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馆与文学研究的检讨和突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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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馆与文学研究的检讨和突破

唐代文馆与文学研究的检讨和突破

内容提要：

唐代文馆的界与研究对象和所解决问题密切相关，论题性质相异文馆所指不同。

就文馆本身而言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制度考和梳理。

在文馆与文研究方面，文馆与诗歌的联性讨论成果较为丰富，而在小和散文等方面的讨论相对弱。

总体来看，典型研究较强，整体性分较弱。

因此，应用相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从文士社会角色切入，解决相关文问题，当是具有发掘潜的未来研究空间。

关键：

唐代文馆；文馆与文学；研历史；研究空间

近年来，唐代文馆逐渐研究者所关注，涌现出不少与此相的论著，比如李德辉先生《唐代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度与文学研究》等，极大地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毋庸置疑，以往的究在制度渊源流变考镜、文献整、文馆与文学关系的讨论等方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总体来看转变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求新的切入点，宏观通性地发掘文馆与文学更深的关联，是当前此研究领域亟解决的问题。

本文在梳理已有成的基础上，力图探索解决问题相关途径。

“文馆”到指什么，关涉到研究对象的立，各家研究都有不同的表述。

正史所记，无一摄性确定概念，而仅出现于专名词之中，如弘文馆崇文馆之类。

两《唐书》“三馆”一词，如《旧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上武则书云“三馆生徒，即追集”及《新唐书卷十四“三馆学官座官后”，但此“三馆”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三，与文馆概念相去甚远。

较早关注馆的学者是日本池温先生，他认为唐代学之盛，中古所未见，学士荣誉，尤著于青史。

唐官制，政府图书之署有书省，国史编纂之府则有史馆，教授学生之学校亦有国子监，州、县学。

其外更馆院之设，可谓备矣。

唐朝馆院名称屡改，兴废不常其名目大致有文学馆、弘文馆、崇馆、崇玄馆、广文馆、集贤院翰林院。

[1]190-192照池田温的说法，文馆的范围是很的，举凡掌管学艺庋藏图籍、教授生、政治辅弼之机构，概应纳文馆范围。

李德辉先生认为文馆不应包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上揭氏著指出：

“两汉以各王朝政权都以‘尊儒重’为名，在掌理图书的书省之外设置了各种名目的‘‘，主掌图籍的校编撰与生徒教授等事以其多从事著撰文史等务且馆中所聚都是文人故统称文馆。

它虽然属非常设文化机构，但其在社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之，却是一般秘书省、史馆、国子监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

[2]1这样就将文与常设性机构区分开来

笔认为，文馆概念所指，是与论题的择密切相关的。

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对文馆的界定大可不相同。

拙著《唐代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从制度与文学的关联性入手在制度考辨的基础上，解决与相关的文学问题。

因此，宏观通照的角度出发，将“中央馆”界定为：

（1）是指代中央文馆，与地文化机构有别；

（2）是指与文化建设和文学展的联系较为密切的所。

因而选定包括国子监、史、秘书省和崇文馆、弘文馆集贤院、崇玄馆、广文等文化馆所作为研究的对象。

[3]4-5正是缘于解决的不同问题，其所关对象也不一样。

罗时进生《唐诗演进论》比较重文馆与诗歌关系的讨论，因此书的第一章《唐初文馆与初唐风》说：

“在初唐诗上有四代文馆学士相主持局面，而四代人恰形成四个学士集团，这就是开初太宗朝文馆学士团、高宗朝文馆学士集、武后朝的珠英学集团和中宗朝的景龙学士集团”[4]4-5另外，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5]着重探讨的是学士与政治的关系因此选取的对象依次为秦府文学学士、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贤学士、翰林学士。

聂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6]，也是从实际研需要出发，对文馆有不同的择。

（一）文馆制度理和考辨

以文馆作为切点来讨论，以往的研更侧重于历史学和政治学，因，制度考辨和文馆史梳理成为究的热点。

关于国子监研究，一般论文之外，大都散见各种教育史专书中。

最值得一提是台湾高明士《唐代学制之渊源其演变》[7]和任育《唐代官学教育的改》[8]、《唐代官学体系的形成[9]，诸文在制度考论面极为细致翔实。

对唐代馆的研究，本身就是史学界一热门，讨论的文章著作都很多。

不过，相较而言，湾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10]一书尤有特，张氏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相关度。

关于唐代秘书省研究，主要有赵永东《谈谈唐代的书省》[11]，陆夫《唐代秘书述略》[12]和曹之《唐代秘书群僚考略》[13]。

万健《唐代目录学的发展及就》[14]，从录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秘书省在代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弘文、崇文二馆的度性考辨，亦主要散见于诸育史著作中。

论文方，李锦绣《试论唐代的文、崇文馆生》[15]和牛功《唐代的学士》[16]二文，较为详细入。

研究集贤院最珍贵的资料是代韦述的《集贤记》，但原本已佚，现在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宋代王应麟玉海》中所引的数十条。

上世纪十年代，朱倓钩稽比，撰成《〈集贤记注〉辑释[17]，是研究集贤殿书院的基材料。

日本学者池田温《唐之集贤院》[1]从沿、省舍、储藏、修纂、故实、掌、禄廪、官联八个面进行考察。

随后，郑伟章、永东、刘健明、李湜等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贤院制度进行考察。

关于崇玄馆的究相对薄弱，一般置于唐代道举和道教的考察之中。

论广文馆的文章也不多，廖健《唐代广文馆考论》[18]从设立时间、设原因和中唐之后的存等方面立论，较有新。

关于广文馆的性质，湾高明士先生认为其目的在招收国子监学生之攻读进科者，有如今日在学校附设之补习教育。

”[7]206这种说法并不完全乎事实。

招收国子监学生攻进士科者固然不错，但所谓的习教育因广文馆自身为一独立育单位而不能成立，广文业进士者的资格亦非补习生。

（二）文馆诗歌

文馆与文学的讨论，主要集在诗歌方面，包括律体律调分析、和诗集整理、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论溯源等。

1、关于律律调的探讨较早研唐诗律体律调的是郭绍先生，收录于《照隅室古文学论集》[19]中的《永声病说》、《从永明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等章主要从五言诗音步的角度，明“古”、“律”之间的声问题。

1986年，赵昌平表《初唐七律的成熟其风格溯源》[20]，考初唐九次重要“七律”应制唱和组，结论是七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五律每句加二字来的，七律的渊源当蜕化于骈赋化的歌行。

港邝健行《初唐五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观察及其相关题之讨论》[21]，从单句句不合、失对联数、失黏首数、不律首数等方面，考察初唐作家世南、李百药等22人519首接近五律歌的声律状况。

邝认为律调受到重视和探讨，主要是者顺应文体本身的发展、从探索的结果，跟君主的好文无。

上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晓音先生发表了一系列重文章，分别讨论宫廷文在初盛唐诗歌艺术发中的作用、七言歌行发展以及绝句的发等问题。

葛氏虽不是直接探初盛唐诗歌律体律调，但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正是在乃的鼓励和启发之下，杜晓勤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永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程之考察》[22]指出：

五言律的形成虽然几经波折，但每一发展都离不开宫廷诗人。

如果有他们对诗歌声律美的不懈追求没有他们对原有诗歌声模式的突破与创新，五新体诗的律化进程无会更漫长。

可是，杜氏所为的律体律调最终定型于沈宋即沈宋体”的看法，虽与众多学史同调，却不为陈铁民先生所接，陈先生经过分析考证认为律体的定型是初唐一批英学士、修文馆学士，其功能全归于沈宋二人。

[23]

2、唱和诗集的整理初唐唱和集的整理主要集中在《翰学士集》、《珠英学集》、《景龙文馆记》。

（1《翰林学士集》翰林士之名，始于玄宗开元十六年，其时改翰林供奉为林学士。

因此，对《翰林学士集》的结集和标题，多学者提出揣测，但以陈尚君和日森立之的说法为上森立之疑为许敬宗撰，陈尚君进一步指出可能为许敬别集残卷，理由为集收许诗最多，每题皆其作品，且目录亦以其列目。

[24]3贾华先生在《翰林学士集》的基础，广引文献，将太宗宫廷诗人群的唱和篇章及学活动逐一考证，起于武德九年九，终于贞观二十三五月，共考得太宗君臣唱和诗214首又2断句，赋13首，预唱诗人45。

[25]12-33

（2）《珠英集》《英集》又称《珠英学士集》，五卷唐崔融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而成宋以后散佚。

现存敦煌写本二卷分藏英国和法国，编号斯2717、伯3771《珠英学士集》的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董康、向达、王重民、项、吴其昱等学者都作过重要贡献，最终由徐俊先生全完成。

徐俊先生将英法所藏写本拼接对看，出法藏伯卷当为英藏卷《珠英集》第五卷的部分内容，样就将二处分藏的篇连接起来。

徐先对《珠英集》考证的要成果主要有两点：

第一，校正历关于学士人数的记载，明确为47；第二，全面整理校勘存诗歌，共得55首。

[26]548-587

（3）《龙文馆记》据《新书·李適传》、《唐诗纪》卷九李適条、《唐会要卷六十四“宏文馆”、《直斋书录解题》卷七《玉海》卷五十七等文献记载，宗景龙二年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以象四时八节十二时，其被选者不一。

他们围绕中宗宴饮游、频频唱和。

身为学之一的武平一将此其间的动记录下来，并录唱和作品及诸学士传，名为《景龙馆记》。

较早注意到文馆记》的是日本学者，如高木一《景龙の宫廷诗坛と言律诗の形成》，西村富美子唐初期の应制诗人》、东俊六《景龙宫廷文学の创作盘》都力图还原宫廷文学动及其相关背景。

[25]44我国学者的研究主有陶敏《〈景龙文馆记考》[27]，贾晋华《〈景文馆记〉辑校》[25]和《〈龙文馆记〉与中宗朝学士群》[25]。

陶文侧重于成书始末版本流传等文献学面，贾文则全面辑校《文馆记》，并对其间活进行编年。

3、相关诗学著作考辨和诗学论溯源初唐三大诗学著作，即上官《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融《新定诗体》。

此三者始见录于唐求学之日僧空海所《文镜秘府论》，后辗转传，面目全非，经王梦鸥生大力考证，基本上还其貌。

王先生认为宋代《窗杂录》所录《魏文帝诗格》即抄《笔札华梁》所成，而以现于《吟窗杂录》卷六李峤评诗格》所载十体九对之文字与《镜秘府论》所引崔氏之语相对照，峤《评诗格》与崔融《新定诗》实为同一书，《评诗格乃后人所伪托李名也。

此后所论，陈相因，大抵不出王先生所述范。

氏不仅考论有关初唐体诗成立的两种残书，更及初唐诗学产生之渊源，分析其成因。

认为初唐诗，多为适应宫廷之艺文生活而达，殆与齐梁时代相类似。

诗体既沿袭江左余，而诗学之所发明者，亦即为梁诗体之分析。

从分析而创立若规格，转成唐代试士之圭臬按其作业，自始即偏向于“缀文”道，而与吟咏“情志”者无直接关。

[28]

免费论文下载中（三）它研究诗歌之外，究文馆与文学之关联性较多的，要集中在探讨唐初所修前代八史”与初唐文学思想的系。

这在文学批评史、想史等著述中都有论及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想史》论述尤为详备。

曾守正《唐史官文学思想及其形成[29]，从唐初史文学思想的主要内、成因、评骘三方面来考量初唐官的文学思想。

李《初唐史家文论特色检讨》[30]认为：

以令狐德棻魏征为代表的初唐史家的文见解，表面看来，像是折衷和，论其实质，则表现了对学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较早、较正确地为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学指了发展方向。

其它文体方面，从文馆的角度来观小说、散文的演变之类的论著不多拙著《唐代中央文馆制与文学》力图有所突破，对文馆唐传奇、实录、墓碑文、行状文体之关联，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拙文《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文的演进》[31]，从文馆的度提出构建分体骈史的断想。

从文馆研究历史来看，研究者比较重视这样个问题：

（1）历史学视野，注文馆制度本身的渊源流变，着重于制度的梳理和辨。

（2）政治学视野，着力剖析馆文士与政治之间的关。

（3）文馆与文学的关系，归结为：

文馆学士与作群体；文馆创作与文坛风尚；文盛衰与文学嬗变；文馆唱和和诗发育等方面。

[2]399-402

上述成果无疑未来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但其中的缺失和不足也不容忽视由于侧重点不一，他们往往致力于一中央文化机构的研究，点”多“面”少，缺少较为面系统的研究。

又于论题性质，历史学、政治学研较多，因而在“与文学”之关的讨论方面，有待进步深入。

重新思考已有果，笔者认为文馆与文学研究空的拓展，主要还有赖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视野的开拓应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和理论，选取文士社会角色作切入点，进一步探文馆与文学之关系，比较有价值和意义的：

其一回归文学本位研究。

传研究在历史学、政治学等方面揭示馆的价值，但从文学发展史的角来观照，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其成一方面可作文学研究之参照，另方面其落脚点并非学。

吸收前人成果，推进并深文馆与文学之关系研究，改变过去的研究格局和研究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术史意义。

其二，运用已有馆研究成果，借鉴会学理论，进行多科交叉研究，力图在历史文化学文学社会学层面有突破，还原文馆文人唐代文学演进的历史原貌因此，系统化现有果的同时，也是对沿学术方法运用的检测，具有理探索意义。

其三，从近年来国内研究现状来看，文人生存状态和心状态日益成为研究热点。

学者衷于从空间分布、第出身、文化背景等角度来剖文士的精神风貌，对于士社会角色与生活方式、心理状之联系则关注不够。

此，从文士社会角色变来考察文馆文人的神风尚及其对文学作的影响，其成果具有一的开创意义。

据社会学相关理论，社会角色有规性角色和开放性角色之分。

就文而言，前者主要有学、史官、图籍校勘官、著作郎、学士五大类，后者主要包括经学、思想家、文学家等角。

这两种角色有时免交叉和互换。

未的研究应打破成例，努力解决此两种社会角色相关的文学问，从角色之意识、评价、社会动、心态等层面分探讨与文学生成、发展、变之间的内在联系，剖析文角色与诗歌、散文、小说等种文体演变的相互关系。

加强动研究，揭示文士角色与文学团、文学风气、文艺思潮、文学传播各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之间潜在规律。

笔者以为可以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其，文士任职中的角色本位意与文学样式。

所谓本，在这里是指各文馆职事活动的定性，比如学官之教育、史官修史、图籍官员之校勘、著郎官之著述等等。

不同社会角的文学创作，往往在题材内容，甚至风格上都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

比如秘书校书官本位意识与物诗创作，文士任职与散文写作史官“泛谏诤意识”与中唐传勃兴等。

其二，文士会角色评价与文学。

社会评价系指会在文士选任、迁转和地位诸面对文士职务作出价值判和预测。

从任职资格归纳文选任中的文学因素，从职务变迁结与迁转相关的文学质，通过计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选和迁转的规律，并由此原文士生活生存状态与文学体性活动之间的关系。

比如由任职形成文学创作小集团集体创作观念对文坛风尚之影响，文馆社会地位高低化与士子价值认同和价取向等等。

其三，文士社会角色动性与文学活动。

文社会角色流动是指文士京都职与地方任职之间的区域动。

京都长安和洛阳是中央文馆所地，也是当时的文化势区，文士离开京都到其它地方任，势必带动文化的交流传播。

比如由韩愈迁谪岭南白居易贬江州、刘锡之夔州等角色流动，推动弱势文化教育的发展，促强弱势区域之间文学思想的交流和播等等。

其四，学士文学角色判与诗歌复古进程。

将学士单独出来讨论，是因为过去的究将其局限于初唐诗声律问题。

文学发展是诸种合力结果，若将诗歌分主流创作和非主流创作，从非性发展来重新审视诗进程，则会发现唐诗演进轨迹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冲突的影响很。

一般而言，学士处创作主流地位，同时又是京城文化宫廷文化的代表，而非主流家则是地方文化、民间文化代言人。

从这个角度来，诗歌复古实质上是文冲突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诗复古进程也是文化冲突与顺应的过。

不过，学科交叉研究要求究者同时具备多门学科知识，在知结构方面应有所提升和完善同时，还应注意点面结、虚实相间的问题笔者以为可以采取现科技手段，创建与研究相关数据库，加强一般与个别机相融的动态系统分析。

综上所述，历时性来看，唐代文馆与文学研在制度渊源流变的梳理考辨、文馆与诗歌的分析探讨方成果较为丰硕，而在文馆与小散文等方面的讨论相对薄弱。

总而言，个案分析较强，体论述较弱。

虽然出现了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之关系》和《唐代中央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等专著，但从文学本的角度来看，略嫌关注够。

因此，将历史、政治学、文学等与社会学合起来，从文馆文士社会色切入，解决相关学问题，当是深具发掘潜力的未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