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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理事会是美联储的核心，拥有调整存款准备金比例的权力，与地区储备银行一起做出有关公开市场业务的决策，并指导公开市场业务活动，向国会递交关于年度政策操作报告、美联储的货币和信贷增长目标的专门报告等。
理事会由七位成员组成，每位成员由会长指定，由参议院任命，任期为14年。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负责做出有关市场业务的各种决策的机构，如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等，并负责决策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执行何种交易，以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货币供给和市场利率；
另外，它还授权并指导外汇市场上对主要货币的操作以影响外汇汇率。
2、美国利率政策的理论与操作
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的简短声明中，我们延伸出来，来理解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的理论与操作。
（1）利率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即调整利率是美联储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利率取代贷币供应量成为贷币政策中间目标来调控经济运行，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原因是70年代以来美国人投资方式的改变，使得社会上充满了大量的流动资金，而这些资金没有被、也很难被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之内。
因此，如果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判断、指导经济运作的准则，就会出现越来越大的失误。
而改用利率作为中间目标，则可以将金融市场上的所有资金流动统统覆盖在内。
（2）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
（3）决定和影响美联储调整利率的经济因素是什么，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利率是经济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对居民、企业、金融市场、对外经济部门和政府部门都具有重大影响，而美联储每年8次如此频繁地对利率进行控制，其目的显然不是使经济及各经济主体陷入混乱，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已经抛弃了“逆风而动、相机抉择”的凯恩斯主义和确定一定货币供应增长率这一“单一规则”的货币主义，而是以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其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并非常强调“预期”。
加息既然不是“逆向而动”的结果，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美联储实施工的是“中性”货币政策。
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根据格斯潘的解释，就是使利率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得以在低通货膨胀下持久稳定地增长。
基于这一原则，美联储将其作为确定和调整利率的主要依据转向了真实利率和真实年经济增长率。
据此，美联储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调整利率，使年经济增长率基本稳定在2.5%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上，这样就可以同时达到稳定物价和保证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因此，加息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依然强劲地上升”以及“产出依旧以适宜的速度在增长，劳动力市场的环境在继续逐渐改善”。
可见，在中性货币政策的理念下，美联储是否调整联邦基金利率，考虑的主要因素除了（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外，还有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等，这完全不同于我国中央银行主要考虑通货膨胀率，并“逆向而动”地调整利率的思路。
（4）需要注意的是，美联储在调整利率的时候，并不是人为“设定”一个固定的联邦基金利率，它所调整的只是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
从操作上看，美联储主要是通过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率这三大政策工具来实现的。
具体来说，美联储的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又是为了影响银行准备金的供给，从而保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的实现，最终达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
在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的调整中，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同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贴现窗口为准备金供给提供了一定的弹性，并且，现贴现率形成联邦基金利率的基础之一；
公开市场操作的功能则是在不需要改变政策立场时用来稳定准备金供给，而在需要改变政策立场时则转移准备金供给。
由此可见，美联储调整利率主要是通过市场交易来达到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显然，这与我国通过中央银行指令性“确定”一个固定的利率水平的利率调整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案例分析
1、美联储利率政策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8次讨论经济形势，并做出利率是否调整的决定，使利率能够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得到灵活而及时的调整。
“中性”的货币政策理念，又保证了美联储在利率调整时能够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方面不受政府部门等的影响。
与很大程度上由政治力量所左右的财政政策比较，货币政策的这种灵活性与独立性特点，保证了美联储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中所具有的主导地位。
2、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的市场性
无论是利率的决定，还是利率的操作，都反映了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市场性特点。
美联储每年8次如此频繁地对利率进行控制，并且其中有3~5次要对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值进行调整，其依据就是经济形势以及市场的变化。
另外，前面也说明了，美联储对市场利率的控制，并不像我国通过中央银行提令性“确定”一个固定的利率水平，而是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市场办法来达到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值。
2、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
西方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首先是从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开始的，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完成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继而美国自1980年开始，分阶段地取消对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以1986年1月取消定期储蓄存款利率上限为标志，美国实现了完全的利率市场化。
随后加拿大等国也先后取消了对利率的各种限制。
日本自1984年以来，已逐步放宽了利率限制。
目前，日本中央银行对贷款、大额存款的利率限制已经基本不存在，对小额存款的利率限制也将在最近两年内取消。
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的中国，目前正积极而稳步地推进利率改革，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的利率市场化实施战略和经验教训，颇有裨益。
1、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是整个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如前所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推进经济自由化，因此必须进行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以适应整个经济变革的需要。
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是以提高银行经营效率、加强金融业竞争和合理配置资金资源为目的的。
因此，利率市场化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金融自由化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和持续的过程，而不是完全经济自由化中的互不连贯的插曲，利率市场化是金融自由化的一个环节，是经济自由化的反映。
2、应该在建立了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后，才可能推行利率市场化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利率市场化之前，均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市场体系，实现了间接的金融宏观调控，并且其他方面的金融管制已经放松。
在完备的市场体系下的利率改革成为金融深化的一个方面，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因利率放开而导致经济的波动。
因此推行利率市场化，要求在宏观上有完备的市场体制和间接调控方式，在微观上有健全的银行和企业体制。
3、利率市场化的立法具有先在性
这一点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以利率法案为先导，在一个法定性文件的框架内来运作利率市场化改革。
这是在立法指导下的利率市场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阿根廷和我国台湾同样也以利率法案来指导利率市场化改革。
4、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美国的利率市场化历经53年。
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基本上也都用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利率市场化进程。
我国台湾地区用了14年时间完成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韩国准备用18~19年时间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
阿根廷采取的是“爆炸式”改革方案，用了2年时间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但结果却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流产。
5、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有周密的步骤安排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渐进的利率改革过程中都应该按时间、分步骤地推进利率市场化。
如美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银行法中分别提出，在5年或6年的时间内，分阶段取消Q条款；
韩国进入90年代后提出用6年的时间，分四个阶段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发展。
6、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美国从废除Q条款入手，从放开存款利率到放开贷款利率为市场化的运转过程；
日本从国债利率市场化入手，由国债利率到存贷款利率和贴现率，再到资金种类，然后辅以相应的结构性的市场化比重；
英国从取消卡特尔制度开始；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则以扩大银行利率自主浮动范围为起点。
而且韩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建立了以法定利率为基础，以浮动利率为主体，以市场利率为补充的过渡时期利率体制。
浮动利率标准可由央行制定一个上下限，在幅度内由商业银行按产业政策、期限长短、资金供求和企业信用等不同情况分别掌握。
在这个体系中，基准利率起宏观调控作用，浮动利率与市场利率逐步接轨。
7、金融创新推动着利率的市场化
绕开管制的金融创新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催化剂。
为了规避利率管制，大额可转让存单（CD）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模糊了管制利率与自由利率的边界，使得利率管制失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利率的市场化。
8、利率市场化并非利率的完全自由放任，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之中及之后，金融监管始终存在
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监管是利率稳定的安全阀。
不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对利率的监管权，它们或者用中央银行利率，或者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市场利率，影响银行利率，以保持利率处于稳定状态。
有些国家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对市场利率进行直接干预。
此外，利率市场化后，竞争趋于激烈，由此会使一些银行尤其是一些小银行倒闭破产。
放开利率与加强金融监管要同步，或者说，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取决于金融监管的力度，以避免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倒闭破产。
3、从海南发展银行关闭看信贷资金经营风险
海南发展银行（简称“海发行”）是建国以来首家关闭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6月21日，《海南日报》和《广州日报》都在头版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的公告。
海南发展银行是当时海南省唯一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于《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的1995年，为何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即成为中国首家关闭的银行？
1、海南发展银行的成立
海南发展银行是海南省政府提出组建一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它是在海南省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蜀兴信托投资公司、海口浙琼信托投资公司、海口华厦金融公司、三亚吉亚信托投资公司5家信托投资公司的金融资产重组合并基础上，并向全国公开募集股本而组成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股本总额16.77亿元，其中13家新募的12家中小股东股本为1.06亿元，占总股本的6.32%；
原5家公司净资产6.31亿元入股，占37.63%，由海南省人民政府控股。
1995年8月18日，海南发展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正式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海南省富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原5家信托机构，在1993年以前房地产热时，它们均有大量的高成本资金压在房地产上，资产负债比例畸形发展，债务压力极大，财务状况恶化，已经积累了较严重的金融风险。
海发行成立伊始，这5家信托公司的债务被认定为44.4亿元，后来又认定为50亿元以上。
可以想像，注册资本16.77亿元，一成立就背上了3倍于已的债务包袱的商业银行，其成长的道路必将是艰难的。
2、海南发展银行的经营困境
首先，历史遗留问题给海发行的经营管理带来沉重的债务压力和亏损负担。
如前所述，海发行成立时40多亿元的债务近3倍于注册资本，如此糟糕的财务状况在新成立的类似商业银行中绝无仅有。
可见，债务偿付压力使海发行成立伊始就面临巨大的风险。
因此，该行不得一成立就须按一定的支付顺序和原财来进行支付，即一保柜台支付，二保票据清算，三保新债务的偿还，四是根据能力逐步偿还历史债务。
其次，高息揽存使海发行背上高额的经营成本。
实际上，海发行的高息揽存行为是迫不得已。
这与当时的大背景有关。
1995年，房地产建设热潮刚刚退去，资金来源匮乏，在海南高息揽存已成为金融机构的主要手段之一，某些信托投资公司开出的利率甚至高达25%。
而且，成立之初的背负巨额债务的海发行很快就树立了“存款立行”的思路，也使该行很快就陷入高息揽存的怪圈。
三年中，海发行5万元以上存款平均利率估计超过15%，1997年106亿元的资金规模中除了40亿元个人储蓄存款外，另外60多亿也是高成本的同业拆借。
沉重的成本负担，成为海发行经营的又一困境。
另外，在资产管理方面，海发行的短短三年内又新增了大量坏账。
从开业到1995年末，海发行总部先后向5家分支机构借出资金58笔3.56亿元用于保支付，未收回一笔。
到1996年3月，海发行总部对5家分支机构的支持资金达85笔累计发生额8.49亿元。
巨额的债务、高息揽存、大量的坏账是海发行经营的三大困境。
大量坏账的资产经营很难抵消高息揽存所带来的巨额成本，更不用说消化以前所背负的巨额的债务；
反过来，巨额债务和经营不善又使海发行又不得不依赖于更多的存款，难以走出高息揽存的怪圈。
此三大困境导致海发行难以像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样发展壮大，也是海发行滑向关闭深渊的根本原因。
3、挤兑风潮的爆发
尽管海发行的经营是步履艰难，但各项指标总体上不是太坏，不应该遭到挤兑，如1996年底，海发行的资产总量、存款总额和贷款余额分别为83.6亿元、39.26亿元和35.11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94.3%、152%和97.8%，并且偿还了59%的债务，至少从账面上看并不太差。
然而，1997年12月，海发行各营业网点排起了长龙，并很快演变成挤兑风潮。
建国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挤兑情况突然在中国最南端的最大经济特区发生了。
这场危机的导火索缘自于行政干预下海发行被迫兼并和托管海南省数十家陷入支付危机的城市信用社。
海发行原本是“自身难保”，它既没有实力也十分不情愿兼并这些问题严重的城市信用社，但行政干预的后果把海发行引向了深渊。
1997看12月16日，海南省28家城市信用社并入海发行。
接管以后，原以为取款无望的储户很快在海发行营业部的门口排起了长队，这成为海南省的热门话题，各种传闻也甚嚣尘上，恐慌很快积累成挤兑风潮。
最初的几天，现金以每天一两个亿的速度流出。
到12月31日，海发行10天共兑付原城市信用社存款9.87亿元，其中92.5%是居民储蓄存款。
原城市信用社吸收存款此前也往往采用高息承诺，海发行接管后为降低利息成本一律执行国家规定，只兑付本金和正常的利息。
与此同时，海发行对自己曾经承诺的高息也采取了断然纠错的办法，不仅停止向储户支付高息，甚至开始追扣原已发出的部分高息。
这种违背承诺的举措即使是对原来高息揽存的合理纠正，却严重损害了海发行的信誉，并对储户的利益形成直接冲击。
一大批海发行储户也加入到提取大军中来，有的大户甚至不惜损失数万元的利差，提前将定期存款取走。
原城市信用社和海发行的两股挤竞大军，使海发行脆弱的资金链面临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1997年初海发行先后从人民银行获得共30多亿元的再贷款。
1998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拒绝增加再贷款，海发行随后推出的限额取款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兑付限额从2万元、5千元、1千元、200元一路下滑，到6月19日，海南省委大院里的海发行网点的兑付限额已经下降到100元。
两天之后，也就是对28家城市信用社恢复兑付185天之后，海发行被公告关闭。
三、案例分析
1、从银行本身的角度看，信用风险具有客观性、传染性，也具有可控性
银行作为经营信贷资金的企业，自有资本所占比例极低，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客观存在的信用风险就会扩大甚至演变成危机。
从海南发展银行的经验来看，导致其关闭的根本原因在于巨额的债务、高息揽存、大量的坏账，反映了信用风险的客观性，在风险扩大的情况下，信用风险的传染性则引发了其储户的挤兑风潮。
海南发展银行开业初期资产负债比例的严重失衡、资本金的短缺，迫使海南发展银行树立了存款立行的思路，依靠高息揽存等违规操作来开拓资金来源。
金融发展史的经验一再警示，这必然走向失败。
高息固然能使大量资金快速流入，与之而来的是潜在风险也越来越大，一旦银行因坏账而出现信用恐慌，大量资金会立择路而逃，整个支付和清偿系统便会陷于恶性循环而瘫痪。
在当时投机泡沫不断破灭、宏观整顿不断加强、贷款难以获得高效益的形势下，高息揽存很快就会给先天不足的海南发展银行以致命的打击。
2、从宏观经济背景的角度看，银行信贷资金的经营要与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海南发展银行从成立、经营到关闭都同海南省当时经济发展状况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1992年以前，海南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和房地产开发热吸引外来资金，海南省金融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岛外资金以各种方式大量流入。
据专项调查，1992-1993年海南金融机构直接投入房地产业的资金在250亿元左右，约占全部贷款的40％，直接或间接投入房地产的资金占全部资金的50％以上，各项负债近70％来自岛外。
1993年宏观调控以后，海南房地产热难以为继，迅速降温，到1996年海南的房价已跌去六成，地价更跌去六成以上，金融机构投入房地产的资金被套牢压死。
加上岛外资金不再流入并迅速回流，金融机构以不良资产大幅增加，资产转化调整困难，相当部分的金融机构只得依靠高息揽存来维持运转，支付问题日益严重。
海南发展银行正是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于1995年8月成立，重组了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财务状况极其恶化的信托投资公司，目的是为了化解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地方金融风险。
但在海南发展银行成立以后的几年时间内，海南经济仍然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而发展缓慢，1995—1997年，海南连续3年GDP增长率都排在全国倒数几位。
海南省当时因建省时间较短，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最大经济特区和“东方夏威夷”的吸引下，本应该流向其薄弱的基础设施的信贷资金，却大量进入房地产等投机性较强的行业，海南经济就很容易出现过热和虚涨等不良反应，反过来又引起风险的失控。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海南发展银行，既缺乏省外的支援，又要承担省内的巨大包袱，其关闭也就不足为怪了。
3、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行政干预难以化解地方金融风险
无论是海南发展银行成立时重组的5家信托投资公司，还是1997年兼并的28家城市信用社，都显露出地方政府干预的浓重色彩。
虽然这两次行政干预的初衷都是为了化解地方金融风险，但结果却是使风险演变为危机，最终导致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
海南发展银行的经验说明，行政干预难以化解地方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出于某些利益的权衡采取行政手段虽然可以暂时缓解金融风险，银行也可在收回贷款和追缴债务方面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拥有一些特权，但行政干预如果与商业银行经营原则以及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相悖，结果就会使商业银行更加脆弱，被缓解的地方金融风险随时都可能加剧。
4、从监管的角度看，完善的监管法规和严格的监管措施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基本保证
海南发展银行开业时即违背了“资本金不足不能开业”的银行业规则，在经营过程中又出现高息揽存、对28家信用社的自杀性兼并等违法违规行为。
这些一方面反映了转型时期我国的银行监管法规存在漏洞和不完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银行及其监管机构缺乏严格的监管措施，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行政措施。
因此，完善的监管法规、严格的监管措施是银行防范风险的基本保证。
4、中国第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广东国投破产案
信托（Trust）是一种以信托为基础，以财产为中心，以委托为方式的财产管理制度。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托业务处于这一财产管理制度的核心地位，它表现为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法律行为。
信托类金融机构是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这些金融机构，信托业务主要是指接受他人委托，代为经营、管理或处理某种经济事务的行为或活动。
信托类金融机构除了办理信托业务外，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从事投资业务。
因此，由于信托投资、委托投资等是信托类金融机构的传统业务，所以，很多信托类金融机构都叫信托投资公司。
改革开放后，信托投资公司在我国迅速崛起，出现了大量的信托投资公司。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的银行也都先后设置了信托部，专门从事信托业务。
后来由于我国金融信托法规的不健全，信托业务的不规范经营给银行造成极大风险，危及银行的正常经营，因此，于1994年，国家管理部门提出了银行业与信托业管理的要求，此后，我国信托投资公司在银行之外作为独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迅速的发展。
信托投资公司在发展的初期，大都以筹措资金为主要业务，尤其是为了吸引外资。
很多信托投资公司都是以对外筹资窗口身份而建立的。
由于监管不力、缺乏经营经验、对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差，加上人为等因素，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多家信托投资公司出现了问题，其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出现资不抵债，于1999年宣布破产，成为我国第一家破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案例内容
1、“窗口公司”的建立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称广东国投）成立于1980年7月，1983年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享有外汇经营权，1989年又被国家主管机关确定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广东国投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在当时全国数百家信托投资公司中，规模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国家指定的允许对外借贷和发债的地方级“窗口公司”。
在当时，就连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尚未获得“窗口公司”资格。
广东国投在从成立到1999年宣告破产的近20年的时间里，主要是从事海外市场资金的筹集，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吸引外资，直到破产时，广东国投的主要债权都是外债，广东国投数百亿元人民币的债务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国、德国、瑞士、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30多家著名银行。
2、大量向外举债
作为窗口公司，又有外汇经营权，广东国投利用这些其他金融机构少有的特权，从1983年开始大量向海外市场举债，先后与日、美、英、法等国数十家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信贷额度超过3亿美元。
在国际债券市场上，广东国投也是频频出击，1986年、1987年、1988年，每年都向香港及欧洲等地发行大额债券。
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财政部发行的中国政府主权债才只有一笔。
由于盲目举借外债，超出自身的偿还能力，加上自身管理不善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广东国投终于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1998年10月6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广东省政府决定对广东国投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行政关闭清算。
关闭清算的初步结果是，广东国投总资产214.71亿元，总负债361.45亿元，资不抵债146.94亿元。
3、窗口公司破产
广东国投凭借其“窗口公司信用”在世界范围融资，为广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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