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海上漕运与妈祖信仰的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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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海上漕运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元代海上漕运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王海冬

【摘要】摘　要：

概述元代海上漕运情况以及妈祖信仰在漕运中所起的精神支持作用。

以刘家港地区、山东沿海地区、天津地区的天妃宫为例，说明海运漕粮的成功与妈祖信仰的传播是互为促进的。

最后提出元朝能推进妈祖信仰，其文化原因有蒙古族萨满教也信奉女神以及元朝统治者对多元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的观点。

【期刊名称】莆田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23）004

【总页数】5

【关键词】元代；海上漕运；妈祖信仰；宗教政策

13世纪中期，忽必烈称帝建立起元朝，当时北方因为经历过长达五百年的争战，社会经济破坏严重，为了稳固初建的大元政局，需要从南方调运大批粮食，元世祖忽必烈采用权臣伯颜海运之策，令朱清、张瑄等开辟海道运粮至大都，稳定了当时的经济政治大局。

海上漕运要经历极大的自然与社会风险，这给长期离乡背井的运输者造成很多很大的困难，妈祖信仰就成了他们克服困难的精神力量。

元朝皇帝顺民意，推动福建沿海一带信仰的地方海神——妈祖顺着漕运之路发展。

后来元朝皇帝晋封妈祖为“天妃”并屡加封号，把她与国家的安全联系了起来。

本文拟论述元廷海上漕运及其对妈祖信仰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探讨其文化原因。

一、元代的海上漕运及妈祖信仰的精神支持作用

1.元代开创海上漕运概况

元廷统一全国后，为稳固和平复战乱中刚刚建立起的元朝政局，需要征集大量的粮食，而盛产粮食的南方就是元朝的粮仓。

原先，江浙一带的漕粮是从扬州沿古运河北运的，途中要装卸好几次，遇到天气变化、河道淤塞就更耽误时间了，所以内河的粮食运输有比较大的不稳定性，这对新生的元朝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

至元十九年（1282）那年春天，预期该到的粮食迟迟未到大都，元廷的大臣们感到河运漕粮的弊病，但一时亦无良计可施。

这时却有两个当过海盗的人向皇帝忽必烈献策进言：

从海上运粮。

这两个人就是朱清与张瑄。

据《新元史》等史料记载，他俩在南宋时因生活所迫当了海盗，曾在海上活动过十五六年，熟悉南北海路，善于行船，被元军收服后就为元朝廷服务［1］。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陷临安后，他们曾受命将南宋宫廷中的一些库藏从崇明州（今上海崇明岛）由海上运至直沽（今天津）。

忽必烈觉得朱清、张瑄的海上运粮是个好主意，允准实施。

于是，朱清、张瑄和总管罗璧等人在今上海崇明、江苏太仓一带督造出60艘平底船①。

同年12月，在他俩的主持下，在今江苏太仓浏河（即元代刘家港）用60艘平底船共装运4.6万石漕粮②，每船配备了16名监运漕粮的水兵。

船队从刘家港出发，过海门县以东的黄连沙咀和万里长滩向西北航行，到达淮安、盐城县海域后，再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往北，到今天的山东荣成地区后折转向西航行，然后到达山东的登州古港，再继续西行进入到今天的天津海河口。

第二年3月，粮食运达大都。

这一次的运粮为4.6万余石，到达目的地大约剩4.2万石。

［2］这是因为平底船在海上遇到浅滩、暗礁多，路程长，所以海难损失了0.4万石粮食。

不过，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开辟了海上漕运的新途径。

由此，元廷委任朱清为江东道宣慰使、张瑄为淮东道宣慰使。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朱清和张瑄再次奉命出海运粮。

这年海运粮食增加到了150余万石，因为仍走原先的路线，结果沉船的粮食还是比较严重的，受损了16%，达245635石。

为了减少损失，朱清等人又开辟新海道。

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夏季出海，粮船自刘家港出发过了长江口以北的万里长滩后，就转向东北往大海深处驶去，乘着夏季的东南风，到青水洋后三昼夜过黑水洋，顺着西太平洋黑潮暖流北上，继续前行一昼夜到成山角，最后到达海河出海口——直沽港。

这条新航路航行约半个月时间就够用了，时间大大缩短，海难损失的粮食降到了约3%。

［2］

改进后的新航路收效显著。

不过，如果风向不顺，新航路也需要一个月以上才能完成航程。

后来有个叫殷明略的海运千户对航路再次作了改进，他从刘家港启运到长江口出海后直接向东进入黑水洋，再由黑水洋直接向北到成山角，然后转向西航，仍由渤海南部到达海河出海口。

这样行驶，使南段航路全在远离海岸的较深水域，避开了近岸浅险海域，粮船不易遇险。

风向顺时只需10天左右便可到达目的港。

据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官方记录，海难损失的粮食已降到2%左右。

［3］

2.妈祖信仰的精神支持作用

漕运的海路在探索中发展形成，庇佑航海成功的海神妈祖成了他们的精神旗帜。

南宋李俊甫《莆阳比事》载：

“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使高丽，中流震风，八舟溺七。

独路所乘，神降于樯，安流以济。

使还奏闻，特赐庙号‘顺济’。

”［4］这是朝廷首次对妈祖的封赐，是妈祖开始走向国际航线的开始，但宋代妈祖受封毕竟是朝廷的政事，与一般老百姓关系不大。

但元代海漕成为主流，京师内外的官府成员和黎民百姓都依赖于北洋漕运而来的大批粮食，而妈祖信仰因海上漕运而兴，因信众的扩大而有了普遍性。

在长江三角洲沿海各地的众多官员、商人、渔民、农民、水手等努力下，海上运粮开辟出新航道，提高了航海技术，仅十几年时间就使元朝积储了丰盈的粮食，稳定了当初经济政治大局，同时为北半球航海线的勃兴奠定了基础，从而为进一步发展通往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开了先路。

《浏河镇志》载：

朱清、张瑄既受命负责海道运粮，又组织远洋贸易。

“优厚的市舶之利，使刘家港一带的漕户、富家、市民、船主等趋之若鹜，纷纷筹资经商，驾船携货涉远洋，与番夷互市”③，涌现出一批大海商。

上海的勃兴之路也正是从元代海上漕运开启的。

据史料记载，首次海运完成2年后，至元二十二年（1285），在乌泥泾镇（今上海徐汇区华泾镇内）建起了能“峙粮二十万石”的太平仓，并开仓河与乌泥泾相通，乌泥泾镇成了华亭④县漕运粮食的中转之地。

当时，距乌泥泾镇二十六里后来成为县治的上海镇已是“华亭东北一巨镇”。

⑤《元史·世祖本纪》记载：

元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己未（1291年8月19日）“分华亭之上海为县”［5］，后来人们将这一日视为上海建城之始。

现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是因漕运而兴，因此可以说，元代妈祖为海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精神支持。

二、元代海上漕运途中的妈祖信仰概况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依赖南方供粮。

据《大元海运记》记载：

“今以至顺元年为率，用船总计1800只，（其中）昆山613只，崇明186只，海盐澉浦12只……”［3］海运漕粮促使沿海一些城市不断兴起与发达，妈祖宫庙也随之不断涌现。

元代妈祖信仰的特点之一就是沿着漕运海路而传播兴盛的，以下几个地区重要天妃宫的兴建足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刘家港地区的天妃宫

初创海运漕粮时，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粮食集中在长江出海口——当时属昆山州的太仓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装船出海。

到了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运粮船达到了1653艘，最高年运量达352万石。

刘家港的浏河天妃宫就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

据《古代刘家港资料》前言说，浏河天妃宫不仅古老，“而宏伟和华丽，更是其他同类祠宇所无法比拟的”。

海运初期，为什么要兴建天妃宫？

原来，发源于北宋湄洲岛的妈祖信仰，在南方沿海一带影响很大，而元朝的海运皇粮，主要依靠的就是福建、浙江、江苏三省的水手，妈祖是他们原本信仰的海神。

要从南方长距离渡海北上，更需要妈祖来庇佑他们航海的平安。

刘家港当初是重要的漕粮出海始运港，就少不了建妈祖庙。

据载，太仓历史上出现过5座妈祖庙，分别是：

浏河天妃宫、周泾天妃宫、新镇天妃宫、浮桥娘娘庙、七丫娘娘庙。

［6］刘家港还因此被称为“天妃镇”。

祭拜天妃娘娘后，船队才能常年不断地从刘家港启航，经黄海，绕成山角入渤海，经庙岛休整后，由天津大沽口入海河，最终抵达大都的中海、南海。

刘家港地区的天妃宫提供了长途海上漕运所必需的精神力量。

2.山东沿海地区的天妃宫

元代随着海运南粮北上，妈祖信仰也随之传播山东。

山东沿海的一些码头、港口、渔村都建有妈祖庙。

如长山群岛现存的6座天后宫、潍坊天妃宫、寿光羊口天妃宫、老河口天后宫、烟台天后宫、青岛天后宫等都起源于元代，反映了海上漕运使妈祖信仰在山东传播的必然性。

妈祖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救海难行为，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容易和漕运的广大民众精神相契合，尤其是充满风险的出海远航更需要这种精神支撑，所以妈祖信仰在山东沿海地区蓬勃发展也有其必然性。

［7］

3.天津地区的天妃宫

直沽（今天津）在金代原设“直沽寨”。

由于那里地处三叉口，海上漕运需要那里成为漕粮集中和转输要地，所以元代海上漕运的终点到位为直沽。

元延祐三年（1316），朝廷加强了对直沽寨的军事守备，并改直沽寨为“海津镇”，必然也要建庙感谢天妃娘娘护佑漕粮到新的陆地。

《天津县新志》记载：

“天妃宫一在大直沽东岸，一在直沽西岸，皆元建。

”［8］说明海河东西两岸的“东庙”和“西庙”都是元代为祭祀妈祖而建。

其中东庙见证了大直沽成为海运、河运漕粮的枢纽的繁荣；西庙后来发展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三大妈祖庙之一，也是目前年代最久远，保留最完好的敕封妈祖庙之一。

元朝国子监祭酒、翰林学士张翥作为朝廷的特使来此祭祀天妃时曾吟诗道：

“晓日三叉口，连樯集万舠。

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

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

使臣三奠毕，喜气满宫袍。

”⑥此诗反映了使臣代表朝廷为海上漕运答谢海神妈祖的庄严之情景。

现位于海河三叉河口西岸古文化街中心的天津天后宫，始建于至元年间，泰定三年（1326）重建。

宫坐西向东，宫门对着海河，这是便于曾经是河运、海运咽喉要道中来往船只上的人们祭祀祈祷。

明代徐石麟《直沽棹歌》之一吟道：

“天妃庙对直沽开，津鼓连船柳下催。

酾酒未终舟子报，柁楼黄蝶早飞来。

”⑦这是历史上天妃庙与漕运成功互动的生动写照。

妈祖信仰传入天津地区后，又很快与当地的民俗文化相融合，妈祖娘娘逐渐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兼有“子孙娘娘”“癍疹娘娘”“眼光娘娘”“耳光娘娘”“百子娘娘”“千子娘娘”“送生娘娘”“乳母娘娘”“引母娘娘”等众多女神的身份，由单纯的海神向多元守护神转化。

⑧后来天津地区的河东大直沽、唐家口、东沽、贺家口、后尖山、前辛庄、咸水沽、葛沽、泥沽、马庄、芦北口、陈家沟子、丁字沽、秦家庄以及蓟县、静海等地都建有“天妃庙”，这些应该都源自海上漕运的推动。

所以史料记载：

自元代起“东南贡赋集刘家港，由海道上直沽达燕都，舟车攸会，聚落始繁，有宫观，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皆在大直沽。

”⑨当地人也说：

“先有天妃宫，后有大直沽。

”“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

”由此可见天妃宫对于这座城市由来的重要。

如今天津天后宫已成为天津妈祖文化研究中心地。

⑩

三、元朝海上漕运背景下妈祖信仰发展的文化原因

元代海上漕运推动了妈祖信仰传播，妈祖信仰也助力海上漕运成功，因为妈祖信仰是元代海上漕运者的强大精神力量。

笔者认为元朝能推进汉族的妈祖信仰，其根本的文化原因是当朝的统治者是蒙古族人，蒙古族信仰萨满教。

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原始宗教。

从成吉思汗一直到忽必烈，他们坚持举行传统的祭山、祭水、祭树、祭火等萨满教仪式，而萨满教这种原生态宗教的开放性，使他们能够实践宗教政策的多元性。

因而他们对妈祖信仰采取了支持、鼓励的宗教政策，这在忽必烈身上显得更为典型。

1.蒙古族信仰中女神具有崇高地位

通过传承至今的蒙古族祭火仪式，不难发现女神在蒙古族中具有崇高宗教地位。

东蒙地区的蒙古人在多克多尔圣山的盛大火祭，主要是为了祈福平安、丰收、运气、财富等。

宰杀了祭奠用的黑马后，火祭仪式由萨满主持，他点燃九堆大篝火，然后击神鼓、诵神词，向圣山泼洒三碗奶酒。

全部落人先跪在山前叩拜，然后分组分别围着九堆篝火按顺时针方向绕转。

在绕转时，人们一边心中默祷，一边向火堆投掷各种供品，泼洒奶酒，直到篝火熄灭，仪式才结束。

［9］

蒙古族还有封火之俗：

封一天的称日火，封三十天的称月火，封一年的称年火，时间越长越珍贵。

［10］平时婚娶丧葬、放牧狩猎先要向火灶献祭，以求火母神“渥德·嘎赖汗·额赫”的庇佑。

以家庭为单位的火祭，一年一度于农历腊月二十三举行，家中男长者主持，长辈在前，晚辈在后，男左女右，围火灶叩头。

男主人诵念祭火颂词：

“尊敬的罕君主啊，可爱的火母亲啊，献给你黄油，献给你黑马！

献给你黄头白羊，献给你脂肪油类，献给你马乳奶酒！

”（11）然后家人叩拜，男主人将祭品依次倒入火中，火苗越旺越预示家业兴旺。

祭仪结束后，一家人便围着灶火“吃火饭”，如有客人来则一起吃，表示共享火母神之福。

各地火祭的祈词有所不同，但基本都是向火母神献祭的内容。

有的地方请萨满念祭火经咒（12），也有请祭火喇嘛诵火经的，可见萨满教与喇嘛教是相互影响的。

从中可以看到萨满教的重要一位女神——火母神的地位是很崇高的。

蒙古族萨满教崇拜女神从他们有代表性的神话传说中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蒙古族仍然普遍流传着《日月之起源》的神话，神话中讲：

玉帝派他的九女牡丹青姆，带着金镜下凡来到马蓬海，她用金镜在海面上磨了一千六百下，海面上亮了起来，磨到两千六百下的时候，东方出现了红轮，磨到三千六百下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

牡丹青姆又取来银镜，在海面上擦了三千六百下，月亮就出来了。

日月以昆仑山为界，开始循环追逐，日月和昼夜就这样形成了。

［11］神话中讲牡丹青姆是玉帝的小女儿，显然这是受汉族神话影响的结果，但女神创造了日月，源自萨满教的太阳女神崇拜。

以上例子说明萨满教中有浓郁的女神崇拜情结，所以信仰萨满教的元朝统治者对妈祖信仰也会欣然接受。

由于长期依赖通过海运向大都输送粮食等生存资源，忽必烈等元朝皇帝对海上航运的安全极为重视，也因此对宋代以来民间即已信奉的航海保护女神——妈祖极为尊崇，以借助妈祖为精神支柱战胜水上的千灾万劫。

所以妈祖从宋朝的“夫人”到元朝被晋封为“天妃”，成了“护国庇民”“明著”的女海神。

2.元朝对多种宗教的兼容政策

因为元朝国土辽阔，民族众多，又随着与各族各国的交往，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所以国人信仰萨满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都有。

这种宗教的开放性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就奠定了良好基础。

如忽必烈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儒学大宗师”的称号，因为他喜欢学习汉文化，愿意钻研儒术。

在执掌漠南各地统领陕西、河北、山东等汉地的军国大事时，重用理学宗师许衡以及郝经、商挺等一批汉人儒学之士。

他在建设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大都的同时下令建造太庙。

从大元的国号到朝堂的礼仪，都沁透着儒家文化的味道。

他大力支持传播儒学，让自己的儿子也广泛接受儒家的熏陶。

他挑选出200多名蒙古官员让儒家幕僚们教授学习朝仪，还让蒙古地区用蒙古文翻译的《孝经》和《书经》等儒学经典著作广为流传。

忽必烈把回回人招募到朝廷中，允许回回人组成自治社团，让回回人有自己的集市、医院和清真寺，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遵循伊斯兰教意旨，担任重要职务，豁免他们常规的赋税。

对于佛教，忽必烈自己就接受过禅宗高僧海云的教导。

他重用吐蕃僧侣八思巴喇嘛，尊其为国师，让其掌管所有的佛教事务，还让其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文”。

他给佛教徒特权和豁免，为建设新寺庙和修复佛道之争中损坏的寺庙提供资助。

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大多数继承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如元朝第二位皇帝铁穆耳、第三位皇帝海山都是佛教徒。

对于道教，忽必烈支持“正一派”的兴起，提供资金建设道观，让道教徒与佛教徒一样有特权。

忽必烈也支持基督教，其母亲信仰基督教，统一南方地区的丞相伯颜也信仰基督教，但是当时国内基督教徒数量不多，为了获得外国基督教徒的支持和协助，他采取更关切的态度邀请和招募外国基督教徒，马可·波罗就是忽必烈时代中西方交流中最有名的基督徒。

在多民族、多地域、多成分的文化融汇与发展中，元世祖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形成了多元共荣的中华文明，使中国的文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忽必烈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中，就不难理解源于南方汉族的海洋女神妈祖信仰得以在元代能推进的宗教政策原因了。

注释：

①即“沙船”，今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有沙船模型展出。

②大船装载1000石，小船装载300石。

③参见《浏河镇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④上海松江之古称。

⑤参见元唐时措《上海公署记》，载弘治《上海志》卷5《公署》。

⑥参见元张翥《蜕庵集》卷二。

⑦参见清梅成栋编《津门诗钞》卷二十五。

⑧参见侯杰、李净昉《天后信仰与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以天津皇会为中心的考察》一文。

⑨参见清薛柱斗《天津卫志》，易社铅印本，1934年版。

⑩2001年12月，在元代天妃宫原址修建“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通柱式妈祖雕像成为该宫的标志。

（11）参见向斯著《女人慈禧》，华艺出版社，2006年版。

（12）蒙古语称为“嘎林索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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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格日乐图.日月之起源［Z］//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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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福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