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银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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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
一、概念与起源
时间银行的倡导者是美国人埃德加·卡恩。
1980年，卡恩46岁，却经历了一次大面积心肌梗塞，这次经历让他对生活有了重新的理解，他的生活方向也由此改变。
所谓时间银行，是指志愿者将参与公益服务的时间存进时间银行，当自己遭遇困难时就可以从中支取“被服务时间”。
卡恩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资深研究员，他创立了时间银行这种模式，他希望这种模式能为社会变革带来一些经济和精神效益。
根据这种模式，劳动不分贵贱，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是平等的。
这非常类似于马克思提出的“价值实际上无形的时间”。
在他看来，不管是盖房子，还是照顾小孩，这些工作都是平等的。
他还设计了时间银行系统，通过电脑可以把每个工作者的工作时间或接受服务的时间都按小时记录下来。
目前，北美、欧洲和亚洲23个国家的300多个社区的企业都采用了这个系统。
每个参加者工作的时间或接受服务的时间都按小时由电脑记录下来。
二、运作方式
时间银行的运作方式很简单：
区里出资聘请一人，负责日常管理和协调任务。
凡是愿意添加时间银行的人只需前来登记在册，将自己的时间保存在时间银行，需要帮助时便可和时间银行联系，由银行管理员安排联络，用别的客户存储的时间帮助解决自己暂时的困难。
三、宗旨
时间银行的宗旨是用支付的时间来换取别人的帮助，而银行是时间流通的桥梁。
自愿添加时间银行的客户在需要时拿出自己的时间和其他成员交换服务，既解决了一时的困难，又彼此联络了感情，克服了现代社会人们互不往来的缺欠。
四、特点
时间银行的显着特点就是双向。
时间银行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它只在供与求之间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
因此，参加时间银行的人不需付出一分钱，只需将自己的时间存入时间银行即可。
成为正式成员后，时间银行会给每位添加者10张支票，时间银行成员可用支票表示时间的支付情况。
支付一次，帮助自己为别人提供了一次帮助，反过来自己也能接受别人的支票。
这就是所谓的双向原则。
因此，自添加那天起，时间银行成员就要做好准备，既可得到别人的时间与帮助，也要准备在时间允许时为别人付出时间与帮助。
五、在中国
当前“空巢老人”的数量不断增长，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他们的生活状况更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建议有关方面组建老年人互助服务中心，以社区为单位成立服务老年人的“时间银行”，倡导“服务今天，享受明天”的理念，采取“时间储蓄”的方式，让年轻人、准老年人以及身体健康的老人利用闲暇时间为“空巢老人”提供必要服务。
这些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时间可由街道、社区有关部门记载下来，当他们需要服务的时候可提取自己累计的服务时间以获得其他服务人员的照料。
同时，建议在社区内将老年福利设施作为整个居住区内公共服务设施的组成部分，与小区住宅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造，并同步投入使用。
社区医院应建立老人健康档案，为“空巢老人”定期体检并开设老年家庭病房，方便就医。
此外，还可开办社区"老年心理诊所"，以排解老年人的心理问题。
中国的南宁、南京、重庆、成都等城市也零星出现了这种模式。
目前，时间银行主要是依托于居民小区，重点的服务对象是老人。
六、中国的探索与面临的问题?
1.中国的探索?
“时间银行”式为老服务最早是上海民间自发开展的一种为老服务探索。
周海旺、沈妍：
《老龄化时代城市养老的时间储蓄与公益志愿――以上海为例》，《上海城市管理》2013年第1期。
据周海旺和沈妍的考察，1998年前后，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缓解老年人家庭照顾的压力与困难，上海市部分区县通过民间互助等形式，积极探索为老服务的新模式，虹口区提篮桥街道晋阳居委会的“时间储蓄式为老服务”就是其中之一。
该探索“曾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多个兄弟省市上门取经，相关部门曾一度酝酿在全市推广”。
2000年以后，全国各地兴起了建设“时间银行”试点的浪潮，很多省市如北京、天津、南京、泸州等地都有相关的实践，甚至出台了时间银行的相关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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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多年之后，上海当初的试点不仅未能推广，而且难以为继，当初所登记储蓄的服务因居民搬迁、居委会人员更迭、记录丢失、缺乏后续参与者等各种原因成为坏账而无法支取。
周海旺、沈妍：
《老龄化时代城市养老的时间储蓄与公益志愿――以上海为例》，《上海城市管理》2013年第1期。
被认为是国内首次从制度上将“时间银行”与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南京市兆园社区，李水金：
《浅探中国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经济研究导刊》2015年第3期。
从其官网“社区简讯”板块检索“文章标题”和“文章内容”中含有“时间银行”的结果来看，2011年6月之后也不再有关于“时间银行”的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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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湖北省阳新县人民政府在官网发布?
时间银行在中国实践探索中的变异，不仅体现在前文概念中已分析过的与志愿服务、养老工作相结合，还体现在交换的不对等上：
开始享受服务的老人是不需要支付成本的，也就是免费享受服务，他们成为纯粹的免费享用者，后面享用者实际上就变成类似于“接力”模式。
这本身与时间银行是不一致的。
也许这并不影响接力者们的热情，但从长期来看，时间银行要在中国良好运行依然面临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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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临的问题?
（1）“劣币驱逐良币”与中国人的时间观?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质疑时间银行的计量问题。
陈功等人认为“时间银行”作为经济问题，需要解决能否计量、谁来计量、如何计量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陈功、杜鹏、陈谊：
《关于养老“时间储蓄”的问题与思考》，《人口与经济》2001年第6期。
在他们看来，时间银行不同于货币，现在的劳动时间与将来的劳动时间即使相同也不等值，而且劳动时间难以正确地反映劳动的强度和服务的质量，如要进行换算，也会变得十分复杂。
许加明也指出：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建立的互助养老‘时间银行’，往往都是只记录服务时间和服务类型，而没有把劳动强度和劳动价值考虑进去。
‘时间银行’毕竟是一种交换载体，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换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
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来看，相等时间内的不同劳动具有不同的强度和技术含量，不同强度、技术含量的劳动显然具有不同的价值，统一只用时间来计量并不公平，这极易造成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挑肥拣瘦、拈轻怕重，变相挫伤了从事高劳动强度和高技术含量服务的志愿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
如此下去，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选择以较轻松的服务项目来换取等时长的较复杂的服务项目，或者倾向于用价值含量较低的服务来换取价值含量较高的等时长的服务，从而导致‘时间银行’沦为一种价值不平等的交换活动。
”许加明：
《“时间银行”模式应用于居家养老互助服务的思考》，《社会工作》2015年第1期。
这在本质上体现了对“每个人的时间是等价的”假设的质疑，对第一个认同提出质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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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银行的框架里，因为只考虑时间长短而不考虑服务的强度和技术含量，所以也就意味着劣质服务和优质服务具有相同的时间货币价值，即两者的兑换能力是一样的，长期的交换则可能导致实际价值较高的优质服务渐渐离开交换市场，使得实际价值较低的服务充斥市场，即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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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可能出现，不仅仅因为没有信仰作为支撑，也可能因为不同的时间观。
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对时间的理解与美国人存在很大的差异。
美国属于单向时间习惯，而中国属于多向时间习惯。
美国人奉行“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
“能与最有影响的和人们永远感到与紧缺的金钱媲美的就是时间。
对大多数美国人，在大多数时间内，时间和金钱永远是人类生存基本问题中最紧缺和最珍贵的因素。
”曾剑平、廖晓明：
《时间观与民族文化――中国时间观比较研究》，《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1年第3期。
对美国人而言，时间具有特别的约束力，准时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社会规范。
而中国人对时间的体悟是从农事开始的，对时间的认识大都是模糊的，这在汉语口语中时有体现，如“日上三竿”“一顿饭的功夫”“一袋烟的功夫”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只关心事情的完成，而不是很在乎时间的长短，对失约和误时甚至也持宽容态度。
尽管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日渐“现代化”，守时或准时受到越来越多地推崇，但过于计较分秒会被认为不够通情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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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银行的提出，是现代资本主义时间观的一种体现，其存在基础是用现代科学的量化计时方法来量度时间，包括钟表和精密的计时器等，强化时间的社会意义。
而以时间为计量标准在中国具有非常大的弹性，而非准确性，由此也造成实际服务时间的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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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志愿服务的量化和物质化?
时间银行不仅是将时间量化、物质化的结果，也是将爱心服务量化、世俗化的结果。
时间银行在国内兴起后，兑换的方案也纷纷涌现。
既然存在兑换，也就意味着志愿服务不再是没有回报，而是可以根据服务时间的多少兑换实质的产品和服务。
如杭州市下城区在兑换方案中设想：
“志愿者的积分达到一定程度，在就医上，可以得到优先挂号的权利；在就学上，在同等情况下也可以被优先选择；包括在就业和落户方面得到优先照顾，还有可能将积分直接按比例进行转兑，充值到公共交通充值卡中，用于直接消费”。
詹程开：
《志愿者献爱心时只要刷刷市民卡今后能在就医就学方面得到更多便利》，《今日早报》2015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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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志愿服务直接与日常便利进行交换，虽不是留名，但可使中国人怀疑志愿服务的“纯粹动机”，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可谓之为“功利”。
长期以来，做好事不图回报是中国居主流的一种观点，学校教育和社会宣传一直也是这样引导的。
有研究指出，这种观点的依据大致有四：
一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低调和内敛；二是认为中华传统美德主张做好事不图名利；三是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就应彰显无私奉献；四是认为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为人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人们通常认为做好事不图回报更值得称道。
扈中平：
《对做好事应否留名的重新认识――兼考雷锋做好事留名与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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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对第二个认同提出了挑战。
时间银行是否能有助于开展志愿服务，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思考投入与收益在中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志愿服务，能否有志愿服务作为一种标准的消费者行为。
尤其是对当前这些“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多是在单位制年代成长过来的，也是从学雷锋时代成长过来的，他们对于互帮互助的理解是不求回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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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信力和运营能力
在时间银行中，从提供服务到获得回报的时间周期不仅可能是比较漫长的，而且时间可能是事先难以确定的，其信用属性决定了必须要由公信力强的全国性大型机构来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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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公信力的自然是政府，但政府也常常说话不算数，甚至导致信用破产。
在民主国家，政府因不能兑现承诺而被赶下台或者换届选举时败选的现象并不鲜见。
在专制国家，政府随时可能被推翻。
政府政策常常缺少必要的连续性，前政府的承诺，新政府常常不予承认。
由此可见，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政府都常失信于民。
作为信用产品的时间银行从储蓄到兑现，这中间可能长达数十年。
谁能兑现数十年前的承诺而且是前人或前政府的承诺由此可见，政府可能也没有资格做时间银行这样的信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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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信用产品，保险公司推出的产品短期看安全性较大，长期看风险较大，尤其是在持续低生育率与倒金字塔人口结构条件下更是如此。
通货膨胀通常是化解保险信用，特别是政府债务风险的一种最常见做法。
因此，在笔者看来，在人口与经济形势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今天与未来，任何形式的兑现周期较长的金融类产品，特别是人寿保险存在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金融领域的很多周期性很长的伟大创新（如人寿保险）终将或已经沦落为“骗子游戏”。
由于人们对此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以往经济与人口增长而形成的金字塔型人口结构阶段所形成的经验基础之上，因而对即将面临的灾难浑然不知，以至于“骗子游戏”还能继续“玩”一段时间。
这些兑现周期很长的金融类信用产品，到期即便能兑现，也一定是仰赖通货膨胀的“帮助”，实际上就是兑付缩水或债务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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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时间银行多由社会组织或者社区居委会来负责运营，实际上这些组织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绝无这样的信用保障。
目前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规模小，10人以下的占绝对多数；二是少有资本积累；三是能力不足者占多数，甚至多是由被第一与第二部门淘汰下来的人在负责管理与运营。
部分人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明天究竟应该干什么，多是以社会组织的名义谋求自身的发展，甚至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谁能指望自己都吃不饱饭的人给他人饭吃企业的预期寿命很短，而社会组织由于其自身特点，其预期寿命可能比企业更短，只是中国的多数社会组织在多数时间内以僵尸或者休眠的方式存在，名义上活着，本质上早已死亡。
谁能指望这样的社会组织能经营时间银行产品上海“因居民搬迁、居委会人员更迭、记录册丢失、缺乏后继参与者等各种原因而成为坏账无法支取”周海旺、沈妍：
《老龄化时代城市养老的时间储蓄与公益志愿――以上海为例》，《上海城市管理》2013年第1期。
的现象也说明了时间银行由社区和社会组织运行的难度与不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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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服务匹配与运营成本?
时间银行将来要以时间作为兑现条件。
今日之时间储蓄要日后兑现，不仅与日后的供给能力有关，还存在一个匹配问题。
这实际上比纯粹的金融保险产品还要复杂。
如保险产品兑现的主要是无差别的货币或可相互替代的商品，较少是劳务，多是可以储存的，但时间不能储存。
因此，这种信用产品的兑现条件更为苛刻，也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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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需求是多元的，每一个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需求。
例如，自愿有偿服务者早期向时间银行存储的是服务种类A，现在想从时间银行支取的服务种类是B，这就牵涉到时间银行存储的时间种类及其时间长度的匹配问题。
小范围内时间银行存储与支付的服务种类与时间长度之间的匹配的回旋余地小，因而多是失衡的，甚至是严重失衡的，但现实生活中小范围内的时间银行的存储与兑现的可行性相对要高一些。
与小范围不同，大范围内的回旋余地可能更大一些，但大范围内的时间存储与兑现的匹配的可行性差。
因为时间银行的就近支取才具有现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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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管理与服务都是有成本的，其差异只在于成本究竟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时间银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信用产品，在实际运行中不仅时间的存储与支取上存在匹配难问题，而且运营成本往往也是极高的。
现在的问题包括：
一是究竟谁愿意承担时间银行的高运营成本政府、市场、社会还是个人二是时间银行创造的价值与付出的运营成本之间是否也应该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核算由谁来负责核算其收益是否就一定大于成本，即净收益一定是正的三是是否在时间银行开设时就应该考虑到倒闭时的信用损失及其补偿措施等等，时间银行的开设者多没有在开设前想清楚、甚至都没有想过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不能说是一种对政府、市场与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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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口可持续与人口流动?
人口可持续是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建立在人口基础之上的一切制度存续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而持续低生育率使得人口本身不可持续，建立在人口不可持续基础之上的一切制度最终都将走向破产。
时间银行自然也不例外，会因为少子老龄化，后续参与时间银行的人员不足，而使得前期的储蓄无法兑现，从而大大增加失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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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人口流动频繁的社会，“不在本县范围外使用”说明了时间银行的地域局限性。
人口频繁流动要求其在全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营与兑现，这也就决定了时间银行应该是全球至少是全国性机构来运营。
但即便妇联、共青团与工会等全国性社会组织也难当此重任。
理论上的唯一有此能力的是国家民政部。
但时间银行的内容多不属于政府的基本责任范畴，政府在目前情况下即便有心也很无力。
这又再一次回到了公信力和运营能力的问题上来。
因此，时间银行的良好运行必须是在两大基本认同一致、三大客观条件满足且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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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点思考?
1.志愿无偿服务还是自愿有偿服务?
时间银行缘起于美国，不是无偿服务，而是有偿服务。
而在中国逐渐演变成为无偿与有偿混淆不清的概念。
首批享用时间银行服务的人是不需要支付成本的，也就是没有时间储蓄，即可享有他人的服务，自然属于无偿性质。
而后来者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既可能是无偿服务，也可能是有偿服务。
因此，时间银行在中国演变成为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
事实上，对时间银行的理解既不深入，也远没有达成一致，这也是时间银行在中国无法运行下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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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不获取回报，而时间银行获取回报，这种回报以“时间货币”来计量，日后要兑现，因而属于有偿服务，类似于传统社会的以物易物，以时间作为等价交换物，只是以物易物是即期的，而时间银行从储蓄到兑付不是即期的，而是延期的，中间有一个时间差。
经过中国本土化改造之后，时间货币甚至可以直接兑换成代金券购物。
在昆明市晋宁县的“时间银行”计划中，“志愿者每次的志愿服务时间将登记在存折上，累加的时间将成为青年志愿者‘爱心账号’的‘爱心存款’。
当青年志愿者到‘爱心协议店’进行消费时，将可以根据其服务时间及星级（服务时数累计达50小时为一星级、150小时为二星级、300小时为三星级，以此类推共有5个星级），享受相应的会员服务、折扣优惠或换取代金券”。
李海彬：
《800名青年志愿者领到“时间存折”》，《中国青年报》2014年11月16日。
连云港的荷花社区更是直接将时间货币与日用品等价起来：
“社区‘爱心超市’货架上有明码标价，清洁球：
服务时间2小时；立白洗衣粉：
服务时间20小时；大瓶食用油：
服务时间50小时”。
吉风竹、程长春：
《服务群众，不分“小社区”“大单位”》，《新华日报》2014年10月9日。
这样的明码标价，实在不应该归入志愿服务的行列，而应该归入自愿有偿服务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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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益领域的市场逻辑在什么情况下可行?
公益领域的优势非常明显，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公信力，二是价值观，三是愿景。
公益营销某种程度上就是“愿景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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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领域的缺点同样显着，突出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源短缺；二是技术手段不足；三是普遍的低薪酬，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四是效率往往比较低下；五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
鉴于公益的特殊性，如出于某些方面的顾虑，或怕惹火烧身，常常很少提及，对其自身的反思也是远远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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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必须向市场学习，以提高效率。
虽然公益与市场所要实现的目标可能很不相同，但其实现手段有很多共通之处。
然而，公益与市场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因此不是市场上流行的所有做法都适合搬到公益领域。
时间银行实际上是公益领域借用了银行与保险的某些做法。
但银行与保险提供的更多是基于财产基础上的产品与服务，其财富、尤其是货币性财富是可以储存的，且不存在差别化问题，即某人持有100元面值人民币与他人持有100元面值人民币是等值的，因而很容易匹配与兑现。
而时间银行储蓄的是劳动时间，偿还品也是劳动时间。
于是问题便出现了：
一是劳动时间不能储存；二是劳动质量是有差别的；三是所需服务是不完全相同的，甚至是差异很大的。
一个人以往储蓄的劳动时间必须以另一个人对其等量时间的服务才能兑现。
当以往的时间储蓄者要兑付当年的储蓄时间时，不仅需要组织“志愿者”开展服务，而且还需要开展特定的服务，这就造成时间银行服务匹配上的困难。
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就限定了时间银行即便可能，多也仅限于最基本的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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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谁来承担时间银行不能兑现时的信用责任?
公益的核心竞争力是公信力。
实践与理论分析一再表明，中国缺少时间银行生存的土壤。
以往储蓄的劳动时间日后很难兑现，时间银行不可能长期运营下去，结果是社会信用的破产。
紧随其后的问题是：
作为公益互助项目的时间银行本就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希望不仅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某些问题，而且能建立起社会成员之间信任的互助合作关系，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令人遗憾的是：
时间银行在中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轰轰烈烈登台，悄无声息退场。
这种出于无知或明知故为，实际上是对公益公信力的透支，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信任的基础，挑战的是人类文明的底线，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力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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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究竟谁应该承担时间银行等诸如此类公益项目破产时的责任是否应追究当年时间银行项目始作俑者的责任诸如此类的问题必须给出明确的回答。
那种做出成绩大家哄抢，捅出娄子无人担责的社会乱象何时能在中国终结公益本身是很严肃很纯粹的事情，但当人们各怀心思以公益之名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之时，公益就失去了严肃与纯粹，甚至演变成当事人获取某种需求或实现某种愿望时的道具。
在笔者看来，今天很多以公益创新之名推出的东西，可能不仅不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诚信，更可能是对摇摇欲坠的诚信体系的进一步破坏。
时间银行也许就属于此类破坏性创新探索，也未尝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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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规避破坏性创新?
创新是当下中国一个时髦的褒义词，并被寄予经济增速下行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时间银行也多是作为社区的养老模式创新和志愿服务品牌出现在各大新闻中。
但回顾人类的历史便会发现，破坏性创新、失败性创新、过度性创新比建设性创新、成功性创新、适度性创新要多得多。
今天，社会领域的创新多属于缺少必要可行性论证的“异想天开”，甚至是大“忽悠”。
时间银行搬到中国可能就属此类。
虽然中国社会引入时间银行的初衷可能是善意的，但善意的愿望并不一定能带来善意的结果。
如何避免破坏性创新给中国社会一再造成的伤害，必要的制度建设与责任追究是不可或缺的。
而在这方面，中国可能还没有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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