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条款迟延履行违约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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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条款迟延履行违约金
合同条款,迟延履行违约金
合同法违约责任条款的规定
合同法违约责任条款的规定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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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7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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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合同，并不一定会引起民事责任的承担。
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违约当事人才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法律的规定，构成违约责任应具备的要件有:
1.有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
2.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造成了损害事实;
3.违约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
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合同法违约责任条款地位论
一、违约责任条款地位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布施行后，不仅对规范当事人的合同行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且也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依据。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如何正确运用《合同法》以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方面，尤其是对违约责任条款适用和把握上仍存有争议，为讨论问题的需要，不妨先举两例:
案例一:
买受人甲与出卖人乙经协商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因签约时该房屋设有抵押，故双方约定出卖人乙须在合同成立生效后3个月内涂销抵押登记，若乙届时不能妥善办理此事，买受人甲有权解除该房屋买卖合同，并可要求乙承担买卖该房总价10%的违约金。
现乙未能在约定期限涂销抵押登记，甲依约申请仲裁，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并由乙依当初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仲裁认为，房屋合同因解除而终止，其违约责任条款的效力因此也不复存在，故甲不能依原有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要求乙承担违约责任，只能依法请求乙赔偿损失。
案例二:
甲（转让方）乙（受让方）双方为转让中外合资企业的股份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双方约定，若合同无效是一方原因所致，该过错方应按合同总额的15%承担违约责任。
现该股权转让合同被确认为无效，经查过错在受让方，故转让方依约申请仲裁。
仲裁认为，尽管该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但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具有
相应的独立性仍然有效，受让方应依原约定承担责任。
以上两案例均涉及合同当事人所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在合同效力不复存在时可否继续适用的问题。
显然，在案例一中，甲的请求之所以未能得到支持，是因为仲裁机关认为违约责任条款是以合同有效存在为前提。
若合同效力消灭，当事人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作为合同的一部分也应随之失效。
而在案例二中，仲裁机关则认为，合同当事人所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故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仍可作为过错方承担责任的依据。
进一步探究可见，合同当事人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能否在合同效力不复存在时继续适用，实质上是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具有独立性问题，而且还与合同效力消灭或被否定的原因以及如何理解和适用《合同法》的有关条款密切相关。
换言之，如果我们认定违约责任条款具有独立性，那么该独立性是在任何合同效力终止或被否认时均应体现，还是应视合同效力终止或被否认的不同原因以及违约责任的形式可否约定而定?
此外，如果违约责任条款在合同效力不复存在后仍有效，其认定和适用依据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是《合同法》第57条还是第98条规定?
这些问题困扰着司法实践，亟需澄清和解决，否则，将出现同类或近似案件却有不同裁判结果的局面，而有悖于司法公正，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为此，本文将围绕着以上问题展开讨论，以求对立法和司法有所裨益。
二、违约责任是合同当事人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是合同法的重要内容，具有强制性规范的性质。
我
国《合同法》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包括:
强制实际履行或称继续履行;修理、重作、更换、减少价款或者报酬;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
违约责任条款主要是对违约形态和后果的规定或约定，通常是合同当事人合意选择的结果。
但按合同法原理和我国《合同法》有关规定，违约责任条款不是合同的必要条款，即合同中是否约定违约责任条款对认定合同成立和生效并不构成障碍。
同理，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违约责任条款的，也并不意味当事人可不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对违约责任已作了完善的规定。
故而，一旦发生合同纠纷，当事人又未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条款的，法院或仲裁机关在审理时，不仅不会据此否认合同的效力，而且仍可依法确定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亦即违约责任条款既可依约而定，也可依法适用。
尽管违约责任条款不是合同内容中的“要素”?
，缺之不会影响合同的成立和效力，但当事人事先设定违约责任条款仍是司法实务中的常态。
这是因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违约责任条款，对于告诫当事人，迅捷确定违约者应承担的后果，减少计算和举证麻烦等均具有意义。
?
既然如此，那么合同当事人事先约定违约责任条款的，在合同当事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违约方即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应无异议。
但当合同效力终止或被否定时，当事人在合同中所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是否还能作为处理纠纷依据继续适用，这就涉及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具有相应独立性的问题。
一般而言，违约责任条款的适用应以有效合同存在为前提。
如
合同效力消灭或被否定，从逻辑上来说，违约责任条款的效力也应随之消灭，但如此机械处理并非合理。
毕竟合同的签订
体现了当事人的意志，违约责任则是合同设立目的未实现的救济途径。
虽然合同效力因有关原因而不复存在，但其意志已体现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当事人事先约定违约责任条款不受合同效力影响的情形，似应有肯定违约责任条款独立性，使之在合同效力消灭或被否认时有可适用的余地。
当然，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并非易事。
宏观上，它涉及法律逻辑体系维护与当事人意志尊重的协调，关系到法律公平正义和效率成本的兼顾。
微观上，它既与合同效力的消灭原因息息相关，又与违约责任方式的效用和定性密不可分。
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合同效力终止后都须适用违约责任条款，且法律对合同效力不同的消灭或否认原因干预度也不尽相同。
同样，违约责任方式的性质和效用也限定了其并非必然有事先约定不受合同效力影响的必要。
因此，对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存在独立性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违约责任条款，且表明其在合同效力消灭后仍为处理相关纠纷依据的，则原则上应具有独立性，一方面可以体现私法自治精神，另一方面可提高效率节约救济成本。
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合同效力消灭的原因和违约责任的具体形式。
如果当事人无事先约定违约责任条款为合同效力消灭后的适用依据，则原则上应不可适用，但法律有例外规定的情况除外。
简言之，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具有独立性，关键是
应视消灭或否定合同效力的原因和违约责任的形态而定。
实务中，合同当事人事先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一般仅限于支付违约金。
理由是，支付违约金这种违约责任方式性质上属于预定赔偿金，当事人有选择数额多少以及如何计算的需要，同时作为救济方式，其更为关注是否有实际损失，与合同效力存在与否关系不大。
而其他违约责任形态如继续履行、修理、重作、更换、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则不仅必然基于合同有效成立，而且当事人选择余地有限。
至于赔偿损失，虽也与合同有效存在与否无必然关联，但其适用多取决于法律规定。
因此，相对于合同效力消灭原因而言，违约责任形态的把握更为容易，这也就决定了本文探讨的重点在于，合同效力消灭或被否认可运用违约责任条款范围的界定。
合同效力通常是因合同终止而消灭。
对于合同终止的原因，《合同法》第91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互相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
但对合同终止原因的范围，理论和实务界观点有所不一，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
两点:
一是合同解除是否可归于合同终止的原因;
二是合同无效是否属合同终止原因。
而这两方面又恰恰均与违约责任条款是否具有独立性问题关系最为密切。
其一，合同解除能否归于合同终止原因，实质上体现为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是否有必要加以区别的问题。
对此，在各国立法中存在不同做法，在民法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大陆法系中以德国等为代表的国家一般将解除与终止作区分。
?
大陆法系学者通常认为，合同的解除权和终止权虽都是形成权，但二者在效果上有本质的区别，如有的学者指出合同的终止是指持续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消灭法律关系的权利，称终止权，而合同解除则是溯及既往消灭合同效力的意思表示。
?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也认为，“契约因解除而溯及地失其效力，终止则仅使契约对将来失其效力。
”?
的确，现行德国民法典也正是将合同解除权与终止权作分别规定。
?
另一种做法和观点是不严格区分终止和解除，直接将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如日
本民法就未规定合同的终止，但在合同解除时，根据解除是否溯及既往而分别规定。
我国原来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则是规定合同终止，将解除与之等同。
?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争论重点仅停留在解除和终止的范围和效力方面，那么得出应加以区别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但如果考虑终止的用语在我国法律习惯上往往作为解除的上位概念使用，解除仅是终止的原因之一，解除是因，
终止是果，如我国现行的《合同法》，那么，将有效成立的合同提前消灭统称为解除，并包含溯及既往和不溯及既往两种情形未尚不可，反而更有依据。
?
不过，即使如我国《合同法》那样安排，将解除作为合同的终止原因之一与其他终止原因一起规定，也不意味着解除与其他终止原因产生一样的效果。
合同因解除而终止是双方协议或一方依法或依约行使解除权的具体表现，是尊重当事人自由意志的逻辑结果。
合同因解除而终止后，当事人不再需要履行合同义务，但并非当事人间已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毕竟原先的合同权利义务并未完全实现，其中必然有许多未料事宜需要解决和处理。
而其他合同终止原因与解除不同，通常均体现为合同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绝对消灭。
其具体表现为权利实现或债务因债务人的不存在而无法继续履行，即立法基于债的相对性原理、权利实现和当事人便利等因素，不仅考虑合同不再有履行效力，而且当事人之间也不存在需要解决其他事宜，亦即当事人间的债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能归于完全绝对的消灭。
缘此，一般认为因解除而终止合同效力的，只是合同权利义务的结束，但合同因解除而终止后，违约方对其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还需赔偿，这也说明因解除而终止合同的，必应采用清理补救措施。
也正因如此，我国有学者认为，在区分合同终止效力的基础上应使用“相对终止”和“绝对终止”的概念，以准确地反映合同履行效力消灭和合同之债消灭这两个范畴的法律问题。
相对终止为合同履行终止，绝对终止是合同之债的消灭。
绝对终止意味着合同全部权
利义务的消灭，说明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争议或争议已经解决，无须再以原合同为依据主张权利。
而相对终止意味当事人争议还不可避免的存在，该合同仍是判断当事人是非解决争议的依据。
[11]
其二，合同终止与合同无效有否区别，无效合同可否为终止原因?
对此，我国理论界也未形成统一认识，在我国原有的立法中却有将合同无效作为合同终止原因的先例，如原《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3条规定:
“技术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撤销”的，合同终止。
[12]而现行《合同法》却反其道而行之，未将合同无效作为合同终止的原因，对合同无效予以单独规定。
二者相较，笔者认为合同无效不归入合同终止原因更为妥当。
理由是，就民法原理而言，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均是合同欠缺有效要件的具体表现，民法对无效行为和可撤销行为尽管干预力度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反映为否定性评价，一旦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其均为自始无效，在当事人之间不再发生其预期所追求的法律效果，而仅产生法律所规定的后果。
也就是说，当事人间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属合意之债而属法定之债。
既然合同无效意味着当事人间无合同关系，那么何来合同权利义务;既然从未有过合同权利义务，又怎能终止?
因此将合同无效作为合同终止原因有悖民法的逻辑和价值判断体系。
应指出的是，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尽管当事人以设定合同为目的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复存在，但因当事人已相互接触也会基于不当得利、缔约过失等原因产生其他权利义务关系，
故而，当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同样也存在着需要继续清理的问题。
可见，虽然合同效力被否认不能归于合同终止的原因，但其与合同因解除而终止仍具有相似之处，即存在当事人之间需要进行事后清理的情况。
于是，当事人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可否在以上两种原因致合同效力消灭的情况下继续适用的问题，就使人无法回避。
笔者认为，对此应区别对待。
即在合同因解除而终止时，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支付违约金的条款具有独立性，可在事后处理有关事宜时继续适用。
相反，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的，即使当事人表明在合同效力消灭后该违约责任条款仍为处理相关纠纷依据的，也不应具有独立性。
理由是，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是法律对合同效力否定性评价的表现，其结果是有关实质性的条款均自始、当然、完全和绝对无效，以体现国家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所追求目的的干预，而
违约责任条款通常应是保障合同权利义务得以公平实现的救济措施，理应归属于实质性条款范畴，随合同无效而失去约束力。
此外，合同无效后，事实上有新的法律事实出现，随之也产生了新的救济途径如缔约过失之债等，故当事人间利益的保护不会出现空白地带。
相反，合同的解除主要是私法自治的产物，它与合同无效后的清理应有区别，如合同权利义务因解除而终止，应可继续适用违约责任条款，以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三、针对合同效力消灭后处理有关事宜的依据，我国《合同法》
分别在第57条和第98条作出相应规定。
《合同法》第57条规定:
“合同无效、被撤销或终止，不能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就目前学界较常见的看法是，《合同法》第57条中“关于解决争议方法条款”主要包括:
1仲裁条款。
它是仲裁协议的表现形式，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条款。
我国对合同争议采取“或裁或审”制，仲裁条款有排斥诉讼管辖的效力。
我国《仲裁法》第19条第1款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否则，诉权作为法定权利是不能以当事人合意任意排除的。
2选择受诉法院的条款，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当事人选择受诉法院的条款，不受其他条款效力的影响。
3选择检验、鉴定机构的条款。
当事人可在合同中约定，若对标的物质量或技术的品质发生争议，在提交诉讼或仲裁前，应将标的物送交双方认可的机构或科研单位检验或鉴定，以检验或鉴定作为解决争议的依据。
这种约定，出于当事人双方自愿，又不涉及合同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应当承认其效力。
4法律适用条款。
对于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当事人可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对于中国有专属管辖权的合同，与我国公共利益、主权、安全密切相关的合同只能适用我国法律。
必须适用我国法律的合同，当事人不得设立法律适用条款，合同中若有此类条款自不能产生效力。
[13]《合同法》第98条规定:
“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不影响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结算和清理条款”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关于经济往来或财务的结算以及合同终止后处理遗留财产问题的条款。
[14]可以说，无论是“解决争议的条款”还是“结算和清理条款”，都是当事人为合同效力消灭后如何处理相关事宜而事先约定具有相对独立效力的条款，它不因合同效力的终止或被否认而失去效力，否则这种约定将变得毫无意义。
但问题是，“结算和清理条款”和“解决争议条款”是否可包含违约责任条款，这单纯从文字表达上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宽泛地解释“解决争议的条款”，其既可包括仲裁条款等当事人关于解决争议的程序、办法、适用法律等内容的约定，也可包括违约责任等其他条款。
而且，《合同法》第57条规定的“解决争议条款”的适用并未区分合同无效、被撤销与合同终止，这又增添了司法实践的判断和具体操作麻烦。
同样，“结算和清理条款”中的清理似乎也可包含以事先设定违约金的方式来了断合同权利义务消灭后的有关事宜。
的确，《合同法》第57和98条规定的“结算和清理条款”和“解决争议条款”，均可作为合同效力消灭后处理有关事宜的依据，应无疑义。
但笔者以为二者内涵和外延应有区别。
结合前文所述合同效力消灭后有适用支付违约金需要的两种情况，应明确规定:
合同因解除而终止的，当事人在合同中事先约定支付违约金的条
款具有独立性，并可在事后处理有关事宜时继续适用。
而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的，当事人事先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在合同效力消灭后则应随之失效，不再维持其效力。
进而明确《合同法》第57条有关“解决争议的条款”应仅限于程序性内容范围，而不包括实体权利义务的分配。
换言之，认定违约责任条款有独立性，可在合同效力消灭后继续适用的依据，是现有《合同法》第98条规定，而非第57规定。
具体分析如下:
篇二:
迟延履行违约金判决
原审法院查明:
投资公司诉李世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结算纠纷一案于2004年11月12日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投资公司要求返还投资款743.1万元、迟延履行违约金及利息，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15日作出（2004）沈民
（2）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生效。
关于李世公司的违约金责任，该裁判文书作出了如下论述:
由于2004年协议书明确约定，如李世公司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向投资公司支付价款，则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向投资公司支付违约金，（逾期违约金）因此李世公司应向投资公司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且当事人约定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况。
李世公司虽提出最高法院有关于违约金标准的司法解释，应按司法解释标准给付违约金，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均是指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而依据的“计算标准”，而本案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违约金，不属于没有约定违约金“标准”。
故李世公司以按司法解释确定违约金标准的理由不能成立。
由于当事人的前述违约金的约定属于迟延履行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的规定，李世公司承担违约金责任后仍须继续给付合同价款。
由于双方约定的是分期付款，故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亦应分别计算，即其中247万元的违约金从2004年5月21日起计算，另247万元从2004年6月21日起计算，其余249.1万元从2004年7月21日计算。
由于投资公司起诉所主张的违约金系计算到2004年10月30日，诉讼中投资公司亦未增加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本院对发生在2004年10月31日后的违约金不予处理，即根据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日期为2004年10月30日。
最后判决李世公司给付投资公司743.1万元的迟延履行违约金482700元。
上述事实，有投资公司向法庭提供的（2004）沈民
（2）房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书副本等证据材料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笔录在卷佐证，经开庭质证，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
投资公司要求李世公司基于违反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给付迟延履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已经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生效判决，李世公司在该次诉讼中提出违约金过高的抗辩理由虽未得到法院支持，但并不能据此证明投资公司可以依据该判决的认定增加违约金数额另行诉讼，投资公司在该诉讼中请求的违约金标准及期限、数额是在诉前预知诉讼风险前提下的选择，在法院支持其违约金计算标准后另行增加违约金数额进行诉讼，不符合相关法律对违约金性质、目的的规定，也不符合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性原则，投资公司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投资公司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810元由投资公司负担。
上诉人投资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上诉人投资公司与被上诉人李世公司间的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已由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
该判决确认李世公司确系违约，在判令李世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同时，对违约金部分以双方合同约定的“按未给付金额的日万分之五”作为计算违约金的标准。
由于投资公司是于2004年10月末提起诉讼，所以对2004年10月以后被上诉人是否仍继续违约等事实难以确定，因此在诉讼中仅主张了截止到2004年10月30日的违约金，而对该日之后新产生的违约金在当时无法主张。
因此，沈阳中级法院判决:
“由于投资公司起诉所主张的违约金系计算到2004年10月30日，诉讼中投资公司亦未增加诉讼请求，根据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
则，本院对发生在2004年10月30日后的违约金不予处理，即根据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违约金计算截止日期为2004年10月30日。
”对上述判决显然可以看出，沈阳中级法院仅仅是因为投资公司对2004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违约金未在该诉中同时主张，因而未加以审理，这并不代表投资公司对2004年10月31之后产生的违约金已经放弃，更不是沈阳中级法院对新产生的这部分违约金已经进行审理并予以驳回。
正是由于投资公司对这部分新违约金“未告”，沈阳中级法院对新产生的违约金“未理”，所以投资公司完全有权通过另行诉讼对产生的新债务加以主张。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本案中，投资公司在沈阳中级法院诉讼中对2004年10月31日以后新产生的、在诉讼当时还难以确定的违约金未予主张，是当事人依法有选择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处分民事诉讼权利的一种体现，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这与违背民事诉讼效益性原则的恶意“缠诉”、“拆诉”、“分诉”有本质上的区别。
沈阳中级法院的判决中一再强调其判决确定的违约金截止到2004年10月30日，对当事人当时未主张的后产生的违约金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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