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欧盟新欧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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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欧盟新欧洲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大欧盟新欧洲
------欧盟东扩进程的意义与影响评介
吴弦
自上世纪90年代东扩进程逐步启动以来，历经10多年的艰苦努力，今年5月1日，举世瞩目的欧盟第5次扩大，终于宣告实现：
中东欧8国，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斯洛文尼亚，加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从候选国转变为正式成员国。
根据安排，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将于2007年加入。
同时应指出的是，欧盟进一步的努力方向，就是帮助西巴尔干地区各国加入。
随着形势的发展演变，作为前南国家之一的克罗地亚，于今年6月正式获得候选国地位，并有望继罗、保之后不久入盟。
此次扩大，加入国计有10国之多，超过历次扩大新增成员之和，使欧盟的成员国总数，从15国跃至25国；人口增加近三分之一（含罗、保两国），由3.7亿升至4.8亿，超过美、俄两国人口之和；面积则扩大了33%，从320万增至430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亦增加了5000多亿欧元。
总之，一个通常所谓的“大欧盟”，终于在欧洲确立。
与此同时，随着东扩实现，欧洲的经济、政治版图，出现结构性重大变化：
诸多中东欧国家的加入，导致欧盟边界东移，已直接与前苏联国家接壤：
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与俄罗斯为邻，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4国，则分别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相接；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位于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甚至已成为欧盟中的“飞地”，波罗地海则几乎成为欧盟的“内海”。
而日后进一步的扩大，又将使地位敏感、复杂的巴尔干地区，为欧盟所逐步吸纳。
由此可以说，“大欧盟”的确立，又导致了一个“新欧洲”之出现。
显而易见的是，正是东扩进程的启动与发展，推动了“大欧盟”与“新欧洲”的最终出现。
而尤为值得强调的是，在一体化总体发展的大背景下，此次扩大所具有的种种特殊性，使得这一进程的意义与影响，具有了深远性、多重性与复杂性的特点，且随着东扩的进展，在逐步显现出来，势将直接左右欧洲与欧盟的未来发展方向，故有必要给予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
为此，本文拟从欧洲与欧洲一体化发展史、欧盟的体制性变革、政策调整与改革三个方面，对东扩进程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作一初步的介绍与分析。
一、大大提高了欧洲的同质性，
有助于欧洲的统一、和平与发展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冷战与雅尔塔格局，以东西欧分裂和两大阵营的对抗为其主要特征。
这种分裂与对抗的突出体现，就是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巨大差异与严重对立。
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欧共体与经互会，又强化了两大阵营内部的经济联系，进而加深了东西欧之间的鸿沟。
当然，在冷战格局之下，欧共体/欧盟的深化与扩大进程，也只能局限于西欧地区。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东欧形势剧变和冷战终结，终于为欧洲结束分裂，提供了框架性条件。
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欧盟、“回归欧洲”的强烈愿望，后者对历史联系的认同与现实利益考虑，则决定了结束这一分裂的主要途径。
然而，为了真正走向欧洲统一，仍存在着巨大的体制性障碍。
正是欧盟促使东扩启动的一系列举措，以及举措日后的不断深化，最终使障碍得以克服。
其一，有力推动了中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型进程。
成员国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具有同一性，是实施区域深度一体化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冷战时经互会的“一体化”模式，也以东欧国家的体制相同为基础）。
故欧共体创始人虽始终以“整个欧洲的统一为最终目标”，但《罗马条约》明确规定，任何申请加入国，都必须以民主代议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为前提条件（西、葡处于军事独裁统治时，也曾被欧共体拒之门外）。
欧盟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1993年6月），更是明确将中东欧实现对西欧政治、经济体制的趋同，作为入盟的头两项标准。
然而，尽管东欧形势剧变启动了改革进程，但因问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中东欧国家能否成功实现转型，尚属未定，挫折、反复、倒退的可能性，随时存在。
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支持中东欧改革，促进体制趋同，就成为欧共体的首要选择，从而为东扩进程最终启动，从根本上创造了前提条件。
事态发展表明，欧盟的三方面举措，曾有力推动了中东欧的体制转型。
一是在“法尔计划”、即西方支持改革的多边援助框架内，发挥了主导作用。
这包括“协调”24国援助，引导政策与战略制订，推行欧盟行动计划，并积极促成将“法尔计划”从波、匈两国扩大到所有中东欧国家等；二是筹组“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
主要是提供贷款或投资，支持中东欧的私人资本和私有化进程；三是与中东欧缔结《欧洲协定》，赋予其“联系国”地位，大大强化了双边特殊关系。
其内容涉及向中东欧开放市场，经济合作与财政援助，机构性安排与政治对话，竞争法的适用性规定等各个方面，对推动10国体制转型，提供了一个独特、有力和全面的扶持框架，作用相当积极。
总之，随着支持举措的启动和不断深入，欧盟终于1993年6月对有条件接纳中东欧国家，首次做出了明确承诺；1994年的欧盟公报承认，中东欧在“通向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道路上已取得显著进展”。
同年4月起，中东欧国家陆续提出申请，加入程序先后启动，进而为各国最终获得加入谈判资格，奠定了基础。
其二，推行相关战略，帮助中东欧国家具备承担欧盟全部法律义务的能力。
中东欧国家提出加入申请时，欧共体成立已半个世纪，一体化深化进展举世瞩目。
在建立共同机构、关税同盟、共同政策与政策协调的基础上，又确立了“内部市场”框架，正向单一货币迈进，并通过《欧洲联盟》条约的谈判与生效，开始积极推进政治一体化建设（为此，除经济支柱外，欧盟还确立了另外两大支柱，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司法与内务合作”）。
为使一体化水平不致降低，欧盟坚持东扩绝不能以“削弱”或“牺牲”深化为代价，故将中东欧国家“能够承担成员国义务”、接受欧盟全部立法（这是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作为实现加入的必要条件。
而为此要求申请国采纳的欧盟立法，共有8万页之多。
显然，这构成了中东欧加入的又一巨大障碍。
因为对它们而言，实现转轨已非易事，要在短期内从较低的起点上，准备融入到欧盟机制之中，采纳数量如此之多、要求如此之高的立法，更是意味着巨大挑战。
而欧盟通过制定与实施东扩战略，在克服这一障碍上，又发挥了重大作用。
事实上，这正是欧盟推进东扩举措的重心之所在。
早在1994年12月，欧盟就通过了所谓“加入前战略”，旨在“推进和改善”中东欧“准备加入之进程”。
其基石有二：
一是与中东欧国家确立“结构性关系”，即创立“多边框架”（以欧盟机构为一方，全体联系国为另一方），举行定期对话。
该制度适用于欧盟的所有支柱，使中东欧国家在机构层面上（这是一体化实施的组织保障），介入到欧盟的各政策领域中来。
二是帮助中东欧纳入“内部市场”，意义同样重大：
1992年计划确立的“四大自由”框架，实际上构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真正基础（四大自由适用于欧盟15国，但欧元区则有3国选择例外），规定新成员国加入时必须纳入其中（根据要求，虽然中东欧国家最终要接受欧元，但入盟后应有逐步达标的过渡期；而“内部市场”则在各国加入时必须接受），因此势必成为欧盟的战略基石之一。
具体行动方案是，由欧盟确定中东欧须履行的有关立法，大力扶持、监督立法实施；后者则逐步采纳相应的体制、标准和认证方法，并制定工作计划，确认优先行动领域与时间表。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东扩谈判临近，鉴于各国采纳相关立法仍有较大差距，欧盟决计加大推进力度，又提出了“强化加入前战略”，自1998年起付诸实施。
主要做法包括，加强有关时间表的制定与实施，明确指出优先努力方向，动员各种财政扶持手段，并邀请申请国提前参与欧盟立法实施的计划与机制等。
总之，从欧洲发展史的角度讲，正是欧盟以上两方面的举措，使得启动和推进东扩，具有了提升欧洲“同质性”、促进“欧洲统一”的含义。
因为它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帮助中东欧国家实现了两大历史性飞跃：
一是向西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提高到了能够参与欧洲一体化的水平。
换言之，东扩的实现，也使得欧盟这一独特的超国家组织形态，首次具有了全欧的意义。
众所周知，尽管欧共体（欧盟前身）的一体化深化成就举世瞩目，且已历经4次扩大（由6国增至15国），但其发展一直局限在西欧地区。
在冷战终结、经互会（同时还有华约）解体的大背景下，得到诸多转轨国家认同，成功扩大到中东欧、且还将扩展到巴尔干乃至更多地区的趋向，无疑使欧盟的历史合法性，又有了某种质的飞跃，其作为欧洲经济与政治一体化核心组织的地位，终于得以确立，进而将对整个欧洲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正是从这一点上讲，“大欧盟”又使得“新欧洲”具有了以下四方面的含义。
（1）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欧洲。
如上所述，东扩的成功实现，使诞生于西欧的欧盟，首次具有了全欧核心组织的色彩。
这同时表明，一个以高度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欧洲，终于在历史上出现。
10个新加入国，以及今后更多的欧洲国家，都将认同和参与到欧盟高度发达的机制与运作之中。
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包括：
1）共同的价值观与目标；2）具有超国家因素的共同机构（如欧盟委员会、部长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欧洲法院等，此外还有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等等）及其一整套相互作用方式；3）经济一体化的几大阶段性进展，即关税同盟、共同市场与经货联盟（根据条约规定，所有新加入国最终都将以欧元作为单一货币。
但同欧元区成员一样，要首先达到加入经货联盟的趋同标准。
为此，中东欧国家在入盟后，都需要有一过渡期。
其间各国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力度，至少会加强）；4）各项共同政策，如在农业、外贸、竞争和地区政策等诸多领域；5）在提高竞争力、环境与健康保护、渔业、文化、能源、旅游等方面，加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与一致性；6）集中体现出政治一体化进展的欧盟第二、三支柱，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包括走向“共同防务”）和“司法与内务合作”（某些方面亦需过渡期）。
凡此种种，都将对今后欧洲---无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就单个国家而言---的行为模式，产生重大影响。
（2）一个和平与稳定得到更大保障的欧洲。
历史上的中东欧地区，矛盾错综复杂，动荡不安，巴尔干更被视为欧洲的“火药桶”。
欧盟支持转轨与推行东扩战略，曾抑制、缓和了该地区因转型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动荡。
而东扩的实现，无疑使欧洲的长远和平与稳定，有了更大保障。
推动欧共体模式产生的直接动因，正是为了保证欧洲和平。
历史发展表明，这一模式之“革命性”创新，如成员国自愿参与和平等原则，通过机构化、制度化、法律化方式转移和共享主权权利，不断打破国家间界限、推行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等等，都有力维护了成员国共同利益，协调了各国的特殊利益，从而有力保证了欧洲和平。
目前普遍认为，欧盟成员国之间爆发战争已不可能。
显然，新成员国成功纳入到欧盟模式之中，必将有利于欧洲的永久和平与稳定。
如考虑到欧盟对巴尔干地区的进一步扩展，这一意义就更加明显。
对此，德国外长菲舍尔曾将东西欧作为一互动的整体明确指出，欧共体创始人所确立的，是“堪称革命性的欧洲国家体系新原则”，但如果“欧盟仅仅局限于西欧，就意味着存在一种分裂的国家体系：
在西欧是一体化，在东欧却是旧的均势体系”，而“如果没有一个建构其上的秩序”，这“就会使欧洲变成一块长期动荡的大陆，从一般观点来看，东欧这种传统的对抗路线也会渗入欧盟”;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负责东扩的欧盟委员会委员沃荷根也曾明确称，危机的教训之一是，“我们仍然必须赢得和平与稳定，而扩大是赢得它们的最好途径”，故加快东扩步伐，已成为“……委员会的首要选择”。
（3）一个更具国际经济竞争力的欧洲。
通过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导致欧共体产生的又一历史动因（二战后针对“美元荒”的考虑，是促成关税同盟建立的原因之一）。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应对日趋激烈的经济全球化竞争，欧共体愈来愈强调发挥区域经济优势，除大力推行深化举措外（单一市场与经货联盟建设，直至欧元的成功推出，都是明证），进一步发展与中东欧在地缘经济、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紧密联系，同样被欧盟视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为此，早在1993年报告中，委员会就强调说，为迎接全球化挑战，要促进西欧企业与东欧转型经济的合作）。
随着东扩实现，一体化的种种深化举措，包括关税同盟、四大自由和单一货币（虽然需要一定的过渡期），共同的经济规则与经济政策，都将在“一个更大的经济区域内实现”，东西欧的资源可望得到更好配置（包括优势互补，如西欧的技术、管理与中东欧大量优质劳动力、矿产和各种生物资源相结合），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扩大，竞争和激励因素增强，最终为“整个地区带来更高的增长率，更低的通胀前景”。
因此，委员会曾明确指出，“扩大的经济影响从更长远看将肯定有益于欧盟”。
（4）一个有望发挥更大国际影响的欧洲。
二战后美、苏崛起与自身国际地位下降，同样是推动西欧国家谋求联合自强、创建与发展共同体的动因之一。
而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向，更使欧盟感到，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借重集团性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也由此得以推行。
中东欧国家的加入，加重了欧盟作为一整体的分量。
而从长远看，随着共同利益不断融合与协调机制加强，这一政策的影响力有望增大。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规则的制定（如在世贸组织中）与区域间对话（如亚欧会议）都更加重要。
在这方面，成员国增多，也有助于其影响力之发挥。
为此，委员会曾明确指出，新欧洲“注定要作为一个世界力量均衡中的新力量而出现”。
二、推动欧盟谋求重大体制性变革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就对欧盟自身而言，此次扩大亦产生了前所未有之影响。
其中最为突出者，就是对欧盟谋求重大体制性变革、特别是对事关效率之变革的直接、有力推动。
众所周知，欧共体启动时的体制创新，始终是一体化实施之组织保障，重要性不言自明。
而在东扩背景下，一方面，作为全欧一体化核心组织地位的确立，欧盟对欧洲民族国家与欧洲未来发展的重大、深远意义（特别是在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扩大国际影响力方面的重要性），使得其组织机制的有效运行，显得愈发重要、突出；但另一方面，东扩实现可能导致的最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对欧盟体制运行的效率问题，提出了巨大挑战。
因此，在欧盟东扩日程上，如何谋求体制性变革以应对挑战，实际上就具有了愈来愈大的迫切性。
欧盟的体制，最初是为6个创始国设计的。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一体化深化下的4次扩大，欧盟由6国增加到15国，其体制运行与成员国增多之不相适应的问题，也逐渐突出，促使欧盟不时有谋求改革之举，但因这一问题所特有的敏感、复杂性，始终难以有重大突破。
而东扩实现在即，则将使问题的尖锐化程度，大为增加。
其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不平衡与高层次的超国家调节，历来是一对矛盾。
一体化程度愈高，成员国愈多，发展不平衡愈大，各国就愈难于形成一致，从而严重影响到欧盟的机制运行与决策效率。
此次扩大，加入国数量如此之多（超过历次新增成员国之和），与现有成员国的发展差距（甚至新加入国彼此之间的差距），又是如此之大，如不谋求相应变革，将使扩大后的欧盟运行，确有瘫痪之虞（遑论进一步发展以应付内外挑战）。
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东扩还将打破欧盟机制内部的各种平衡关系，对各方的地位与利益，带来种种影响。
因此有关各方（特别是欧盟大国），亦都希望促成有利于己的体制更新，以保持和加强自身在未来欧盟中的影响力（如法国对其未来欧洲地位与欧盟发展模式之关系的思考）。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盟有关各方逐步形成共识。
因此，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谋求体制性变革，尤其是与效率相关的变革，就在欧盟的议事日程中，占据了极为突出的地位。
但与此同时，又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体制改革问题，因直接关乎主权权利行使与利益保障，需要在欧盟各机构、欧盟机构与成员国、各成员国之间、特别是大小成员国之间，保持微妙的权力平衡，故极为敏感、复杂，历来是欧共体/欧盟建设中的核心难点。
加之改革常涉及政体形式之争，如关于“联邦”与“邦联”的争论，更使问题尖锐、复杂化了（近期最突出的例证是，菲舍尔在著名的5.12讲话中，曾明确主张，为保证欧盟东扩后具有“行动能力”，应超越以往叠床架屋般的解决方式，一举建立“欧洲联邦”，以真正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之目的）。
一体化以承认民族国家的历史合法性为起点（甚至连著名的联邦主义者，如德洛尔、菲舍尔等人，迄今都承认，民族国家目前仍不可替代，因此其所主张的，是建立一种新型的“民族国家联邦”），成员国的意志在体制改革中，依然起决定性作用。
而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地位与利益都不尽相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又关乎长远，故各国的立场与主张，往往歧异颇大，争论极为激烈。
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方方面面经艰苦讨价还价后，最大限度达成妥协的产物。
尽些年来于欧盟最具根本意义的三次条约修改，则集中体现出成员国谋求变革的努力。
早在1996/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简称“阿约”，后经批准后于1999年5月1日正式生效）谈判中，欧盟即开始就改革的最大难点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而不果，遂不得不决定于东扩启动前，再专门召开政府间会议议决此事，终于2000年又启动谈判，经反复争论后，缔结了《尼斯条约》（经批准后于2002年生效），从而为东扩后的变革，做出了初步安排。
其后，为了更有效地应付内外挑战，欧盟又于2002年启动“制宪”进程，经制宪大会提出“宪法性条约”草案和政府间谈判，最终于2004年6月就《欧洲宪法性条约》（简称“欧盟宪法”），达成最后协议。
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继“阿约”特别是“尼约”之后，试图更全面、深入地推进体制性变革。
尽管同历次谈判一样，最后的妥协往往只能取渐进方式，难于有激进举措。
但迫于形势压力，还是在不少方面有所前进，有些方面甚至不失为重大进展。
以下仅从效率角度，就东扩引发变革的直接动因，成员国在“阿约”、“尼约”与“欧盟宪法”谈判中的立场、分歧与最终妥协，逐一作一简单绍介。
（一）欧盟委员会的规模与构成。
委员会的组成原则是，每国至少有一个委员名额。
随着前4次扩大，人数已达20名之多，即德、法、英、意、西5大国各2名，其余小国各1名。
人浮于事、相互扯皮、运转不灵的矛盾，早就暴露无遗。
而东扩后，其规模还会大大膨胀，最终将臃肿不堪，无法正常工作。
显然，大力精简机构，削减委员会人数，已势在必行。
但这意味着，每国至少一名委员之原则，将被放弃。
而事态发展表明，由于委员会地位至关重要，特别是由于涉及到大小成员国之间的权利、利益平衡问题，精简方案又难于为各国接受，故曾是争论最大的难点之一。
大小国在“阿约”谈判中对改革方案的立场，就截然不同。
小国认为，应坚持各国保留一名委员之原则，如一定要控制委员会人数，也应是5大国各放弃一名；而大国则强调说，委员会人数应少于成员国总数，由各国轮流担任。
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
最后大国做出一定让步，同意欧盟日后首次扩大时，将各自放弃一名委员名额（同意委员会人数不超出20名），但以部长理事会投票权数改革必须有利于大国为条件（详下）。
双方同意今后再通盘讨论此事。
其后经2000年“尼约”谈判做出的决议是：
自2005年起，委员会由每国一名成员组成，届时大国放弃一名委员名额。
直至成员国数量达到27国之时，才考虑实施大国方案。
自27国欧盟的首届委员会起，委员人数应少于成员国总数，根据平等原则通过轮换制挑选。
但确切数额和轮换次序，将在各申请国签署加入条约后，理事会以一致通过决定。
随着“尼约”生效，这一安排正在逐步付诸实施（2004年底产生的新任委员会人数为25名，即5大国已每国放弃一名，但10个新成员国又各增委员1名）。
值得指出的是，欧盟“制宪”又先后就此展开了激烈争论。
制宪大会提出的宪法草案是，委员会成员仍是每国一名，但改成双层制。
一层为15名主席团成员，由主席、欧盟外长/副主席和13名委员（委员平等地由各国轮流担任）组成，拥有表决权；另一层的委员，由15名成员出任国之外的成员组成，但无表决权。
该安排应于2009年11月1日起生效。
其后的政府间谈判中，该条款再度引起争吵。
不少小国反对将有权表决的委员减至15人，希望每国仍保留一名委员；大国则反驳说，若依小国建议行事的话，仅保留一名委员，对大国并不公平，最大6国应是每国2名（果真照此办理，欧盟首次东扩后的委员总数，应为31名之多）。
经过讨价还价的最后妥协是，将宪法草案的安排推迟实行，届时每国一名投票委员的原则，将被真正放弃，改行双层制（为弥补最小成员国对此感到的缺憾，同时又规定，其欧洲议会的席位不应低于6席，即比目前多2席）。
（二）部长理事会投票权数与表决方式改革。
这是谋求改革中争论时间最长、也最为激烈的焦点问题，有必要加以详细介绍。
作为立法决定机构，部长理事会代表成员国利益，历来为各国所看重。
其表决方式，除简单多数和一致通过外，“特定多数表决制”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
此系一种加权表决制。
根据规定，15国加权票数总和为87票，其权数分配是：
德、法、英、意各10票，西班牙8票，比、希、荷、葡各5票，奥、瑞各4票，丹、芬、爱各3票，卢森堡2票；满62票即构成“特定多数”，可通过一项提议；反之，如有26票反对，则构成“阻断少数”，将使提议遭到否决。
各国票数权重分配之多寡，决定了其在欧盟决策中的影响力。
权重票数多，影响力就大，反之则小；而“特定多数”与“阻断少数”门槛的设计，直接决定了通过一项决议的难易程度（例如，前者的门槛高，意味着通过难度大，反之则小）。
因此，关于权数与门槛的规定，集中体现出成员国之间、特别是大小国之间的某种微妙平衡。
东扩于此引出的问题主要有二：
一是大国影响力可能进一步下降。
由于各国投票权数之分配，除以人口多寡为依据外，还有顾及国家间平等和小国地位的考虑（例如，卢森堡人口不足45万，拥有2票，约合22.5万人1票；而8200万人的德国为10票，平均820万人1票）。
欧共体初创时，（西）德、法、意3国占成员国人口总数的比重，约为88%，其加权票数之和占总票数之比重，则为71%；其后，因小国数目增加较多，尽管法、德、英、意、西仍占总人口80%左右，五大国票数之和的比重，却降到了55%。
而在将入盟的中东欧10国中，除波兰外，其余均是小国，由此意味着，大国票数比重，还将大大下降；二是从深层上讲，这会严重影响到欧盟决策的“民主合法性”。
因为从理论上讲，将来不足欧盟50%的人口，即可通过或是否决掉一项决议。
如希、比、葡、丹、芬、爱、卢7小国共26票，即可阻止决议通过。
尽管其人口相加，仅略高于欧盟总人口的12%。
为此，早在“阿约”谈判时，德、法、英、西等大国，就力主在东扩前，必须确定大国的票数得到增加（西班牙则更是表示，不解决这一问题，将准备否决扩大）。
“尼约”谈判中，会议主席法国提出的3种替代模式中，都主张5大国权数，应有充分增加。
但为保证自身的影响力，小国始终强烈反对大国方案，从而构成了两次政府间会议的突出难点。
经艰苦谈判后，“尼约”涉及扩大后的相关规定如下：
（1）关于表决权数调整。
根据各国人口数量差别，调整了各国权数，适当增加了大国权数和划分档次；并对12个谈判国（包括中东欧10国，再加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加入后的票数，也都作出规定。
按照规定，27国总票数为345票，各国分配如下：
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4国各29票，西班牙、波兰各27票，罗马尼亚14票，荷兰13票，希腊、捷克、比利时、匈牙利、葡萄牙5国各12票，瑞典、保加利亚、奥地利3国各10票，斯洛伐克、丹麦、芬兰、爱尔兰、立陶宛5国各7票，拉托维亚、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卢森堡5国各4票，马耳他3票。
由此可见，5大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权数差距，有所加大（还应指出的是，尽管德统一后人口已大大超出法，但在后者坚持下，两国的投票权数，仍保持相等），成员国的权数划分档次，在12国都加入后，将从当时的6个增为9个。
（2）关于“门槛”设计。
根据规定，对通过决议所需的赞同票数，即所谓“特定多数”，仍接近于15国的现有门槛（占总票数的71.26%）。
这一门槛还将随着逐步扩大而有所提高。
一旦12国全部加入后，将为345票中的255票，即为总票数的73.91%。
为顾及大小国双方对决策的影响力，条约既根据10小国要求，明确规定，如表决时构成简单多数，即超出成员国半数时，可阻止决议通过（这对小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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