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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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
从一开始，中国的城市就存在着人为的规划。
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
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
《周礼考工记》。
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
它提出：
“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一系列理论。
这些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很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这种理论修建的。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思想。
在这些城市中，城市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成为一种“符号”，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
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正好符合了统治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是如此的深渊，甚至当代的很多城市规划中仍可见到它的影子。
《管子》。
相比《周礼考工记》的“符号理论”性，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也有很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这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和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
《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
《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
要“因天才，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
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
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
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
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
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
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
当然，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
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他们共同作用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富于个性的、人文之城。
宗教思想对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影响
前言
一个民族在创造自己的神话与宗教时,常把与自身的生存发展关系最密切的自然力——环境,当作首要征服与支配的对象。
原始人类通过辨析、利用环境,最终形成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即理想景观的原型。
正是在环境适应过程所形成的各民族文化深处的理想景观模式,引发了神话与宗教中关于“神境”“仙域”“乐园”之类的直观思辨,进而附会了一整套基于各民族文化心理的解释体系。
中国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中国神话两大源头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中的仙山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境域,以昆仑山、蓬莱三山为代表。
传说中的悬圃、姑射山、花果山，以及佛教中的须弥山等都属这种模式。
据《山海经》记载：
“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淮南子·地形训》记载：
“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上有木禾,其修五寻：
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丹水,饮之不死。
《列子·汤问》对于三山（五山）的记载：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间相去七万里。
”由此可知，无论是传说中的昆仑山还是三山（五山），都以强调空间隔离为主要特征，侧重于体现山体的高峻与隔绝。
中国神话中的这种神山和大海结合的景观模式,呈现出水围山绕样式,山上植物和建筑俱全,是个安全性强、生态环境特别优越的生存空间。
这种模式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园林建筑中“一池三山”的景观格局。
由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化积淀,不同文化理想景观模式的特点各有不同,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偏重于“围合”、“隐匿”,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模式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周代是它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定型时期。
周部族在文化定型时期主要在以岐山——长安以西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为活动地域。
这一地域,南有秦岭山脉,西北是黄土高原,是一个庇护性和可捍性很强的空间,具有良好的小气候,夏季雨量充沛,日照强,热辐射多,利于农作物生长。
由这一时期的生态经验和文化积淀来看,围合的、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是值得依恋和信赖的,是一种可供藏匿和依恃的天然庇护所,因而中国先民的理想景观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藏匿的、注重防守和偏于“内向性格”的景观模式。
西方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理想景观模式,以诸神聚居的奥林匹斯山为代表。
奥林匹斯山“位于希腊群山中,是凡人无法攀登的峻峭之山”，气候适宜,长满奇花异草,诸神在那里享受着幸福。
主神宙斯居住在陡峭的峰顶,其余诸神居住在各峰之巅,都居于空间重要位置,强调对制高点的占有和视控点的控制。
欧洲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区域，在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及沿岸地区度过其定型时期,随后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
欧洲先民的生活场所土地贫瘠,受地中海式气候影响,缺乏适宜农耕的土地和气候,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天然庇护所,使栖息地的捍卫行为失去实际意义。
因而欧洲先民没有支持一个集权社会的土壤和空间,稀缺的资源只能维持分散的小型城邦。
这些城邦以占据制高点的城堡为中心,城堡是财富的集聚地。
因而,欧洲人信赖的是以人工构筑的城堡,是对自身力量的信赖,在没有天然庇护所可以依恃的情况下，炫耀自身的强悍和对他人的震慑。
因而,欧洲人更强调对制高点的控制，与之相匹配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炫耀式的建筑景观。
神话传说模式对城市选址和布局结构上的影响
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更偏好隐藏于屏蔽式结构,选址多在远离尘世的幽静之所。
所谓“深山藏古寺”,将人文隐迹于自然,风格相对平和、含蓄。
一般会刻意对周围自然环境有所维护，中国古典园林建造中的山围水绕、“一池三山”的布局结构,表现就最为突出。
最集中地表现在皇家宫苑的建造上：
秦始皇建造规模空前的“阿房宫”,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神仙意境”的园林。
汉武帝时,“上林苑”建筑出现“一地三山”为主体的神仙意境。
北京的“中、南、北海”,南京的“玄武湖”等也是“一池三山”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欧洲城市的选址多是在聚落的中心位置,建筑上表现其宏大,注重装饰,体现出对自然的征服和对自身的炫耀。
古希腊的雅典卫城就是建于城内一个陡峭的山顶台地上，山势险要,从卫城内可看到周围山峦的秀丽景色,既考虑了置身其中之美,又考虑了从卫城四周仰望它时的景观效果,表现出了对于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
总结
作为一种对于居住环境的最高期望和美好理想,每种文化都对理想景观有独特的理解和想象，神话与宗教是原始的哲学和宇宙观,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文化思想,它们同所在地理环境中人类对生活实践的认识和经验紧密联系。
神话传说中的理想生活模式是人类早期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现实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当代建筑几种设计倾向
徐卫国
我们正处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期，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大量建设，给建筑师提供了无穷尽的设计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虽不能说中国建筑界形成了设计流派，但近20年的建筑实践，建筑设计思想的倾向性是明显的，现简述如下：
1、"民族形式"的设计不是新生事物，它是历史上传统复兴思想的延续，由于建造的不经济性和施工的不合理性，以及新建筑规模的扩大，建筑体量的庞大等等因素，"民族形式"的设计显现出不适应性。
2、当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现代主义"设计像开闸的洪水，迅猛发展，遍地生要，大量性建造的建筑几乎都按"形式服从功能"的思想设计，这一实用经济的设计思想仍将作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大量建筑设计的基础。
3、受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建筑符号学、建筑类型学、建筑心理行为科学等交叉科学理论的影响，建筑设计表现出一种"前卫设计"倾向，这一倾向的特点表现为形式构成模仿西方设计，追求奇特与动感，具有广告性及标志性，建筑类型集中于娱乐、商业及服务业建筑，具有商业化表现。
4、新西洋建筑指运用西洋古典形式就像商品包装，或是一种商业标签，若去掉这些附着物，完全是一付现代建筑的面目，这一设计倾向的出现其社会根源或许在于人们的崇洋心理。
5、"乡土设计"指在中国特定的地域文化圈中，运用自然生长的乡土建筑的形式、空间，甚至建造手段设计建造满足现代生活功能的新建筑，这一倾向试图留住地域建筑文化的根，但在追寻地方性的同时失去地方性。
6、智能化设计已有萌芽，随着高科技成果的不断出现，人们将完全进入信息社会，高科技智能化设计将成为21世纪建筑的主流。
人到暮年容易回首往事，社会发展到了世纪末，必然产生怀旧思潮。
世纪末的建筑界表现出浓重的怀旧情绪，被普遍认为影响美国设计领域的四大设计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过程设计及智能化设计，其中前三者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怀旧倾向，中国建筑尽管处在方兴未艾向成熟阶段发展时期，但20世纪末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建筑设计同样较大程度表现出对历史传统情有独衷。
历史何其相似，19世纪末西方折衷主义思潮是对过去的怀恋，随着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新建筑运动，现代建筑彻底否定了折衷主义的设计。
同样，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入、高科技成果不断出现，社会必然进入全信息社会，计算机网络将成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主宰，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彻底改变，公务员及企业职员只需在家办公，研究人员及学生也只要在家查阅图书资料和上课，家庭式独立地居住将多功能化……新的生活方式必然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建筑方式和设计，因而建筑的革命势在必行，势不可挡。
21世纪的建筑革命将以与高科技成果密切相关的建筑材料、建筑结构技术、建筑施工技术、建筑智能化管理以及建筑设计等技术手段为基础，彻底否定20世纪末开始并发展的怀旧倾向；建筑设计思想向宏观及微观延伸，建筑师不仅更多地重视建筑的社会影响，建筑对生态的保护以及建筑对人类生存的制约，而且更多地注重与人尺度相关的园林及室内环境的设计；建筑形式走向怪诞及平庸两个极端，形式的平庸是因为人们更多地重视建筑的软体和空间，形式可能像微机壳一样简单，形式的怪诞是因为建筑艺术为寻求存在的理由而故意创造神秘性，试图通过怪异的造型引起社会和公众的注目。
因而这种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智能化设计将成为21世纪的必然，但经过一段实践，像20世纪现代建筑一样，产生种种问题，比如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实质性的接触减少，建筑师又将致力于给人们提供会面场所的建筑努力，由此又将形成智能化设计之后的建筑设计思潮。
历史似乎在重复，但内容和本质发生了变化。
20世纪是人们享受工业革命成果的时代，现代建筑是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21世纪是将人们尽情享受信息革命成果的时代，智能化建筑将成为信息社会的必然产物。
挪威建筑师舒尔茨（NorbergSchulz）试图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来综合秩序与意义，提出“场所”理论、“居住”理论，揭示了“聚居”的“意义”。
总的看来，“欧洲大陆比较注重城市空间‘秩序’的探索，美洲新大陆则相对关注的是实体‘意义’的寻觅。
”
此外，科林·若（ColinRowe）则认为现代城市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形成，不同于帝王时代，在集中指导下的城市可以那么“统一”、“一致”，现代城市要由“局部”、“片断”组成，形成一个“拼贴画”（Collage）。
后现代以来的城市环境和城市设计有如下特点：
⒈创造出有情趣的城市空间环境；
⒉与当地的特殊景观和环境特征相联系，创造出有当地特征的环境和空间；
⒊强调步行街，阿伦·贾各布森在《观赏城市》（LookingatCities）中认为步行是可欣赏建筑局部、细部和城市细节的唯一方法；
⒋强调建筑细部、手工艺、艺术细节和空间环境的多元化。
80年代以来，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三个主要特征是郊区的继续扩展，城内的局部更新（以个别地段的改建为“诱因”或“触媒”），以及城市中心的全面复兴。
如巴黎德方斯新区、伦敦旧车站区改建、悉尼皮尔蒙特（Pyrmont）地区的改建，以及德国统一后柏林被定为首都，以保留国会大厦为前提，全面改建的市中心区等（图1、2）。
总之，现在欧美学者和建筑师们对城市设计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各种论著。
尽管对城市设计的定义，包括其目的、方法、范围、重点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城市是为居民建立的，城市居民是城市生活的主人。
城市设计不仅要为他们提供安全、有利健康、方便、舒适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城市环境，确保生活的私密性和愉快的社会活动；而且必须考虑城市环境（空间、风貌、形象）给人的感受，包括文脉的、时空的、文化的、心理的、审美的……等等，提高城市环境的质量，形成具有美感、时代感和整体感的城市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上文涉及的各种理论研究及城市建设实践，1957年“城市设计”作为课程科目出现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于1960年成立了城市设计专业。
北美其他大学陆续加入了这一行列。
60年代末英国开始设置城市设计学位课程。
于是出现了经过专业训练的城市设计师。
在从事城市设计工作的人员中，有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两类。
这两类人的观点、方法及结果都各不相同。
从实践的成果看，如果这两类人都经过城市设计的训练并密切协作，可以达到相互补充和完善的比较满意的结果。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城市规划和设计历来是不分的。
中国建筑艺术网讯：
作为新天津的标志性建筑，为充分反映天津的城市特点和岁月，体现城市的现代派风格和天津博物馆馆藏实力，为天津增添一份独特的文化气息，天津博物馆在设计上不仅要具有鲜明的现代风格，追求建筑自身的技术，设施先进、功能合理，而且要力争建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博物馆建筑。
天津博物馆与银河公园及天鹅湖共处一个城市公共空间，形成非常和谐的整体，并独具个性、赋予公共空间以自身的特征。
建筑造型引用仿生学原理，以独特的天鹅展翅的造型配圆形天鹅湖，经长189米的天鹅颈回廊导入主体的设计方案，使颈部羽翼及主体合理构成优美的外形，同时又保证了博物馆和周围建筑群体（外部空间）的完整和有机统一。
从总体城市空间上，又以较和谐。
建筑体量与周围空间相互对话，突出了博物馆标志性的地位，进而丰富了城市建筑群体的轮廓线。
天津博物馆以其独特的“天鹅”状造型，对传统的审美观念和博物馆造型带来一定视觉冲击。
2000年9月经国际方案招标，日本川口卫设计公司以“白天鹅”和“天鹅湖”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中标，3层博物馆以200米跨度的壳体覆盖，正中以170米长的天鹅颈回廊跨126米直径“天鹅湖”导入馆内，构成形态独特、造型别致的外部空间造型。
为实现“天鹅”造型，首先面临的是空间问题——暖通专业的大量取风排风，排烟口的设置和常规卫生间排气道等如何出屋面。
另外是如何保证“异形”壳体的屋面做法。
经优化方案，除利用屋顶形似“天鹅羽毛”的天窗作为部分排烟和自然通风的局部外，利用穹形网架内空间作为空调上部通风的走风道空间，往下利用屋顶出挑和倾斜环状的玻璃幕作为取、排风口，这就构成了球下部10°斜玻璃幕墙上的一卷铝合金百页。
为保证白天鹅的外形，屋面采用双层现场加工的金属板内置岩棉保温，其上，以韩国进口的白色镀瓷板饰面，屋面系统采用保温螺栓与球节点网架上檀条固定，共采用保温螺栓2万多个，构成了天津博物馆屋面系统的双层防水功能，即外面铝板环向搭接，径向压板做法和下部双层铁板现场压型，顺水向无接口的第二道防水构造。
为保证城市景观和博物馆地块区域要求，实施建设时将冷却塔等放在地面上的突出物，挖坑设于地下，其上用穿孔铝板和绿化小品装饰，保证了博物馆在不同街道的建筑景观和效果。
“天鹅湖”水深0.7米～0.9米，面积约一万平方米，为保证湖面景观，增设水处理和水景设施，外侧池壁做成水面静流效果，配合平行于天鹅径通廊的喷泉，结合夜景照明为主入口和天鹅湖提供一优美点、线、面相结合的水池景观。
冬季结合气候，水池底可作为人造滑冰场地，供市民休闲活动之用，建成后使用效果好。
古代风水学与城市规划
摘要：
我国古代风水学与古代城市规划关系密切。
本文详细分析了风水学的发展过程。
以及对古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多种影响。
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初步推断出，我国古代的风水勘舆学（以下简称风水学）是从商周时代（公元前16世纪至前7世纪）的占卜发展起来的。
所谓占卜，即是通过火灼龟甲观其裂纹，或是任意抽取一组笠草的数列，查对相应的卜辞，以推测事物发展前途的凶吉。
它是我国古代特有的预测学，盛行于商周的帝王和上层社会中。
著名的典籍——《周易》，即是周代一部卜笙辞书。
说风水学渊源于古代占卜，其理由，一是商周的占卜巳有相土勘察自然地理环境的内容，例如《史记》、《尚书》记载周代建洛邑，进行了占卜，二是至少到了西汉，占卜已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称之“术数”，术数之中包括了风水分支学科，《史记日者列传》说，汉武帝时，已有术数“堪舆家”；三是风水学的理论基础——阴阳五行学说，是建立在周易八卦基础之上的。
风水学的理论核心是如何使人的居住地数“，以求避免厄运，保佑家庭人财两旺，子孙长久荣富。
风水学家认定的”气数“，不外乎是山、水、土地、林木、气候等自然物质。
东晋郭璞在《葬经》中阐述的风水学定理，就是将土、水与风联系在一起，说：
“葬者（人土），乘生气也。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
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水可以聚气，山可以增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加上阳光作用可以影响大地气侯和生物生长，皆是组成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城市规划的直接对象。
古代风水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与城市规划结下了难解的姻缘。
风水学以其浓郁的文化内涵，受到历史的沉积而渗入到城市规划之中。
要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内在素质，风水学无疑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以下是从一些古籍和史料中整理出来的有关古代风水学的几个发展阶段的情况：
1.商代风水学处在朦胧状态。
当时的占卜完全信任苍天的“意志”。
已发现的“条商代甲骨卜辞说：
”王封建邑，帝若。
“这条卜辞只是是与否的答案。
《尚书商书》记载：
商代都城迁移过很多次，每次迁都，臣民们都有怨言。
《尚书汤誓》说：
”汤即胜夏，欲迁其社，不可。
《盘庚上》说：
盘庚五迁，将治毫殷，民咨骨怨，作盘庚三篇。
其中记载：
盘庚迁于殷。
民不适有居。
率吁众感出，矢言。
曰：
我王来，即爱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
不能胃匡以生，卜稽，日其如台？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
兹犹不常宁。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
“意即说，我们的君王迁来这里，是为了我们臣民不受伤害，如果我们不能互助，只有稽考占卜，将会怎样呢？
先王尊重天命，尚且不能长久安宁，不能常居住在一个地方，迁了五次，如果现在不承天命，就不知老天断定的命运。
从以上这些情况，可看出商代的卜问，尚不知自觉运用相上风水观念，建都活动处于听天由命自发状态。
2.西周原始风水学萌芽。
《尚书吕浩》说：
“在王为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光相宅。
”相宅即是原始风水学。
流传下来的记录周初500多年的民间文学作品《诗经》
也有不少类似相土记载。
如《绵》诗，记述周人自太王迁岐，文王创业建国历史：
“周原脱脱，茧茶如怡。
爱始爱谋，爱契爱龟，日上日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宜乃亩，自西祖东，周爱执事。
”“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说经过策划，又占卜问卦，该地适宜居住，于是决策建都，分出了东西、左右，将都城建设得很严整。
在《文王有声》篇中说：
“筑城伊域，作丰伊匹。
”〔意：
筑城要挖河，丰城由大小两邑相配合。
）“工公伊湘，维丰之垣”（意：
文王建国是一件大事，丰城修建了城墙）。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
维正龟之，武王成之，武王悉哉！
”（意：
文王进行占卜完都在镐，卜辞得到吉兆。
武王将都城建筑完成，真是一代君主i）最后说：
“丰水有芭，武王岂不仕，治厥孙谋，以燕翼子。
”（意说：
丰水之旁生长着美丽的芭草，武王的功业岂不在兴盛？
他顺民心传后代，造福子孙。
）从匕面可以看出，周代文王武王兴建的丰镐两城，是成功的，就中得益于一种“维龟正之”的原始风水理论。
《诗经》上的这些描写，是出于百姓的思想感情，应当说是很真实的。
《尚书吕浩》也记载这件事：
“维二月既望，越六口乙未，工朝步自周，则至于来。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
惟丙午脑，越三}]戊甲。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另一篇《太传》也说：
“其已得吉卜，则经营规度城郭，郊庙、朝市之位处。
”这些说，占卜与经营规度已结合起来，渗入城市规划。
3.东周‘春秋风水学呈多样化发展。
当时的东周是一个战争频繁、谋士众多、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理论很活跃。
在构城方法方面也有不少主张。
风水学随着筑城理论的完善而呈多样化发展。
一种是以伍子胃、范播为代表的“象天法地”、“相土尝水”理论。
如伍子胃在完成昊王构筑阴间城（今苏州）的任务时，建陆门八座，象天之八风，水门八座以法地之八卦。
范旅在规划国都时，其筑城法是“观天文拟法于紫宫，”城墙城门皆象夭门与地完成昊王构筑阴间城（今苏州）的任务时，建陆门八座，象天之八风，水门八座以法地之八卦。
范旅在规划国都时，其筑城法是“观天文拟法于紫宫，”城墙城门皆象夭门与地户。
另一种是以管子为代表的利用自然条件，依山傍水思想。
管子以地理环境和经济实用为出发点，提出选择都城，应当“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山。
高勿近早，用水足，……。
”指出要处理好山、水与城的关系，成为以后风水学理论的重要核心。
春秋时代各国建的都城，如齐临淄、吴阴间、淹淹城、赵邯郸，大多结合自然，因地构筑，呈不规则布局，这种情况，可能与受当时萌芽状态的风水学影响有很大关系。
4.秦汉风水学大量吸收天文观测和天体探索成果，同时，受天人感应哲理影响，迷信成分大大增加。
秦代在宫殿的规划建设中，大量使用模拟天体法。
《史记》载始皇童信阳宫，改名为极庙，象征天极，还把很多组宫殿，象征天空中的一些星座，将附近的山巅当作宫城的城网。
汉代，各种文艺作品和史籍，对天体日月星座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大里的墓葬出土的画象石，都有描述天体与动物的图案。
另外还有陶制的楼阁，说明天体问题，即周代提倡的“上律天时，下袭水土”的风水观念，更加影响城市规划。
在汉代，哲学思想继承了周代以易经为代表的阴阳五行思想，拓展为“五德经始”说，按“金、木、水、火、土”的顺序运转来表述历史的必然性。
其运转，认为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
每一德都有兴有衰，一个朝代的兴盛必得于“上天”赐予的一德。
为了适应五行的运转和符应，新的朝代及其统洽者，必须按照所占的德定出一套相应制度。
这套制度还包括明堂、郊祭、封禅等庞大内容，美其名日为“附以天意”。
这种天人感应理论（即独尊儒术），是西汉哲学思想家董仲舒创造的，受到汉武帝刘彻的赞赏，成为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至高统治思想。
可能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汉之后，以这种思想为基础，风水学蓬勃地发展起来。
汉代皇帝，相信在东海之中有仙人在仙岛上活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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