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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为解决气候问题，国际社会启动了以制定和形成全球气候保护规则为主要目的的气候谈判。
气候谈判是一场国际博弈，各个国家都想从博弈中获得自己的利益。
事实上，气候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发展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
围绕气候问题进行的谈判是经济战、政治战。
解决包括气候变暖问题在内的环境问题需要热情和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耐心。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日益变暖，气候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气候为什么变暖?
气候变暖有什么危害?
国际、国内为解决气候变暖这一有着全球背景的环境问题作了哪些努力?
国
际、国内的努力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增强我们的环保意识，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感知、判断国际、国内事务的能力。
一、从气候变化到为应对变化而进行的国际谈判气候变化有多种涵义。
这里讲的气候变化是指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气温不正常升高、气候非常态变暖。
气候变化带来气候问题。
气候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就为学者、政要所注意。
他们曾就这个问题的产生原因、危害、解决方案进行过讨论和对话。
80年代后，随着高温气候的频繁出现，随着人类对自身活动与气候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一问题进入国际领域，成为一个有全球背景且不断升温的生态政治话题。
国际社会关注气候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正确解决无论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利用的规模、数量，还是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为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以制定气候保护国际规则为主要目的的气候谈判就是其中之一。
气候谈判要解决的问题是形成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明确各类国家在温室气体排放上的权利和义务。
气候谈判从1990年开始。
在经历了《京都议定书》阶段后，目前已进人后《京都议定书》阶段。
与《京都议定书》阶段的谈判不同，后《京都议定书》阶段的谈判采用的方式是双轨并行式。
即在《京都议定书》下设立一个特设工作组，负责谈判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在合约下启动一个促进长期合作的对话机制，促使美国、澳大利亚等没有批准议定书的国家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后《京都议定书》阶段的谈判形势不容乐观。
首先，作为谈判发起者，现存排放制度维护者的欧盟，因其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和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扩大，内部分歧越来越大。
其次，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自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其态度依然强硬，单边主义倾向依然明显。
第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减排问题上的利益冲突非但没有化解，反而更加激化。
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形势虽不容乐观，但是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亮点：
其一，由于《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迅猛。
实业界或为寻求商机或为适应市场，纷纷改变态度，从过去的抵制、反对改为参与、支持。
硅谷的风险投资商们对那些自称能研发出新能源、新技术的企业趋之若骛。
各大投资银行则纷纷推出报告，指导企业重新制定发展战略和投资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雷曼兄弟公司还在2007年2月特别成立了气候变化全球委员会，以研究和提出企业的应对策略。
其二，联合国框架内的辩论、讨论和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
2006年11月，联合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大会，讨论、商议如何降低2012年后温室气体排放事宜。
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讨论气候变化与全球安全问题。
5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重点研究和讨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12月，联合国在印尼巴厘岛举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
方大会，再次就气候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
会议制定和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为今后气候谈判指明了方向，设定了时间表。
以巴厘岛会议为契机，新一轮联合国框架内的气候谈判于2008年3月在泰国曼谷启动。
2008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4次缔约方大会在波兹南举行，来自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就如何制定和实施面向未来的气候应对计划进行磋商。
根据此次大会的决定，联合国于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由各国政府首脑参加的气候会议，讨论和确定
2010年后的气候变化应对事宜。
经过激烈的讨论、辩论，各国首脑达成节能减排的初步共识。
与联合国框架内的活动频繁进行一样，联合国框架外的多边、双边活动也在积极进行。
2007年1月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气候变化作为首要话题。
6月在德国召开的G8+5峰会将气候变化作为重要议题。
9月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气候变化作为中心议题。
11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会谈重点。
2008年4月在中
国博鳌举行的亚洲论坛上，气候变化依然是各国政要的谈论话题。
2008年7月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八国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再次被与会的各国首脑提起、热议。
200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与会的40多位政府首脑无不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7月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首脑峰会上，与会者对气候问题的关注胜过对经济复苏和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
其三，在2007年上半年召开的G8+5峰会上，美国表示将“认真考虑”由欧盟、加拿大和日本提出的到2050年温室气体比1990年至少减半的提议。
“认真考虑”虽不意味着美国一定会参加每一轮的谈判，虽不意味着美国一定会无条件地履行减排义务，但它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愿意在减排问题上尽自己的责任，愿意就减排问题与国际社会对话、合作。
参加巴厘岛气候大会并最终在“巴厘岛路线图”上签字的事实说明，在人类的共同福祉面前，美国不想使自己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谴责对象。
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态度、立场对气候谈判进程的重大影响。
《京都议定书》阶段的谈判取得了成效。
后《京都议定书》阶段的谈判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参与谈判的国家能否根据国际形势、各国实力、整个气候变化形势的变化调整、修订初步形成的国际规则，使之完善化。
后《京都议定书》阶段的谈判已经启动。
由于情况复杂、分歧重大，人们不指望后《京都议定书》阶段的谈判会在减排问题的解决上有重大突破，但是，人们期待谈判在减排共识的形成、在减排责任的分担以及减排措施的制定落实上有一个大的改观。
人们希望经过参与谈判国家的共同努力，尽快出台一个有约束力的、具有可行性的、能够为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减排方案。
我国是气候谈判的积极参与者。
参加气候谈判既能为我国争取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又能保护气候和提升国际形象，还能促使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后《京都议定书》阶段的谈判是一场被广泛认为是继WTC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谈判。
这场谈判的结果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共同而有区别”理念的深入人心，国际社会在历经万般难险后能制定出一套较之过去更加完善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就会有所改变，各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就会更有保障。
二、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政策与行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历来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早在1992年，中国就发表了关涉气候变化的《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教育、培训，加强与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建设的同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政策、具体行动。
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资料，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政策、具体行动主要体现在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两个方面。
（一）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中国采取的政策与行动中国政府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和专项规划，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努力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能源节约问题，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长期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
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
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并将之作为重要的约束性指标。
中国政府把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重中之重。
2005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制定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电网、全额收购、价格优惠及社会分摊的政策，建立可
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支持资源评价与调查、技术研发、试点示范工程建设和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截至2007年底，中
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45亿千瓦，年发电量4829亿千瓦时，电力装机和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风电装机容量超过600万千
瓦，居世界第五位。
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达到1.1亿平方米，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核电装机容量也较之过去有了明显提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进资源利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从源头和生产过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近年来，循环经济从理念变为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
国家制定《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思路、近期目标、基本途径和政策措施，并发布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为规范废弃电子电器回收处理，中国政府即将颁布《废弃电子电器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此外，中国政府还在减少农业、农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植树造林、增加炭汇能力以及加大气候应对的研发力度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中国采取的政策与行动
中国制定并实施《农业法》、《草原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努力建立和完善农业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法规体系。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扩大农业灌溉面积、提高灌溉效率和农田整体排灌能力，推广旱作节水技术，增强农业防灾、抗灾、减灾和综合生产能力。
实施“种子工程”，培育产量高、品质优良的抗旱、抗涝、抗高温、抗病虫害等抗逆品种。
多年来，中国通过制定并实施《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和《退耕还林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努力保护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
国家正在积极制定自然保护区、湿地、天然林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全面实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规划。
中国制定并实施《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编制完成了全国重要江河流域的防洪规划等水利规划，初步建立起适合国情的水利政策法规体系和水利规划体系，初步建成了大江大河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体系和水资源保护体系。
同时，大力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截至2007年底，全国累计初步治理水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有效保护水土资源，改善了生态环境。
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及《海气相互作用业务体系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确定了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业务体系的建设目标和内容，建立了综合管理的决策机制和协调机制，努力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加强海岸带和沿海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开展海气相互作用调查研究，深化海气相互作用的认识，初步建成海洋环境立体化观测网络，提高了海洋灾害防御能力。
除在农业、森林与其他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以及海岸带及沿海地区等脆弱区积极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外，中国还加强了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基
本建立相应的气象及其衍生和次生灾害应急处置机制。
强台风和
区域性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防御取得重大进展，初步
建立起气候与气候变化综合观测系统。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正如人
们实际感受的一样，由于气候条件太差、自然灾害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政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正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国内与国际、当前与长远，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力争在气候变化的应对上有更大的作为，取得更大的成效。
三、气候变化应对给予我们的启示
国际、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启示之一，气候变化是环境变化的一个方面。
与环境变化的其他方面相比，气候变化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影响面更大。
气候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受其损害的不只是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民
众，而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民众。
正是不断变暖的气候，使得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民众感到不适应，感到难受。
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气候怎么了”、“天气怎么了”的疑问。
第二,
后果更严重。
气候变暖带来的危险、危害十分明显和重大。
例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众多沿海城市被淹没；干旱、洪涝、热浪频发，暴雪、冻雨呈大范围发生之势；湿地、湖泊干涸，土地沙漠化、龙卷风、海啸以及山地危害加剧。
总之，因为气候变暖，人类生存的家园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受到损害。
第三，修复所需的时间更长。
气候环境遭到的破坏往往需要几代人、十几代
人的努力才能回复到最初的状态。
启示之二，气候问题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
经验告诉我们，气候问题与发展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气候问题不解决，发展问题的解决就无从谈起。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解决发展问题不但要减少自己的排放量，还应在财政和
科技上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
言，解决发展问题需要一定量的碳排放。
没有一定量的碳排放，就没有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地排放，可以随心所欲地污染。
相反，正是因为面临能源和环境的压力和挑战，发展中国家应尽可能地减少排放、减少污染。
发展中国家应该像精打细算地利用石油、耗材、煤炭等资源一样，精打细算地利用排放空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启示之三，气候变暖是环境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
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2007年6月5日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指出：
“我们往往过多地将全球暖化视作一个技术性事项……但是，我要强调气候变化一个更直接涉及人类的方面，这
就是，这个现象存在固有的不平等问题。
虽然全球暖化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但对我们所有人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在这里，潘基文虽然没有直接采用政治问题这个说法，但是他所讲的“固有的不平等问题”实质上就是政治问题。
正因为是政治问题，所以第62届联大主席马其顿外长斯尔詹?
克里姆上任伊始就表示将把气候变化问题列为联合国大会着重讨论和处理的问题之首，位列防范金融危机、反对恐怖主义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问题之前。
启示之四，气候变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自1992年国际社会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减缓气候变暖的努力。
尽管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因为分歧，谈判屡陷僵局），但各个国家还是愿意通过谈判寻求政治、技术都可行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还是愿意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为遏制日益严重的气候变暖趋势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在解决气候变暖这一全球性问题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中国在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内外的全球气候谈判，主动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义务，在发展中国家率先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的同时，明确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指标和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减少指数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将降耗减排落到实处。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诚
启示之五，态度、立场决定并影响着不同类型的国家对气候问题的责任认定。
在对气候问题的责任认定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不相同。
发达国家认为，气候变暖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责任心，它们为了眼前利益、自身利益不惜牺牲长远利益、人类共同利益，因此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直接的责任。
发展中国
家则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是发达国家。
正是发达国家
不合理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正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正是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才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发达国家应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由于对气候变暖问题的责任认定不同，致使不同国家在节能减排上的对话始终是谈判多于行动，指责多于合作；在实际性的节能减排上始终是“雨点小，雷声大”。
责任认定的不同决定了气候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
启示之六，围绕气候问题进行的谈判是一场经济战、政治战。
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参加了这场战争。
与美国希望通过与各个国家的角逐，确立它在气候领域的主导权不同，与欧盟希望通过与各个国家的博弈，取得重新制定全球经
济发展规则的领导权不一样，与日本希望通过与各个国家的交锋，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有别，中国希望
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对话、合作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谈判的实质乃是为发展而战，合理的排放权意味着合理的发展权。
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谈判和较量主要围绕发展中国家是否应当接受强制性量化减排展开。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认为不应当接受，西
方国家认为应当接受。
尽管谈判非常艰难、较量非常激烈，但最终还是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达成了一些框架性协议。
框架性协议
把所有国家都纳入其中，负有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即发达国家将承担起量化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必承诺量化减排，但也要积极采取措施如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展节能运动、发展可
再生能源等控制排放增加。
启示之七，解决包括气候变暖在内的环境问题需要热情和勇气，更需要智慧和耐心。
应该说国际社会有解决气候变暖问题的热情和勇气，不然的话，就不会多次进行谈判。
然而，光有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智慧和耐心。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所需要的智慧和耐心体现在谈判和实际性的节能减排等各个方面。
就
谈判而言，有智慧要求各国在谈判前必须制定符合本国国情、世
情的谈判方案，在谈判的过程中必须善于寻求与他国的共同点，必须在与对方的博弈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和根据。
有耐心要
求各国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因为牵涉各方实际利益，气候谈判过程非常缓慢。
谈判桌上各方往往为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要讨论甚至争辩很长时间，其艰难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世贸谈判。
气
候谈判考验着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智慧和耐心。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
作为人口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
如何利用气候谈判机会为正处在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之下的
中国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对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无疑是个考验。
它考验的不只是中国人的热情和勇气，还有中国人的智慧和耐心。
启示之八，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国际社会的事情，是
各个国家政府的事情，是气象学家的事情，是环境保护组织的事情，同时也是每个民众的事情。
民众在减排问题上大有可为。
如减少用纸和不用一次性木筷，就能挽救成片森林，而树木的光合作用可以大量吸收和固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又如节约用电，其
意义不仅在于节约电费，缓解用电紧张，而且能减少用来发电的煤炭量，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再如使用太阳能，控制空调温度，少用汽车，其好处是既节省能源、又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在减排的问题上，民众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与其等着发达国家释放诚意，等着政府拿主意，还不如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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