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脓毒症早期预防与阻断急诊专家共识完整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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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脓毒症早期预防与阻断急诊专家共识完整版

2020中国脓毒症早期预防与阻断急诊专家共识（完整版）

脓毒症（Sepsis）是感染引起宿主反应失调，导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损害的症候群，是一个高病死率的临床综合征。

脓毒症不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也给医疗卫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有学者对1979~2015年27个发达国家的成人脓毒症发生率及病死率相关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结果显示脓毒症发生率为年288/10万，而近10年间脓毒症发生率为年437/10万，病死率为17%；严重脓毒症发生率为年270/10万，病死率为26%。

很多脓毒症相关研究未纳入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有分析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脓毒症发病率和病死率更高。

我国脓毒症发病率研究绝大多数也是来自ICU住院患者。

2020年一项针对全国44所医院ICU的研究报告显示，ICU脓毒症的发病率为20.6%。

与发病情况相似，脓毒症的病死率数据也多来自ICU患者。

上文提到的ICU多中心研究中，脓毒症患者病死率为35.5%。

严重脓毒症病死率高达50%及以上，该研究还发现符合Sepsis3.0和Sepsis2.0诊断标准的患者二者之间病死率并没有显著差异。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严重脓毒症的住院病死率18.4％~35％之间；而在美国，脓毒症的病死率（由ICD-9-CM定义）从1979~2000年有所降低，从27.8％降到了17.9％。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相关研究中脓毒症的病死率高于发达国家。

一项基于人口的脓毒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2015年全国有1025997人死于脓毒症，占总病死率的12.6%。

另一项对2006~2016年的759例严重脓毒症患者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数据显示的病死率也高达36.6%。

虽然正确合理的应用抗菌药物是救治成功的关键一环，是降低病死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他积极性辅助治疗，如液体复苏、免疫调理、营养支持治疗等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脓毒症进一步加重，发展成严重脓毒症和脓毒症休克。

鉴于脓毒症有一定的发病率和较高的病死率，有关脓毒症的诊断和治疗自2001年以来一直是急诊医学、重症医学、感染病学，甚至外科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话题。

脓毒症专家先后提出了脓毒症诊断的1.0、2.0和3.0版本，也先后提出了诸如“拯救脓毒症行动”、“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arlygoal-directedtherapy,EGDT）”、“集束化治疗”等理念和“限制性通气”、“最佳PEEP”、“保护性肺通气”等方法。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脓毒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并未见到显著降低。

基于急诊医学的专业特点，2018年5月，中国急诊专家提出开展“中国预防脓毒症行动（PreventingSepsisCampaigninChina,PSCC）”，主张对脓毒症要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降低脓毒症的发生率和病死率”的“三早两降”方针，提出了“脓毒症前状态”和脓毒症“未病先防，既病防传”的防治理念。

将预防脓毒症发生和阻断脓毒症进展做为行动的关键节点，把切断感染发展为器官功能衰竭的中间环节，做好围脓毒症期的感染控制、炎症调控、内皮细胞保护剂凝血调节作为切入点。

由于严重感染患者往往首诊于急诊科，故从急诊开始采取措施预防脓毒症的发生不仅重要，而且可行，能够实现真正有效的EGDT。

在文献检索中，我们发现，2017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针对脓毒症也提出了“预防、诊断和临床处理一体化干预”的理念，并在2017年5月26日WHO例行会议上与会专家达成一致意见：

改善脓毒症的预防和治疗。

一PART急性感染患者的识别

感染性疾病是急诊科最常见疾病，是脓毒症发生的前提。

及时确定急性感染患者，并给予合理治疗是预防脓毒症行动的第一个环节。

由于感染性疾病表现的多样性，判断患者是否存在感染也成为急诊科医生的第一难题。

急性感染是指短时间内（＜72h）病原微生物导致机体组织、器官炎性改变的疾病，引起急性感染的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或衣原体、寄生虫等。

急性感染的临床表现包括全身表现和局部表现。

1、根据全身表现确定感染

1体温变化  

诊断感染最重要的临床依据是患者的体温变化，特别是急性发热可占感染患者表现的90%以上。

部分体弱或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可能缺少发热的表现，有些严重感染的患者出现低体温，也有些患者因在来院前服用退热药物或物理降温而造成体温正常的假象。

系统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inflammatoryresponsesyndrome,SIRS）是脓毒症发展的重要中间环节，也曾经是诊断脓毒症的指标之一。

在SIRS的诊断标准中，首位的指标就是体温变化。

因此，任何体温升高或异常降低的患者，都应当考虑有急性感染的可能性。

2白细胞变化 

外周血白细胞变化是急性感染的第二个特征性变化，也有助于区别不同的感染。

白细胞计数增高是急性细菌感染最具特异性的改变之一，分类检测时出现嗜中性粒细胞增高或显著核左移，是支持急性细菌感染的有力证据。

白细胞降低可见于病毒感染以及部分特殊感染。

3 感染生化标志物

感染生化标志物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对感染判断有益的临床检测指标，能够帮助急诊医生快速判断感染的存在以及推断可能感染病原体的类型。

目前常用的感染生化标志物包括血清C反应蛋白（CRP）、血清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6（IL-6）和血清淀粉样蛋白（SAA）以及肝素结合蛋白（HBP）。

① CRP  CRP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大多数感染可引发其浓度迅速上升，通常于感染后2h开始升高，24~48h达高峰。

细菌感染时CRP升高显著，而病毒感染时大都正常或轻微升高。

因此CRP通常作为鉴别细菌或病毒感染的参考指标之一。

但在细菌感染界值尚不明确，有临床研究建议，可采用CRP40mg/L作为细菌感染的界值，但也有人认为CRP＞20mg/L即考虑为细菌感染。

CRP半衰期为18h，当感染得到控制后可在1~2d内快速下降。

② PCT  PCT是一种无激素活性的糖蛋白，PCT水平与细菌感染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当PCT为0.1~0.25ng/mL时，提示细菌感染的可能性不大，PCT为0.25~0.5ng/mL时，可能存在需要治疗的细菌感染，而PCT＞0.5ng/mL时，很可能存在需要治疗的细菌感染。

多数专家建议将PCT0.5ng/mL是脓毒症的诊断界值。

PCT在感染2~4h后迅速上升，12~48h达到峰值。

PCT的特异性高，受到国内外有众多指南共识统一推荐。

在2020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指出，多数患者的PCT是正常的，这说明PCT在病毒感染中一般不升高，可以作为细菌感染的特异性标志物。

③ IL-6  IL-6是由IL-1与肿瘤坏死因子-α诱导产生的多效细胞因子，是一种多功能糖蛋白，其由212个氨基酸组成，在炎症反应过程中起着核心调节功能，是关键的炎症反应因子递质。

IL-6的检测值在细菌感染时显著升高，且与HBP、SAA等水平呈正相关，可作为感染评估和检测的常用指标，且其浓度与患者疾病的损伤程度一致。

此外，IL-6对于脓毒症及病情严重程度的判定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显示，脓毒症患者血清IL-6水平显著高于非脓毒症患者，脓毒症休克血清IL-6水平显著高于非脓毒症休克患者。

④ SAA  SAA是一种敏感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

当机体受到细菌、病毒等刺激后产生一系列细胞因子，从而刺激肝脏细胞合成分泌大量的SAA进入血液，在5-6h内升高幅度达正常值的10~1000倍。

因此，SAA可作为反映机体感染和炎症控制的敏感指标。

SAA水平不受性别和年龄影响，一般与CRP联合鉴别细菌和病毒感染。

当SAA和CRP同时升高，提示可能存在细菌感染；当SAA升高而CRP不升高，常提示病毒感染。

SAA半衰期约50min，当机体抗原清除后，SAA则能迅速降至正常水平，因此，SAA可作为反映机体感染和炎症控制的敏感指标。

⑤ HBP  HBP是机体激活中性粒细胞嗜酸颗粒释放的一种蛋白分子。

有研究显示，脓毒症患者HBP在IL-6水平正常或轻度升高时即显著升高，且其诊断脓毒症的准确率大于其他细胞因子,特别是在严重细菌感染的早期、快速诊断方面有重要价值。

HBP作为一种急性时相蛋白，是评估脓毒症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有效生物标志物，在脓毒性休克患者的早期诊断和疗效监测中更为重要。

2、根据局部症状、体征确定感染

有些患者，特别是老年患者或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可能缺乏感染的全身性反应。

对这类患者感染部位的特征性症状和体征能够帮助我们确定或怀疑感染存在的可能性，如明确的咳嗽、咳脓痰提示呼吸道感染，急性意识改变或头痛提示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痛及腰痛提示泌尿系统感染，腹痛、腹泻伴有脓血便提示腹腔或消化道感染等。

3、急性感染及疑似感染的确定

依据上述研究结果和临床经验，依如下表现可以考虑急性感染的存在：

①有急性（72h之内）发热或低体温；②白细胞总数增高或降低；③CRP升高，IL-6升高；④PCT、SAA及HBP升高；⑤有明确或可疑的感染部位。

其中确定感染：

①~③项中有2项+④有明确结果，可以协助确定病原体类型，或+⑤有明确表现可以帮助确定感染部位。

疑似感染：

①~③项中有1项+④无确定性结果，或+⑤有可疑感染部位。

二PART脓毒症高危人群筛选

1脓毒症易感人群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发生脓毒症与人体特定基因有关。

近年来研究证实，急性感染、脓毒症及脓毒症休克患者脓毒症生物标志物基因的表达存在显著差异，并提出可以其作为筛查脓毒症的有用指标。

基因检测作为脓毒症生物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于PCT。

这说明脓毒症的发生与人体的体质有关，也显示可能未来我们可以开发针对感染患者脓毒症生物标志基因的快速检测手段。

此外，年龄、基础疾病、营养不良及免疫力低下等也是脓毒症发生的重要因素。

2007年一项多中心调查结果显示，严重脓毒症发生率、住院病死率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恶性肿瘤等慢性合并症。

入院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II（APACHEII评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呼吸功能障碍和心血管功能障碍评分也是评估脓毒症及其病死率的重要因素。

2014年的另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结果表明，APACHEII及SOFA评分、血流感染、癌症病史与病死率显著相关。

2016年的一项对脓毒症患者一年病死率的分析显示，年龄、急性肾功能衰竭、合并真菌感染、阴离子间隙和肺部感染是一年病死率的预测因素。

2易引起脓毒症的病原类型及感染部位

1病原类型

对引发脓毒症的感染病原体研究发现，各种感染性病原体在脓毒症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占最大比例的仍然是细菌，其次是病毒。

国内的流行病学研究提示半数以上的脓毒症患者为G-菌感染。

在Zhou等的研究中，革兰阴性（G-）菌的感染率可达62.5%，而革兰阳性（G+）菌仅占14.5%，但更多的研究认为最常引起脓毒症的致病菌为G+菌。

真菌性脓毒症的发病率在过去10年有所增加，但仍低于细菌性脓毒症。

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我们尚缺乏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不同地区及ICU的病原学有所不同；也可能与抗菌药物使用导致病原学的种类发生变化有关。

各种病毒感染也是引起脓毒症的重要原因。

2020年流行全球的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通过产生细胞因子以及干扰RAS系统导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multipleorgansdisfunctionsyndrome,MODS） 。

2感染部位

针对引起脓毒症的感染部位的研究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2007年的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腹部是引起脓毒症最常见的感染部位（72.3％），其次是肺部（52.8％）。

而2014年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肺部感染是脓毒症患者最常见的原因，占所有脓毒症的50%以上，其次是腹腔感染及泌尿道感染。

一项研究发现感染部位不明、胃肠道或肺部感染所致的脓毒症的病死率在50%~55%之间，相比之下，泌尿道感染引起的脓毒症的病死率仅为30%。

另一项纳入近8000例脓毒症休克患者的回顾性多中心队列研究也报道了相似的结果，即肠缺血所致脓毒症患者病死率（78%）最高，尿路梗阻相关的泌尿道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病死率（26%）最低。

综上所述，急性感染患者发生脓毒症的高危因素包括高龄、营养不良，腹腔、肺部和泌尿道感染，恶性肿瘤、免疫抑制、呼吸功能障碍和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基础疾病等。

在急诊临床这类高危人群需要给予高度重视，通过观察临床表现，筛查生物标志物，及早进行防范。

三PART脓毒症的诊断与临床疑似

1脓毒症的诊断与SOFA评分

Sepsis3.0提出当患者达到“感染+SOFA评分≥2分”可以诊断脓毒症。

严格的说，Sepsis3.0涵盖了脓毒症定义、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诊断标准。

SOFA评分是通过测定主要器官功能损害程度对患者进行预后判断的评分系统，多用于ICU病房。

通常建议在入住ICU后24h计算该评分，之后每48h再行计算，因此被称为“序贯”器官衰竭评估。

由于需要各种检验数据以及序惯性评价，该评分对住院患者更加合适，对于急诊科早期诊断和快速诊断有一定局限性。

SOFA评分的平均值和最高值最能预测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评分增加30%，则病死率至少为50%，但对预测脓毒症的发生参考意义不大。

SOFA评分计算方法（见表1）。

2急诊疑似脓毒症

依据脓毒症3.0诊断标准，器官功能损伤成为必然指标。

但在急诊科就诊的感染患者出现器官功能损害之前，可能表现为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严重炎症反应等表现，专家组认为可以定义为“脓毒症前期”或“疑似脓毒症”。

确定这个时期对PSCC更为重要。

急诊科医生通常依据临床资料做出经验性诊断，并依据病情评分将可能发展为脓毒症的患者进行排查。

1 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  

qSOFA是脓毒症3.0推荐的用于可疑脓毒症筛查的工具（见表2）。

分析显示，qSOFA评分越高，死亡风险越高，但预测效度在各队列之间有显著差异。

在一个入选879疑似感染患者的研究中，qSOFA对院内病死率的预测效度与完整SOFA评分相似：

评分＜2分，病死率为3%；评分≥2分，病死率分别为24%和18%。

但也有研究对qSOFA的敏感性与特异性存在质疑。

2018年一篇纳入38项研究的meta分析，与SIRS标准相比，qSOFA预测脓毒症病死率的敏感性更低（88%vs.61%），但特异性更高（26%vs.72%）。

与非ICU患者相比，qSOFA对ICU患者的敏感性更高（51%vs.87%），特异性更低（80%vs.33%）。

但相比之下，关于急诊科患者的其他回顾性研究指出qSOFA评分的价值有限；其中一项研究报道称，qSOFA识别脓毒症的能力不如SIRS，并且另一项报告称qSOFA预测28天死亡的诊断价值低。

2 国家早期预警评分（NEWS）

有研究报道，改良早期预警评分（modifiedearlywarningscore,MEWS）、国家早期预警评分（nationalearlywarningscore,NEWS）和SIRS评分等早期识别评分系统在预测非ICU患者的死亡和ICU转入方面优于qSOFA。

在急诊临床工作中，反映病情变化最敏感的指标不是呼吸、意识改变及血压变化，而是心率（脉搏）的变化。

由英国专家提出来的早期预警评分系统（EWS）、改良的早期预警系统（MEWS）和“英国国家早期预警评分NEWS”（见表3），是急诊医学领域公认的，更为实用的快速评价和病情严重程度分级的工具。

其评价指标在医院急诊科都可以得到，而且加入了吸氧措施的修正，对病情的判断将更加准确，特别是有心肺功能改变的患者。

因此，NEWS比qSOFA更能全面的评估患者的危重情况。

在“改良早期预警评分系统对老年休克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的研究中，明确了早期预警评分在急诊患者病情判断中的优势。

3急诊疑似脓毒症诊断标准

临床表现：

感染或疑似感染患者；qSOFA≥2分；SOFA等于1分；NEWS评分4~6分。

诊断标准：

（1）项+

（2）~（4）项中任意一项。

四PART脓毒症的预防与阻断

1及时确定高危人群

所谓高危人群即脓毒症易感人群，包括特定基因人群，脓毒症高发生率的感染部位、病原体感染的人群。

对老年、营养不良、有基础病或免疫低下的患者，应当尽快确定其感染部位及可能病原体；对严重肺部感染、腹腔感染及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应当及时进行细胞因子的筛查。

任何感染患者都应当及时进行疑似脓毒症评估，对SOFA=1分、qSOFA≥2分，或NEWS评分4~6分的患者应当进行重点关注，采取脓毒症阻断措施，并建议每两小时进行重复评分。

2控制感染

1 病原微生物检测  

引起急性感染的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或衣原体、寄生虫等，但导致脓毒症的病原体主要为细菌、病毒和真菌。

尽快确定病原体，并采取针对性抗微生物治疗是治疗感染性疾病的重点。

传统的微生物培养存在耗时长、覆盖面窄的缺陷，急性感染更需要病原学的快速检测体系。

针对常见的细菌、病毒等病原学，目前已有的快速检测方法包括：

肺炎链球菌尿抗原检测、军团菌尿抗原检测、GXpert艰难梭菌检测，以及Filmarray/罗氏Cobas/luminex等推出的多重病原检测平台等细菌检测方法；真菌荧光染色、六胺银染色耶氏肺孢子菌检测等真菌检测方法，新型隐球菌抗原检测、G试验、GM试验、曲霉IgG、IgE等真菌检测方法；抗原和核酸检测，各种病毒的Realtime-PCR检测等等病毒检测方法等。

目前，二代测序技术不断成熟并用于临床，可覆盖上千种病原体，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漏检，已成为病原学诊断的有力手段。

2 抗感染治疗  

虽然病毒、细菌、真菌等都有引起脓毒症的可能性，但在临床上依然以细菌和病毒引起的脓毒症为多。

病毒感染目前尚缺乏特效治疗，通常采用免疫调节或中药制剂控制感染。

在细菌感染中，感染控制不仅仅是预防脓毒症的重要措施，也是防止感染直接造成死亡的重要措施。

。

抗生素的选择以覆盖可疑病原体以及在可能感染部位浓度较高的抗生素为宜。

同时，需要考虑患者的年龄、免疫状态、过敏反应等特殊情况。

在急诊科抗感染治疗中，我们既要考虑覆盖病原体，控制感染，又要考虑避免抗生素滥用造成耐药菌的增加。

快速病原体检测以及基于感染部位和高发致病菌的经验性思维将是我们选择抗生素的重要依据。

《热病-桑福德抗微生物治疗指南2018》（见表4）对临床抗感染治疗给出了建议。

此外，抗感染治疗要及时，严重感染在诊断1小时内开始抗感染治疗，轻症感染在诊断后4h内使用抗生素，并且建议在使用抗生素前采集病原学标本。

3 去除引起感染的病因  

对于有明确感染灶的创伤感染、化脓性胆囊炎、腹腔感染、泌尿系结石梗阻合并感染等，单纯抗生素治疗常常难以控制奏效，必须结合感染部位的局部处理，包括引流、清创、手术切除等。

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也是防止脓毒症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

3发现及阻断细胞因子风暴

感染引起的局部炎症反应可促进新生组织置换损伤组织，起到使已发生的损伤弱化的作用，但当过度炎症反应出现，则有可能引起SIRS，并导致脓毒症的发生。

因此，及时发现细胞因子风暴并适时、适量地调控炎症反应对预防脓毒症发生有重要意义，而且是预防脓毒症的核心。

1细胞因子筛查与SIRS确定 

对脓毒症高危患者以及可疑出现全身炎症反应的患者，应当进行细胞因子筛查，以确定SIRS的状态。

目前启动和促进细胞因子风暴的因子并不明确，很多细胞因子都参与到脓毒症的反应之中。

众多研究认为主要参与SIRS和代偿性抗炎反应综合征（Compensatoryanti-inflammatoryresponsesyndrome,CARS）的因子包括：

TNF-α、IL-1、IL-6、IL-12、MIF、sCD74、HMGB-1，抗炎细胞因子包括：

IL-4、IL-10、IL-35、IL-37、TGF-β、IL-13等。

有证据显示，当促炎因子显著升高，或出现炎症反应失衡时，即应当开始炎症调控。

因此，对于脓毒症高危感染患者，应当定期进行细胞因子监测（2-4小时重复），及时发现可疑脓毒症患者。

专家组已经组织针对脓毒症筛查的检测手段研发，并将用于PSCC的临床实践。

目前医院普遍检测的细胞因子是IL-6。

作为白细胞介素的一种细胞因子，IL-6主要刺激参与免疫反应的细胞增殖、分化并在机体的抗感染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当炎症反应发生后，IL-6血清浓度的升高早于其它生物标志物，浓度升高之后诱导PCT和CRP生成。

2炎症调控  

当检测发现细胞因子显著升高，或炎症失衡的感染患者时，应当尽早进行炎症调控，使体内炎症反应恢复稳定平衡状态。

① 糖皮质激素 大多数研究认为使用糖皮质激素的适应症是脓毒症休克。

在无持续休克、死亡风险较低的脓毒症患者，并未发现糖皮质激素能够降低脓毒症的病死率。

但也有研究建议，在早期可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抑制炎症细胞因子的分泌和释放。

目前已有足够的临床试验证据支持糖皮质激素可以调节脓毒症患者的固有免疫，促进炎症反应和器官衰竭问题的解决，并纳入了2018《中国脓毒症与脓毒症休克急诊治疗指南》。

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在没有针对SIRS相关检测手段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明确使用激素的时机。

② 非激素类抗炎药物 文献显示乌司他丁对调节细胞因子有明确的作用。

乌司他丁是一种能抑制多种蛋白水解酶活力的糖蛋白，是蛋白酶抑制剂，对胰蛋白酶等多种酶有抑制作用，具有稳定溶酶体膜，抑制溶酶体酶的释放，抑制心肌抑制因子（MDF）产生，清除氧自由基及抑制细胞因子释放的作用。

在细胞因子升高的早期，使用低剂量的乌司他丁可以起到对细胞因子的调控作用。

而在细胞因子失控阶段，促炎细胞和抗炎细胞因子失去平衡，对器官功能造成损伤。

采用大剂量乌司他丁可以显阻止患者脓毒症相关指标的进展。

③ 中药制剂 祖国传统医学在治疗理念上主张机体平衡调节，标本兼治的原则。

目前很多研究证明某些中药单体及复方制剂可以通过调控炎症及免疫反应、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等，起到预防脓毒症和改善脓毒症患者预后的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也将中药治疗作为重要治疗手段之一列入方案中，针对不同程度的病症推荐了中草药和中成药，其中在重型和危重型新冠肺炎的中成药治疗给与了明确的指导意见，推荐了包括热毒宁、血必净、参附注射液等疗效相对明确的药物。

虽然很多中成药物的有效成分以及作用机制尚在研究中，但中药的总体疗效已经被临床证实。

在脓毒症的应对上，热毒宁注射液对病毒、细菌都有一定的抑制和杀灭作用，也通过拮抗内毒素与toll样受体结合，抑制NF-κB受体和MAPK信号通路，调控IL-1β、IL-6、TNFα、IL-10、IL-13、ICAM-1、ET-1等细胞因子表达，影响调节性T细胞的生物学功能，改善毛细血管和肺血管通透性，降低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渗出发挥拮抗炎症反应及调节免疫紊乱的作用。

此类药物不影响抗生素对细菌的杀灭作用，不会导致感染的扩散，临床实践证实适时适量采用热毒宁注射液可缩短疾病治疗时间、症状缓解时间，减少疾病进展为器官功能损害的概率，有效预防脓毒症的发生和疾病进展。

血必净注射液具有活血化瘀、舒通络脉、溃散毒邪的功效，通过抑制TNF-α、IL-1、IL-6、IL-8、IL-17等促炎因子，抑制晚期炎症细胞因子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的表达，抑制TLR4-NF-κB通路的激活发挥抗炎作用。

有证据证明与西医治疗结合，血必净注射液可防止脓毒症的发生和发展，改善病情和临床结局 。

 ④ 炎性介质特异性抗体  目前较成熟的是TNF-α、IL-1抗体和抗内毒素脂多糖（LPS）抗体的研究，可通过诱导促炎细胞因子失活达到减轻脓毒症的效果；此外，有研究发现己酮可可碱能够抑制单核-巨噬细胞与中性粒细胞的活化，从而抑制IL-1、TNF-α分泌。

但以上方法的临床效果和新型拮抗药物的研究仍需深入才能进一步应用于临床。

3 免疫调理  

最近的研究认为“脓毒症是炎症反应和免疫抑制共同贯穿始终的”，而不是以往认为先出现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