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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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0次党的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
但是，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但报告完后并没有就此进行讨论。
这就由此揭开了斯大林问题在苏联的盖子。
这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其巨大的震动。
当年中国的毛泽东同志也陷于十分被动，并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中国老百姓掩盖。
可以说，在中国，至今如此，除了非常有限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看到过这份报告。
欢迎大家阅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关心国际问题的人和想学习国际问题的人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50年前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内幕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大会最后一天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出乎世人意料地在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当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报告？
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斯大林问题持什么态度？
报告是怎么起草的？
报告人是如何确定的？
对于这些问题，俄罗斯学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赫鲁晓夫回忆录、米高扬回忆录的出版，以及有关档案的解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迄今他们已在《近现代史》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披露了秘密报告出台的内幕。
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肃反时期案件
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贝利亚被捕后，30年代下半期和40年代初国家安全机关迫害党政干部、伪造案件、刑讯逼供的罪行被揭露出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极大义愤，那些受害者家属纷纷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
1955年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责成苏联总检查院处理这类案件，给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
苏联总检查院遂会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重新审查肃反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件，给许多党政和共青团干部作出平反决定，并把所有有关材料和文件移交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来决定被平反者的党籍问题，最后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对整个案件作出处理决定。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收到相当多的材料，谈到30年代下半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受到政治迫害和斯大林对其应负的责任。
据米高扬回忆，他曾专门找到赫鲁晓夫，单独同他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应该找个时候，即使不向全党，至少也要向斯大林去世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报告以前的情况。
”
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委员，已经意识到自己参与斯大林这些迫害活动的责任，担心有谁查出他们的问题，也怕代表大会询问他们每个人在组织大规模迫害行动时担任了什么角色。
赫鲁晓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一样，不仅希望摆脱自己的责任，而且知道最高党政领导承认斯大林的罪行，会损害曾长期同斯大林共事并在30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现主席团成员的威信，所以他也表示同意米高扬的这个建议。
1955年12月31日，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30年代发生的种种迫害事件，并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有关迫害的各种材料。
如何评价斯大林，主席团内部意见不一
在主席团会议上，委员们严肃认真地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
赫鲁晓夫直接提出：
“我们有没有勇气讲事实真相？
”米高扬、波斯别洛夫和谢罗夫引证具体事实指出，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向市、州、共和国提出了逮捕名额，并亲自批准了“通知单”。
赫鲁晓夫提议把这些事实写进报告。
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表示支持。
然而，莫洛托夫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他说，报告中一定要指出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继承者的作用。
米高扬第一个起来反对，然后是萨布罗夫反对。
后者说：
“如果事实确凿，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
这不能饶恕。
”马林科夫同意米高扬和萨布罗夫的意见。
他认为，提出斯大林问题是正确的，应该向党说明这一点。
布尔加宁也发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
他强调说，在报告中不要过分称赞斯大林。
惟有伏罗希洛夫无条件地支持莫洛托夫。
卡冈诺维奇有条件地支持。
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提出要对事实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他们认为，在代表大会上讲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结论为时尚早。
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应本着党的利益作出决定。
他强调指出：
“斯大林曾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做事很野蛮，他毁灭了党。
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无常，丧失了人所具有的神圣的东西。
”他号召“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抨击”，清理标语、书籍，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榜样。
1956年2月初，波斯别洛夫委员会完成了工作，向主席团提出约70页的打字稿报告。
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
据米高扬回忆，报告人是波斯别洛夫，报告的斯大林罪行事实令人感到震惊。
报告第一部分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大规模肃反活动的命令。
在2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关于对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的评价问题、关于他对组织30年代下半期到40年代初的肃反活动的责任问题，提得很尖锐。
辩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实际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肃反运动和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
其余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完全赞同赫鲁晓夫的意见。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应在哪里讲斯大林的问题。
他当即作出回答说，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
他建议给大会代表印发列宁的“遗嘱”和“关于民族问题的信”。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最后决定：
“向中央全会提出建议：
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
”由此可见，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和报告人，是在大会开幕前一天，由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赫鲁晓夫口授报告内容
就在2月13日，即大会开幕前一天，中央全会召开前几个小时，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
通知全会，在大会上将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单独报告。
主席团会议还讨论了由谁来作报告的问题。
所有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都发了言。
米高扬建议，由波斯别洛夫代表委员会作报告。
他认为，这样做会是客观的。
既然作报告是我们确定的，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报告是以我们名义作的，而不是以中央名义。
赫鲁晓夫也提由波斯别洛夫作报告，说波斯别洛夫主持了委员会工作，给主席团写了报告，把这个报告改写一下在大会上宣读就行了。
但多数委员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妥，因为人们会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第一书记不作报告，而让别的书记作报告，这是逃避责任，所以他们建议由赫鲁晓夫作报告。
1956年2月19日，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
《报告》的最后稿发给了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他们审阅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基本赞同这个稿子。
到2月23日，报告稿准备就绪。
二十大举行秘密会议，报告出台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举行会议，选举党的领导机构。
次日，即2月25日上午，举行秘密会议，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秘密会议进行得非同寻常，会议由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而不是大会主席团。
除大会代表外，还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出席。
赫鲁晓夫作报告时，大厅里鸦雀无声。
报告一开始，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崇拜的语录和列宁关于领袖和共产党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的论述，引证文件说明列宁对斯大林的否定态度，谴责斯大林的粗鲁，特别是表现在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上。
《报告》中详细谈了30年代下半期对党政干部的迫害，捏造案件、刑讯逼供，指责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夕犯了大错误，说斯大林对战争头几个月的严重失利负有责任。
《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说他亲自审定准备出版的个人传记，写进几整页过分夸奖自己的文字，说自己是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天才的学者。
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报告》不做讨论，也未请大家向报告人提问题。
他宣读了大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稿，请大家审议，与会者一致通过。
会议还作出把《报告》发至各级党组织、不见诸报端的决定。
1956年3月1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作一些改动和补充后，连同赫鲁晓夫写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的一个便函正式下发各级党组织。
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
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一个“内部报告”
同志们：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和许多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发言中，以及以前历次党中央全会上，对于个人崇拜和它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已谈了很多。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
坚定而不懈地指明：
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
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多年来，我们养成了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人，具体地说就是这样看待斯大林的。
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
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认识到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实际后果以及因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而带来的巨大危害，同时由于个人独揽大权这一事实，党中央认为绝对有必要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
一
首先，请允许我提示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严厉斥责个人崇拜的任何表现的。
马克思在给德国政治活动家威廉·布洛斯的信中说：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想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
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
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
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原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
不久以后，恩格斯也写道：
“马克思和我，我们一直反对公开宣扬个人，只有为了达到某种重大目的才可例外。
我们尤其反对那些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对我们个人所做的宣扬。
”
大家都知道革命的天才--列宁是非常谦虚的。
列宁永远强调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主动精神的整体的领导和组织作用，强调中央委员会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者在领导革命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列宁在指出群众领袖和组织者的重大作用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各种表现，同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群氓”观点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坚决反对把“英雄”塞给人民群众。
列宁教导说，党的力量在于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于人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跟随党一起前进。
列宁说过：
“只有相信人民，扎根于生动的群众创造性源泉的人，才能胜利，才能掌握住政权。
”列宁自豪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号召一切重大问题由觉悟的工人来决定，由自己的党来决定。
他说：
“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成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
列宁坚决反对缩小和削弱党对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的一切企图。
他制定了党的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
他强调指出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指导原则。
还在革命前的年代里，列宁就称党中央委员会是领导者的集体，是党的原则的保护者和说明者。
他说：
“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间，党的各项原则由中央委员会维护并由它解释。
”
在强调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它的权威时，列宁指出：
“我们的中央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而有高度威信的集团。
”
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真正地体现了对于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
列宁作为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但永远没有强迫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接受自己的观点，他耐心地解释自己的意见，使别人信服。
列宁历来都严格地监督执行党的生活准则、遵守党章，及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列宁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胜利，对于我党的胜利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实现所作的一切是伟大的。
除此以外，他的洞察力还表现在，他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品质，这些不良品质在后来造成了严重后果。
列宁由于关怀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命运，他为斯大林做了完全正确的鉴定，他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问题，因为斯大林过于粗暴，对同志关心不够，任性和滥用职权。
列宁在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里说过：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
这份在我党历史上称之为列宁“遗嘱”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已经发给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你们已经读过这个文件，而且毫无疑问你们会再读它几遍。
请你们深入地考虑一下，列宁所说的下列这些真诚的话，这些话体现了他对党、人民、国家以及党的未来政治方针的关怀。
他说：
“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
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这个文件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中宣读过，代表团并且讨论了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
各代表团赞成斯大林留任，希望他认真考虑列宁的批评，从而改正这些深为列宁所担心的缺点。
同志们！
有必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两个新的文件，这两个文件证实了列宁在他的“遗嘱”中给斯大林所下的评语。
这两个文件就是：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给当时在政治局担任书记的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现在宣读一下这些文件。
克鲁普斯卡娅的信：
“列夫·波里索维奇（即加米涅夫）。
“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
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
在这30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
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
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
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
现在我请求你和格里哥里（即季诺维也夫），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和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
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
我也是个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
”
这封信是克鲁普斯卡娅在1922年12月23日写的。
过了两个半月以后，即1923年3月，列宁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
“副本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你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
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
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
因此，请您酌情考虑，你是否同意收回你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
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
同志们！
我不想评述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本身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问题。
如果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斯大林能够采取这种态度，能够这样地对待克鲁普斯卡妮--列宁的忠实朋友和从我党诞生起就为党的事业而积极奋斗的战士，那么可以想象，斯大林是怎样对待其他工作人员的。
斯大林的这些不良品质愈来愈发展，在晚年已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斯大林还考虑他的指示，而后来则逐渐轻视列宁的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考虑一下他所犯的全部过失，我们必须相信列宁的担心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在列宁活着的时候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但在以后年代里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滥用职权的地步，因而给我们党造成莫大的损失。
我们必须严正地研究和正确地分析这个问题，以便消除任何可能性，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世时所犯下的一切过失。
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
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
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
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应该说，党在反对托格茨基分子，反对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斗争，从思想上粉碎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
这次思想斗争进行得很成功，在斗争中党更加巩固了，受到了更大的锻炼。
斯大林在这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党领导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思想斗争，反对自己队伍中发表反列宁主义纲领的人们，他们是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
这是一场顽强而艰苦的斗争，然而是一场必要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1928-1929年右倾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胜利，或者把“棉布服装工业化”作为方向，或者转向富农，其结果将会怎样？
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面前就会赤手空拳，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
因此，党才从思想上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向全体党员和非党群众说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列宁主义主张的害处和危险性。
党在说明党的路线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收到了成效。
无论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政治上都被孤立起来，党内绝大多数都拥护列宁的路线，因此，党才能够鼓舞和组织劳动群众去实现党的列宁路线。
去建成社会主义。
下述这种情况是值得重视的。
甚至在进行炽烈的残酷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等都没有采取极端的镇压办法。
当时的斗争是在思想方面进行的。
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当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在我国建成，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苏维埃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政党、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社会基础已大大缩小，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粉碎的情况下，反而对他们开始采取镇压的措施。
正是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镇压，首先是镇压那些早已被党从政治上粉碎了的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然后也镇压了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镇压了党的干部，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国内战争和工业化与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他们为了保卫党的列宁路线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斯大林首创“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
“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那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
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于是就导致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成了牺牲品。
应该说，即使那些曾经反对党的路线的人们，也没有那么多重大理由一定要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并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便特别采用“人民敌人”这个概念。
很多被控为党和人民的敌人而在后来被枪决的人，在列宁活着的时候都是同列宁一起工作的。
其中的一些人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就犯过错误，但尽管如此。
列宁还是给他们工作做，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尽办法使他们留在党内，引导他们跟随着自己前进。
二
在此，应该向党代会的代表介绍一下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关于1920年10月写给中央政治局的一个短笺。
列宁在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时写到，必须把这个委员会变成真正的“党和无产阶级良心的机关”。
列宁指出：
“监察委员会的一项特别任务是要和反对派的代表建立一种深切的个人关系，有时甚至采取治病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他们因为在苏维埃或党的工作中遭受挫折而产生了心理危机。
应尽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给他们讲明情况，给他们安排（不是用命令方式）适合他们心理特点的工作。
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和规定由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制定。
”
大家都很清楚，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敌人和那些离开党的正确路线的人是不调和的。
但同时从读过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出，列宁在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求从党的立场出发，慎重地对待那些表现过动摇、离开过党的路线，但是还能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的同志。
他建议耐心地教育这些人，不要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列宁对待人，对待干部的英明也就在于此。
斯大林对待人则完全另外一个样，列宁的特点是耐心地做人的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通过整个集体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跟随他前进。
这一切与斯大林完全不同。
斯大林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代之以行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
他愈来愈广泛地、愈来愈坚决地利用惩罚机关，往往破坏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和苏维埃法律。
一个人的专横也就怂恿了另外一些人的专横，把成千的人大批逮捕和流放，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等等。
它产生了人和人的不信任，引起了不安、恐怖和绝望状态。
这当然不会促进党的队伍的团结和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团结，相反，是消灭了那些忠诚的但不为斯大林喜欢的干部，或者是把他们从党内排挤出去。
我们党为实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进行了斗争。
这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在这场斗争中能够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把党的原则性同对人的深切关怀结合起来，不排斥和毁掉一些人，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有这类粗暴破坏革命法则的事，成千上万的人就不会成为恐怖手段的牺牲品。
只有对真正犯了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罪行的人，才可以采取极端的措施。
现在，我们举出历史上的几件事实。
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日子里，两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
他们甚至在10月18日孟什维克报《新生活》上发表声明，公布布尔什维克准备武统起义的消息，他们还说这是冒险行动。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就是这样向敌人泄露了中央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且说起义已组织就绪，不久即将进行。
这种行动是背叛党和革命事业的。
因此，列宁写道：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自己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诀议出卖给罗将科和克伦斯基了。
”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了开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出党的问题。
但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命担任领导职务。
列宁把他们放在完成党的极其重要任务的岗位上，他们积极参与了党和苏维埃的机关的领导工作。
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犯了不少其他的大错误。
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警告说，“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
”但是，列宁并没有提出逮捕，尤其没有提出枪决他们的问题。
再拿托洛茨基分子做例子吧！
现在，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以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谈反对托派的斗争，可以非常客观地来分析这个案件。
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决不是出身资产阶级的分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党的知识分子，而某一部分则是工人出身的。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最初曾经靠近托洛茨基分子，但他们也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前的工人运动，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巩固这一伟大成果的斗争。
其中很多人与托洛茨基脱离了关系，而转到列宁的立场上。
难道有必要从肉体上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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