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若干问题1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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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在健全一套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的同时，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

在这次司法改革过程中，对司法组织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如前文所述，是相当有限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今的中国司法组织和人事制度没有必要进行改革，也不意味着中国不想对现今的司法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进行改革，而是表明基于在现行有关法律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对这方面制度的变革的进展比较缓慢。

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对今后应当如何选任法官已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说明得十分的具体，这就是：

从律师和高层次的人才中选任法官；

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五年之后从下级法院和社会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

结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

建立书记员单独系列。

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预示着中国今后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的基本趋势。

　　与法官选任制度密切相关的一项制度是法官资格考试制度。

中国现行的法官资格考试制度，实际上是法院内部的一种考试制度，它只针对已经进入法院工作的人员进行，而非面对社会。

这样的一种考试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社会上的优秀法律人才取得法官资格，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官的整体素质。

较中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中国的法官资格考试也是落后的，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从上述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上看，中国的法官资格考试制度自当发生相应的变化：

由面对法院内部逐步转向面对全社会进行。

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必然要求。

　　4、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司法改革的全面性

　　由于中国的这次司法制度改革是从基层开始，因此，改革显现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特点，即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就变革什么问题，但缺少对与该问题相关的其他问题的思考，由此使得问题的解决不彻底，总是处在治标不治本的状态中，或者是解决了老问题，新的问题有出现了。

出现上述问题，症结在于改革者对制度的相互关联性缺少应有的认识。

在改革中仅就司法中的某一个方面的制度进行变革，而不就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的制度进行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制度的变革是不可能进行的彻底的，或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不如，只对庭审制度进行变革，而没有对与庭审联系很密切的庭前准备程序制度进行变革，庭审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只要求主审法官要对案件的裁判结果的合法性负责，而不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变革，主审法官负责制就不可能贯彻得彻底。

在司法改革中，这些问题已经逐步被认识，从而改革也就逐步的推进，但司法制度改革中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的问题仍然是今后进行改革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一个问题。

　　引申制度之间相互协调的问题，自然会涉及到司法制度改革的全面性的话题。

司法制度改革的全面性，不仅仅涉及到改革的对象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关系到改革是否能够深入乃至最终能否取得预期的效用的问题。

司法制度改革的全面性，所涉及的主要是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问题，但与司法制度改革相关的一些问题，在司法改革中也是应当予以考虑的，比如，要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就必须注重法律人才的教育与培养，这就涉及到法律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

要减轻某项司法制度的负担，就应当注重开辟或者利用与该项司法制度具有类似功能的其他制度，这就涉及到司法制度与相关制度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问题；

要变革现行的司法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就必须对现行的行政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作变革；

等等。

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进行司法制度改革时应当认识到的。

　　体现司法公正，逐步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制度

　　在传统上，中国司法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司法工作也实行所谓的“一条龙”服务，表现为，立案机构与案件的审理机构不分、案件的审判机构与监督审判的机构不分、案件的审判机构与法院判决的执行机构不分，也就是实行所谓的立审合一、审执合一、审监合一，这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违司法的公正性。

在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提出了“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和审监分立”，目的就在于要改变传统的做法，实现司法公正。

在实践中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立案机构、审判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专门负责立案、审判监督和执行工作，以保证法院司法的公正、高效和规范。

　　三、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几点看法

　　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1、改革观念的滞后

　　在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司法制度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对司法的价值和司法的特征缺少正确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强调司法的政治化，忽视司法的中立性；

强调司法的大众化，忽视司法的专业性；

强调司法的目的性，忽视司法的程序性。

此外，还由于中国长期的实行计划经济，司法行政化的倾向在人们观念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在各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中，条文化的规章制度的变革相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要容易得多。

此次中国所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也反映了这一点。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是源于司法实践部门的感性认识，换句话说，是司法实践部门在工作中切身感到现行的司法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要求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

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轨迹也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中国此次司法改革缺少理性的认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司法实践，由于人们没有在思想上认识到司法制度改革的意义，在观念上并没有真正树立起进行司法改革的意识，执行有关的司法改革的制度也就不坚决、不彻底，这实际上也是为什么中国司法制度改革进展比较缓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2、改革步骤缺少统一的全盘计划

　　从近几年中国司法改革所进行的情况看，中国并没有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改革的机构，这实在是中国进行司法改革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纵观世界各国进行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许多国家都为进行司法改革而设立负责司法改革有关事务的专门机构，而中国却没有。

我并不认为外国有的，中国就应当有，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司法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使司法改革深入化和取得司法改革的实际成效，逐步建立有利于现代化、民主化的司法体制，就要对现行司法制度进行总体反思，实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要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没有一个专门性的机构来负责和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是很难的。

设立专门性机构为司法改革服务，是为了有效地保证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也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对中国应如何进行司法改革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安排，在司法制度改革实践中，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各自为战，各搞各的改革，相互之间应如何协调，则不得而知；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各个阶段应当变革和落实哪些制度，由于没有个统一的全盘规划，社会和司法人员也往往不甚明了，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司法改革的连续性差以及随意性强的现象，而使得司法改革处于一种茫然无序的状态，影响了司法改革的效果。

　　3、改革与严肃执法的关系

　　司法制度改革与严肃执法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改革应当是对原有的制度进行变革，而不仅仅是对原有的制度的落实，对原有的司法制度的落实，只是严肃执法，而非司法制度的改革。

另一方面，司法制度改革要依法进行，即改革要以法律作为根据，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而不可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

　　现在在司法制度改革实践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有时将落实已有的司法制度当成是在搞司法改革，比如，实行公开审判制度，这本来是在落实原有的司法制度，但在实践中却被视为司法制度改革了。

落实已有的法律制度不应当认为是在进行改革，否则，就降低了改革的目标要求。

另一方面，司法改革未严格依法进行，比如，以搞试点的形式来进行司法制度改革的尝试。

在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搞试点”，这在中国的审判方式改革中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全国许多地方法院在自己的审判方式改革的经验总结中都将此点作为经验之谈，如广东、上海、海南、辽宁的大连市等。

所谓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搞试点”，就是由省、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或省辖市的中级法院制定一些改革的方案，或者由有关的法院确定一些改革的方案，选择一个或者若干个法院按这些方案进行审判，经历一定时期之后，如果觉得这些方案在实践中可行，就在全省或全市的各个法院推行，反之则不予推行。

“搞试点”的作法，其结果是，在“搞试点”期间，试点法院与非试点法院，在对案件进行审判时，两者所依据的审判制度和程序是有所不同的，由此就有可能导致相同或相类似的案件，其在试点法院和在非试点法院的审判结果是不同的。

这样的做法，显然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再比如，有的法院改革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自行采取没有法律根据的措施，景汉朝先生所说有的法院在法庭上设立“审判监督庭”来监督法院的庭审，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这样的做法同样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

　　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趋势

　　1、司法独立与司法体制

　　在中国，司法独立是一项宪法原则，在司法组织制度和司法审判制度中也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规定。

但中国的司法独立制度与西方根据“三权分立”的学说所建立起来的司法独立制度是有相当的区别的，这在司法是否独立于行政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的宪法虽然规定司法机关要独立于行政机关，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的经费管理制度都与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其产生是源于地方的经济利益，但其得以真正的实现，则是依靠地方行政的力量。

地方行政之所以足以干涉、甚至左右司法，从体制上讲，主要就是因为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制度受制于地方行政。

对这一问题，在司法制度改革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已有清醒的认识，因此，要保证司法独立，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对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制度进行变革，使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能独立于地方行政。

这样的一种变革，是大势所趋，代表着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

　　加强法官的培训工作，提高法官的素质

　　如前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法官的素质在整体上不高，因此，如何针对现状提高现任法官的素质，也是此次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在这方面主要是强调了加强法官的培训工作，并相应的采取了一些措施。

具体的措施主要有：

一是将一些年轻的、具有大学学历并在法院工作过5年以上的法院干部委托有关的高等院校以培养研究生的方式代为培养，这些法院干部经代培后回法院工作，这项措施实施至20世纪90年代末停止；

二是最高人民法院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共同举办高级法官培训班，对一些具有较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中、高级法官进行培训，培训期为一年；

三是成立了法官培训中心，对各地法院的部分法官进行短期的培训。

上述这些措施的采取，使经过培训的法官的法律知识的系统性和法律的理论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提高法官素质的效果。

　　为了继续坚持对法官的培训工作，《人民法院改革五年纲要》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在20XX年前，分别对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正副院长、正副庭长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正副庭长轮训一遍。

20XX年后，法官每3年必须在国家法官学院或者其他法官培训机构集中时间脱产培训；

新任命的法官，必须脱产培训，学习专门法律知识、审判业务技能。

　　强化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实行法官交流和轮岗制

　　社会生活中的法官与常人有着相同的生活需求，但司法公正则要求法官应当与一般社会尤其是其所在社区保持适度的分离。

司法廉洁对法官也提出了样的要求。

　　在中国，由于相关制度方面的原因，法官任职一般多在自己出生地或自己长期生活过的地区，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情况更是如此。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人情关系就很有可能影响法官司法的公正性，“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就可能发生，进而影响到司法的廉洁，滋生司法腐败。

在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法院采取了法官交流和轮岗制度，以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减少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法官交流，就是不同的法院之间的法官在一定年限内相互的交换，原则上在法院系统内异地进行或者在上下级法院之间进行；

法官轮岗，则是在同一法院里，不同业务庭的法官岗位相互交换，而对法院的领导干部而言，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这就是，副院长实行分管工作轮换制，相近审判庭庭长岗位定期轮换。

对法院的院长，还实行与长期生活的地区异地任职的办法。

　　2、审判制度上的改革

　　审理前准备程序的改革：

减少庭前准备阶段法官的调查程序，实行“一步到庭制”。

　　中国传统的做法是，法官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案件审理之前，法官主动收集、调查证据，积极与双方当事人接触，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适用法律的有关意见，即在开庭之前，法官已对案件事实及处理结果形成了成型的意见，从而使得开庭流于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先定后审”。

而“一步到庭”则要求“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

这项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减轻法官庭前调查的负担，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同时也有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以体现民事审判改革要实现“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倡导法官地位中立”这一主流意识。

　　庭审制度的改革：

改传统的“纠问式”为“对抗制”

　　中国的传统做法是，在开庭时，由法官主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整个开庭过程中，法官向当事人提出庭前所确定好的案件争议的有关问题，由当事人予以回答，调查什么问题，就什么问题进行辨论，都由法官来确定，当事人居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而“对抗制”的适用，则要求法官居于较为超脱的中立地位，案件争议的问题、当事人的主张及支持当事人主张的理由均由当事人自己提出，并相互进行辩论，法院原则上根据当事人的辩论结果来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

这项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使法院的法官在形象及实质上更居于中立的地位，并充分调动当事人的能动性，赋予当事人积极有效的诉讼手段，为其运用该手段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时间，以实现程序公正。

该“对抗制”的实施，使得中国传统的、流于形式的庭审方式得以较彻底的改变，在中国审判制度史上构筑了一道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景线。

　　强调法官的独立性，实现“主审法官负责制”，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

　　中国的民事审判制度中设立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该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前者是法院独立审判，后者为法官独立审判。

法官独立审判，意味着不仅仅是法院之外的国家机构、团体、个人不得干涉法官审判，即使是在法院内部，任何机构和人员也不得干涉法官独立审判。

而法院独立审判，只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法院独立审判，而在法院内部，承办案件的法官则受到相当的约束。

具体表现为，合议庭审理重大、疑难的案件应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在对案件作出判决时要予以充分的考虑。

此种“看病的不开方，不看病的给处方”的断案方式，在前些年已受到有的学者的强烈批评.在这次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主审法官负责制”的措施，即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由主审法官负责，如果出现了错案，相应的责任也由主审法官承担。

该项措施的出台，目的在于体现法官审理案件的独立性，加强主审法官的责任心，促进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利于法官素质的整体的提高。

　　在实现“主审法官负责制”的基础上，近两年又提出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依《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8条的规定，该制度的推出，是为了“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的指挥、协调作用”，该规定还明确指出，“20XX年底前，对法官担任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条件和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建立审判长、独任审判员的审查、考核、选任制度。

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依审判职责签发裁判文书”“推行院长、副院长和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的做法。

”这些规定的确定，显然是为了加强合议庭的力量和提高合议庭的审判水平，而“随着合议庭职责的逐渐强化，院领导和庭领导具体审批案件的做法要逐步的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