录被收进了湖北省教研室原铁生主编的《高中历史优秀教案·课堂实录选评》。
王铎全教授在专家评论中写道：
“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有高层建瓴、居高临下之势；又能适当补充一些具体史实，且引用了历史文献资料和经典著作，因此又有强烈的说服力；特别是在巩固新课和小结中将已有的知识作适当深化和提高，前呼后应，步步深入，使学生自始至终感到有所思、有所得，从而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和要求。
”同时，也在这份评价中就我的教学特色第一次概括为“素以准确、具体、生动地讲述见长，内容具体充实，分析深刻透彻。
”这节课的教案多次被纳入上海师大编写的《历史教育学》作为历史系学生的示范教案，它成了我的一堂经典课。
1987年上海市举行首届中青年教师历史学科教学大奖赛，届时我已45岁，属于中年教师的最后一年，凭我当时在上海历史教学界的声名，完全没有必要去参赛，万一砸锅，那是大失面子的事，但是当时教研组内无合适人选，我真是为了捍卫学校的荣誉（此前我校已获取语文、英语、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优秀奖），攒身而出，上了一节《美国独立战争》。
这节课我跳出常规，主要讲了三个内容：
美利坚民族性格特征、《独立宣言》、《1287年宪法》，并将整节课置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初整个大西洋两侧的革命风景中，充分体现了美利坚民族的革命首创精神。
这堂课不仅获得了优秀奖，而且被收进了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全国的《名师授课录、中学历史》。
上海师大李稚勇教授评析道：
“执教者补充了大量的材料，这也体现了执教者‘高频率、大容量、多信息’的教学特色……更为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执教者在主要运用言语讲授，学生采用接受学习的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发展受教者的历史思维能力……。
”这节课在2003年秋我校作为首批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总结评审时，我接受承受随堂听课，根据时势的变化作了一定修改后又上了一次，恰遇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高中处刘月霞处长进入教室从头至尾听了一遍。
课后，她向唐校长说吸了一位50岁上下的老师的一节课，颇有兴味。
实际上此时我已61岁，属超期服役。
我想过不是说我长相年轻，倒是对我的课觉得有一种生气与活力之感，而不像我的年龄显得有点老朽。
我是性情中人，我上历史课是带着情感进入教室面向学生的，我将自己对历史上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突出历史现象的认识和喜怒哀乐融入和倾注在我的讲课中，从而感染学生，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教学风格：
“以我为主、以讲为主、以知识为主”中的第一点。
歌德说：
“我们从历史那里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是它所兴发的激情。
”1989年5月16日我上了一节《罗斯福新政》公开课，听课的除了市历史教研员林德芳以外，还有市教研室副主任语文教学专家陈钟梁、著名英语教研员陈少敏等其它不的教研员。
临上课时，市教育向副局长张民生也赶到了教室。
这节课我费了相当多口舌，介绍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时，形势十分严峻，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他以当年战胜不治之症的坚忍不掘精神和顽强不息意志，抱着对人类的同情心，尤其是对“压在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人”的关注，坐着轮椅来到民众之间，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并通过著名的“炉边讲话”，用亲切的语言，开诚布公向人民叙说国家的困难，解释政府的政策与措施，取得了人民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他在非常时期用和平手段将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公共”理念和政策注入美国社会，推行新政，实施国家、政府对经济干预，它虽然没有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却实实在在改善了美国的社会状况。
用罗斯福自己的话说白房子远是白房子（在美国人的词棠中没有白宫，只有whitehouse，美国人心目中没有君主的概念），但里面实现了更新换代，从而渡过了危机，经济复苏，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安定，并在“二战”后成为西方国家普遍采纳与实施的方针与政策，理论上也越超完善与成熟，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他本人也成了继华盛顿的创建国家、林肯的挽救国家后又一位里程碑式的伟人——他发展国家。
这节课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当天晚上张民生局长即对唐校长说：
“联系现实、恰到好处。
”事隔4个月。
教师节，他来我校作报告时又提到了这节令他“终生难忘”的课。
这堂课的录像参加了当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首届中学课堂教学研讨会，获得了优秀奖。
林德芳副理事长在评语中写了这节课的4个特点：
“处理教材有新意，知识量大，思维量大，具体、生动、形象。
”但这堂课当初在上海送审时，发生了分歧。
有人认为，这堂课有些内容太敏感，在当时的形势下，恐怕引起争论，不宜适出。
但也有人认为，这堂课切合时弊，正是体现了历史课的社会功能，应该送出。
最后，他们又重新将录像认认真真看了一遍，发现里面没有一字一句涉及当时的中国政治，讲的全是美国历史，于是一致决定送出。
在我看来，历史同政治必然有关联，完全脱离政治现实的历史是没有生气与活力的，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凝固的政治，政治是流动中的历史。
两者有相通的地方，但毕竟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
如果贴着政治讲历史就会成为影射历史，御用历史，以前我们有过这种倾向，现在正需要拨乱反正。
历史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扭曲历史，更不能以假乱真，应该同政治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点距离才显示出历史的社会功能和魅力。
《罗斯福新政》这节课的录像后来在全国许多市的教研室和高等院校播放，产生了轰动效应。
广西师大熊守清教授写信告诉我，录像在该校播放结束时，学生都站起来鼓掌，一片赞叹声。
天津历史教学社彭苹说，该录像在天津播放时，门口窗前走廊里都站满了人。
为此，她特地约我写了篇文章——《谈谈历史教学中的时代感人》，刊登在《历史教学》（1992年10月）杂志上。
文章中心内容是历史课既要有深沉的历史感，又要有鲜明的时代感，让我们这门土老的学科，时上时新，永远充满青春的活力。
这堂课是我心目中的又一堂经典课，在某种意义上也告示了我的“富有激情、长于思辨”教学风格的形成，并在1991年的南京会议上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
在此基础上，我1994年审报特级教师，顺利通过。
在许多学校评上特级教师后，往往就离开了教学第一线，往行政岗位上发展，但在上海中学不一样。
我在校时先后评上特级教师的有十余人，除校长外，无一例外，仍然在课堂上课。
我每学期承担4-5门课程，每周上课20课时左右，这样使我继续保持学科教学的活力与生气。
1994年秋我为全校教师上了一节示范课——《唐梁的维新思想和活动》，这节课的教案全文刊载在1995年1月的《历史教学》杂志上，居然被山西一个县里的中学青年教师全盘搬到了他的课堂上，在学校教学比赛中得了个大奖。
一堂好的课起到了它的幅射效应。
这节课我是站在当代两个世纪交替之际的前夕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回过头去看一百年前的这场变革思想及其活动的巨大社会影响，有人称它是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完全意义上的第一场现代化运动，甚至有的历史学家主张，中国近代史应该由此而开始。
我觉得这就是历史教学中的创新思维的培养与训练。
1996年秋我应地理教研员之邀在全区史地教师中上了一节《英国工业革命》，以体现学科知识之多义。
其中我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英国的地理环境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这节课里我突出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英国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是工业革命的必要前提，实际上我在这里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政治制度的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的依法治国保证了现代经济的正常运转，并激发了人们的创新欲望和创新精神。
同时我正根据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中发生的变化，重新认识了圈地运动，它并非象我们以前说的就是一场“羊吃人”的运动，而实际上是涉及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生产变化的一场农业革命。
这节课里我还解决了一个初高中教学的衔接与深化的问题。
我适当地淡化了英国工业革命中机器发明的过程，而强化了一些理论问题的分析与探究。
比如对现代工厂制度的理解，对工业革命后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变化的思考……这节课上完后，我把教案寄给了《历史教学》杂志社，但此时该杂志已经改版，不再刊载教案和教学实录，经过编辑李梦芝女士的帮助，改头换面，用论文的形式——《英国工业革命中几个问题》，仍然刊登了出来，（1998年8月）扩大了它的影响。
这堂课也成了我的巅峰之课。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当初我申报特级教师时，在区教育向领导和专家面前上的一节《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段历史，因此可以说我是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置于历史之中，从自己说起，说自己的心里话，用真情实感使学生形成更深切的认识，产生更汹涌的激情。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情感教育。
历史是后人对前人活动的记录，它是一种回忆，但回忆的关键是反思。
正是这种思维活动才给了历史一种生命力——“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但是历史课往往在学生、在家长、在社会上把它当作一门死记硬背的，可有可没有、可学可不学的学科而怠慢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有时也会十分功利地来钟情这门学科，希望它能直接了当地解决某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实际上这两种现象都是对历史的误导。
历史是故事，历史是人文科学，它应该丰富与充实人的生活，提高人的生活层次与质量，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历史课的灵魂来自它的思考，历史课的精神来自它的情感，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它们的载体——历史的本身，历史的真实。
历史教师的讲课不能脱离课本，但绝对不能照本宣科，也不能局限在仅仅是理解课本、解读课本，而应该是着眼于了解历史、理解历史。
讲课是一种追求、一种再创造、更是一种艺术，要激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动机和渴求。
我们要讲真实的历史，过程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宏观的历史、细节的历史、学生身边熟悉的人和事，要培养与训练学生善于将天时——地利——人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立体性的思考能力，要学会用历史辨证思维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有一个学生说得好：
“思考历史，就是思考现在与未来。
”这种思考能力不仅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更是观察社会、认识社会、服务社会的一种重要能力。
为此我们历史教育的立足是不仅仅是给学生知识、经验、教训、规律和启示，更是给学生品性、情感、智慧、文化和精神。
我想这才是历史教育价值取向的最终归宿。
这就是我从教和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