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经济数据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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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经济数据下
读懂中国经济数据（下）
七、“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有什么区别
读懂中国经济数据，再接下来我想谈投资方面的问题，在投资方面很突出的有两个不同的指标，一个叫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另一个指标叫做固定资本形成，两个概念也差不太多，但数据又不太一样，怎么来区别，它各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也很需要搞清楚。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概念是用得比较的一个指标，报纸上也经常见到，大家都在用，各级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数字，它的意思是，全社会用来建造或购置固定资产的有关费用的总和，这叫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本形成是什么意思？
固定资本形成实际上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你花了这么多钱来投资，投资以后会形成固定资产，这个固定资产的价值是多少，然后在这个价值里要减去固定资产处置，有些被淘汰的固定资产要从这里边减掉，然后来衡量一个通过投资形成的这样一个净的固定资产价值。
所以，固定资本形成这个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指标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它是已经完成了的固定资产投资，它是已经形成了的固定资产，它在时间上会有一些滞后，投资过程最后完成了才形成固定资产。
那么，同时它还有一些减扣，比如固定资产处置这样一个项目，它要做一些减扣，所以它在价值量上固定资本形成的价值量要小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量。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包括用于土地购置的支出在内的，比如我投资一个项目，我建一个工厂或者是建一个基础设施，我要把征地买地支出也都算在固定资产投资里面，你造起一栋大楼，这个大楼的价值其中每一套房子的价值都包括地价，包括你建造大楼的这片土地的价值，你当时购置这片土地支出了多少，这个价值都包括在固定资产投资里面。
但是，固定资本形成，它在统计上要剔除土地购进价值，也不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间土地价值增值的部分。
它要从中把这部分价值剔出来，它计算的是，我是在这块土地上造了一座楼，但我没算地价，我只算楼价，不包括地价的楼价，固定资本形成的统计口径是这样的。
这样一个计算，这个不包括地价的计算是否合理？
总的来说，国际上这符合统计惯例，大家都这么算，要算地价另算，但要算固定资本形成，那算的就是土地上面的固定资产，楼房、工厂、其他设施、安装的设备等这些是包括在固定资本形成里面的。
为什么不算地价？
道理上讲，土地是另外一个东西，土地在你投资以前就存在了，你投资以后它还存在，那你将来建了一座楼，把这一座楼，老化了把它拆掉了，但这片土地仍然还在，它并没有因为你拆掉了这座楼，这片土地也消失了，它没有消失，这片土地仍然还可以用来在拆除了旧的建筑以后，未来还可以用来建造新的建筑。
因此，它在计算固定资本形成的时候，把地价给扣除了。
理论上讲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实践上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从我国的情况看得很突出，因为我国正处在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间，有大量的居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城市不断在扩大，农村人口在减少，我们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城市化率不到18%，现在的城市化率已经百分之五十几了，全国人口中间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口，现在已经从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了，而这个过程，它就必然伴随着城市扩大，建设用地在不断地增加，有很多过去的农用土地、耕地，现在变成了建设用地，变成了非耕地。
随着这种变化，它的价值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原来一块庄稼地，用来种庄稼，一亩地打一千斤粮食，一千斤粮食值千百块钱，农民种一亩地扣除成本以后的净收益是二三百块钱，这一亩地每年的收益充其量二两百块钱，如果把土地的价值进行资本化，它能值多少钱？
如果你按10%的回报率来算，那它一年产生两三百块钱的收益，它的价值就相当于两三千块钱，算多一点算四五千块钱，这是一亩地的价值。
但一旦这块地用于城市建设，用于工业、商业、服务业或房地产业，那其价值会呈多少倍地增加？
可能变成一亩地从几千块钱或几万块钱变成几十万、几百万，它的价值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增加？
是因为城市经济的生产率是高于农村的，高于农村经济的，我在同样一亩地，我把它建一座商业中心，如果将来因为城市扩大了，这片地变成城市地区了，我在这儿建造一个商业中心，那每年产生多少利润？
数以百万，数以千万，甚至可能数以亿计，那它的价值明显地提高了。
这个价值是从哪儿来的？
是来自土地的溢价，原来它价值很低，现在涨价了，涨了几十倍或上百倍，这个土地的溢价又是从哪儿来的？
来源是城市经济的这种溢出效应，随着我的城市经济的扩展，它每一个单位的要素投入，土地投入或其他要素的投入，如劳动力的投入，它带来的回报都会高得多，农民种一亩地，打一千斤粮食，卖1000来块钱，扣除成本以后只有几百块钱，这是农民的收入，他种十亩地也不过几千块钱的年收入，但如果他从事城市的工商业，他至少一个月要挣个几千块钱，所以它创造的价值量要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地价的上涨是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带来的，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展，它造就了地价上涨的客观条件，你可以把它称作一个溢出效应。
城市经济在扩展中间，它把这种价值的增值像水的溢出一样向周边扩展，带动了城市周边的地价的上涨，这是在动态中间可以看到的现象。
而你要静态地看是看不到的，静态地看，一片地就是一片地，这块地我过去值多少钱，我现在仍然把它看作它就值这么多钱，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间，它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意味着我确实是在创造了新的价值，你看起来说这一亩地多卖了，从一万块钱卖到一百万块钱，我多卖了99万，土地没发生变化，还是这一块地，多卖的这些钱，经济学理论上说，它认为这不叫做新创造的价值，这是在流通中间发生的溢价，但如果我们从城市化这个宏观的角度，从宏观经济变动的角度来看，它是价值增值，它是呈整个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带来的地价的增值，它反映的是一种宏观经济的变动。
那在这个意义上，该不该把土地价值纳入到固定资本形成这个指标中间考虑？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学术上非常值得讨论，学术界应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会有争论，我们需要面对这个现实，要研究。
现在如果我们维持原来的统计定义，不把它看作固定资本形成的一部分，我们仍然要把土地价值从资本形成中间扣除，即便是这样，那仍然需要对土地的增值作出在经济上和统计上都需要作出反映。
增值的价值量我们怎么核算？
这是现在经济学里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统计上，这个矛盾也反映在统计中间，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对土地由于这种城市化的变动，由于这种宏观经济的变动带来的土地增值，我们需要在这个统计上把它反映出来，这是现在需要做的，但是，这点现在还没有做到。
所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这两个指标中间有非常大的差异。
而且现实中间还不限于这个差异。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举个例子，2012年，全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37.5万亿人民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24.2万亿，这两者差了13万亿还要多，固定资本形成只是固定资产投资的65%。
差了那么多，是不是都可以用包括不包括地价这个原因来解释？
显然是没法解释的，因为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不到3万亿，2011年是超过3万亿，2012年降到一些，但2013年又多了，也许有4万亿。
但就拿2012年来看土地地价差额，全国算上可能3万亿或者不到一点，但这两个指标中间差了13万亿，差得更多，如何解释？
单纯用地价问题和技术性的减扣，固定资产处置等来解释，这都不够，这很难讲得通。
之所以差这么多，差在什么地方，这里头又要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数据，即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问题。
凡是政府特别关注的指标，而且又通过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指标都容易不真实，这是我们过去在通过大量地对统计数据的观察中间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各级政府特别关心GDP，GDP统计可能偏高。
各级政府也特别关心投资，大家都在希望扩大投资，而且投资的指标也是政府政绩的一个，很多地方拿投资指标作为重要的表现政府政绩的指标，有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下任务，说你今年必须每个下属的地区，比如一个市给它的下属各区下任务，每个区必须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多少，完成招商引资多少，完不成的话，各级政府官员都要承担责任，甚至有的地方把固定资产投资或招商引资作为任务分解到每个政府官员、政府工作人员头上，每个人都有任务，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教育的也好，管医疗的也好，管农业的也好，你都得给我招商引资，你都得完成指标，否则的话要扣你的工资和奖金，要给你不好的评定，有些地方政府就是这么干的。
这么干的结果是什么？
它当然也会造成数据的失真。
我明明完不成的指标，你硬要我完成，我就只好虚报，我只好扩大战果，在统计数据上作文章，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在政绩里要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多少，增长率有多快，这对官员的政绩来说是一个正向的业绩，这种情况，它就会导致数据的失真，导致数据的不真实。
政府的统计指标里，过去的很多统计指标，有些政府不太关心的统计指标倒往往相对准确，越是各级政府关心的指标，失真的可能性越大。
像这种作为正面政绩的指标往往容易偏高。
还有一些指标，比如控制计划生育，生育率高了，突破了标准，那地方官员要受罚，这样的指标，比如涉及到人口出生率就比实际还要偏低，因为出现了超生，它不敢报，报了也许被某一级别的官员就给压下来了，就把这个数据给改低了，这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这些指标的偏差其实都和政府的激励机制有关系，都和政府的政绩考核有关系，都涉及到我们各级政府在关心什么，在推动什么，而这些活动往往影响到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这是我们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指标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再回过头来看固定资本形成。
固定资本形成这个指标，它不是一个非常常用的指标，因为它是出现在支出法GDP核算中间的一个指标，而且它往往不是一个用来考核政绩的指标，也不是需要层层上报的，因为层层上报的是基础数据，固定资本形成这个指标是在基础数据的基础上再来进行核算而形成的指标。
相对来说，政府的关注程度不那么高，而且它还需要经过核算专家的检验、处理，这里头有可能某些虚高的成分就被剔除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固定资本形成的数据指标明显地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这个指标，那就有可能是刚才说的这几个原因导致的。
相比之下，固定资本形成指标的数据可信度要高一些，因为它可能剔除了一些水分和不真实的水分。
当然它是不是有偏低的方面，这主要是涉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怎么处理地价的问题。
在固定资本形成核算中间，这个地价多少怎么算，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讨论，不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合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别。
但刚才我说的情况基本上是在全国层面这个意义上讲这两个统计指标的差别的。
如果我们看全国和地方之间的数据的关系，或是在地方层面上看这两个指标的差别的话，那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比如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合计是36.8万亿，这个比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统计上是差不多的，但固定资本形成合计是31.7万亿，比全国的固定资本形成数要大，地方的固定资本形成在支出法GDP核算中间算出来的结果要比全国的大，这在我们刚才讲到GDP核算的时候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GDP核算中间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地方统计数据大于全国统计数据，现在这个问题也表现在固定资本形成的核算上。
如果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数，全国数据和地方数据基本一致，它是地方数据的加总，没有做挤水分的工作。
而在固定资本形成核算中间，全国数和地方数之间相差就比较多，地方算得高，全国算得低，由此看来，我们统计局在做这方面的核算的时候是做了一些挤水分的工作的。
当然，这些情况我们是从数据分析中间得出的，因为有很多统计指标，它的具体核算方法、核算过程，统计部门并没有公开，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很多指标统计部门都有一个简单的指标解释，但这些指标解释里常常没有把技术细节全部披露出来，没有把这些细节讲清楚，也许你去问也问不出来，这种情况所以就导致了些统计指标相对来说透明度不够高，但是我们从这些数据的分析上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判断，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方面的统计数据差额很大，这个差额和水分有关系。
另外，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不同的固定资本形成核算中间差别也很大，也是地方高于全国，这个现象也和水分有关系，这是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方面我要讲的情况。
八、住房价格统计的可信性
接下来还有一个，我想稍微提一下关于住房价格的统计。
住房价格的统计，我们在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里没有看到作为一项常规的统计指标在价格统计中间没有反映出来。
但住房价格的变动又是全社会非常关心的问题，大家都关心，特别老百姓关心，等着买房子的人更关心，因此也有不同的关于住房价格的统计指标出来，虽然不是一个常规性的统计指标，但这些指标也有，这方面的统计怎么计算得透明度相对更低一些，指标的定义，它怎么算出来的，公开的信息非常有限，但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方面有不少的反映，比如前几年就有社会上反映比较强烈的是房价迅速上涨的时候，统计部门公布的房价指数只有百分之二点几，和大家的切身感受差别非常之大。
最近一段时间，这方面情况似乎有一些变化，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我在网站上就看到这样一个图，在搜狐网上看到一个图，它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二手房的房价信息，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做了计算，划出来三条价格曲线，然后又把一个房地产企业，中原地产做的二手房的房价统计，也是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做了三条曲线，这六条曲线放在一起相比，差异非常大。
房地产企业统计的二手房房价从2007年到2011年上涨幅度超过2倍，但统计局的指标上涨的幅度大约只有10%到20%之间，这两类指标的差别就非常显著了。
这方面这么大的差别怎么造成的？
据我所知是前一个时期统计部门的数据主要来自房地产企业，而房地产企业是上报数，这个上报数的真实程度比较低，可控程度比较低，而某些房地产企业的研究部门提供的数据反倒更加真实一些，这是在房价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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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我而言，还是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更规范的常规性的指标来反映我国的房价的变动趋势，因为确实这个房价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而且是每一个家庭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特别是像那些无房户、新毕业的大学生、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要成家立业，他都会面临买房子的问题。
有些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里打工，很多人在城市里住不下来，20岁到城市，40岁、50岁有点力不从心了，城市有点住不下来，又回去，但有些人还能够承受，希望在城市里继续住下去，希望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居民，他也涉及到买房子的问题。
房价又在剧烈地变动，所以对这些人的影响非常大，他们面临的问题，有可能是我一生的积蓄用来买一套房子，给我自己造一个窝，将来能够稳定地生活在这个地方，这当然是他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对房价的变动确实需要非常深入的研究，而这个研究又需要统计数据来作为基础，我们连一个真实可靠的统计数据都没有的话，房价变动就不能够很真实地反映出来，也没办法在基于这个基础来研究房价变动的趋势，它哪些原因造成的，都很难研究。
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有更加真实、可靠、规范的数据，这是关于房价的问题。
九、统计指标与政府的政绩观
接下来，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怎么理解统计指标，怎么理解一些重要的统计指标，它包含的意思是什么，不同的指标之间为什么会也重大差异，为什么有些指标和我们感觉到的不一样，主要是这些问题。
有些统计指标也许是我们理解得有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大致作一个归纳，当然我提到的这八个方面的统计指标还仅仅是我们成千上万个统计指标中间很少的一部分，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指标，我拿出来跟大家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就从这些指标的情况，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方面的情况来看，可以大致作一下几种类型的归纳。
当我们说这些统计指标存在某些方面问题的时候，有几种情况。
（—）统计指标的技术性问题
一类情况是统计工作它本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有些统计指标它技术性很强，不容易被公众正确地理解，因此它也会导致一些误解，这些情况是经常存在，但是它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比如刚才我们说涉及到关于怎么理解CPI，公布出来的CPI数据和老百姓切身感受就有不同，老百姓说我感觉到的通货膨胀比你说得要高，什么原因？
这里边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老百姓关注的，像我刚才提到的，老百姓更关注的是和日常生活相关的食品、日用品这样一些产品的价格变动，而CPI反映的是一个包含了耐用消费品、各类服务，这些指标都要包括在内的一个综合性的反映，这个综合性的反映，其中有些指标你买的大件，价值量它占的很大，但你一生中间就买了一两次，你不经常碰到，这种情况，老百姓的关注程度自然要低一些，而且你对它的价格变动没有那么敏感，相反这些产品的价格是降价的多，涨价的少，比如老牌子的电视、老牌子的手机经过一段时间，它就会被淘汰，在淘汰之前它的价格老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相反一些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涨得多，这是造成公众的感受和统计指标反映的情况不同，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这种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技术性的问题。
（二）统计困难问题
但还有其他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第二类原因，我们可以归纳一下，是因为统计的困难造成的。
有些指标统计困难，统计起来比较复杂，或者是有些指标比较敏感，所以很难取得更真实、更准确的数据。
就像我刚才知道的居民收入的统计，如果你这个数据直接通过向居民进行调查来取得数据的话，那它常常得到的数据是偏低的，特别是你想得到高收入居民的真实收入，那这个数据的偏差就更大，也还需要说明这个事并不是只在中国发生，世界各国在统计中间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程度不同。
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统计就更真实、更可靠一些，也会有偏差，但遗漏会少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可靠，而发展中国家常常会统计偏差比较大。
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国家的制度更健全，它的这方面的统计指标更真实，而越是制度不够健全的这些国家，它统计指标发生偏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像收入数据是这样一种情况。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数据，这方面的数据更好一些，因为它们的制度比较健全。
比如它们的税收制度是把所有居民的应纳税所得额都考虑在内了，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你的收入都要那，很难逃得过去，既然都要纳税，这些数据就是在某种场合是可以公开的，是透明的，或者说是可以核查的，如果统计部门和税务部门作一个沟通，那它就可以验证你通过税务部门的数据来验证你的收入数据是否准确、可靠。
还有，像社会保障部门，很多发达国家是每个人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间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社会保障账户，在这个账户中间每个人的基本信息都反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收入支出就基本上都在可掌握的范围以内，所以在这些国家相对而言，它的数据比较真实比较可靠。
我们国家是个什么情况？
先说我国税收的情况，工资收入要缴税，你超过了这个收入的下限就要缴税，这个缴税是比较严格的，是不容易逃掉的，因为你在某一个单位取得的工资，单位就替你缴税了，你的收入是多少，相应的，你应该缴多少税，已经从你的工资里头扣除了，所以你没法逃税，但是非劳动收入，一些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他容易逃税的渠道就更多了，他的税收的漏洞就更多了，常常很多收入不容易被监测到，也不容易收到税，这是我国目前的税收体系普遍面临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和收入差距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是这么设计的，工薪所得税是按照累进，从3%到45%几个等级的累进率来征收的，高收入居民要多缴税，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高收入居民逃税的机会更多，也许他缴的税反而少了，特别是非劳动收入，经营所得，偶然所得，逃税的概率都要更大。
另外，比如股市上赚钱了，这部分是不用缴所得税的，你要卖房子，赚了一笔钱，理论上你要缴所得税，但现在事实上房地产市场上在二手市场上，通行的原则是本来要由卖方缴的所得税转嫁给买方，由买方来替你缴这个税，你卖一套房子一百万，如果你要缴十万的所得税，那这十万是由买方来掏的，你卖价变成了110万，这种情况是一个税负的转移，本来是改由卖方（获利的一方）缴的税，现在由买方负担，统计上很难反映出来。
这也是一个统计方面的问题。
这些种种的统计方面的问题它可能造成统计失真，如高收入居民很多的收入，更多的是灰色收入，他是很难反映在统计数据里面的，这种情况下，统计指标可能会发生很大程度的失真。
怎么办？
这个问题，一方面，它不是统计部门自身的问题，光靠统计部门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方面，统计部门自身也还有待于作出努力来减少这种数据的偏差。
刚才说到关于统计困难的问题，这中间涉及到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统计系统、统计数据本身的问题，更涉及到我国现在很多方面的体制的问题，比如刚才以居民收入数据作为例子来讲，它涉及到的是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它背后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如财政收入和支出是否有不合理、不规范的地方，是否有一些漏洞、一些容易发生问题的地方，容易导致公共资金、资源的流失，导致腐败等这样的问题的地方。
再比如说，社会保障体系是不是做到了全社会覆盖，把高低收入居民都覆盖进来，现在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是一直在扩大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没有被覆盖进来，比如在城镇打工的一亿六千万农民工，这些人根据统计部门的调查，到现在为止，大部分人并没有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间来，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
有些人也许在家乡加入了新农合，但他看病又不在农村看病，在城市居住，看病也不可能跑回农村去看病，在城市看病的支出能否拿回到家乡去报销，很多地方也都是有问题的。
因此，很多人没有被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进来，这也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我们有些公共服务分布非常不均匀，城市比农村好得多，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好，在大城市里某些人群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又要远远好于其他的人群，这样一个公共服务体系，它没有起到向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么一个作用。
其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有差别的，它是不均等的，那么它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是导致了不良的影响。
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要从体制角度来解决。
还有垄断部门的问题、土地收入的问题、资本市场的问题，这些领域都需要建立健全制度，都需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来把这个收入分配规范起来，使得我们国家的收入分配更加合理，所以，涉及到的收入分配问题，它当然远远不单纯是一个统计数据的问题，它反映的是背后的我国很多方面的体制问题。
对这些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通过推进体制改革来解决，比如财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等，要靠这些方面来制度改革。
当然，统计部门也有责任，比如就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很多现象上可以看到统计数据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存在重大的偏差，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让统计指标更合理、更真实，如果我们通过常规的随机抽样检查做收入统计，通过这种途径，结果造成了数据上有很大的偏差，那我们能否考虑用更多的手段来对这个偏差作出弥补和调整？
比如我们能否通过更有针对性的抽样检查或是通过其他方面的数据，比如通过房地产购房情况的变化、奢侈品消费市场上的变化、银行储蓄存款的变化、资金外流情况的变化，通过这些方面的数据来对居民收入统计数据进行比照，作出测算和调整，在这些方面恐怕是有余地的，而且也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这也是我们期望统计部门下一步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对统计数据作出更多的改善、更多的改进，这是针对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统计困难需要作出的反映。
（三）政府的政绩观影响统计数据
第三种情况，在我看来更关键，对统计数据的影响也更大，刚才已经提到的，关于各级政府追求政绩，从而影响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这方面的问题。
追求政绩没什么不好，但通过影响统计数据的方式来追求政绩和表现政绩就很不好，它导致数据不真实，导致数据失真。
这种数据失真，它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既害人也害己。
比如我刚才举例子讲到的，199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大幅度地下滑，用电量大幅度降低，铁路货运量降成了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出了一个和目标非常接近，和8%的增长率非常接近的统计，最后的统计结果是7.8%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明显地不真实。
那么，这样的数据，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因为数据很漂亮，那领导人要不要作出调整？
本来在这之前实行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经济实际已经下滑的，但数据很漂亮，那要不要放松紧缩？
当时很多人不赞成放松，说这么高的增长率，你现在放松了以后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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