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11文化的生态系统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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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生态，原指有机体与环境相适应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者朱利安·

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学”概念，核心是将全球文化圈视为一个大生态系统，鼓励建立文化多样性，达成整个文化系统协调发展，而这个文化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

所谓文化生态系统，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生计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

二、文化生态学

　1.起源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J·

H，1902—1972）在《文化进化和过程》（1953）一书中提出。

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

他将文化粗略地划分为“中核性文化”和“次要文化”，前者指和生计活动及经济组织关系密切的文化特性；

除此之外的即属于后者，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斯氏对文化生态的考察便主要集中在他认为具有确定性的技术——经济体系，从而忽略了社会的、观念的诸因素与生态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他所谓的“中核性文化”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给予重视。

斯氏所创立的文化生态学，几十年来在西方已有长足发展，但其基本取向依然集中于对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考察。

因此，文化生态学在西方更确切的名称应是生态人类学。

冯天瑜先生从唯物史观出发，界定“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

他将文化生态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指出，“文化生态三层次彼此之间不断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进行物质的及能量的交换，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同时，它们又分别通过复杂的渠道，经由种种介质对观念世界施加影响”。

这样，他便完成了对“文化生态”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深化和扩展，使文化生态学在研究时限上包容人类文化的全部进程，在研究对象上贯穿文化的所有层面。

他进而运用该理论体系对中华文化这一“源远流长、跌宕起伏、绚丽多姿、历久而弥新”的文化个案，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解析与综合分析，其研究规模之庞大、体系之完备、论证之严密精深，均令人叹服。

因此，无论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还是从应用研究的角度，我们均可以说，冯天瑜先生创立了文化生态学的中国学派，其奠基之作为《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以下有关引文均出自该书）。

　2、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

　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概念主要是用来解释文化适应环境的过程。

它认为，人类是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与物种群的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它通常被称作群落。

在这个总生命网中引进文化的因素，在生物层上建立起一个文化层。

两个层次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关系。

这种共生关系不仅影响人类一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并发展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变量。

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新观念，以及社会、的特殊发展趋势，等等，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

文化生态学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用以寻求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形貌和模式。

斯图尔德把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看作是真正整合的方法，认为如果孤立地考虑人口、居住模式、亲属关系结构、土地占有形式及使用制度、技术等文化因素，就不能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与环境的联系；

只有把各种复杂因素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研究，才能弄清楚环境诸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才能说明文化类型和文化模式怎样受制于环境。

　文化生态学除研究文化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外，更主要的是研究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复杂变量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技术、经济体制、及社会价值观念对人的影响。

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模式如图所示：

与自然环境最近、最直接的是科学技术，它与自然环境强相关；

其次是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

最远的是价值观念,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显示出弱相关，它是通过经济体制、社会组织等中间变量来实现的。

反过来看，对人的社会化影响最直接的是价值观念，即风俗、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文化，二者表现出强相关；

其次是社会组织、经济体制及科学技术；

最远的是自然环境，它对人类的影响主要通过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一类中间变量来实现。

　3、与社会生态学的区别　

文化生态学在寻求解释特殊的文化形貌及文化模式时，试图与（又称人类生态学）区别开来。

斯图尔德认为，社会生态学主要在于解释纯生物的人的机能和遗传功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文化生态学则在于解释对不同环境的适应中的特殊文化及其类型、模式。

他认为，人是归化了的动物，在体质上完全受文化活动的影响；

人的进化与文化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人种形成的文化因素要超过体质的因素。

所以，解释人类文化行为与解释人的生物进化不同，不能从遗传上推导某种文化模式，必须从文化适应上做出结论。

文化生态学理论在概念上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但它在研究不同民族文化产生、发展以及不同行为模式方面仍有积极意义。

4．中华文化生态的具体分析

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这为“文化中心的转移”创造了前提；

中华文化的发育地气候类型完备，地形、地貌、流域繁复，这为中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空间条件；

中国位于地球上最辽阔的大陆——亚欧大陆东侧，其东南濒临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北部、西北部、西南部则深居亚欧大陆的中心，可谓陆海兼备，是一个“右高原、左大海”的“大陆海岸型”国度，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陆性性格，使中华文化既有可能“比较完整地保留民族传统，获得前后递进、层层相因的延续性”，同时也使中国人“逐渐染上了自我中心主义的痼疾”。

（1）中华文化植根的经济土壤

“农耕”与“游牧”是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经济类型。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的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在长期既相冲突又相融汇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

在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类型中，农耕经济占据优势，构成中华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这种农耕经济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殷商、西周的“土地国有及公社所有、集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以及东周、秦汉至明清的“土地私有、个体劳作的自然经济阶段”。

前一个阶段“养育了殷商西周神权至上的官学文化”，后一个阶段则“养育了崛起于晚周的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

秦汉以后又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融汇释道的帝国文化”，宋明以后在商品经济有较充分发育的基础上才繁衍出“市民文化”来。

与此同时，中国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具有“城乡经济同一性，城市对乡村的经济依赖”以及“生活资料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比例的周期性失调”两大特点。

前者与中国自然经济难以解体、社会在“恢复——高涨——危机”间周期性循环而迟迟不能迈入新的运行轨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迂缓、市民阶层晚成、市民文化单弱等等现象直接相关。

后者则造成中国社会文化进程的“周期性破坏”。

此外，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观念层面，塑造出中华文化若干独特的精神品质：

“务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与注意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等等。

（2）中华文化依托的社会结构

宗法制度的遗存与君主专制制度“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与农耕自然经济相适应、相应援”的“宗法——专制”社会系统。

一方面，社会结构的宗法特征，“导致中华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其主要表现为对血缘关系的格外注重，浓烈的“孝亲”情感，对传统的极端尊重，伦理学说成为突出的文化门类，德性文化充分发育，等等。

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的专制特征，“导致中华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表现为“君主专制政治统摄之下的两千年一贯制的‘思想大一统’”、“专制主义的政治论高度发达与早熟”、“知识阶层‘入世’人生态度、‘经世’的社会抱负与君主专制政治对知识阶层的笼络利用、恫吓镇压之间的统一”、“伦理一政治型文化的架构”（“内圣与外圣”）等等。

通过对中华文化古典形态的系统、深入的生态分析，冯氏透见到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再生力”与“无与伦比的延续性”的奥秘，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内结构”（“伦理—政治型”的行为、心态文化）与“外结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宗法—专制”的社会组织）的高度“和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文化结构与功能的高度统一。

然而，中华文化的这种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性，在近代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楔入，受到“严峻的挑战”，中华文化从此便开始了艰难的历史性“转型”。

一、河流文化

河流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它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源和对象，还积极地启示、影响和塑造着人类的精神生活、文化历史和文明发展。

河流是通过审美进入人类精神生活从而获得文化生命的。

彩陶上的水波饰纹是古人对于自然的抽象再现。

再现的自然已不是自然，而是思维的创造，表现了独立的精神世界。

水波饰纹的出现，表明河流的文化生命已经形成。

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河流的文化生命意义也就越大，内涵也就越丰富。

在中国文化史上，河流的文化生命在语言文字、哲学、人生等方面都得到了丰富的表现。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础。

据统计，在《说文解字》中，水部文字469个，占全部9353个汉字的5.01%；

如加上川部、泉部、永部等，则有522个，占5.58%。

从词汇上看，水部文字在汉语中的基础地位更为明显。

从思维的抽象性出发，可以把这类词汇分为五个级别。

第一级是专名，如江、淮、河、济，古称“四渎”，都是专名。

第二级是与水相关的动词，如冲、污、净等。

第三级是普遍名词，如“水”泛指一切水；

“河”泛指一切河，而不仅仅是指黄河。

第四级是关于水的性质的抽象词汇，如清、泓等。

第五级是哲学概念，如“永”属水部，原指水长，引申为“永远”、“永恒”，这便进入了哲学思维。

词汇可以在不同级别之间变动，词义也可以进一步引申。

如清，从水清可以发展为描述人的清廉、清白、清高等，这种发展可以说是其文化生命力的扩展。

　　河流构成了中华民族对于民族之根和哲学思维的原始向往与执著追求。

“河出图，洛出书”，“河图洛书”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深刻地启发着人们的哲学思维和文化心理。

黄河文明、长江文明都是沿着河流展开的。

水在哲学思维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周易》号称“群经之首”，八卦中坎卦为河水、一般的水，兑卦为“泽”，也是水的一种。

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经国大计，以水为五行之首。

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家在追寻世界的本原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水。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把“水”作为世界的本原，《管子·

水地篇》也提出“水者何也？

万物之本原也”的命题。

河水日夜奔流，触发了多少哲人的灵感。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从变中认识到不变，提出了“永恒”的问题。

流动贯通永恒，恰是河流文化生命的深刻内涵。

　　水与人生的关系十分密切。

《老子》哲学中，水“几于道”。

人终究是要法道的，许多人生道理从观水而来。

老庄的守柔处下、不满不盈、清心寡欲、心如“止水”等，都来自水的启示。

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更是千古名句。

民谣说“沧浪水清，可以濯缨；

沧浪水浊，可以濯足”，孔子以此警示弟子：

“皆自取也”。

此外，河流与水在寄托思绪、抒发情感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河流的自然生命是其文化生命的本体基础。

河流消亡了，其文化生命也就随之而亡。

河流只有健康地存在着，才能积极地启示、影响和塑造人类精神生活。

河流维持健康存在，既要保持一定的水量，又要维持一定的水质。

一条污染的河流，无论如何是不能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源泉、激发人们的审美情感的。

　　随着工业和科技的发展，自然对于人类的限制越来越少，人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

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导致用水量急剧增加，水污染问题趋于严峻，地表水（主要是河流水源）成为我们生存的底线。

没有维持一定水量和水质的河流，我们连生存都维持不了，遑论发展了。

《史记》中有“川竭国亡”的记载：

“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从一定意义上看，这揭示了文明对于自然的根本性依赖，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文明的本体基础。

由此可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做到人与自然和谐。

二、黄河文明

1、黄河文明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在中国历史上，在人类文明史上，黄河不是两个简单的汉字，也不仅仅代表一条河流，而是一种文明的代表，是人类文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黄河流域孕育的民族，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

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中间，像黄河这样一条基本上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拥有的大河，而且至少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我认为是唯一的。

当然还有长江，但比较起来，黄河对中国早期的贡献要更大些。

世界上其他大河，无论是尼罗河、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还是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或者印度的恒河，它们或者是被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所拥有的时间太短，或者是分属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文明，而且往往是不延续的，或者已经历过多次兴衰。

黄河文明的影响不仅已经普及到东亚，而且已经影响到世界。

2、黄河提供的物质条件和人文条件

黄河文明为什么能够形成和延续？

主要得益于黄土地容易开发，有利于农业生产，并且有足够大的面积。

黄河流域由于它的外界相对封闭，也使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延续性，相对却缺少开放性。

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自然特点，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的条件和人文的条件。

但是人类的创造力也赋予在同样条件下产生各种不同文明的可能，以及丰富多彩的文明。

人类的创造力不能脱离当时的自然条件，不能脱离河流赋予的条件，但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也可以产生出丰富灿烂的不同的文明。

只要人类没有违背客观规律，一条河流所能提供的条件也可以理解成为相对无限的。

我有幸到过很多河流，以及很多河流的上游。

前年我到非洲，从尼罗河三角洲一直走到尼罗河的源头——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塔纳湖。

我把尼罗河跟黄河稍微做了一下比较，发现早期的文明很明显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比如说世界上的大江大河中大多数是东西向的，所以地球的自转对于河流河床的形成，对于流水的侵蚀与切割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尼罗河基本是南北流向，所以尼罗河相对比较平缓，流向比较顺直，洪水比较规律，一年一度的泛滥成为尼罗河早期开发的基础。

但黄河不拥有这样的条件，我到过壶口，到过黄河上游，像这样的景观在尼罗河上是很少发现的。

尼罗河上有六大瀑布，我到了其中最著名的第三瀑布、第四瀑布，所谓瀑布实际上水的落差只有90厘米，或者70厘米，这就是尼罗河的瀑布。

正因为如此，尼罗河给古人的迁徙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今天我们看到的神庙，重达数百吨的巨石，就是当年用简单的工具在阿斯旺一带采石，然后顺流而下。

而这样的条件黄河上面很难具备。

当年黄河的漕运，从关东将粮食运到关中平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

黄河流经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高原，特别是黄河中游。

而尼罗河两岸都是沙漠，在纳塞尔水库，也就是阿斯旺高坝的上面所见全部是裸露的花岗岩的山岭，看不到一棵树，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尼罗河的文明完全聚集在绿洲和三角洲，不像黄河，从中游以下都是黄土高原或黄土冲积的平原。

今天我们在抱怨水土流失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正是长期水土流失形成的这片黄土地，在早期人类缺少工具的情况下面是最便于开发的。

如果黄河流域都是粘土，都是茂密的森林，中国早期的农业就不会在这里发展了。

当然也得益于自然环境。

根据竺可桢等科学家的研究，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要高，所以气候温和，降水量比较丰富。

尼罗河流域没有这样的平原，只能依靠每年一度的泛滥，才能够在淤泥上面种植。

早期的人类完全根据自然条件选择生产和生活。

比如，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土木结构或者砖木结构，所以无法长期存在，不用说秦汉的宫殿，就是唐宋的建筑也基本消失了。

但是在埃及，我们看到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腓尼基、拜占庭以及阿拉伯那些建筑，现在大多数还能看到，有的还非常完整，因为这些建筑全部是由大理石、花岗石至少是砂岩、火山岩建造的。

我想这不是他们民族的特色，主要也是自然条件，阿斯旺一带有非常好的花岗石，还可以利用地中海把西西里岛、希腊、罗马出产的大理石运到埃及，却很难找到廉价的木材。

然而在黄河流域，要在黄土覆盖下面采集优良的石材并不容易，相反早期还残留不少天然的森林，当然会以土木结构的建筑为主。

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一般都是人家送上门来的，比如说向达研究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主要是西域人送上门来的，而中国对外主动寻找文明的事几乎没有。

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地中海周围古代文明像灿烂的群星，所以古埃及文明很自然会与周边的其他文明进行交流，结果是埃及没有一种延续的文化。

今天的埃及人没有像我们这样把祖宗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心态和习惯，因为今天的埃及人并不是当年法老的后代，他们的早期崇拜早已被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教所取代。

这并不是说他们先天就有这样的开放态度，而是地理环境使然，古埃及人如果寻找新的文明，可以从尼罗河进入地中海。

而在中国古代，更多的是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的人到中国来寻求先进的文明，中国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到海外去，更不会越过太平洋到美洲去。

把河流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来研究，对文明的多元性、多样性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可以避免对未来只是人为地用某一种文明来取代其他文明的不现实的欲望，为人类的和平、稳定和文明持续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二、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

所谓“海洋文化”，是指依赖于海洋进行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形态。

海洋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自给自足，或是在小范围内的原始交换，而是有目的地进行大批量生产，用于海上贸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海洋文化的特点，如商品意识、开放意识以及由航海、造船等因素引起的对天文、气象、数学的重视直到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对金钱货币的重视等等

文化有各种划分，最重要的一种划分法是按照生成的地域划分：

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

大陆文化是指以大陆为背景的文化，海洋文化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

大陆文化是农业文化，海洋文化则是商业文化，两者代表人类文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

海洋文化无疑更具有人类生命的本然性和壮美性：

其硬汉子强人精神，其崇尚力量的品格，其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强烈的竞争冒险意识和开创意识，其激情与浪漫，其壮美心态等，都与大陆文化的讲求以柔克刚，讲求中庸之道，讲求温良恭俭让，讲求好汉不吃眼前亏，讲求三思而后行，讲求靠天吃饭，讲求守成本分，讲求禁欲节度，讲求知足常乐……等等，迥然有别。

形象地说，大陆文化保守，海洋文化开放；

大陆文化信奉故土难离，海洋文化崇尚流动；

大陆文化劝人忍耐，海洋文化同情反抗；

大陆文化崇尚勤劳，海洋文化崇尚机遇；

大陆文化相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海洋文化信奉“能拼又会赢”。

总之，大陆文化一切要循规蹈矩，海洋文化处处想不守规矩。

由此，我们认识到海洋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

海洋文化，顾名思义，一是海洋，二是文化，三是海洋与文化结合。

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海洋文化的内涵具体可分为四个层面：

一是物质层面。

一切与海有关的物质存在与物质生产；

二是精神层面。

一切与海有关的意识形态；

三是社会层面：

一切因时因地制宜的社会典章制度、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与风俗习惯；

四是行为层面。

一切受海洋大环境制约与影响的生产活动与行为方式。

从海洋文化的内质结构而言，它具有涉海性。

人们常说海洋文化是“蓝色文化”，“蓝色”的“色彩”属性就是海洋文化的属性。

人类缘于海洋而创造的文化，涉海性是它的首要的也是本质的特征。

从海洋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它具有商业性和慕利性。

从海洋文化的历史形态而言，它具有开放性和拓展性。

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证明，什么时候、哪里面向海洋了，开放了，什么时候、哪里的经济、文化就繁荣了，发展了。

海洋文化与海洋密不可分，但并非凡是沿海地区的人群都具有海洋文化精神，沿海只是具有海洋文化精神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

它还与特定的历史传统、特定的生计方式及产业结构相联系。

即使同属海洋文化区域，其海洋文化精神也有强弱之分。

一、闽南村落家族是闽南文化形成的基本载体

闽南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显著特色的区域文化，它的发生和形成是由多种要素决定的，最基本的乃是共同地域上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居民。

它不仅要有相对确定的地域作为发酵的地盘，而且要有相对固定的居民群体为依托，地域与民居互相依存，构成一个统一体。

星罗棋布的闽南村落家族，由于其特定的基质，从而成为这一基本载体。

中原士民不断进入闽南后，在这一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具有特定基质的村落家族，构成社区基层组织的基本形态。

村落家族的基质主要在于：

一是血缘性。

家族成员以相同的血缘关系为联结，并从这一血缘关系出发联结其他亲属关系。

家族成员凭着血缘相同的身份相互认同，组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二是聚居性。

家族一般生活在相对集中的地域之上，这既是他们的生活基地，也是他们的生产基地，血缘与地缘在这里浑然一体。

三是农耕性。

由于社会的主要资源基本上来自土地，村落家族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群体，即它以全体族员耕种一定范围的土地获得生存资源。

四是自给性。

农耕性的经济决定了这种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生产者提供生存资源，而不是用于交换。

五是封闭性。

由农耕性和自给性出发，必然导致村落家族的封闭性，表现为与外部缺乏常规性的联系，没有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广泛交往。

六是稳定性。

家族呈现出某种“超稳定性”，包括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心态的稳定性等等。

闽南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正是借助于村落家族的基质，以村落家族为载体而形成的。

首先是共同方言。

使用闽南方言是闽南文化的基本表征之一，也是闽南文化的首要标志。

闽南方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