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和邓稼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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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和邓稼先

杨振宁和邓稼先

一

在２０世纪的科学天幕上，有许多令炎黄子孙感到自豪的闪亮星斗。

其中有两颗巨星分别升起在太平洋两岸，它们交相辉映，熠熠闪烁。

身居大洋彼岸的是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

他与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原理，开辟了微观粒子研究的新天地，荣膺诺贝尔物理奖，饮誉世界。

立足中华大地的是中国原了弹、氢弹事业的先驱者邓稼先院长。

他为了点燃神奇之火，殚精竭思，辛勤耕耘３０年，功高盖世。

杨振宁和邓稼先两家可谓世交。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祖籍安徽合肥，留美归国后，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祖籍安徽怀宁，他专攻美术史，也曾在美国留学，被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合肥与怀宁本就相距不远，又在千里之外同校供职，两位教授备感亲切，视为同乡。

他们两家都住在清华园西院，相邻而居，只有一墙之隔，关系相当密切。

杨振宁生于１９２２年，是家中的老大。

邓稼先比杨振宁小两岁，上面已有了两个姐姐。

他俩虽然不是亲兄弟，却因年龄相近，常在一起玩耍，情同手足。

稼先和振宁真正成为好朋友，是在上了中学以后。

他俩先后考进崇德中学，这是一座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

振宁早两年进校，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

稼先也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

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身上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

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摹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

两人相处时，常常是振宁指手画脚、口若悬河，稼先则是面带微笑、洗耳恭听。

稼先的母亲舐犊情深，时常做些可口的饭菜送到学校。

每逢这时，他便叫来振宁一同享用。

母亲看着他们把食物吃光，再返回清华园。

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这对小友也被迫分离。

杨武之举家迁往昆明，杨振宁随家南下。

邓以蛰因患肺结核咯血不止，只好留在清华，租了小房暂住。

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日军不敢贸然令其停学，所以稼先继续读了两年，于１９３９年随大姐邓仲先也到了昆明。

二

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均迁往云南昆明，于市郊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间，合并组建起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抗战期间名扬全国的高等学府，拥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可谓群英荟萃。

杨振宁于１９３８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本科学习结束后又进修两年硕士研究生课程，所以他总共读了６年。

邓稼先于１９４１年到达昆明后，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校学习４年。

这样，他俩共有３年在同校同系学习。

战争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给振宁和稼先造成更多的接触机会。

他俩相差三个年级，可是在野外躲避空袭的时候，却可以随时相伴了。

当初崇德中学的一对顽皮小友，这时已成为英姿勃发的年轻大学生，他们的关系依然水乳交融。

振宁志怀主远。

谈吐中常以天下为已任，同学们俏皮地称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又因他头脑聪明，反应敏捷，外号叫“杨大头”。

稼先为人朴实忠厚，和善可亲，同学们亲昵地称呼他“邓老憨”或Pure（英文纯洁、纯真之意）。

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对振宁和稼先一生都很重要。

他们学到了丰富的物理学知识，也锤炼了意志，增强了友谊。

他们亲身体验到民族被蹂躏的痛苦，决心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将来对富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杨振宁报考公费留学生被录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毕业后，随校北上，在北京大学任物理助教。

后来，邓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

在赴美之前，他写信征求振宁的意见，到美国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

振宁经过仔细斟酌，建议稼先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进修。

原因是，一来此校离芝加哥很近，两人可以经常见面；二来普渡大学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国理工大学的前１０名之内，而且收费低廉，经济上易于保证。

稼先采纳了振宁的建议。

正好这时振宁的弟弟振平要去美国上大学，于是杨父将振平托付给稼先，二人结伴而行，于１９４８年同乘一船到达旧金山。

稼先将振平送到芝加哥振宁处。

然后到普渡大学就读。

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认识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热门学科。

稼先和振宁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掌握好这门学问，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路。

两人所选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亚学科都是理论核物理，而且他们的博士论文也同属原子核物理范围。

１９４９年暑假，稼先来到芝加哥，与振宁、振平团聚。

三人同租了一间房子，一起游玩、散步、聊天，同温儿时的情景，探讨学术上的问题。

这是他们在美国时间最久、玩得最尽兴的一次聚会。

在振宁和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时二人互相拍摄的照片。

振宁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应聘去普林斯顿研究所工作。

后来，他与在美国留学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儿杜致礼结为伉俪，并在美国定居，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

稼先此时正在撰写博士论文。

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稼先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他有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是地下党员。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

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０日，邓稼先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冲破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于８月２９日就踏上了归国的路程。

在美国学习期间、振宁和稼先都是用两年时间攻下了博士学位，他们都掌握了当时处于世界最前沿的理论核物理科学，为他们将来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回到祖国后，邓稼先参与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的工作。

他在祖国的怀抱里迅速成长，被评为年轻的副研究员，并在１９５６年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８年春天，一副历史的重担压在邓稼先还显得稚嫩的肩膀上，他被选为研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

点燃圣火的任务非常光荣也无比艰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邓稼先以他固有的忠诚和坚毅，默默地承担下来。

此后，邓稼先的名字从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群众性场合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许多亲朋好友都无从寻觅他的踪迹，连他的妻子许鹿希也不清楚稼先的具体去向，只知他在执行着一项异常重要的任务。

许鹿希是许德珩先生的女儿，比稼先小４岁。

人们说，在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站立一位伟大的女姓。

在２０几年的漫长岁月里，许鹿希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支撑着家庭，使邓稼先得以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事业中去。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神州升起第一朵蘑菇云，全国为之欢呼雀跃。

但由于稼先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巨大的功绩连最亲近的家人也无从知晓。

当许德珩老人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曾兴奋地向严济慈先生说：

“咱们中国能自己造出原子弹来，不知道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

知道内情的严济慈哈哈大笑，回答说：

“去问你的女婿吧!

”

五

杨振宁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研究员、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和该校物理研究所所长等。

他科研成果累累，尤其是获得１９５７年诺贝尔物理奖后，在学术界地位举足轻重，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听到中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后，杨振宁激动不已，早想回来看看。

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直到１９７１年才实现宿愿，成为来华探亲的第一位美籍华人。

在首都机场，稼先迎接了阔别２０多年的老朋友，两人都非常激动，却又无法推心置腹地深谈。

聪明的振宁已意识到稼先的难言之隐，于是在以后的谈话中，小心翼翼地避而不问稼先的工作情况，但是心中的疑云又久久不能散去。

振宁离京前，稼先去机场送他。

在飞机舷梯边，振宁终于忍耐不住，绕着弯子问稼先：

“我听说中国试验原子弹，有一个美国人在帮助搞，这消息是否属实?

”这个问题使稼先很为难。

如果回答没有，则等于承认自己参与了原子弹制造。

如果回答说不知道，又是在欺骗老朋友。

稼先稍一思索，便说：

“你先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

”送走杨振宁后，稼先立即将此问题向上级汇报，逐级请示到周总理。

总理说：

“要让邓稼先如实告诉杨振宁，中国试验原子弹，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

”稼先按照总理的指示，连夜给振宁写信，并交给专人立即送往上海。

在上海市革委会给杨振宁饯行的宴会上，振宁接过信使送来的信，当场拆开阅读。

当他确知是中国人自力更生制造成功核武器时，再也控制不住汹涌的激情，热泪滚滚而下。

六

近年来，杨振宁更加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访问。

每次来华，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要会见稼先，畅叙友情。

振宁逐渐了解到稼先的历史功绩，对他更加敬重和爱护，用各种方式聊表寸心。

细心的振宁还记得稼先的爱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欢京剧和交响乐，便特意从美国带来一张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密纹唱片，送给稼先。

在稼先即将６０岁的时候，振宁又从美国买了一副设有电脑程序的国际象棋，要稼先注意休息和娱乐，闲暇时可以独自与电脑对阵。

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礼物。

可是他实在没有空闲，这副国际象棋，如今还静静地躺在稼先家的柜子里。

到了８０年代，这两位科学家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

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仿佛又回到愉快的少年时期，充满了童稚纯真的情趣。

１９８３年振宁来北京时，有一次在电话中与稼先闲谈，说话间振宁忽发奇想，要向稼先借辆自行车，二人一起骑车去逛颐和园。

稼先说：

“自行车我家倒有几辆，可是……”试想，一位是国家待若上宾的贵客，一位是国家视若瑰宝的巨子，人们怎么会让他们两位老人去冒这种风险呢?

振宁冷静下来，也只好遗憾地作罢。

极度的紧张和劳累，过早地损蚀了稼先的健康。

１９８５年，他被确诊为癌症，并住院治疗。

在他住院的一年间，杨振宁曾两次前往探视。

第一次探望时，稼先精神尚好，还可以站起来迎接振宁。

两人谈兴很浓，他们一起回忆往事，互相询问熟识朋友的近况，振宁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随手写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图。

分别前，两人在病房里合影留念，稼先执意送至病房门口，并要鹿希代他送振宁下楼。

在振宁上车前，鹿希告诉他说，稼先病情已非常危险，几乎无治愈希望了。

这消息给振宁很大打击。

他为老朋友的病情焦虑不安。

在美国找寻治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

可惜药送到后已为时过晚。

１９８６年６月１３日，振宁回美国前又来看望稼先。

此时稼先开始大出血，医生已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

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卧床不起的稼先气氛惨然。

振宁送上束极大的鲜花，他知道，这次可能是与老友的诀别了。

稼先的神智还很清醒，振宁走后，他对鹿希说：

“振宁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来特大的一束鲜花……”一个多月后，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９日，一颗科学巨星陨落了。

此时振宁正在国外，他给鹿希发来唁电：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

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七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杨振宁又来中国。

一个秋风飒飒的日子，在稼先的大姐邓仲先和夫人许鹿希陪同下，振宁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稼先。

他徐徐步到墓地，洒泪痛掉故友，悲不自胜。

振宁听人说，稼先１９５８年被委以重任时就说过：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死了也值得。

”在去世前几天，稼先又说：

“我死也瞑目了!

”稼先，你功垂千古，你可以无愧地长眠了!

站在墓前的许鹿希也思绪联翩。

她想起稼先逝世后振宁写来的亲笔信，信中说：

“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

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

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