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廷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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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廷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张楚廷与涉外
一、大写的“学”与大写的“人”
十年前，刚刚从师大卸任的张楚廷校长来到涉外。
曾经在公办大学里书写过奇迹的老校长，开始在私立大学书写另一段传奇。
我有幸成为这段传奇的亲历者。
四年前，张校长教育文集前十卷出版的时候，我还是他的博士生，同时我也正在他的领导下，担任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常务副校长。
在课堂上，楚廷老师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在工作中，张校长耳提面命，点石成金，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呀。
两年前，张校在从涉外转任名誉校长，我担任了涉外的执行校长。
就像一根中流砥柱被突然抽走，我感觉到肩上的压力猛的一沉，沉重到我几乎难以支撑。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当年张校长执掌涉外时的那种举重若轻、纲举目张的境界，是一个多么难以触摸的高度。
在涉外的十年间，张校长不但带领涉外跻身到全国最优秀的民办高校行列，而且为涉外插上了理想的翅膀。
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意义决不亚于他在师大所做的。
这十年也正是张校长学术上的丰收期，他20卷教育文集中的绝大部分重要著作，都是在涉外期间完成的。
任何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完成这两大功勋中的任何一项，已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但他在十年里把两者都做到了。
今天，站在这个发言席上，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张校长对于涉外这所私立大学、对于我李钊个人所具有的那种非比寻常的意义。
在我的心目中，楚廷先生是一位仁厚的长者，一位杰出的校长，一位睿智的领路人，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独行的教育家。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作为一名学生，楚廷老师在我的心中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在他的指引下，愚钝的我才得以窥见高等教育领域里面沧海之一粟，天地之一尘。
虽然这离老师的要求还有太远的距离，但我已经感到万分的庆幸。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作为一个晚辈，楚廷先生是我生命中最为丰腴的沃野，先生之一言一行都给我以莫大的启示；他的为人处事、治学治校，都是我学习的楷模，效仿的榜样。
“譬如北斗，众星拱之。
”作为一位下属，张校长是我思想上的北斗星，事业上的提携者。
他告诉我大学是什么，大学有什么，大学要追求什么，大学要坚守什么。
他告诉涉外和我，怎样才能在涉外写下一个大大的“学”字——那是学生的“学”、学习的“学”、学术的“学”、学问的“学”。
这个学字始终高悬在苍穹的上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作为一个同事，我亲眼见证了张校长给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带来的改变。
如果说，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还有一点足以骄傲的东西的话，那么，其中最珍贵的部分就是楚廷校长留给涉外的那笔精神财富。
这一点，每一位涉外人都感受至深。
不管是作为老师、长者还是校长，楚廷先生用他的人生，写出了一个大写的“学”字。
能写出这个大写的“学”字的人，他首先必定是一位大写的“人”。
二、冬天里的春天
涉外之有幸，在于张剑波先生创办了它，在于张楚廷校长发展了它。
2001年对于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重要性，我们这些亲历者是深知其味的。
有两件相互对照的事情我不得不提到。
第一件事情是民办教育的拐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办教育发展迅猛，各类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一样拔节而起，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一股寒流已经悄悄逼近。
由于过度追求粗犷式发展，很多民办学校一味谋求大建设、大发展、大规模，而忽略了对质量和内涵的追求。
这种冒进主义终于导致湖南个别民办高校逐步走向衰落，最终停办。
另一件事情是，张楚廷校长出任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校长。
2001年夏天，当张剑波董事长三顾茅庐，登门拜访的时候，张楚廷校长尚在犹豫之中。
最终，张剑波董事长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张校长，涉外揭开了一页崭新的历史。
光阴荏苒，一转眼10年过去了，当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心里惊出了一身冷汗：
为什么在湖南民办教育经历一段严酷寒冬的时候，涉外却迎来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这股春风是从张楚廷校长的心灵吹出来的。
关于2001年的春风，我这里有几个小故事。
2001年前，涉外向其他绝大部分民办高校一样，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
这种关起门来办学的做法源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
楚廷校长走进涉外校门，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校门，让学生和外人自由出入。
这一做法当时遭致很多干部的反对，他们担心，全面放开之后，会导致学校管理失控，特别是可能导致打架斗殴的事件大幅上升。
楚廷校长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他只是说，大学必须是开放式的，心灵的自由不会导致行为的放肆，只会带来精神的和谐。
关起门来，永远办不好大学。
事实证明张校长的决定是正确的，放开之后，涉外的校园变得更加平和、更富有生气了。
涉外也成为率先放弃封闭式管理的民办高校之一。
我永远记得张楚廷校长在涉外面向全体教职员工所做的第一场报告。
这是一场关于大学质量观的报告，他谈到规模也是一种质量，谈到学生的质量、教师的质量，谈到质量里面的三软三硬。
这些观点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强烈的“头脑风暴”。
特别是张校长详细地描绘了英国球星贝克汉姆的一个前场任意球，以此来说明一个道理：
“许多高贵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往往是在忘记物质的情况下获得的”。
他说，教育者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无我、无物”的精神。
这段话始终铭记在我的心里。
从此以后，听张校长的报告就成为我最重要的精神享受——我相信，涉外其他的教职员工的感受与我也是一样的。
2001年，涉外还有一个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这就是师资结构的改变。
2001年7月以前，涉外只有三位教授，其中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教授只有一位。
到2001年年底，涉外的教授总数达到28位，正副教授加起来超过70位。
这两个数据的绝对值也许根本算不得什么，但对当时的涉外来说，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使涉外开始变得更像一所大学了。
以此为起点，涉外在师资建设方面开始大踏步前行，并始终走在民办高校的前列，这为今后涉外的升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后，当我们书写涉外校史的时候，2001年必然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年，张楚廷校长上任，这一年，涉外开始腾飞。
三、涉外的启蒙者
2009年，张楚廷校长两届任满卸任的时候，张剑波董事长在历述楚廷校长为涉外做出的卓著贡献之后，讲过两段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
“张校长留给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的另一笔财富是，他通过演讲、报告、讲座和日常工作中的一言一行，对学校整个管理队伍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大学理念启蒙。
很多管理干部从对大学管理所知甚少，到现在能够有所领会，这与张校长的教育和启蒙是分不开的。
”
“张楚廷校长给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带来的深远影响不只是表现在过去八年的成就上，在学校今后的发展中，他所倡导的理念和精神还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
思想和精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张校长在涉外的八年，一直试图将这种伟大的力量注入到涉外的肌体中。
他的办学理想，他的管理行为，他的工作策略，他的言行举止，他所摒弃的，他所坚持的，他所憧憬的，他所思考的，无不体现出他对涉外长远发展的关注。
他确立了涉外的校训——至善至美，自立自强。
他说：
“‘至’者，最高也；‘至’者亦通达也。
‘至善’者，乃向伦理之最高境界走去。
我们涉外将朝着这种境界阔步向前，一刻也不停，由善及美，由美及善，为了美好的明天，建设一所美好的大学。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涉外的最高追求。
他为涉外描绘出的蓝图是：
百年涉外，一流涉外。
张校长对百年涉外是这样描述的：
“百年涉外”好比一座大厦，能够撑起这座大厦的是两根大柱子：
一个是诚实，一个是学问。
这也就是构成“百年涉外”的钢筋铁骨。
面对当前中国诚信体系危机四起的现实，张校长倡导“以诚立校，诚信办学”。
一到涉外，他就对涉外提出三点要求：
真考、真分、真文凭。
他说：
“学校是培养人的，培养有道德的人，因此最优先的是：
诚实的人。
所以学校本身必须是诚实的，不然，你怎样培养人？
”
对大学文化的重视是张校长留给涉外的重要财富之一。
他告诉我们，建设文化，就是铸造我们的灵魂。
我们是自己灵魂的工程师，任何人不能取代。
他告诉我们，文化不是宣传口号，而是每一个涉外人一言一行所表现出来的学识涵养、学术追求、精神境界、人生理想和道德操守。
他提出将“平等、尊重、敬责、高效”八个字作为对涉外机关作风的要求。
平等和尊重，是对人际关系的最起码的要求；敬责与高效，是对待工作的基本态度。
他特意解释说，敬责的“敬”必须是尊敬的“敬”字，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职责和责任必须心怀敬畏，以至于唯恐有所疏漏，唯恐有所懈怠。
他将“让学生真正学到东西”这九个字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目标。
这句朴素的话语饱含着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在大学里，学生的成长始终是第一位的。
所谓“师生员工，生字第一；教职员工，教字第一；学校工作，教学第一”，正是这九个字的另一种说法。
他始终在涉外高举着“去行政化”“去官僚化”的旗帜。
在中国，这些外在于大学的东西正在充斥着大学的校园，张校长担心私立大学沾染这样的恶习，所以，他总是告诫涉外的管理人员，校长不是官，大学的院长、处长、主任、科长都不是官，教育者的姓氏只有一个，我们姓“学”。
他说：
“民办大学必须警惕官僚主义，要从源头上防范。
至少有五样东西是为官僚主义滋生、发展提供便利条件的：
机构增多、行政指挥多头化、管理层次增多、人员臃肿、行政权力蔓延。
”涉外一直在与上述五种现象作斗争，涉外因此一直保持着勃勃的生机。
他期待涉外永远保持着“小行政，大学堂”的理念，因此，他始终维持着涉外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平衡。
在他担任校长期间，他既不在学术委员会中任职，也不在教授委员会中任职。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
小行政，大学堂。
“高学历、高学术、高品位”是张校长在涉外倡导的师资建设三高政策。
这一政策得到了张剑波董事长的大力支持，他们首次在民办高校中提出了引进100名博士的构想，这一构想目前正在实现中。
每个学期，张楚廷校长都会面向涉外中层以上干部做一个校务报告，每一个报告都是对涉外管理干部的一次启迪和教育：
2001年7月，他报告的主题是《关于质量的几个问题》，2002年8月，他报告的主题是《全力以赴抓教学质量》；2003年2月，他报告的主题是《教学质量，永远要念的一本经》；2003年8月，校务报告的主题是《质量始终是核心问题》；2004年2月报告的主题是《建设高文化、高品位、高境界的涉外》；2004年8月报告的主题是《让学生真正学到东西》；2005年2月报告的主题是《创建优质本科教育》；2005年10月报告的主题是《论百年涉外》；2006年报告的主题是《谈涉外的文化》，2007年校庆报告的主题是《我心中的大学》；2008年报告的主题是《仰望星空，展望未来》；在2009年的校务报告中，张校长对涉外的文化和理念作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
这些报告始终凸显着几个关键的词汇：
质量、文化、理想、作风、学生、教师。
从2008年开始，张校长面向学校科级以上干部作了八场关于“大学管理”的系列报告，系统地阐述大学的起源、大学的理念和特质、大学的文化、大学的课程、大学的学科、大学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大学与美育、大学与德育、大学与体育、大学的素质教育等问题。
确切地说，张校长通过这些报告，在涉外种下了一颗大学的种子，这颗种子正在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我相信，总有一天，这颗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
四、“人主义”哲学
如果说，我在上面谈到的那些内容还只是局限于“涉外的张楚廷”的话，那么，张校长的著作所达到的高度，就属于“中国的张楚廷”“世界的张楚廷”这个范畴。
浩瀚20卷教育文集，足以证明张校长作为一位著名教育家的份量和成就。
他在哲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哲学、大学管理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一般的学者所难以企及的。
要对张校长的学术成就做出一个恰当的评价，这是我能力所不及的。
我想，从理论上对张楚廷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很多博士生、学者正在从事这种研究，他们所取得的部分研究成果将在这次会议上得以发布。
作为一个在张校长身边学习、工作了10年的学生和同事，我更愿意从感性的角度，谈谈我对楚廷校长的景仰和感受。
著书立说，是张校长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他对其学术思想的系统阐述。
在工作中、生活中乃至休闲中，张校长的一言一行都在印证、诠释着他的思想、精神和理念。
我们可以说，张校长的言行是他写给我们的另外一部书——一部更加亲切、更加丰富、更加感性、更加鲜活、更容易给我们启迪的书。
对人的关注，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关注，是张校长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
在他最近的著作中，他甚至直接将自己的哲学命名为“人哲学”。
最可贵的在于，张校长的“人哲学”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构建，他自己首先就是“人哲学”的实践者。
张校长对人的尊重，无需过多地去寻找理论证明，他在生活中所做到的，比著作更深刻。
张校长是谦谦君子，无论是老师、学生，还是民工、领导，只要进入他的办公室，他都是一样的起身相迎，热情接待；离开时也必离座相送，挥手道别。
虽然只是日常礼节，但能不拘来人身份，恭倨无差，也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平等、尊重、敬责、高效”是张校长在涉外倡导的工作作风，他本人也是最忠实的执行者。
他非常反感官僚们高高在上的做派，每次开会，他都不设主席台，除了发言者外，他与全体校领导都像其他老师一样，坐在台下做一名专注的听众。
毕业典礼上，七十高龄的张校长与毕业生一道，站在台下，一站就是两个小时。
与某些好为人师的人不同，张校长从不将自己当成一个高高在上的施教者，他更愿意做一个对话者、一个发问者。
因此，他天然地不喜欢“动员”“指示”“要求”“号召”“统一思想”之类的词汇，从不使用“你要如何如何”“你必须如何如何”之类的句式；他惯用的句式是“我将如何如何”“我会如何如何”。
他说，我无法将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强加于他人，但我可以告诉别人我的想法，以便对方作出自己的判断。
五、思想的力量
张校长是一位伟大的思想者，他的著作都是他思想的结果。
在他著作的背后，有个更加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独立的价值判断。
他抛开一切成见和定论，始终以批判、求真的眼光审视着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他的思想具有一种颠覆的力量，但他的颠覆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
因此，他总是能够从一些我们司空见怪、习焉不察的现象中，发现新的思想。
当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时候，张校长发问了。
他说，你可以成为别人灵魂的工程师吗？
除了每一个人自己，谁能真正锻造他的灵魂？
从此以后，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而不是将他塑造成我们预先设计好的那个人。
在一次会议上，张校长问正在组织青年教师教学比武的教务处工作人员：
教学可以比武吗？
两个优秀教师的教学，可以用分数决定高低吗？
一堂反复演练过的课程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吗？
教学可以研究、可以借鉴、可以簇拥，但它可以比试吗？
从此以后，涉外，就只有教学簇拥活动，没有教学比武了。
21世纪，知识经济来临了，很多人呼吁大学要“走出象牙塔”。
张校长却说：
且慢！
对于中国的很多高校来说，我们曾经走进了象牙塔吗？
如果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走进过象牙塔，又何来走出象牙塔呢？
对于中国浮躁的学术界、教育界来说，真正步入象牙塔也许比走出象牙塔更重要。
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这句话被整个教育界广泛引用。
在对这句话的理解上，张校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引用中外历次思想解放的史实说：
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对希腊理性精神的复归，它带来西方文明的一次巨大飞越；中国唐宋时期的古文化运动是先秦精神的复归，它带动唐宋文化的空前繁荣。
一个民族也好，一所大学也好，它必须同时拥有两股力量：
向后，是对传统的固守；向前，是对新领域的开拓。
后者总是需要以前者为基础。
真正的灵魂恰恰是传统的积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当我们的社会被浮华遮蔽双眼的时候，张校长却能始终有所坚持，有所固守。
他常说，学术是不能带有功利目的，我只为学术而学术的。
当我们疑惑，为什么张校长在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学工作之余，能写出770多篇论文、出版90多部著作的时候，我们应该细细地回味一下张校长经常提及的德国大学理念中的四个核心概念：
修养、科学、自由、寂寞。
维持思想的自由和心灵的宁静，使张校长能够驰骛到学术最高渺的境界里去。
当我们觥筹交错，忙于应酬的时候，当我们贪图安逸，尽情娱乐的时候，当我们忧心忡忡，患得患失的时候，当我们忘记理想，麻痹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被无尽的烦恼和无边的琐屑所羁绊，无法脱身的时候，张校长却能永远沉浸在冥想与探索的世界里，心无旁骛，自由翱翔。
他以笔尖为犁铧，以智慧为牵引，以知识为种子，以思想为养料，耕耘着这片学术的土壤，获得了常人无法企及的丰收。
2000多年前，颜渊面对他的老师孔子，发出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感叹，我想，这与我今天的心情是一样的。
在我的心目中，张校长是一个集大成者。
他渊博而不庞杂，睿智而不张扬，深刻但不奥涩，独立但不孤兀。
作为校长，他的杰出之处在于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作为教师，他的可敬之处在于尊重个性，诲人不倦；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可贵之处在于特立独行、坚守底线。
他是教育家，却比别的教育家更有思想；他是思想家，却比别的思想家更关注教育。
对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来说，张楚廷校长就是一段历史的缔造者，就是一种理念的代名词，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就是我们将继续读下去的一部无限丰富的巨著。
这就是张校长对于涉外最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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