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风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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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风情
徽州风情
安徽风土人情
九华山及附近乡邻逢年或重大节日活动时，以舞龙灯、狮子灯庆贺助兴。
龙灯以竹篾扎成拱形，一拱一板,每板长约1.5米，内燃蜡烛,少则九板、多则数十板（均为奇数），每板1人扛舞，并敲锣打鼓随行.龙灯是民间庆贺喜庆的一项大型集体活动，所到之处观者如潮,十分热闹。
五猖会
农历五月一日，是休宁县海阳五猖庙会之日。
届时四乡百姓云集海阳烧香，祈求五猖神主驱鬼祛邪，消凶化吉。
庙会游行，“前引”锦旗开路，“执事”沿途管理杂役。
青白黑红黄绿蓝各色旗子飘扬，十景担、肃静牌、万民伞、纸扎猪马牛羊偶像、牌楼跟上、接下是地方戏队伍、杂耍队伍。
此庙会起源于明初。
朱元璋和陈友谅在皖南曾打过几年拦锯战，军士百姓死亡枕籍。
朱做了皇帝后，下令江南百姓，村村建“尺五小庙”，阵亡士卒“五人为伍”，受百姓供奉。
《明史》记皇家祭祀有“阵前阵后神祗五猖”之说。
如此世代相传，便衍成香火极盛的五猖神庙会。
抛绣球
近年来黟县西递村举办的一项民俗旅游活动。
该村的清代民居“大夫第”，在临街的一面，悬空挑出一座小巧玲珑、古朴典雅的“绣楼”。
这本是原房主、朝列大夫胡文照给夫人、小姐们歇凉观景用的，如今人们把它作为抛彩球的绣楼，则别有一番情趣。
现在的抛绣球，当然不是古代小说中的“抛彩球择婿”，而是给游客一个“喜兆”，中彩球的游客，将会幸运长驻，万事如意。
重阳庙会
屯溪近郊的临溪镇传统庙会。
前后举办3天，农历九月初九日为正日。
这天，四乡八镇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赶来朝拜周王菩萨，并带来各种农副产品和手工产品进行交易。
庙会期间，搭台唱戏，从日出唱到日落，通宵达旦，煞是热闹。
建国后，庙会成为地道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易会。
徽州古牌坊
牌坊是封建社会最高的荣誉象征，是用来标榜功德，宣扬封建礼数的。
歙县多牌坊，这与徽商的发展、兴起和程朱理学的发源、影响有着渊远流长的关系。
以儒学思想为精神世界主要内容的古代徽州人，地少不足以耕的自然条件成为他们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主要动力。
歙县人少小离乡背井，外出经商，足迹遍天涯。
出门少则三年五载，多则数十载，为了高堂双亲有人照应，行前一般都要先完婚。
在外经商，若不能发迹，则羞见家乡父老。
商人发迹了，钱财显赫，明清时期，徽商达到鼎盛，出现了"无徽不成镇"的盛况，其财力左右国家经济命脉达三百余年之久。
朝庭对徽商当然刮目相看，恩宠有加，徽商于是进入了"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良性发展轨道。
浪迹天涯而发迹的徽商，为了光宗耀祖，他们奏请皇上恩准，荣归故里，兴建牌坊，旌表功名、义寿、贞节……，树碑立传，以求流芳百世。
黄山市现存的明清两代的牌坊甚多。
著名的如歙县棠樾牌坊群、黟县西递胡文光刺史牌坊、歙县县城的许国石坊等等。
牌坊是由棂星门衍变而来的。
棂星原作灵星，灵星即天田星。
汉高祖规定：
祭天天先祭灵星。
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筑郊台（祭祀天地的建筑）外垣，设置灵星门。
后移置于孔庙，用祭天的礼仪来尊重孔子。
后来人们认为汉代祭祀灵星，是为了祈求丰年，与孔庙无关。
又见改灵星为棂星。
宋（南宋）元年以后，尤其是明清，这种建筑不仅置于郊坛、孔庙，还建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前或街旁、里前、路口。
也不仅用于祭天、祀孔，还用于褒扬功德，旌表节烈等等，于是灵星门不仅一变成为棂星门，而且再变为牌坊。
牌坊就其建造意图来说，可分为三类：
一类为标志坊；二类为功德坊；三类是标志科举成就的。
芜湖民俗:
婚事“六礼”
《尔雅·释亲》称“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
”古代称举办婚礼为结缡、合卺。
俗称结亲、成亲、成婚、完婚、合婚、圆房等。
《礼记·昏义》规定婚姻必履行六道程序：
“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
”后演变的主要过程如下：
托媒提亲。
俗称“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最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共和国成立后仍存媒人说合之俗，但婚姻自主、自由恋爱占主流；80年代后，城镇兴办有婚姻介绍所，报刊杂志以及电脑网上也通行征婚广告等联络方式。
合八字。
即将男女双方的生辰年、月、日、时配定天干地支共为八字，由算命先生来推算是否有“生肖冲克”现象，岳西等地流传《反婚歌》：
“从来白马怕金牛，羊鼠相逢一旦休，蛇见猛虎如刀割，金鸡见犬泪相流，灵猴与猪不同圈，蛟龙玉兔不到头”。
共和国成立后多数人均不迷信此道。
相亲。
分男相女、女相男之别，有相人、相家等项目，进行考察与交往，增进了解。
过庚。
又名传庚、传帖、下定等，即交换允婚庚帖。
帖名红绿简、鸳鸯书、允求书、小书子等，是书写男女各方的姓名、生辰及双亲名讳的喜帖。
男方在帖中书写“恭求”二字，女方以“敬允”二字回复。
共和国成立后已不流行此俗。
下聘礼。
又称过礼、行聘，即男方向女方送上彩礼。
视家境状况而定礼物丰薄，一般讲究有鸡、鱼、糕、糖双数份量，礼担披上红布，衬以柏枝、红枣、桂圆、花生等吉祥物，贴鲜红双“喜喜”字送上。
下聘后，男方每年还必须在端午、中秋、春节给女家奉送“节礼”走动。
此俗农村仍旧流行。
但因地域不同，彩礼送鸡的死活有别。
2002年4月，界首市一对青年结婚，新郎家出动两辆婚车前去接新娘，随车抬来的礼盒上挂有一只活鸡，新娘闻讯泪水涟涟，按新娘这方的婚俗，结婚之日应送熟鸡，送活鸡是当地办丧事的礼俗。
新郎与新娘家相距百余华里，婚俗却大相径庭，以致大闹婚礼，新娘拜完堂就回了娘家。
新郎一气之下状告到市法院，获准离婚。
足见婚俗并非小事。
选定婚期。
也称报日、择吉、过大书等。
事先议定婚期，请算命先生择定吉日，用红纸书写，男方备礼请媒人陪同送到女家。
黄山节令习俗
腊八：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因农历十二月称“腊月”，故名。
“腊八”一过，春节临近，家家户户要从腊八这天起，清扫屋宇灰尘。
当天要吃腊八粥，黟县、休宁县北乡一带还晒干豆腐，称“腊八豆腐”。
腊八过后，家家开始宰年猪，互相请吃杀猪酒，裹糯米粽，做米，煎油豆腐，炒花生、蚕豆，做芝麻糖、冻米糖等。
还要人家将婚嫁活动安排在这一天举行，故有民谣曰：
“腊八腊八日子好，多少大姑改大嫂”。
小年夜：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俗称“小年夜”。
前一天深夜，家家户户祭灶，供送“九田东厨司命灶君”上天奏事，俗称“送灶”。
祈求灶君在玉皇大帝跟前多说好话，保佑一家人畜平安。
小年这一天，家家堂前挂祖宗画，画上记载历代祖先名讳，或绘制祖先遗像。
设烛台香案，置贡品，接祖宗来家过年。
从这天起，家家户户清洗家具，拆洗被褥，扫除尘埃，干干净净迎接新年。
除夕：
谚云“赶忙三十夜，清闲初一朝”。
吃个年夜饭，午夜放个炮竹什么的，这与外地的差别倒是不大。
春节：
大年初一，大家都穿戴一新，幼辈向长辈拜年，大家依次向祖宗拜年，同辈之间也互相恭喜。
这一天，讲究忌讳，不动刀剪，不拿针线，不下锅煎炒（忌吵），不沾扫帚，不向门外泼水，不打碎杯碗器皿，不打骂儿童。
认为犯忌为不吉，本年就会有破财、生病及其他灾祸。
祁门县还有“喊年”的习俗。
即正月初一、初二两日，由村中年事最高的为领班，组织青年及男童，排成长蛇阵，挨家喊拜年，每至一户，由领班者高喊被拜年的当事人名字并加上称谓，或者说：
“向宝厅拜年”，或者以称谓喊拜。
受拜者旋即应声说“多谢大家来了”，喊年者齐复声：
“应该来的”。
别有一番意思。
元宵节：
正月十五闹元宵，家家户户吃元宵。
晚上还要送祖宗回山，在祖宗画像前摆上酒菜，焚香祭拜，家家户户还要张挂彩灯，徽州区岩寺镇的元宵戏灯最为盛行。
二月二：
农历二月二是土地爷的生日，古徽州称为“龙抬头”。
大约是因进入仲夏时节，雨水渐多，可以听到雷声了，所以有这种说法。
在农村，这一天农民忌下地，妇女忌拿针线清闲过一天。
绩溪县的规矩，这一天还有包扎一生糯米一个的粽子煮熟，祭拜土地神。
二月二又为百花生日，故又称“花朝节”，这一天，文人陈设百花，举行文昌会，比赛诗文。
其他的节令如清明、立夏、端午、中秋等，徽州地区也有浓厚的地区民族特色，我们将在以后的时间里继续推出。
滁州地方戏曲
凤阳花鼓戏：
是“凤阳三花”（凤阳花鼓、花鼓灯、花鼓戏）之一，因起源于凤阳县长淮卫，故又称“卫调花鼓戏”。
清代中叶，长淮卫一带盛行一种在山歌、号子的基础上形成的曲调，常被作为花鼓灯文场中的主要曲调来演唱，后来，艺人们吸收泗州戏与外来剧种的营养，根据说唱中的人物、情节、进行表演，逐渐向戏剧演变，至光绪年间，形成花鼓戏。
民国初期，凤阳花鼓戏进入全盛期，许多知名艺人如陈广仁、李西、乔成、顾怀功等，活跃于沿淮一带的农村舞台，经常上演的剧目有：
《吴汉杀妻》、《东回龙》、《西回龙》、《大隔帘》、《小隔帘》等70多出。
花鼓戏伴奏只有锣鼓，没有弦乐，其中的三大件（锣、鼓、钹）必不可少，演奏为４至６人，大多由演员兼任，讲究锣跟人，人跟锣，互为帮衬。
凤阳花鼓戏是“以唱为玩”的业余性质，解放前，演员皆为男性（女角由男性反串），唱腔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建国后，凤阳县人民政府曾两次抢救该剧种，先后两次成立凤阳花鼓戏剧团，并吸收女演员参加演出，他们将“凤阳三花”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创作出凤阳花鼓《全家乐》，国家领导人董必武观看后给予很大鼓励，由于没有经济收入，１９６０年，凤阳花鼓戏剧团又被撤销。
如今，花鼓戏所存曲调，仅供音乐工作者作创作素材。
阜阳民俗文化
地处南北文化分野交界线的阜阳，时时处于南北文化的交融、对流之中：
这里既流行“合关西大汉握铁简板放喉高歌大江东去”的豪放激越之音，如戏曲中的豫剧、京腔，妇孺能歌，也间有“合二八女郎执红牙板浅吟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缠磨婉约之韵，黄梅、越调亦常有耳闻。
阜阳的民俗文化堪称丰富多彩、斑斓多姿。
一、民歌
民歌：
阜阳民歌感情朴实，曲调流畅，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淮北特色。
曾经广为流传的有《逃荒》、《摘石榴》、《十大绣》、《看戏》、《货郎子调》、《李玉莲》等。
吹打乐：
乐器有班鼓、边鼓、手板、大锣、小锣、水镲、大镲、架排云锣、班笛、小喇叭等，音乐豪爽奔放，善于表现喜乐欢腾的情绪。
锣鼓棚子：
是船民鼓乐班，多以边舞边鼓的行乐出现，演奏气氛热烈。
响乐班：
以吹管乐为主，即唢呐班，用以婚丧嫁娶活动。
二、曲艺
阜阳在安徽省享有“曲艺之乡”的美誉。
据初步调，源于或流散全市的曲种有淮词、清音、莺歌柳、琴书、坠子、道情、大鼓、评书、三弦书、端公戏、灶书、莲花落、杠天神、讲圣谕、相声、大小铙等近20种。
三、舞蹈
阜阳民间舞蹈有40多种，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强烈的地域特色，其中花鼓灯舞蹈已蜚声海内外，自立于世界舞蹈之林而别具风姿。
龙灯舞：
是阜阳人民最喜爱的民间舞蹈之一。
表演时，整个龙灯摇头摆尾，蜿蜒起伏，时而上下翻飞，时而卷缩盘结，表演场面威武雄壮、气势磅礴，活灵活现，引人入胜。
斗牛舞：
是阜阳搬运工人从乡间生活中牛抵头的趣事中得到启发编排出来的。
斗牛舞语汇简单、粗犷、豪放，表现出搬运工人剽悍、爽朗、顽强的性格特征。
狮子舞：
表演时，由一男一女训狮武士各执绣球，引狮入场。
在热烈欢腾的锣鼓声中，扮狮人表演狮子的各种动作，如：
抖威、炸毛、摇头、摆尾及窜、跳、滚、扑、站、卧、翻等，还可表演上高桌、滚绣球、走梅花桩等高难度技巧。
三仙会舞：
流行于阜南朱寨一带。
表演时，3个高大的巨人，左右摇摆，前仰后合，在民间打击锣鼓伴奏下自由地表演。
肘歌舞：
肘歌由“座子”（执撑者）和“架子”（表演者）组成，内容以传统折子戏为主，在鼓乐配合下，且行且舞。
赶犟驴：
由民间老艺人李贺轩1935年创作，舞蹈表现新婚媳妇骑毛驴回娘家途中的趣事。
竹马：
从民间祭祀活动演化而来。
舞蹈时，锣鼓声声，旌旗猎猎，表现了马队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战斗场面。
打玉扇：
表现1对青年夫妇在赶会途中发生的趣事，二人载歌载舞，反映出青年夫妇爱情生活的甜蜜和美满。
花鼓灯：
早在宋代就在阜阳流传，属安徽省三大花鼓灯流派之一。
其表演形式是：
由“领伞”引出“鼓架子”（男演员）和“兰花”（女演员），上场表演歌舞，主要是跑队形。
传统的队形有走四门、五朵花、三引场、蛇蜕壳、别篱笆、满天星、二龙吐须等，全场队形变化均由领伞指挥，节奏欢快、气氛热烈。
四、文化活动
阜阳的传统庙会和民间灯会也是一条色彩斑斓的群众文化活动风景线。
传统庙会除开展大型民间商贸活动外，也利用庙会唱大戏、演杂技、说曲艺、玩杂耍等。
阜阳有名的灯会有界首灯会、颍州灯会、沙河灯会等，颇受群众欢迎。
五、戏曲
淮北梆子本称梆剧，又称高梆、土梆。
其源系秦腔传入阜阳后吸取当地流行的坠子嗡、灶王戏及民歌小调，逐渐衍化成具有淮北地方特色的梆子剧种。
寻找徽州的文化乡愁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在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诗句里,徽州是富贵华丽之乡。
与此对称的却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凄然。
古徽州本来山阻壤隔、地狭人稠,自然资源匮乏,出产难以自给,故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之说。
由此徽州男子年少就必须出门谋生,这就所谓“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了。
其实,徽州成为商业和文化的重镇,源于中国文化和经济南移的宋朝,一直到明清徽商迅速地崛起。
徽州各大族姓,均为魏晋之乱到唐末之乱中由中原迁移而来,不乏显赫世家贵族,保存至今的各家族谱均提到这一点。
每逢北方兵荒马乱,徽州特殊地貌便成了避难的天然屏障。
正如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最近播放的文化专题系列片《徽州》开篇的解说词那样：
“历史仿佛风雨中飘来荡去的孤舟,而徽州就是港湾。
”
定格的镜像片中的徽州指的是古徽州,古徽州包括安徽的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和现已划归江西的婺源,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里。
《徽州》共分10集,每一集都有一个贯穿全集的主题意象,分别是村落、会馆和城镇、书院、祠堂、牌坊、桥与人、黄山松和三雕、古戏台、新安江、齐云山等。
“用镜头来抢救存留下来的农耕时代的文化遗产,是电视人的一种文化自觉。
”《徽州》总策划、总撰稿杨晓民先生这样说道,“主题就是为了寻找和追忆故园的文化乡愁,通过电视的镜像来展现古徽州人的生存方式、伦理规范和文化创造,从而发掘徽州文化遗存背后蕴涵的内在文化精神。
”
《徽州》的素材不仅仅来源于博物馆的史籍,更多的是挖掘隐藏于民间的文化记忆。
在拍摄手法上,吸收了纪录片的表现手法,用讲故事的方法来传递内容,注重情节和细节。
经过精心挑选的故事,让徽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纷纷登场,这些人与事既包含了徽州的人文精神,又有很强的可看性。
徽州民居
比如第一集《前世今生》就是通过村落这一主题意象走进徽州,徽州村落是农耕社会文明的见证,通过对西递和宏村这两个村落的探源与考证,展现了徽州民居、民俗、小巷特有的风情以及徽州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观念。
第二集《八千里路》从三个徽商的故事娓娓道来,展现了侨居杭州的胡雪岩、侨居苏州的吴士东、侨居扬州的江春这三个徽州商人的不同的人生遭遇,展现徽商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诚信的经营理念以及亦官亦商的封建商帮意识。
其中大盐商江春的故事颇显徽商的豪绰。
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扬州瘦西湖游览的时候,感慨道：
这里的景色如果有了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
第二天,乾隆再次坐画舫游览瘦西湖,竟然看见一座竖立在湖边的白塔。
这一夜之间出现的白塔,就是江春用盐堆砌起来的。
除了“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之外,徽人十分重视教育,可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也因此徽州素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誉,私塾发达,人才辈出,仅黄山山麓一条小溪居然一沟三状元、三丞相,又如明代婺源坑头一门出了十多位进士,有“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之称,雄村明清两代出了40余个进士,现在还有牌坊“四代一品”和“父子丞相”。
《四库全书》收编著作总数3461种,其中徽人所著197种,占收编著作总数的十八分之一,嗣后名人著作更不少见。
矣欠乃一声屯溪篁墩是徽州新安士族的发源地,它在每一个徽州人的心目中的地位自是非比寻常。
要研究徽学、了解徽州人的历史,都要在这里寻根。
拍摄《徽州》,当然不能遗漏这里。
但是当摄制组走进篁墩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预想中的徽派建筑,而是另外一番景象,断壁残垣、满目荒凉。
当摄制人员和徽州老人交谈后,在他们绘声绘色描述的记忆中,似乎找到了想象中的篁墩。
但那样的篁墩永远留在了老人们手绘的五颜六色的地图上,是用水彩笔画出来的。
当他们问到程氏宗祠、程世忠庙的时候,篁墩的老人一脸的惆怅,指着手绘地图上红色的标记说,就在这纸上。
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对于中国来说,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太大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我们甚至不如周边的国家和地区。
杨晓民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拍摄《徽州》的另一层涵义,也有用镜头抢救历史文化遗存的意图,因为传统文化的很多遗存刹那间就会灰飞烟灭了。
剧组刚刚拍完的一些东西,第二次再去拍,就彻底消失了。
廉价,没有多大意义。
用镜头来发现、抢救、保存那些消失的或者即将消失的文明痕迹,是电视人的一种努力。
用镜头表达徽州,不是为了把观众带到过去的时代,而是展示、再现我们的先民们曾经有过怎样的一种生存方式、文明方式,这种方式进而又展示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它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塑造又有着怎样的引导和借鉴价值。
”
在《徽州》的每一集中分隔段落的,是一组由徽派建筑组成的插入画面,这组画面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一扇雕刻精美但却关闭着的门。
总编导壹周解释说：
“徽州文化就像一扇没有被打开的门。
”然而,历史渐行渐远的背影,犹如电视片开头矣欠乃的船声,只留下了那片山那片水中的徽州伫立。
鲍叔牙
颍上人（晋张处度《列子·力命》注：
“管仲、鲍叔牙并颍上人”），生卒年月无考，是春秋初期齐国德高望重的大夫，晚年被封为相国，以知人著称。
青年时与管仲是同乡好友，深知管仲的为人和才能，始终以礼相待，处处照顾，成为莫逆之交。
后因齐国内乱，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奔莒，管仲随公子纠奔鲁。
及襄公被杀，小白得内援回国，被立为齐君（即齐桓公），拟任鲍叔牙为相，鲍叔牙从大局出发，却而不受，并力劝桓公释管仲之囚，任管仲为相，自己甘居其下。
管仲也很尊重鲍叔牙，他常说：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公元前645年，管仲、隰朋相继去世，齐桓公再三请他为相，他才受任，在治理国政中，仍继续施行管仲的政策，使齐国保持霸主的地位。
后来人称颂高尚而亲密的友谊为“管鲍之交”。
他分金、让贤的美德传为千古风范。
原始文献：
《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
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
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
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
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
鲍叔遂进管仲。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遇，知时有利不利也。
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
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
《春秋左传·庄公十年》：
初，襄公立，无常。
鲍叔牙曰：
“君使民慢，乱将作矣。
”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鲍叔牙帅师来言曰：
“子纠，亲也，请君讨之。
管、召，雠也，请受而甘心焉。
”乃杀子纠于生窦。
召忽死之。
管仲请囚，鲍叔牙受之，及堂阜而税之。
归而以告曰：
“管夷吾治于高?
荩?
使相可也。
”公从之。
《春秋左传·昭公十三年》：
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
甘罗
生卒年月无考，战国末期下蔡（今颍上甘罗乡）人。
秦左丞相甘茂之孙。
年12做秦相吕不韦家臣。
当时燕、赵关系紧张，秦王赢政派刚成君蔡泽在燕3年，燕王把太子丹送到秦国做人质。
秦使张唐去燕国为相，企图跟燕国联合攻打赵国，以扩大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北）一带封地。
而张唐曾经替秦昭王讨伐过赵国，怕路过赵国时赵王挟恨报复。
吕不韦亲自去请张唐，唐仍不肯出使。
甘罗别出奇计，先以利害说服张唐，又自愿为秦国大使赴赵，说服赵王，先割5城与秦，以广河间，再联秦攻燕，掠地以偿。
赵王许约，发兵攻燕，取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30城，献11城给秦。
甘罗仅出使一趟，没用一兵一卒，取得5个城的地盘，还报秦王，深受嘉许，被封为上卿，并把从前封给甘茂的田宅赏赐给他。
甘罗高才不寿，死后葬于颍上城东35华里的颍水河畔。
明万历年间，颍上知县何豸为其墓立碑。
后因河水冲击，墓塌于河内。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安徽巡抚陈彝，在墓左二十丈的河岸上（今穆岗子南侧）堆土为坟，并立“秦上卿甘罗碑”于其前。
管仲
前723一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谥号敬，因以敬仲称之。
颍上人（今县北10公里管谷村）。
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
出身贫寒，早年与鲍叔牙游，合伙经商，因母老家贫，常受鲍叔牙资助，成为挚交。
齐襄公乱政时，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位，失败后，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为上卿，尊称“仲父”。
他治齐40年，对内政、经济、军事都进行了全面改革，制订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方略。
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论点，把礼、义、廉、耻看做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
他还特许在庶民中选拔人才，予以破格提升，重视奖勤罚惰。
并合理划分行政区域，把行政组织同军事编制相结合，统一军政领导，增强国防力量。
从此，国力大振。
对外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著有《管子》一书，共86篇，今存76篇。
乡间宴请习俗
潜山人历来重感情，讲礼节。
乡间宴请，是新朋维系感情的重要方式之一，因而，在宴请中逐步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礼仪。
有接有催。
乡间宴请一般都讲究“接”和“催”两个程序。
第一次接客，有的写请帖，有的口头邀请，等于提前发个通知，让被请的客人预先做好事务安排，腾出功夫接时出席。
第二次为催客，是在临近宴请时进行。
主要因为预约的时间长了，再来提个醒，以免客人忘记或记错了；并以此表示宴请的诚意。
不履行催客程序，客人会认为邀请不诚恳，多有避而不去的。
看重的，甚至为此闹得反目。
为婚、丧事宜举办的宴请，乡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亲戚不接不送，朋友不送不接。
”
席次安排。
乡间宴请时，席次的安排是很有讲究的。
宴请的席次，按宴厅的东西头和桌子横放直放两个方面确定。
乡间宴厅东西头，不是以自然方向定位。
无论哪种座向，背向堂轩后壁而立左边称“东头”，或称“大边”；右边称“西头”，为“小边”。
桌子缝横向放置的，叫“苏端”；纵向旋转的，叫“直端”。
坐席次序视这两方面情况加以区别。
桌子苏端的，贴堂轩后壁的那方，左边为一席，右边为二席；靠“东头”的那方，上头为三席，下头为五席；靠“西头”的那方，上头为四席，下头为六席；背向大门的那方是服务人员的座位，坐在左边的拿壶斟酒，坐在右边的专管端菜。
桌子直端的，靠“东头”的那方，上头为一席，下头为三席；靠“西头”的那方，上头为二席，下头为四席；贴堂轩后壁的那方，左边为五席，右边为六席；背向大门的那方，也是服务人员的座位，一样地左边斟酒，右边端菜。
举行大型宴请时，大堂堂正正轩可以同时摆两个桌子或四个桌子。
桌与桌之间，也有级次可分。
两桌并列的，左边为甲桌，右边为乙桌；两桌直摆的，上头为甲桌，下头为乙桌；四桌同开的，上头两桌为左甲、右乙，下头两桌为左丙、右丁。
桌子的摆列不能超过堂轩大弄，否则便不成席面。
一般的宴请，也可以在一般居室中摆宴席。
这个居室如果只有一道门户，便以有门的建议为服务座位，然后按桌子的苏端与直端，如同在堂轩那样区分席次。
如果这个居室开有两道以上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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