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1生平评价风格作品赏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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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1生平评价风格作品赏析
陶渊明
评价：
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陶渊明死后100多年，萧统搜集他的遗文，区分编目，编定了《陶渊明集》8卷，并亲自写序，作传。
后来，北齐阳休之又在萧本基础上，增加了别本的《五孝传》和《四八目》，合序目为10卷本《陶潜集》。
阳本隋末失其序目，为9卷。
此后，别本纷出，争欲凑成10卷，北宋时宋庠又重新刊定10卷本《陶潜集》，为陶诗最早刊本。
以上各本都没有传下来。
今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几种南宋至元初本。
主要有:
曾集诗文两册本,南宋绍熙三年刊，有清光绪影刻本；汲古阁藏10卷本，南宋刊，有清代影刻本；焦竑藏8卷本，南宋刊，有焦氏明翻本,今《汉魏七十二家集》中《陶集》5卷亦即焦竑翻宋。
此外，还有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本和元刊苏写大字本等。
最早为陶诗作注的是南宋汤汉。
元以后注本、评本日增。
元初刊本有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10卷：
常见有四部丛刊影印本。
清代陶澍注《靖节先生集》10卷，有家刊本及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本。
近人古直陶靖节诗笺》，有“隅楼丛书”本，“层冰堂五种”本，后者称为《陶靖节诗笺定本》。
生平
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
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
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
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生平 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28岁以前。
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
颜延之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但家庭教育很好，读了《老子》、《庄子》和“六经”。
不少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读的。
少年时代志趣未定。
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
他的《五柳先生传》可能写于青年时期，其中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
陶渊明出生地江西九江柴桑荆岭街全景 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405）41岁。
他因“亲老家贫”，离家为江州祭酒。
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在家闲居了五、六年。
晋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任刺史桓玄属吏，职务不明。
曾奉命使都。
此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测篡夺的时机。
隆安五年（401）他就因母丧辞职归家。
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桓玄率军东下，攻下建康，杀司马元显，自称太尉，总揽朝政，陶渊明在家乡浔阳开始躬耕。
同年冬天,桓玄篡晋，改国号为楚,迁晋安帝于浔阳之时,他仍在家闭户高吟。
元兴三年（404）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文武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桓玄兵败西走,又把囚禁在浔阳的晋安帝带到江陵。
刘裕入建康后被推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军事、徐州刺史。
陶渊明离家东下,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
是年,桓玄伏诛。
义熙元年，他转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是年3月曾奉刘敬宣使命赴都。
5月，桓玄余党告平。
8月，他出任彭泽令。
在官80余日。
11月，辞官回家。
这一时期，他的重要作品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闲情赋》、《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归去来兮辞》，等等。
第三时期，归田时期,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至宋文帝元嘉四年（427）病故。
他归田之初，家有僮仆,虽然他和妻子也参与耕作，但劳动余闲时间较多，温饱亦无忧虑。
可惜好景不长，义熙四年六月，他家遭大火，林室尽焚，宅无遗宇。
此后,生活日益贫困。
躬耕未废,饥寒不免。
义熙七年,他移居浔阳负郭之南村,结识了不少新的邻居,其中既有共话桑麻的农民,也有共赏奇文、共赋新诗的文人。
如后来成为刘宋王朝权贵的殷景仁，当时即一度与他同游共话。
又如当时有两个佛教信徒周续之和刘遗民也和他经常往来，好事者曾把他们三个称为“浔阳三隐”。
大概因为周、刘两人的介绍，他还和当时居住在庐山东林寺的佛教著名法师慧远和尚一度成为方外之交。
但他和这几个佛家信徒、法师的思想并不投合。
义熙十一年，当时著名的诗人颜延之，也作了江州刺史刘柳的功曹，来到浔阳，与他为邻居,同游共,感情很融洽。
义熙末年，朝廷又征他为著作郎，被他拒绝。
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改国号为宋。
东晋灭亡。
宋文帝元嘉三年，檀道济作江州刺史，亲自到他家访问。
这时他病饿卧床。
檀道济劝他：
“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
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他说：
“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檀道济馈以粱肉,被他挥而去之。
元嘉四年冬天,终于在贫病交攻之下去世。
归田后20多年，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
主要作品有《归园田居五首》、《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二首》、《形影神三首》、《杂诗十二首》、《赠羊长史》、《饮酒二十首》、《咏贫士七首》、《拟古九首》、《桃花源诗并记》、《述酒》、《读山海经十三首》、《咏荆轲》、《有会而作》、《挽歌诗三首》、《感士不遇赋》、与子俨等疏》、《自祭文》等篇。
风格：
创作 诗歌 陶渊明今存诗歌共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
他的四言诗并不太出色。
他的五言诗可大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一类是几乎很少先例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内容是丰富的，其中有他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诗，也有晚年归田以后写的《杂诗》、《饮酒》、《咏贫士》、《拟古》、《读山海经》、《挽歌诗》等抒情言志之作。
这些题目虽不同，但内容并无严格的界限。
例如萧统的《文选》里就把他的《饮酒》诗两首（“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改题为《杂诗》，并把《咏贫士诗》中“万族各有托”一首，《读山海经》中“孟夏草木长”一首也归入“杂持”一类之中。
他中年的宦游行旅诗，包括他在桓玄和刘裕、刘敬宣幕下写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五首诗。
当时东晋王朝的内战已从东海之滨蔓延到长江中下游。
他的职务又和这些战争紧密相连。
但他这些诗里既没有流露少年时的豪情，也没有丝毫战争的影子。
只见他在宦海奔波中一次又一次地想念着家园：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想见那个使诗人痛苦难言、只好毅然归田的污浊、动乱的时代。
陶渊明归田12年以后，写了著名的《饮酒二十首》，他把这些咏怀言志的作品题为“饮酒”诗，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有个性特征。
魏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各豪门世族之间不断地发生剧烈尖锐的斗争，许多文人名士都因卷入这些斗争的漩涡而断送了性命。
所以当时文人名士们讲话极，只好多饮酒而少说话。
陶渊明则是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
他《饮酒》等诗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躬耕自资的道路，傲视上层社会和豪门世族，甚至坚决拒绝统治者对他的征召。
历来传诵最广的“结庐在人境”一首就是属于这一类。
这首诗的意境是和平静穆的，现诗人淡然忘世的态度。
所以王安石说：
“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由诗人以来无此句。
”只有思想真正远离官场，心远地偏，才能在采菊见山之际，景与意会，兴致悠然。
“秋菊有佳色”一首,取菊花之芳洁,寄此生之啸傲；见归鸟之入林，悟此生之归宿，与前诗倾向是一致的。
但是,他的归田,虽远权贵，未隔庸俗。
“有客常同止”一首就写他和一个自命头脑清醒的势利之徒话不投机，只好“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子云性嗜酒”一首，写人们载酒前来向他问学求教，他总是来者不拒，但有时对方问他一些现实政治问题，他又只好沉默了。
这两首诗既讽刺了不同的世态，也见出他饮酒时那种如履薄冰的苦心。
白居易《防陶公旧宅》诗说：
“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
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
”他的弃官归田，在当时可能是有点惊世止俗的，“行止千万端”一首就反映他与众不同的“行止”，当时曾经招来不少的嘲笑非议。
“独正者危，至方则碍。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他是深有体会的。
“青松在东园”一首，就以青松自喻,指出众草虽能暂时埋没青松,可是青松也终以其后凋之节蔑视众草。
“清晨闻叩门”一首，仿屈原《渔父》的对话形式，拒绝了“田父”要他接受朝廷征召的劝告。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语气虽然委婉,态度却非常坚决。
不过，他的态度也并非一味温和。
最后一首“羲农去我久”,就是痛恨整个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六经废黜、救世无人的愤慨之音。
结尾四句，陡然说到饮酒：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显然是悲愤之余又故作自我开脱的醉人醉语。
可见他即使是在饮酒的时候，也并不都是超脱清闲，浑身静穆。
当然，象“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等诗句，也确有一些消极颓放的情调。
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中，除四首是中年时咏行役奔波之苦而外,都是50岁以后,由中年转入老境时候的作品。
这组诗里,“白日沦西阿”,“忆我少壮时”两首历来最为研究者所注意。
前者写他在斗室月夜想到自己一生壮志未酬而挥杯劝影、痛苦失眠的情景。
后者则回忆自己少年时代“无乐自欣”的乐观精神和“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由于仕宦生活的教训和折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
但他对此也并不甘心。
所以，义熙十三年当他听到刘裕北伐后秦打下洛阳、长安的消息以后，曾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示自己在“九域甫已一”之时，颇动“逝将理舟”的念头，很想北上看看这两个古都的圣贤遗迹。
后来虽未动身，但他跃跃欲试的心情已洋溢于诗中。
这说明他虽身在乡村，对政治仍然相当关心。
晋宋易代之后，宋永初二年（421）,刘裕以毒酒一罂授张伟，使鸩零陵王（即已废的晋恭帝司马德文），伟自饮而卒；刘裕又令兵人逾垣进药，零陵王不肯饮，遂以被掩杀之。
刘裕这种惨毒手段，使这个看惯了篡乱的老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声音。
他一改诗中不谈政治的惯例，用许多词隐语写成一首《述酒》，同情零陵王的悲惨下场。
他晚年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借着《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异书”中的神话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其中颇有“金刚怒目”的豪放之作。
“夸父诞宏志”一首就一反历来嘲笑夸父不自量力的俗见,大胆歌颂了他敢和太阳竞走的勇气。
“精卫衔微木”一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不屈服于命运、敢于斗争的精神。
他还仿左思，写了一首《咏荆轲》：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显然饱含着诗人的激情。
朱熹说：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这些豪放之作，虽不能说和晋宋易代的事没有关系，但更应该联系他的全人：
从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中年时代的“有志不获骋”，到老年的“猛志固常在”，显然有一股济世的热情流贯在他的一生中。
他的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掩盖这一点。
陶渊明的田园诗，包括他中年学仕时期的《怀古田舍》,《劝农》以及晚年归田时期的《归园田居》、《戊申岁六月中遇》、西田获早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桃花源诗并记》等描写乡村风光与田园劳动生活，以及在此生活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理想。
最早对陶诗进行品评的，是梁代的钟嵘。
他在《诗品》卷中说：
“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笃意真古，辞兴婉惬。
每观其文，想其人。
世叹其质直。
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传、作序,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
抑扬爽,莫之与京。
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
语时事则指而可，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后来的批评家也都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陶诗的风格。
如黄庭坚说他的诗“不烦绳削而自”，朱熹说他的诗“平淡出于自然”，意思都基本相同。
陶诗的艺术成就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
苏东坡说：
“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
如曰：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又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冷斋夜话》）在平淡散缓的外表下面看出其内在的“奇趣”。
陶渊明的生活作风是平易近人的,而思想品格则是耿介超拔的。
他人格的“常”与“奇”两面反映到他的诗里自然也达到“常”与“奇”的统一。
他虽然是用接近口语的平常语言，写农家、寒士的日常生活，却往往能显出不平常的诗意。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只写农家一束照明的荆条,却增强了诗人和亲邻们谈笑欢聚的气氛。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只用床席两字，又写出他安贫守俭的生活。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也是以两种平凡的果实，画出一个淘气的孩子，显出他自己作父亲的慈祥幽默。
以前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平凡事物，一经他写入诗中,无不奇趣盎然。
陶诗的写自然景物,历来是受作家批评家们赞扬的,但是仔细看去,陶诗里实在很难找到象谢灵运山水诗那样精雕细刻的，为写景而写景的作品。
他不过为了抒情言志,随意点染或烘托几句,却往往收到百读不厌的效果。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都是写春天,却写得各有新意,不相重复。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
”“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从不同角度来写秋天，却都不失秋天的萧瑟凄清的风味。
苏东坡还说过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东坡续集》）。
即言其诗平淡之中有华采，简朴之中含丰，陶诗喜用简练质朴的“田家语”。
把他的诗与谢灵运相比，可以看到其中铺排语少，典故少，渲染物色的形容词更少。
象“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除了精选的名词、动词而外,一个形容词也没有;又如《移居》《责子》等等，除个别诗句外，不须任何注释，就可一读就懂。
但是这些诗的丰采韵味，却是深厚的。
清代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说：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茂不可到处。
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以这些唐代学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人作镜子，正反映出陶诗朴素风格中蕴含着的丰富多采。
使都经钱溪》等五首诗。
当时东晋王朝的内战已从东海之滨蔓延到长江中下游。
他的职务又和这些战争紧密相连。
但他这些诗里既没有流露少年时的豪情，也没有丝毫战争的影子。
只见他在宦海奔波中一次又一次地想念着家园：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
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想见那个使诗人痛苦难言、只好毅然归田的污浊、动乱的时代。
陶渊明归田12年以后，写了著名的《饮酒二十首》，他把这些咏怀言志的作品题为“饮酒”诗，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有个性特征。
魏晋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各豪门世族之间不断地发生剧烈尖锐的斗争，许多文人名士都因卷入这些斗争的漩涡而断送了性命。
所以当时文人名士们讲话极，只好多饮酒而少说话。
陶渊明则是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
他《饮酒》等诗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躬耕自资的道路，傲视上层社会和豪门世族，甚至坚决拒绝统治者对他的征召。
历来传诵最广的“结庐在人境”一首就是属于这一类。
这首诗的意境是和平静穆的，现诗人淡然忘世的态度。
所以王安石说：
“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由诗人以来无此句。
”只有思想真正远离官场，心远地偏，才能在采菊见山之际，景与意会，兴致悠然。
“秋菊有佳色”一首,取菊花之芳洁,寄此生之啸傲；见归鸟之入林，悟此生之归宿，与前诗倾向是一致的。
但是,他的归田,虽远权贵，未隔庸俗。
“有客常同止”一首就写他和一个自命头脑清醒的势利之徒话不投机，只好“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
子云性嗜酒”一首，写人们载酒前来向他问学求教，他总是来者不拒，但有时对方问他一些现实政治问题，他又只好沉默了。
这两首诗既讽刺了不同的世态，也见出他饮酒时那种如履薄冰的苦心。
白居易《防陶公旧宅》诗说：
“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
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
”他的弃官归田，在当时可能是有点惊世止俗的，“行止千万端”一首就反映他与众不同的“行止”，当时曾经招来不少的嘲笑非议。
“独正者危，至方则碍。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他是深有体会的。
“青松在东园”一首，就以青松自喻,指出众草虽能暂时埋没青松,可是青松也终以其后凋之节蔑视众草。
“清晨闻叩门”一首，仿屈原《渔父》的对话形式，拒绝了“田父”要他接受朝廷征召的劝告。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语气虽然委婉,态度却非常坚决。
不过，他的态度也并非一味温和。
最后一首“羲农去我久”,就是痛恨整个社会“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六经废黜、救世无人的愤慨之音。
结尾四句，陡然说到饮酒：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显然是悲愤之余又故作自我开脱的醉人醉语。
可见他即使是在饮酒的时候，也并不都是超脱清闲，浑身静穆。
当然，象“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等诗句，也确有一些消极颓放的情调。
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中，除四首是中年时咏行役奔波之苦而外,都是50岁以后,由中年转入老境时候的作品。
这组诗里,“白日沦西阿”,“忆我少壮时”两首历来最为研究者所注意。
前者写他在斗室月夜想到自己一生壮志未酬而挥杯劝影、痛苦失眠的情景。
后者则回忆自己少年时代“无乐自欣”的乐观精神和“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由于仕宦生活的教训和折磨,“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
但他对此也并不甘心。
所以，义熙十三年当他听到刘裕北伐后秦打下洛阳、长安的消息以后，曾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示自己在“九域甫已一”之时，颇动“逝将理舟”的念头，很想北上看看这两个古都的圣贤遗迹。
后来虽未动身，但他跃跃欲试的心情已洋溢于诗中。
这说明他虽身在乡村，对政治仍然相当关心。
晋宋易代之后，宋永初二年（421）,刘裕以毒酒一罂授张伟，使鸩零陵王（即已废的晋恭帝司马德文），伟自饮而卒；刘裕又令兵人逾垣进药，零陵王不肯饮，遂以被掩杀之。
刘裕这种惨毒手段，使这个看惯了篡乱的老诗人发出了悲愤的声音。
他一改诗中不谈政治的惯例，用许多词隐语写成一首《述酒》，同情零陵王的悲惨下场。
他晚年还写了《读山海经十三首》，借着《穆天子传》、《山海经》等“异书”中的神话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其中颇有“金刚怒目”的豪放之作。
“夸父诞宏志”一首就一反历来嘲笑夸父不自量力的俗见,大胆歌颂了他敢和太阳竞走的勇气。
“精卫衔微木”一首，歌颂了精卫和刑天不屈服于命运、敢于斗争的精神。
他还仿左思，写了一首《咏荆轲》：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显然饱含着诗人的激情。
朱熹说：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这些豪放之作，虽不能说和晋宋易代的事没有关系，但更应该联系他的全人：
从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中年时代的“有志不获骋”，到老年的“猛志固常在”，显然有一股济世的热情流贯在他的一生中。
他的平淡自然的诗风并没有掩盖这一点。
陶渊明的田园诗，包括他中年学仕时期的《怀古田舍》,《劝农》以及晚年归田时期的《归园田居》、《戊申岁六月中遇》、西田获早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桃花源诗并记》等描写乡村风光与田园劳动生活，以及在此生活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理想。
最早对陶诗进行品评的，是梁代的钟嵘。
他在《诗品》卷中说：
“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笃意真古，辞兴婉惬。
每观其文，想其人。
世叹其质直。
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集、作传、作序,说“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
抑扬爽,莫之与京。
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
语时事则指而可，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后来的批评家也都常用质朴、平淡、自然来评陶诗的风格。
如黄庭坚说他的诗“不烦绳削而自”，朱熹说他的诗“平淡出于自然”，意思都基本相同。
陶诗的艺术成就从唐代开始受到推崇，甚至被当作是“为诗之根本准则”。
苏东坡说：
“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
如曰：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又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引《冷斋夜话》）在平淡散缓的外表下面看出其内在的“奇趣”。
陶渊明的生活作风是平易近人的,而思想品格则是耿介超拔的。
他人格的“常”与“奇”两面反映到他的诗里自然也达到“常”与“奇”的统一。
他虽然是用接近口语的平常语言，写农家、寒士的日常生活，却往往能显出不平常的诗意。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只写农家一束照明的荆条,却增强了诗人和亲邻们谈笑欢聚的气氛。
“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只用床席两字，又写出他安贫守俭的生活。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也是以两种平凡的果实，画出一个淘气的孩子，显出他自己作父亲的慈祥幽默。
以前诗中罕见的桑、麻、鸡、狗等平凡事物，一经他写入诗中,无不奇趣盎然。
陶诗的写自然景物,历来是受作家批评家们赞扬的,但是仔细看去,陶诗里实在很难找到象谢灵运山水诗那样精雕细刻的，为写景而写景的作品。
他不过为了抒情言志,随意点染或烘托几句,却往往收到百读不厌的效果。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都是写春天,却写得各有新意,不相重复。
“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
”“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
”“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从不同角度来写秋天，却都不失秋天的萧瑟凄清的风味。
苏东坡还说过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东坡续集》）。
即言其诗平淡之中有华采，简朴之中含丰，陶诗喜用简练质朴的“田家语”。
把他的诗与谢灵运相比，可以看到其中铺排语少，典故少，渲染物色的形容词更少。
象“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除了精选的名词、动词而外,一个形容词也没有;又如《移居》《责子》等等，除个别诗句外，不须任何注释，就可一读就懂。
但是这些诗的丰采韵味，却是深厚的。
清代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说：
“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茂不可到处。
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以这些唐代学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人作镜子，正反映出陶诗朴素风格中蕴含着的丰富多采。
陶渊明（365～427）
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
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
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
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
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生平 陶渊明一生大略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陶渊明28岁以前。
由于父亲早死，他从少年时代就处于生活贫困之中。
颜延之说他"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
但家庭教育很好，读了《老子》、《庄子》和"六经"。
不少文、史、神话、小说等"异书"，可能也是在这个时候读的。
少年时代志趣未定。
或性爱丘山、委怀琴书，或志在四海，向往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与幽州。
他的《五柳先生传》可能写于青年时期，其中简洁地描述了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个性风貌。
第二时期，学仕时期，从太元十八年他29岁到晋安帝义熙元年（405）41岁。
他因"亲老家贫"，离家为江州祭酒。
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在家闲居了五、六年。
晋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任刺史桓玄属吏，职务不明。
曾奉命使都。
此时桓玄正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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