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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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第三章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一、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讲述，使学生认识到：
孙中山代表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和斗争，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其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二、重点和难点：
1．资产阶级改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2．理解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
2．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性和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变。
第一节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与前面所讲的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相比，1911年在我国发生的辛亥革命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所谓革命，就是在政党的领导下，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代之而起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辛亥革命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在三民主义学说指导下，以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因而辛亥革命既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和高潮。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评价辛亥革命时有过一段重要的论述，他指出：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
因此，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恩格斯曾经说过：
“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个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
”我国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1.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
中华民族是在屈辱中进入20世纪的，国家主权丧失，山河破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当时，资本主义列强相继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世界上残存的封建王朝大多成为他们的附庸，封建古老的中国也不例外。
1901年，帝国主义列强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后，同年9月又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
此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
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山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
2.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在中国的争夺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
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
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
乘日、俄相斗之机，英国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
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进一步加深了。
3.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导致民怨沸腾
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等，10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被迫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
4.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
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
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
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以及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
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新发展，主要表现在：
1．设立厂矿的数目和投资额增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民族资本厂矿达416家，资本额超过8000万元。
2．发展较快的是轻工业，其中以棉纺织，面粉加工等行业最为显著
3．设厂的地区集中
主要集中在江浙、两湖和广东三个地区，三地区共设厂251家，占民族资本企业的一半以上。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经济基础，后来，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活动其中心之所以在江浙、两湖、广东地区，是与这三个地区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怎样认识义和团运动后的中国政局？
（《疑难问题解析》P75-83）
（1）一个严峻的课题
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变法，三是义和团运动。
（2）无可奈何的选择
“新政”、“预备立宪”
首先，是西方列强不允许
其次，是被统治阶级不允许。
再次，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张之洞等主张新政。
1．清末“新政”的推行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
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改革，包括：
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迫于内外压力，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2．清末“新政”的破产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
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
正如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
“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这正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目的。
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
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
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这一点，连在华外国人也觉察到了。
1911年5月，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信中写道：
“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
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
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
有些人还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
他们在国外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而且对世界大势与国内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一）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
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
1.弃医从政，立志救国
2.上书遭贬，思想觉悟
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并北上天津，希望能将上书递交李鸿章，但被拒绝。
这对孙中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他后来谈到，自己原本也赞成“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但经过现实的教育，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3.建立组织，筹划起义
1894年，他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
这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
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4.伦敦遇难，声名鹊起
※查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在孙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同时，我国在20世纪初，又兴起一场留学热潮，留学生的人数以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速度直线上升。
1.涌现一批民主革命的思想家
历史进人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其中著名的人物有廖仲恺，陈天华，秋瑾，邹容，黄兴，鲁迅，吴玉章等，当时吴玉章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寻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离子情。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斥光绪皇帝为“载小丑，未辨菽麦”，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
陈天华出版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概括来说，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宣传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清政府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指出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号召人民起来救亡图存。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声讨帝国主义的罪恶，说它们不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弄得中国民穷财尽”，而且侵占中国领土，“日本占了台湾，俄国占了旅顺，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德国占了胶州，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
”中国正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我中国虽说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
”而这种严重的民族危机，除了帝国主义侵略外，也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妥协投降造成的，清政府早已经是“洋人的朝廷”了。
我四万万同胞应该同心同德，自强自立，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改条约，复政权，完全自立”的目标。
第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号召人民推翻封建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资产阶级革命派翻译介绍了卢梭的《民权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今译《论法的精神》）及《美国独立檄文》、《法国革命史》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和记述西方民主革命的历史的著作，以之为思想武器，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热情地讴歌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清王朝的独裁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在《革命军》中，邹容满腔热情地讴歌革命是“天演之公例”，是“世界之公理”，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才能“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他系统地阐述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革命的原因、对象、方法、意义等，无情地批判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号召四万万同胞抛头颅洒热血，与清统治者“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同时“扫荡干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华共和国”。
第三，批判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的主张，宣传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顽固坚持保救光绪帝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场，反对革命。
1902年，康有为撰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竭力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辩护，认为中国人民愚昧无知，革命会造成中国“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改良派的错误论调作了有力的反击。
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荒谬论战，理直气壮地反驳道：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
”他列举了清朝专制的种种罪恶，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斥责已经落伍的康有为利欲熏心、甘当奴才的嘴脸，歌颂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
孙中山在1903年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
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
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
章炳麟（1869～1936）：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
一名绛字枚叔，号太炎。
浙江余杭人。
早年曾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中日甲午战争后，赞成变法图强，参加强学会，协助粱启超创办《时务报》。
1901年受聘为东吴大学教习，1903年任爱国学社教员。
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编。
同时还举办国学讲习会，讲授《说文解字》和诸子百家之学。
1910年在日本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
1912年与于右任等发起组织通俗教育研究会，1926年任上海国民大学校长。
晚年在苏州等他讲学。
在教育方面，主张教育必须为革命利益服务，通过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和培养革命志土。
认为革命是开通民智的最好方法。
在爱国学社时，常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事实为教材，激发学生反对清王朝的革命热情。
反对清廷尊孔读经的教育宗旨，认为“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完全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
主张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
认为道德主要是靠社会熏染，而不是靠讲解。
智育也不专在读书。
其著作收入《章氏丛书》，今编为《章太炎全集》。
邹容（1885-1905）：
四川巴县人。
1898年在重庆随日本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和日语，开始阅读报刊，接受“新学”。
后因大胆抨击孔孟之道，被经书学院开除。
曾做诗悼念谭嗣同，表示要“继起志勿灰”。
1901年夏到成都，参加赴日留学考试，因主张革新，被官厅以“聪颖而不端谨”为借口，取消录取资格。
同年9月往上海，进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
1902年春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同文学院学习，并积极投身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编写通俗革命读物。
1903年3月31日愤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雨发破坏革命、生活糜烂，与同志剪其发辫，悬于留学生会馆示众。
后被清廷驻日公使蔡钧视为大逆不道，照会日本外务省，驱赶回国。
不久在上海加入爱国学社。
4月27日在张园拒俄大会上慷慨陈辞，反对沙俄侵略中国东三省。
曾与保皇派进行坚决斗争，拒绝加入“国民议政会”，拟创立革命团体“中国学生同盟会”，以联合全国学生。
后结识章太炎，并在其热情支持下撰成《革命军》。
斥责帝国主义为“外来之恶魔”，清廷为“我同胞之公敌”，号召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实行自由平等，“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该书出版时，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
章太炎为该书作序，并在《苏报》上撰文介绍，先后发行逾百万，影响极大。
清廷为之惊恐，认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尤非拿办不可”，于是勾结帝国主义租界的工部局，向上海会审公廨提出控告。
7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被捕后，自行到巡捕房投案，被英租界会审公廨判刑2年，1905年4月3日在于中被折磨身亡。
时年20岁。
陈天华（1875—1905）：
湖南新化人。
辛亥时期的宣传家、活动家。
1903年初留学日本．入东京私文学院师范科，即参加《游学译编》的编辑工作。
4月愤沙俄违约拒不从中国东北撤兵，写血书数十幅邮往国内，号召国人拒俄御侮，并加入拒俄义勇队。
拒俄运动被清政府镇压后复与黄兴等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转向反清革命。
是年秋发表《猛回头》《警世钟》，宣传反帝爱国，号召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被传诵一时，影响广泛。
冬，归国。
次年2月协助黄兴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参与策划在湖南武装起义并担任运动军队，未发事泄，逃亡日本。
1905年在东京参加组建中国同盟会，任会章起草员，参与拟定《中国同盟会总章》，并被选为书记。
《民报》创刊，任编辑，为主要撰稿人之一。
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留日中国学生群起反对，他坚决主张归国谋划，反对忍辱留日，为抗议《取缔规则》，唤起同胞觉醒，于12月8日在日本东京大森湾蹈海自尽，留《绝命书》激励留学界坚持斗争。
2.反清革命组织不断建立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
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
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1）兴中会：
孙中山最初的革命活动是从华侨中开始的。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进步华侨的支持下，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会员有100多人。
孙中山在会员秘密入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表明兴中会以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
兴中会成立后，数月之内会员增至百余人。
第二年2月21日，孙中山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杨衢云被选为会长。
（2）华兴会：
清末由黄兴在湖南创立的反清革命团体。
1903年11月4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章士钊、周震鳞、翁巩、秦毓鎏、柳聘农、柳继忠、胡瑛、徐佛苏等在长沙议决建立名为华兴会的反清革命团体，1904年2月15日，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
到会一百多人，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
华兴会成立后，曾联系会党洪江会领袖马福益，密谋在长沙组织反清起义，后事泄失败，黄兴亡命日本。
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也相继东渡。
后马福益亦被捕遇害。
1905年夏，孙中山到日本，会见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商洽联合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团体。
在同盟会筹备期间和成立以后，华兴会员绝大多数先后加盟入会，不少人成为同盟会的领导骨干。
华兴会的成立和起事，推动了两湖革命运动的勃起，并对同盟会的组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3）科学补习所：
１９０４年７月３日，刘静庵、宋教仁、吕大森、张难先、胡瑛、曹亚伯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先设在武昌多宝寺街，后迁至魏家巷１号。
吕大森被推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
以补习文化、研究科学为名义，实行光复汉族、“革命排满”的宗旨。
成员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新军士兵，着重在新军士兵和低级军官中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工作。
后因准备策应华兴会长沙起义，被当地官吏发觉，张之洞下令搜捕补习所成员，补习所被迫停止活动。
3.组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同盟会：
庚子国变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反清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地革命活动蓬勃发展，为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准备了条件。
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日本东京，先后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商议筹建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
他指出：
“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宋教仁集》下册，第546页）7月30日，孙中山召集筹备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数百人。
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章程。
总章第二条规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干事。
在东京设立总部，在总理之下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
国内设立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
还决定将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来出版时改名为《民报》。
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本部和地方分会之间还缺乏紧密有效的联系，而且同盟会内部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派系斗争。
这一切都为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P48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王义。
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
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
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当时的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害怕帝国主义干涉，甚至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自己的支持。
同时，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了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
不过，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在当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
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
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因此他试图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既使中国富强，又避免产生贫富悬殊的现象，避免社会危机。
为此，他希望“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但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P49-50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
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各自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
（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
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
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
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
革命派还进一步驳斥了改良派认为因革命要“杀人流血”、“破坏一切”而不可革命的说法。
他们指出：
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
但是，不进行革命，而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免除痛苦和牺牲吗？
相反，这样做恰恰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地遭受难堪的痛苦和作出更大的牺牲。
“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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