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训诂的学术背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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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训诂的学术背景
杨树达训诂的学术背景
杨树达（1885〜1956）,近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湖南长沙人，字遇夫，号积微。
杨树达的语言文字研究涉及文字、训诂、语法、修辞、音韵和方言，而陈寅恪先生尤其推崇杨氏的训诂研究，称他为其时“神州训诂学第一人”。
杨氏的训诂著作主要有《积微居小学述林》（下简称《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下简称《论丛》）、《汉书窥管》《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论语疏证》等。
本文拟从对段王之学的继承、对湘学传统的发扬、时代的影响几方面来论述他取得如此学术成就的学术背景。
一、对段王之学的继承
乾嘉学派接踵于清代“康乾盛世”，其训诂之学上承先秦汉唐以来的训诂渊源，下启近代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杨树达，成为训诂学史乃至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传统语文学进入了语言学领域。
乾嘉学派主要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而其训诂学又以皖派戴震的受业弟子段玉裁和王念孙成绩为最大，代表了清代训诂学的最高成就，世称“段王之学”。
段王之学在学术成就上，突出表现为系统化、理论化的音义观。
梁启超说：
“所谓‘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实清儒治小学之最成功处。
”训诂之旨，在于声音。
而汉唐以来的训诂诸家尽管留存大量的声训材料，如《释名》的声训、北宋以来的“右文说”等，但对音义关系的认识，始终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他们或拘于声音而主观臆断，如声训；或泥于字形，执偏以概全，如“右文说”。
“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
只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冲破这个藩篱。
”“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段、王等人把训诂学推进到崭新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
”乾嘉学者音义关系认识的突破，使他们能从本质上认识文字形、音、义的关系以及文字和语言的关系，训诂学也因此进入了语言学领域，因此，黄侃说：
“清代小学之进步，一知求本音，二推求本字，三推求语根。
”这种“革命”性的成果，集中体现在郝氏《尔雅义疏》、段氏《说文解字注》、王氏父子《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等训诂专著上。
对“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学风的恢复和发扬，也是段王之学的一大特点。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总结乾嘉学风有十大特色，可一言以蔽之：
“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这种学风的恢复和发扬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理学空疏衰败，清代学术开山之祖顾炎武高举反理学之大旗，开“朴学”学风之端绪；中经惠栋、戴震、钱大听等人的推阐发扬，迄至段、王而臻于极盛。
清代“朴学”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以经学为主，学风平实严谨。
但又不是简单地重复“许郑之学”，而是不墨守、敢创发，讲方法、有朴素历史观念的新“朴
学”
乾嘉学术以讲究训诂考据为特色，这一特色始终贯彻了新“朴学”的学风。
体现在训诂上，表现为：
一是严谨、科学的训诂方法。
乾嘉训诂凡立说必持之有据，既不盲从，也不妄立，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梁启超就以“注意”“虚己”“立说一‘搜证”“断案”“推论”等六端概括王氏父子训诂的科学方法。
二是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训诂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总结。
乾嘉学者以“朴学”之实事求是的学风，或校注、或辨伪、或辑佚，拾遗钩沉，阐幽著微，对传统训诂进行爬梳整理，系统地清理和总结了传统训诂著作，李建国就指出：
“他们成功地总结训诂学的历史经验，为近代训诂学发展铺平了道路。
”
杨树达训诂与乾嘉段王一脉相承，王力指出：
“杨氏继承了乾嘉的朴学，各方面的造诣都颇深。
”王氏在评价杨树达的语法研究后又说：
“后来杨树达索性继承乾嘉学派的事业，去搞他的小学去了。
”杨氏年幼即受教乾嘉训诂之书。
他自述说：
“予年十四五，家大人授以郝氏《尔雅》、王氏《广雅》二疏，始有志于训诂之学。
”（《论丛?
自序》）而杨氏对乾嘉之学，也深得其要领，他自己就说：
“予年十五，……颇知声近义通之说。
”罗常培指出：
“遇夫先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得之于高邮王氏父子和金坛段氏。
”
杨氏对段王之学的继承，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首先，他能扬段王之学所长，又能避其所短。
如他对段君“声义贯通”之说多有继承，但段氏多以“凡”“皆”言之，如“凡农声之字皆训厚”，有“右文说”执偏概全之病。
杨氏则说“农声字多含厚义”。
“皆”“多”一字之改，意义大不相同，其次，杨氏在段王之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使训诂学走向严密、科学。
如王氏突破字形（右文）束缚（如吕、旅），且“深合于以声为义之理”（沈兼士语），但“惜其说散慢，未具系统。
”杨氏不仅突破字形，且长于“创通大例”，如云“几声字多含微小之义、几又有不足之义。
”韩宗完说：
“他（杨树达）的文字训诂、金石考据，是从高邮二王、金坛段玉裁脱胎来的，平实、细密、无征不信。
”“脱胎”二字，当理解为“继承发扬”；“平实、细密、无征不信”，则完全是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之风。
杨树达之文字训诂注重实证，征引博洽，他自己就说：
“我于传注之外，凡现代语言及其它一切皆取之做我的材料，故所涉较广。
”（《述林?
自序》）杨氏文字训诂不因袭泥古，而是阙疑求真，孤证不妄，他在《答人论文字学书》中就说：
“树达近年研讨文字之学，于许书不肯过信，亦不欲轻诋，可信者信之，疑而不能决者阙之，其有订正许说者，必于故书雅记广求征证，确见其不然，然后信之，若单文孤证，则姑以为假定，不敢视为定论也。
”曾运乾曾评价杨氏的文字训诂：
“迹其功力所至，大率?
I绎许书，广综经典，稽诸金石以究其源，推之声韵以尽其变，于许氏一家之学，不敢率为异说，亦不敢苟为雷同。
每树一义，按之字例而合，验之声韵而准，证之经典旧文而无乎不洽，六通四辟，周币旁皇，直令读者有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之乐，”（《述林?
曾序》）曾氏之语可谓是对杨氏治学之风和方法的集中概括。
二、对湘学传统的发扬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格局，赋予地域学术和学术世家特殊的历史地位。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杨树达出生于“湘学”形成的中心，其学术自然受其沾被，张舜徽就说：
“湖南人的治学精神与江浙一带不同，走的是博通的路。
近三百年间，如王夫之、王先谦、王闾运，是清代湘学中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学问极其广大，远非江浙所能及。
杨先生少时承湘学余绪，有志昌大，在前人治学的基础上，更加精进不已。
”
作为地域学术和文化传统的湘学，形成于两宋时期，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
胡安国胡宏父子、张拭、王船山（夫之）、
魏源、曾国藩是其形成以来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湘学涵及政治、哲学、宗教、艺术、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理学为宗，兼收并蓄，博采众家，维新求变。
晚清的经世救亡思潮终于催生了湘学形态的近代转型，即将理学和实学结合，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怀、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思想：
魏源由经涉史，以史致用，主张“师夷长技”：
曾国藩汉宋兼治，兴办洋务以图存；谭嗣同维新变法，以身殉“理”，
湘学以理学为其传统，以通经致用为要务，而疏于“小学”。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说：
“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
”章太炎也曾说湖南“三王不识字”：
“荆舒《字说》横作，自是小学破坏，言无典常。
明末有衡阳王夫之，分文析字，略视荆舒为愈。
晚有湘潭王?
]运，亦言指事、会意、不关字形。
此三王者，异世同术，后虽愈前，乃其刻削文字，不求声音，譬喑聋者之视书，其揆一也。
”（《国故论衡?
小学略说》）当然，湘、皖并无高下，学术旨趣、取向不同而已。
杨树达远绍段王，主治“小学”，走的是朴学的路子，有人就谓杨氏“不类湘学”。
杨氏日记中曾私下批评黄侃为学“温故不能知新”，谓其“不皖而吴”；套用此语，杨氏则可谓是“不湘而皖”了（仅指学风而言）。
章太炎就曾夸杨氏说：
“遇夫心思精细，殆欲突过其先辈矣。
”其实，湘人治经，只是较吴、皖黯然，但不乏精专。
尤以湘人欧阳厚均、贺熙龄等共创“湘水校经堂”以后，以经史实学造士，一时“三吴汉学入湖湘”；道、咸以降，遂涌现出魏源、王?
]运、皮锡瑞、王先谦、叶德辉、胡元仪等朴学大师，而杨树达、曾运乾、余嘉锡、张舜徽等便是其遗泽余韵。
首先，杨氏学术的重要方面一一史籍训诂，便是与湘人先辈一脉相承的。
湘人治史，有其一脉相承的传统，两宋以来，胡氏父子、张拭、王船山均注重治史，其实学特色亦尤为明显：
以史为鉴。
以史资治。
近代以来，湘人经世史学因应时势而兴。
魏源由经学入政治，以经入史，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等，体现出强烈的“以史致用”意识；王阊运，以今文经
学名家，史学贡献在于编撰了《湘军志》；另外，李元度、李恒、谭嗣同、陈天华等的史学观和史学著作也都体现出“经世史学”的特色。
长沙皮锡瑞通经致用，以经史称名，著有《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封建正统史学方面：
杨氏师叶德辉于元史研究见长，所校《元朝秘史》，保留了元抄本的特色；王先谦（葵园）的正统史学成就则以《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为代表。
杨氏少时受其父及乡贤影响，亦好史籍，尤嗜班书，成有《汉书窥管》《汉代婚丧礼俗考》。
陈寅恪曾谓杨氏曰：
“湖南前辈多业《汉书》，而君所得独多，过于诸前辈矣。
”骆鸿凯述黄侃云；“遇夫于《汉书》有发疑正读之功，文章不及葵园，而学问过之。
《汉书补注》若成于遇夫之手，必当突过葵园也。
”余嘉锡说杨氏“颂班孟坚书不复持本，终卷不失一字，古所谓汉圣无以远过”。
（《论丛?
余序》）
其次，更重要的是杨氏继承和发扬了湘人独立、致用的治学精神。
杨氏继承了湘人的性格基因。
湘人于战刚坚，杨氏为学勤苦，一生手不释卷，著述不辍，以兼人之力，获倍人之功；湘学“博通”，杨氏众采，“思路开阔”，“一切皆取之做我的材料”；湘人倔强、独立，不为古学所囿，杨氏则不墨守段王许慎，为学自辟蹊径，“批判接受”，“前人所受的桎梏，我努力挣扎摆脱他”。
因此，杨氏治学，表现出的全然是湘人气慨：
“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
”
杨氏一生潜心学问，设教治学，但经世致用之心末泯。
杨氏
13岁入时务学堂，梁启超教以《孟子》及《公羊春秋》，鼓吹民权主义，杨深受影响；杨氏弱冠留日，也是“激于国难”，当时即抱有读书救国大志；1919年，湖南军阀张敬尧镇压爱国运动，杨氏积极参与驱张活动，被推为教职员代表，与学生代表毛泽东等同赴北京请愿。
杨氏治学授业，也多处表现其经世爱国思想。
1918年南北战争爆发，杨氏感时伤怀，忧心民生，辑《老子古义》，云：
“余念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及‘兵者，不祥之器，诸语，始辑《老子古义》，凡五十日而竟。
”
杨氏避难辰溪，日机不断轰炸，杨氏愤慨，遂于湖南大学专设“春秋大义”课程，古为今用，根据梁启超当年所授的微言大义，阐述《春秋》“复仇”“攘夷”之旨，并以“迫于迟暮，不能执干戈卫国”自恨。
后成《春秋大义述》一书出版。
杨氏治语源训诂，也是为了整理国故，泽被后学，其情切切，云：
“方今外寇鸱张，党人偷乐，国家在惊涛骇浪之中，吾人既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则整理文化留贻子孙，非吾辈任之而谁任之哉?
”
杨氏研究语法、修辞，十分强调民族特色，反对照抄他族，认为“吾先民有极精核之文法知识”（《论丛》），他在《中国修辞学?
自序》又说；“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与治文法求达者殊科。
族姓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自异，况在华夏，历古以尚文为治，而谓其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不亦诬乎?
”
三、时代的影响从时代因素看，对杨氏训诂影响最大的是西方文学语源学和当时国内的甲金之学。
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使大批语言文字学家接触到了印欧语言及其语源学，其科学的思维方法、先进的语源学理论，都对汉语语源的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近代汉语语源的研究也因之蔚然成风，杨树达1905〜1911年留学日本，“日治欧洲语言及诸杂学”。
“声近义通”的根底，西方语源学的影响，使杨氏在文字训诂时自然要求探求文字的声义之源，杨氏说：
“我治文字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求得一些文字的语源。
”（《论丛?
自序》）杨氏曾自述其所受欧洲语源学的影响：
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
少年时代留学日本，学外国文字，知道他们有所谓语源学，偶然翻检他们的大字典，每一个字，语源都说得明明白白，心窃羡之。
因此我后来治文字学，尽量地寻求语源。
（《论丛?
自序》）
杨氏“尽量地寻求语源”主要体现在《论丛》和《述林》所收有关文字探源的180多篇文章中，杨氏“尽量地寻求语源”的目的，在于以声统义，更好地进行训诂，他说：
“夫义生于声，则以声为统纪，岂惟《尔雅》《说文》《方言》《广韵》当为所贯穿哉，举凡《经籍纂诂》之所纂，《小学钩沉》之所钩，凡一切训诂之书，将无不网罗而包举之矣。
”
章太炎为近代语源学导夫先路。
其所著《文始》是第一部对汉语词源作全面研究的著作。
《文始》以古声韵为经，以初文为纬，以转注为造字之法，用孳乳、变易为两大条例，系联同族词。
“《文始》的问世，标志着新训诂学的开始。
”杨树达的训诂研究自然也要受到章太炎“新训诂学”的影响。
杨氏自述说：
“1930年，文法三书成，乃专力于文字之学。
初读章君《文始》，则大好之，既而以其说多不根古义，又谓形声字不含义，则又疑之。
”（《论丛?
自序》）《文始》中初文、语根、孳乳、变易等概念都给杨树达的文字探源研究以重要影响。
杨树达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交游甚广，如章太炎、黄侃、郭沫若、陈寅恪、陈垣、沈兼士、曾运乾、余嘉锡、吴承仕、董作宾、高步瀛、于省吾等。
杨与时彦或切磋砥砺，或赠著问学、序跋互赠，或书札往来，其文字训诂也于交流中所受沾溉良多。
杨氏亦曾自述这种影响：
“余撰文字，往往印成讲义。
亦偶布于诸杂志，必以其余份寄呈友人求教。
诸友意在励余，时时加以奖籍，亦有贡献己意，加以商榷，而余遂据以或改正者；以此余得益甚宏。
”（《积微居回忆录?
自序》）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杨氏高足张清常曾总结说：
“他（指杨氏）有家学的根底，有湖南乡先贤的熏陶，有通过英语所学，有留学日本所学，与当代著名学者交流，再加自己时时勤勉，这样就使他根基雄厚，思路心胸大为开阔。
”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卜辞大出，也带动了金石研究，甲金
之学方兴未艾；其时的传统经学因材料先天不足而似乎走向山穷水尽。
新发现带来新学问，甲骨文的发现，无疑为传统学术注入了一线生机；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为当时的文史文献研究提供了有力利器。
其时的学术界对甲骨文这一新材料有人持否定态度，如章太炎、黄侃（黄晚年有所转变）；有人持观望保留态度，如钱穆。
杨树达积极研究甲金文字，并以甲金文字研究名家。
杨氏1925年开始接触古文字，“读孙仲容《古籀拾遗》，心颇嗜之。
”其金石之学的研究实始自1931年，“余近日因考汉俗，涉猎汉碑，时有新获，治金石之学实始于此。
”自1934年发表第一篇甲文研究论文以来的20余年，杨氏著有考释甲金文字之文数百篇，专著4种。
陈寅恪在《陈垣墩煌劫余录序》中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杨树达训诂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将甲金文字的研究和文字训诂结合起来，并积极利用甲金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
杨氏依据《说文》而不泥于《说文》，广稽甲金文字，参验《说文》，严格考辨，以进行文字训诂。
著名的《释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文?
十四篇下?
辱部》云：
“辱，耻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时，于封上戮之也；辰者，农之时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按许君于字之从寸无说，释辰为农时，而云失耕时则戮之，然字形中绝不见失时之义也：
其非正义，无可疑也，余谓：
辱者，之
初文也，《说文?
六篇上?
木部》云：
“，薅器也，（薅下云：
拔
去田草也。
）从木，辱声，”或从金作?
|，经典通作耨，许君训为薅器者，薅为拔去田草，即芸草也，古人名动往往同辞，许君以宇从木，或从金，故主以器言，而《易》《礼》《孟子》注则指言其事也。
必知辱为之初宇者，……寻辰字龟甲佥文皆作蜃蛤之形，实蜃字之初字，辱字从寸从长。
寸谓手，盖上古之世，尚无金铁，故手持摩锐之蜃以芸除秽草，所谓耨也，（《述林?
释辱》）
王国维发明“二重证据法”，以甲金材料明史，而杨氏用以训诂（校订《说文》、进行语源研究），也有王氏的影响。
杨任教清华时曾与王同事（1926.9〜1927.6）,杨氏后来著文立说，也多采王氏，如：
“王静安著《释物篇》，见《观堂集林》卷六据殷卜辞勿牛之文及《诗》三十维物《毛传》异毛色三十牛之训，定物字当训为杂色牛，其说？
'不可易矣。
余读《淮南子》，有足证明静安之说者。
”（《述林?
释物》）杨氏还服膺王氏考据之学，云：
“静安先生平生治学，态度谨严，故其所论大都精审可信。
”（《述林？
书古本竹书纪念辑校后》）
如果说段王音义关系的科学认识及实践是训诂学上的“革命”，那么近代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甲金之学应用于训诂，是训诂学上的又一次“革命”。
王力所说的“革命”是革传统“音义”观的命，而近代甲金之学应用于训诂是革传统“形义”观的命。
《说文》囿于时代和材料，未能尽善，而传统训诂视《说文》为
圭臬，其形义关系认识始终没有突破《说文》的窠臼。
如果说字形控制着中国1700多年的文字学，那么《说文》也控制着中国1700多年的训诂学。
仅《说文》中1300多个非形声字，许慎说解不正确者就约有500个；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就利用多家的古文字研究考证《说文》中875个汉字的说解错误，曾宪通指出：
“就训诂方面而言，如果没有地下真实材料的发现，典籍上某些讹误就得不到纠正，没有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训诂上一些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便得不到纠正。
”近现代以来一大批文字训诂学家利用古文字材料以校正《说文》、纠正故训、稿诂文字，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就是这一“革命”的阶段性成果。
而杨树达，就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
乾嘉学统，湘学余绪，加上西学影响，终成杨氏训诂之学。
兹引杨树达的自述来概述其训诂的学术背景：
我自愧功力之深邃不及段、王，但以我的成绩论，又似乎有比段王进步了一些的地方，这并非我的学历超过断王，乃是受了时代的影响，我出生较晚，时代思想有变迁，因此我研究方法与前人大有不同。
粗略地说来，第一，受了外来的影响，因比较对照有所吸取，第二。
思路开阔了，前人所受的桎梏，我努力挣扎摆脱他，务求不受他的束缚，第三，前人只作证明《说文》的工作，如段玉裁、桂馥皆是，我却三十年来一直作批判接受的工作。
第四，段氏于《说文》以外，博涉经传，所以成绩最高，其余的人大都在文字本身中兜圈子。
我于传注之外，凡现代语言及其它一切皆取之做我的材料，故所涉较广，第五，古韵部分大明，甲金文大出，我尽量地利用他们，第六，继承《苍颉篇》及《说文》以来形义密合的方法，死死抓紧字形不放。
（《积微居小学述林?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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