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已乘黄鹤去应留傍人喜鹊飞.docx

霍尔已乘黄鹤去应留傍人喜鹊飞.docx

《霍尔已乘黄鹤去应留傍人喜鹊飞.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霍尔已乘黄鹤去应留傍人喜鹊飞.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霍尔已乘黄鹤去应留傍人喜鹊飞

霍尔已乘黄鹤去,应留傍人喜鹊飞

　　82岁的斯图亚特?

霍尔（StuartHall）2014年2月10日辞世，诸多媒体纷纷报道，不禁让人想起2002年的情景。

那一年的6月，英国伯明翰大学关闭了该校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前身），引来媒体的一片惊呼。

许多人感到困惑：

为什么文化研究的发祥地居然惨遭不测？

如今，霍尔一死，老一代人的文化研究恐怕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20世纪50年代：

“新左派”的经历

　　霍尔一生有许多头衔，而最响亮的称号显然来自克里斯?

罗杰克（ChrisRojek）在《斯图亚特?

霍尔》（StuartHall，2003）一书的命名：

“文化研究之父”（the“Father”ofCultrualStudies）。

[1]为什么这个称号没有送给文化研究的先驱威廉斯或霍加特？

看来其中必有名堂。

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又有必要从霍尔的左翼生涯说起。

　　1951年，来自牙买加的霍尔前往牛津大学求学。

作为黑人同时也作为移民，他一方面拥有了一种“离散”（diaspora）体验，另一方面也向“新左派”（NewLeft）迅速靠拢。

霍尔说：

像牛津那些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那样，“在政治上我主要关注殖民问题”，反帝国主义。

“在上学时，我赞同左翼，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受其影响。

”[2]也正是从那时起，霍尔开始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并持续终生。

　　英国“新左派”的真正崛起是在1956年，因为那一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

11月，苏联坦克开入匈牙利镇压革命，于是有了“匈牙利事件”；几天之后，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地区。

这两个事件表明，两种极为不同的体制（西方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在操作上具有相同的暴力性与侵略性。

于是，社会主义分子开始反思两种社会体制的弊端，也开始面对“二战”之后出现的种种新问题，如晚期资本主义的特性；经济及政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新形式；在所谓民主世界中种族歧视的严重矛盾；各种形式的权力关系中，文化及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消费性资本主义对工人文化所造成的影响等。

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新左派”应运而生；他们企图寻找第三种政治空间，重新界定新的社会主义立场。

　　也是因为1956年的这两个事件，诞生了两个重要刊物――《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andLeftReview）和《新理性者》（TheNewReasoner）。

1960年，两刊又合二为一，成为《新左派评论》（TheNewLeftReview），年轻的霍尔出任该刊的第一任主编。

　　这个刊物也成为一块阵地，由此开始了“新左派”与还原论和经济主义的长期论争。

论争伊始，文化领域便成为霍尔与其同路人的主攻目标，而之所以如此，霍尔曾有过如下解释：

一、“只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变迁才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二、文化维度绝不是社会的一种次要维度，而是一种本质维度。

三、只要去重新描述社会主义，都必须借助于文化话语。

基于如上原因，霍尔“把文化分析和文化政治问题当作了政治学的核心问题”。

[3]

　　文化与意识形态是英国“新左派”的关注点，事实上也是英国文化研究者闪展腾挪、大有作为的主战场。

霍尔曾把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一概括为“文化主义”，这种范式与文化研究者的“新左派”经历不无关系。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所谓的“文化分析”，绝非书斋中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新左派”介入政治的一种方式。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文化研究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性”。

　　“中心”内外：

文化研究之旅

　　让我们把目光对准文化研究。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成立于1964年，首任主任是写过《文化之用》的霍加特。

在此之前，英国的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利维斯主义的阴影之下。

利维斯阵营中的学者批判大众文化，维护高雅文化，自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问题是，仅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批判，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文化研究则改变了这种研究思路。

中心的成员抛弃了利维斯主义的陈规陋习，开始直接面对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直接分析流行音乐、飞车党，并在分析中充分考虑到性别、年龄、种族等文化政治因素。

正是因为文化研究，大众文化才不再成为批判对象，而是成为一种可以在此精耕细作的研究对象。

　　霍尔一开始就被霍加特邀请到“中心”之中。

而且，由于霍加特公务繁忙，霍尔事实已在“代理”主任。

1968年霍加特去职之后，霍尔正式担任中心主任，一直干到1979年。

[4]

　　在霍尔的率领下，文化研究的思路、方向等也有了重大调整。

比如，霍尔曾“拿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一译“领导权”）理论，致使文化研究的范式有了两次重要的转换。

因为阿尔都塞，文化研究走出文化主义的范式，进入结构主义阶段；因为葛兰西，文化研究有了所谓的“葛兰西转向”（turntoGramsci），开始更多关注文化领导权、常识等领域，霍尔等人也扮演开了“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

　　按照霍尔的学生麦克罗比的归纳，霍尔的学术思想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关注媒体（主要是电视）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二、关注撒切尔主义的“威权平民主义”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期）；三、关注多元文化主义时期。

[5]而他形成的编码/解码理论、接合理论等，也都与他在某一段时期的思考兴趣和问题意识有关。

　　让我们以文化或大众文化为例，略作说明。

如前所述，文化领域本来就是文化研究关注的重心所在，但霍尔对文化的理解与其前辈又很不相同。

比如，在威廉斯那里，文化还只是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理解与利维斯主义相比，当然已是一场革命；而霍尔则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把文化看作一种“斗争方式”。

他特别指出：

“大众文化既是其斗争场域之一，也是这场斗争输赢的利害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大众文化’很重要的原因。

”[6]　　把大众文化理解为斗争场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在此之前，大众文化一直是被当作一种实体性的东西来加以对待的。

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不与这种对待方式有关。

但霍尔却独辟蹊径，把大众文化看作一个文化霸权争夺战的竞技场。

如此定位大众文化很可能意味着如下事实：

大众文化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立场，谁能够把它抓到手，它就会为谁服务效力。

　　这种思维方式、研究方式的转换可谓意义重大。

由此也可以看出，霍尔的问题意识并不是从理论本身出发，而是由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生发而成。

捋一捋他的思路，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他之所以把大众文化看作斗争场域，是因为受到了葛兰西的启发（葛兰西认为在文化霸权的争夺战中，常识与大众领域极为重要）；他之所以认为“葛兰西的论述最能表达我们想要做的事情”[7]，又是因为他在思考撒切尔主义的“威权平民主义”时意识到，撒切尔夫人很善于走亲民路线，很善于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威权，使平民威权化，威权平民化。

“新左派”要在这场斗争中获胜，就必须知彼知己，甚至去学习撒切尔夫人的平民性，用常识、大众文化去抓住人心。

这是霍尔的斗争策略，也是他的思想接地气、有底气的原因之一。

　　“运用”理论：

像喜鹊那样东抓西拿

　　尽管霍尔对于文化研究贡献卓著，而且也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让文化研究走出了英国，走向了北美、澳大利亚和中国，但在我看来，还不能把霍尔看作一位富有原创性的理论大师。

如果一定要称其为大师，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一位“运用”理论的大师。

这既是我的判断，也有霍尔本人的说法为证。

　　2005年，金惠敏教授曾对霍尔做过一次访谈。

当问到做文化研究如何借鉴理论时，霍尔特别指出：

“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

至于理论嘛，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问题。

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makeitworkforyou）。

我的朋友霍米?

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

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

我把自己称作‘喜鹊’，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把什么东西都抓到自己的窝里。

比如，从德里达那里我就抓到了一件东西，就是如何去思考‘差异’。

”[8]

　　“喜鹊”之比非常形象，也很能说明问题。

为了把文化研究做出个模样，霍尔确实抓来了许多理论。

像马克思、卢卡奇、阿尔都塞、葛兰西、萨特、法农、巴赫金、阿多诺、本雅明、索绪尔、巴特、德里达、福柯、萨义德等，这些理论大家的思想都曾不同程度在霍尔那里现身显影。

尤其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霸权）理论，拉克劳的“接合”（articulation）理论，更是通过霍尔的反复“运用”而被进一步镀亮的。

由此我也想到了本雅明。

本雅明是一位擅长使用“引文”的大师，他把那些布满斑斑锈迹的“话语”抢救出来，进而把它们植入新的语境之中，那些“话语”一下子闪光发亮了。

霍尔如此操作，莫非是跟本雅明偷学了一招？

　　马克思曾经说过：

“理论只要说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9]从这一意义上看，霍尔的理论尽管原创性少，抓来的多，但那些理论毕竟是理论，而且那些理论也确实触及了英国社会、文化的根本。

而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接着思考的问题是：

霍尔是如何“运用”别人的理论的？

为什么别人的理论到了他的手里就能焕发青春，重放光芒？

多年来，我们也把西方各路大家的理论抓了个遍，但接中国地气的理论被我们抓到了吗？

如果我们抓来的理论不能说服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抓法有问题？

如果抓法有问题，我们又该如何改变？

　　霍尔做研究的另一个特点也值得一提。

他文章多，专著少，好多思想正是通过文章呈现出来的。

这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道克尔所言：

“霍尔是伯明翰70年代的顶尖人物，他的声名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书，而是在于文章和文集的序言，它们交织在热火朝天的争论中间，引导伯明翰工程走过了五花八门的理论地雷阵，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发现这类文章鼓舞人心，富有挑战性，在多姿多彩的伯明翰著述中，是我的阅读首选。

”[10]

　　事实上，中国的文化研究者也大都是通过霍尔的几篇文章去了解他的主要思想的。

像《编码/解码》《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解构“大众”笔记》等，都已被译成了中文。

翻译成中文的还有在大陆出版的两本书：

霍尔编著的《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他与别人合著的《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

此外，台湾陈光兴等人曾选编并出版过《文化研究：

霍尔访谈录》。

国内研究霍尔并已出版的博士论文是武桂杰的《霍尔与文化研究》。

金惠敏的《积极受众论：

从霍尔到莫利的伯明翰范式》一书亦收有有关霍尔的访谈和论文各一篇。

大概，这就是汉语学界译介、研究霍尔的主要成果了。

要想了解霍尔，这些译文和著作已能对付一下，但若要深入研究，显然还远远不够。

如今，霍尔已经停止了思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只“喜鹊”窝里的东西再多“抓来”一些？

　　霍尔已乘黄鹤去，应留傍人喜鹊飞。

――篡改了两句古人的诗，姑且作为此文的结束语吧。

　　注释

　　[1]武桂杰：

《霍尔与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2]斯图亚特?

霍尔：

《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与时代》，王晓曼译，http：

//

　　[3]同上。

　　[4]武桂杰：

《霍尔与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13页。

　　[5]安吉拉?

麦克罗比：

《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6]StuartHall，“NotesonDeconstructing‘thePopular’”，inR.Samuel，ed.，People’sHistoryandSocialistTheory，London：

Routledge&KeganPaul，1981，p.239.

　　[7]StuartHall，“CulturalStudiesanditsTheoreticalLegacies，”inLawrenceGrossberg，CaryNelsonandPaulaA.Treichlereds.，CulturalStudies，NewYorkandLondon：

Routledge，1992，p.280.

　　[8]金惠敏：

《积极受众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86―8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0]约翰?

道克尔：

《一种正统观念的开花》，陆扬、王毅选编：

《大众文化研究》，戴从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页。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