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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从企业权力性质、来源、配置、使用与制衡几方面对企业权力理论研究状况作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二是在正在撰写题为《我国系类家族企业控制权私人收益与治理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主要从我国家族控股股东控制权结构偏好、我国系类家族企业控制权私人收益、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负效应、系类家族企业私人收益权治理四个方面对我国系类家族企业控制权私人收益与治理问题展开研究。

此外,作为第二作者,参与了运用应用统计学对有关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

2.考生已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请注明发表刊物的年、期、或出版社、出版日期):

① 企业权力理论研究探要,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第一作者

② Agriculture 

Production 

Based 

on 

Contract 

and 

Risk 

Management 

under 

Option 

Pricing

Modelling 

 

ISTP(2008) 

第二作者 

二、博士学位期间拟开展研究课题论证:

1.拟开展研究的课题名称:

都市圈边缘区城市发展研究

2.拟开展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

2.1都市圈边缘区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都市圈和城市边缘区分别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都市圈边缘区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由于都市圈边缘区与都市圈、城市边缘区密不可分,下面分别对都市圈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2.1.1都市圈研究现状

2.1.1.1国外研究现状

都市圈概念是在日本首先提出来,1954年,日本曾仿照美国的SMA(StandardMetropolitanArea)定义了“标准城市地区”来表示城市的功能地域。

但后来这一概念被逐渐放弃,城市的功能地域被具体化为各种“都市圈”,如被广泛应用的通勤圈、商业圈等,其实这些概念指的是城市的某一力量影响所及的范围。

1951年,日本学者木内信藏通过研究城市人口增减的断面变化与地域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三个地带学说,其思想进而被发展为“都市圈”的概念,并作为日本及许多西方国家城镇群体重要的空间组织特征之一。

木内信藏认为大都市圈作为100万级人口集团的中心,不是根据行政区划,而是根据在地域意义上的自然配置关系结合起来的范围,大城市圈层有中心地域、城市周边区域和市郊外城的广阔腹地三大部分组成,这也成为城市地域分异的三地带学说。

木内信藏又于1979年在《都市地理学原理》一书中作出进一步论述,他将从市中心向外的三个地带依次命名为A、B、C,A相当于市中心,是城市活动的核心部分;

B是与A的外缘相接,与市中心有着上班、电话、购物等密切联系的日常生活圈,是中心城区与乡村的过渡地带;

C是B向外延伸的广大地域或远郊区,是城市人口的主要流入圈、商业服务圈等,是依靠功能关系来联系的一个范围。

1960年日本提出了“大都市圈”概念,并给出了界定标准,规定中心城市人口须在百万以上或中央指定市,圈内到中心城市的通勤率不小于本身人口的15%。

日本学者对都市圈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①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多集中在对都市圈内单一要素(如产业、人口)的分布演变和成因分析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板仓胜高等人通过对阪神都市圈内工业企业分布的研究,推翻了日本都市圈是由大型重化工企业控制的传统观点。

研究表明,由一系列规模不等、产业性质各异的企业组成的工业聚集体是日本都市圈产业的基本特征。

②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阶段的研究逐渐转向对都市圈空间结构变化的总结。

如津川康雄通过研究京阪神都市圈内部三大城市的人口和零售业分布以及由此决定的城市中心性的空间变化,发现在城市核心地区中心性降低的同时,都市圈逐渐走向均衡发展。

富田和晓从批发、服务业的区位动向入手对东京、京阪神、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结构变化作了对比研究,认为集中分布相对减少,多中心成为普遍现象。

并提出要采用国际通用的都市区标准,对零售业、服务业及各种以白领职员为雇佣对象的服务业的区位动向进行比较研究。

藤井正分析了根据通勤定义的都市圈在解释郊区化现象时的局限性,进而提出了从更大地域范围内解释大都市圈空间结构新特点的思路。

国际著名城市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的概念,主要用来描述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到弗吉尼亚北部的城市化地区。

随后,他对大都市带又作进一步研究,他将有许多都市区连成一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活动存在密切交互作用的巨大的城市地域叫做Megalopolis,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计划在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巨大城市的名字。

数百年之后,亚历山大学派的犹太哲学家菲洛(Philo)在他的作为统治现实世界的理念中的成熟亦使用了Megalopolis一词,汉语多译成都市圈、城市带、大都市带、城市群,也有的译成都市连绵带、大城市网络区、特大城市、城市集群等。

戈德曼认为,都市圈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其一,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都市;

其二,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的县有着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

其三,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这些核心城市连接起来,使各个都市区首尾相连没有间隔;

其四,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人口在2500万以上;

其五,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史玉龙,周一星,1996)。

加拿大学者麦吉(T.C.McGee)研究了亚洲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内地等核心区域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空间结构。

这种新型的城市空间结构包括了城市交通走廊及城市周围较发达的农业地区,是城市居民点与农村居民点、非农产业与农业、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混合体。

麦吉认为亚洲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与欧美的人口和产业向成熟集中的城市化道路有着不同的特点,他用Desakota来说明这种新型都会区的形成机制,这个词相当于中文的“城乡一体化”或“乡村城市化”。

由Desakota形成亚洲这种新型城市化区域在形态上类似西方的大都会区或城市连绵区,但其发生机制和空间结构特征与大都会区有很大差异。

一般而言,Desakota区有较高的人口密度,较浓厚的农业基础,非农产业日益由核心区向农业地区发展;

良好的区域基础设施,保证城市周围的农村与城市间密切的联系,人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规模大、速度快;

覆盖着一个很大的相互联系的地域范围,一般可从核心区向外围延伸50km,有时甚至包括大小不等的几个城市中心区。

由于各国情况不同,Desakota区形成的机制、过程和形成形态也会有所不同(McGee,1989)。

1968年,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1968)基于创新学说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由创新源向周围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以及跳跃扩散等形式,并建立了其与城镇体系形成阶段的对应关系。

1970年,杜克西亚迪斯(C.A.Doxiadis)从都市带的发展趋势大胆推断:

未来(100年以内)各个大陆的都市圈将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加巨大的空间和人口的聚落形式——寰宇都市圈(ecumenopolis)(Doxiadis,1970)。

2.1.1.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都市圈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周起业、刘再兴、高汝熹等区域经济学者提出了以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经济圈发展模式。

周起业和刘再兴等(1989)提出了大城市经济圈的思想:

“按经济中心来组织管理地区经济,即以大城市为依托,有计划地发展中小城镇,在各大城市周围形成若干以中小城市为主的中小型经济中心。

通过它们,使大城市同相邻的中小城镇和农村相联系,大中小城市及其分别联系着的农村相交织,形成全国的经济网络,协调部门和地区间的经济活动。

……这个设想的进一步发展,是以大城市为依托,组织大城市经济圈,按大城市经济圈来安排地区生产布局。

同一年,高汝熹也提出了中国的圈域经济概念。

1990年及以后数年,高汝熹和罗明义(1998)系统地论述了城市圈域经济发展理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出了城市圈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即“城市经济圈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经济辐射和经济吸引,带动周围城市和农村,以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经济网络”,并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论证了“圈域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发的国家走向繁荣的必然趋势”;

第二,对中国城市圈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用通勤距离、经济距离和圈域半径界定了中国15个城市经济圈;

第三,根据中国城市圈经济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强调“要按照圈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加强圈域交通网络建设,逐步建立并完善统一的圈域市场”等。

杨建荣(1995)指出: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轴心战略,而都市圈又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效率和效益,最切合实际的模式”,并提出了八大都市圈的构想,即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次中心的上海都市圈;

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

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圈;

以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为中心的东北都市圈;

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都市圈;

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都市圈;

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都市圈;

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高原都市圈。

周一星(1991)提出了类似于国外大都市带的概念:

都市连绵区(MIR)。

他认为MIR是“若干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经济社会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

周一星(1995)后来进一步指出,“都市连绵区是国家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大型人口和经济核心区”,以上海为中心的成绩三角洲和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已经具有都市连绵区的特点;

京津唐地区和从沈阳到大连的辽宁中南部地区也已呈现都市连绵区的雏形;

从远景来看,山东半岛和福建沿海也有形成都市连绵区的前景。

许学强等(1995)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城镇体系的影响,指出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社会经济水平和区位条件的差异,沿海地区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经济的全球化巩固发展了业已形成的城市群,促使新的成长群不断的出现。

石忆邵(2002)认为,都市圈是以大城市为核心、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而成的一体化发展区域。

中国城市化仅有小城镇发展战略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将都市经济圈或大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到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高度予以实施。

因为,都市圈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中观地域单位;

都市圈是人口密度较高的中观实现城乡融合的有效途径;

都市圈模式是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发展的重要空间整合模式;

实施都市圈发展战略是适当提高消费率、实现投资于消费协调、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

吴良镛(2003)指出,全球性的城市竞争与区域性的城市合作共同塑造了新的城市景观。

在很多地区,城市间经济要素与人员等交流频繁,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结合起来,形成“区域城市网络”。

在空间结构上,可能包括一个中心城市及其腹地,也可能包括若干相互接壤的城市及其腹地,也可能包括数个地理上独立但相互临近的中心城市。

从结构简单的小城镇聚落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地区,再到以城市化地区为核心的大都市区,进而到许多都市区连接而成的都市圈(带),反映了城市概念和城市区域概念的不断发展和延伸。

“变化的总趋势是从行政城市向功能城市方向变化,从单一城市向城镇复合体的方向变化。

”(周一星,1995)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市圈是城市发展、人类聚落组织的最高阶段。

2.1.2边缘区研究现状

2.1.2.1国外研究现状

城市边缘区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城市地理学对城市形态的研究,后几经发展成为分析城市增长和变化的形态理论的基础。

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哈伯特·

路易从城市形态角度研究了柏林的城市地域结构,并首次提出了城市边缘区(Standstradzone,Urbanfringe)的概念。

20世纪50年代以来,迪肯森和木内信藏分别对欧洲和日本的城市进行研究,提出了相近的城市地域分异三地带学说,认为大城市圈层是由中心地域、城市的周边地域和市郊外缘的广阔地三大部分组成,并明确提出“城市边缘区”这一术语。

城市边缘区通常是指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或由城市中心区向远郊区过渡的地带。

威尔文(Wehrwein)首先定义城市边缘区是为城市土地利用和专用于农业的地区之间的用地转变区域。

普里沃则认为城市边缘区是一种在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等方面发生变化的地带,它位于连片建成区与外围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住宅,非农业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欧国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1985年茹哈列维奇也进一步把城市边缘区定义为“一面反映错综复杂的城市化过程的特殊镜子”,这一描述既客观的反映了一系列长期形成的异常深刻的居民迁移规律,又是城乡融合的先锋地带。

近10多年来,国外对城市边缘区的研究领域在不断的扩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城市发展与城市建设周期的关系;

②城市边缘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机制;

③城市边缘区与城市建成区的界线;

④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市场、环境建设、住宅开发等。

这些研究对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规划和管理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2.1.2.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大都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多数城市附近的一种不连续的空间现象,是城市区域和农村区域相互影响的产物,是非农业活动和农业活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动态过程的产物。

我国对于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但随着改革开放,核心城市的重工业、制造业、低端产业及配套服务设施会向城市边缘区蔓延。

因此,对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其中对边缘区的划分、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经济特征、土地利用特征、土地空间结构特征等领域研究较多。

顾朝林(1995年)在《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研究》中提到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或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地带。

它是城市在自身的近域推进和广域扩展过程中,城乡要素、逐渐过渡,彼此渗透、功能互补的特殊区域。

由于其特殊的区位,是城乡建设中最有活力的地区。

同时在此论文中,作者借鉴运用国内外关于城市地域结构划分的理论成果,联系我国地理、历史、行政区划、城市规划、经济和社会学界对城市郊区不同定义的实际,提出我国城市地域结构按核心区、边缘区和影响区三分法划分的理论和方法,并集中对城市边缘区进行功能、组成要素、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经济特征和土地利用特征等方面的实证研究。

崔功豪认为: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地域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环境向乡村环境转换的过渡地带,是城市建设中最复杂、最富变化的地区。

宋金平、李丽平(2000)在《北京市城乡过渡地带产业结构演化研究》中定义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独特的地域实体,是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积聚扩散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城乡互为渗透,城市化迅速发展和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快速转变的地区。

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发展到现在已经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即同时具有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一般定义城市边缘区是城市中具有特色的自然地区,城市化对农村冲击最大、最有效地被研究的地区之一,是城市扩散在农业土地上的反映。

王慧玲(2008)认为大城市边缘区是指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周边区域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时所形成的位于城乡之间,其特征、结构和功能实质介于传统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和乡村和社会、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交接地区。

它是城市地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环境向乡村环境转化的过渡地带,是城乡建设中最复杂、最富变化的地区。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把眼光投到了城市群边缘区。

对于它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1.3边缘区城市研究现状

2.1.3.1国外研究现状

边缘城市的概念是美国记者JoelGarreau于1991年提出来的,Garreau认为边缘城市是美国城市发展新形式,是位于中心城市周围郊区新发展起来的商业、就业与居住中心,这些中心具备了典型的居住、就业、交通与游憩等城市功能。

Garreau界定了边缘城市的5个标准:

①具有64.65万平方千米以上的可租用办公楼面;

②具有5.6万平方千米以上的可租用商业楼面;

③就业岗位数量超过卧室数量;

④是一个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特定区域;

⑤与30年前的景观大不一样。

Garreau另外还研究了边缘城市形成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边缘城市的内部结构特征等。

0liverE.Byrum认为Garreau的边缘城市理论向传统的城市与区域规划范式发起挑战,认为边缘城市将代替核心城市的观点对核心城市的发展是不利的。

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不能离开核心城市而独立存在,比如城市管理等。

通过对边缘城市对美国核心城市远郊区土地价值的经验研究,说明边缘城市会对核心城市远郊区的土地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1994年,JoelGarreau进一步指出,边缘城市是最充满希望的市场,统计数据表明边缘城市在诸如从小型商业就业到夜生活等很多方面都己经超过了核心城市,并认为边缘城市正在改变都市人的生活方式。

GeorgeGendron通过统计说明管理机构和人员倾向于核心城市,而房地产开发商和中小企业主更偏爱边缘城市,在GeorgeGendron统计的10个小企业聚集区没有一个在核心城市,全都分布在边缘城市。

然而,有学者认为,如果我们不重新审视我们对待城市生活的态度,那么由于传统政治和分析方法的不同,城市的未来将是很危险的。

根据Garreau给定的边缘城市定义,学者们对美国俄亥俄州的城市进行了研究,确定了26个边缘城市或准边缘城市。

研究表明,从经济构成来看边缘城市的工业结构远比原先假设的要复杂,并且边缘城市的专业化水平较高,这一点与核心城市不同;

边缘城市取代了核心城市的一部分功能,而核心城市在专业化地区也只是承担了部分功能。

在边缘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关系方面,边缘城市要有“锋芒”(edge)必须要保持与核心城市的密切联系,而不能脱离核心城市(Fulton,Willian;

1996)。

在边缘城市形态研究方面,Scheer,BrendaCase,Petkov,Mintcho(1998)通过对华盛顿、伊利诺斯和加利福尼亚三个州的城市进行了研究,他们把边缘城市与核心之间城市形态关系分为三类:

核心老居民点型、新中心增长型和规划型。

在理论研究方面,MeddaF.Nijkamp(1999)对边缘城市工业布局进行了研究;

而Oberdeck,Kathryn(2000)则对一般城市向边缘城市的演变进行了研究;

在边缘空间背景下,ChengRding和RichardD.Bingham(2000)分析了人口和就业的关系,以及边缘城市对居民居住地选择的影响,认为如果边缘城市远离核心城市布局,那么正在出现的边缘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和边缘效应就会随之减弱。

针对经济学家对边缘城市对核心城市的影响不屑一顾,Mckee,DavidL和Mckee,YosraA分析了边缘城市产生前后核心城市发展的特征,进而阐述了边缘城市的出现对核心城市的影响。

边缘城市出现于城市化发展后期,是在逆城市化过程中,在核心城市周围建立起的、与母城有着密切联系的城市边缘城市分散了母城的部分功能,是母城向外扩散的产物,边缘城市的发展受母城的制约。

虽然边缘城市和外围城市出现于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与核心城市有着不同的关系,更有着不同的形成机理和结构特征,但从与主城的区位条件来看,都市圈外围城市与边缘城市有相似之处;

而从发展阶段来看,都市圈外围城市有向边缘城市部分地演变的趋势。

2.1.3.2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边缘区城市的研究先从国内学者对城市体系的研究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城市、区域的规划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城市体系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

我国城市体系的研究集中在城市体系理论、区域城市体系实证以及城市体系规划实践等方面。

(1)城市体系理论研究。

中国的城市体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体系的职能、规模、地域空间结构等方面。

在城市体系职能研究方面,已故地理学家孙盘寿先生的“西南三省城镇的职能类型”是中国区域性城镇职能分类研究中最早且比较系统的一个例证;

顾朝林首先将城镇体系地域组织结构归纳为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四个方面。

宋家泰、顾朝林、周一星、许学强等就城市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研究。

后来的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城市体系的界定、理论框架的构建,各种不同层次(省域、市域县域等)城市体系的现状特征、划分标准、发展趋势等。

虞蔚等还从分析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信息流的联系强度等出发来研究区域城镇之间的联系。

近年来,城市地理学者开展了对城市体系的现状特征、形成机制,信息产业对城市体系影响的研究。

(2)区域城镇体系的实证研究。

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地开展了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域、流域、经济区域的城镇体系研究。

最初研究的区域是辽中南、京津唐、湘东和长春地区的城市体系研究。

较早进行中国城市体系研究的的城市地理学者有南京大学的宋家泰、顾朝林,北京大学周一星、杨吾扬,中山大学许学强等。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一书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城镇体系的起源、产生、发展,中国城镇体系的自组织结构——地域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网络系统结构并就中国城镇体系发展条件,城镇化水平及城镇人口增长,国家地域开发等对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城镇体系发展的前景作了轮廓性的展望。

此后,区域城镇体系研究重点从沿海、沿江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深入。

(3)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在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地理系宋家泰、顾朝林等汲取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中国城镇体系规划“三个结构一个网络”的理论,为城市规划部门广泛接受并应用。

近年来,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实际,地理学者又开始尝试探讨新的城市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

许学强等在珠江三角洲开展的城市群规划中突出整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丁元等在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中密切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关系,从而探讨更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城镇体系规划。

吴晓、马洪杰(2000)在对“边缘城市”的形成和形式的介绍中,指出了边缘城市出现的背景,并根据边缘城市的产生根源和形成过程把边缘城市分为三种类型。

同时把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边缘城市的中心区道路网的演化形态、中心区空间形象和建筑布局、土地划分尺度和中心区规模进行了比较。

王铮、邓悦、宋秀坤、吴兵(2001)分析了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并同时指出了上海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复杂性,除了中心与重心的分离和产业带的重复外,还在于它产生了边缘城市。

认为边缘城市是一种既不同于伯吉斯模型,也不同于廖什模型的城市空间分异现象。

从而进一步指出边缘城市是新兴产业发展所引起的。

2.2选题意义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都市圈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而对于都市圈边缘区这一特殊地带的研究却很少见。

通过对CNKI数字图书馆“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获得两项相关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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