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docx
《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
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
——能源相互依赖时代的战略选择
赵宏图
2012-11-2009:
48:
48 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京）2006年5期
作者简介：
赵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能源及战略资源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随着全球化和能源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具全球性，国际能源安全合作也逐渐由国别、集团向全球范围扩展。
在这种情况下，以能源独立为目标的传统能源安全观念和保障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为应对诸多共同风险与挑战，国际社会越来越需要加强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努力推动全球能源安全体系的建立。
关键词：
能源安全能源相互依赖对话与合作
近年来，随着能源形势的急剧变化，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在俄罗斯的大力推动下，全球能源安全问题将在2006年7月于圣彼得堡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上成为重要议题。
尽管各国对能源安全的理解和各自的战略目标不尽一致，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能源相互依赖的加深，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有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国际能源形势发展的重要议题和趋势。
一、能源安全越来越具全球性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前，能源安全问题还不突出，只出现在少数国家，且多发生于战争时期。
石油危机的爆发使能源安全问题范围扩大，但也主要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
近年来，随着能源消费和供应群体的扩大以及世界能源工业的日益国际化，能源安全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全球性特点。
与之相伴随，能源安全保障也逐渐由国别保障、集团合作向全球性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方向转变。
一般认为，能源安全问题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一次大战时期。
为保证战时石油供应，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在英国政府支持下成立了皇家石油供应委员会。
战争期间，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对同盟国实施包括石油在内的贸易禁运，德国海军也不断袭击驶往协约国的油轮。
二次大战期间，石油供应对战局的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交战双方都把维持和扩大自己的石油供应来源，限制、切断、摧毁或占领对方石油供应来源，纳入其大战略范畴。
其间许多重大战役，如日本攻占印度尼西亚、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以及盟军对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的大规模空袭等都与石油有关。
①就控制石油资源和运输的能力以及获取世界石油资源的条件而言，美、苏、英、法等同盟国较德、意、日轴心国占据压倒性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轴心国的失败。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能源安全更多地体现为军事安全，而以保障经济发展为目标、以能源稳定供应为核心的能源安全问题则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出现的。
二战后，世界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西方国家对石油、特别是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大幅度增加。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为打击以色列，对亲以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使国际油价上升了两倍多，导致西方国家出现了真正的能源乃至经济危机。
第一次石油危机对西方国家造成了沉重打击，促使其开始对能源安全问题予以前所未有的重视。
各国在加强国内能源需求管理、大力节能提效、抑制能源消费增速的同时，加强国际协调合作，采取政治外交等措施构建能源安全保障体系，其核心成果就是以国际能源机构为中心的能源安全合作机制。
1974年11月，在美国倡议下，西方16个工业化国家签署了协调能源政策的国际能源计划，建立了国际能源机构。
国际能源机构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发达国家集体协调与合作应对石油供应中断，其中建立和共同运用战略石油储备是其核心。
国际能源机构要求其成员国必须建立国家能有效控制的战略石油储备，并在“紧急情况”下共同分享石油储备，从而均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石油供应。
30多年来，这一应急协调机制共实施了两次。
一次是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当天，国际能源机构21个成员国以及冰岛、芬兰等国一起，决定每天向市场投入2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并实施消费限制，每日削减50万桶消费量，结果油价从前一天的32美元/桶跌至21美元/桶。
另一次是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导致美国墨西哥湾石油生产部分中断、国际油价大幅飙升后，国际能源机构随即启动应急机制，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国际油价随之回落。
从效果看，国际能源机构的应急反应机制是非常成功的，它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了较有效的能源安全保障。
但它存在两个历史局限性。
一是范围小，安全合作范围基本限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二是排他性，明显带有联合对抗欧佩克的色彩。
而且从后果看，西方国家为降低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而采取的石油来源多元化战略，虽然降低了自身的能源安全风险，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石油输出国的利益，抑制了其石油生产能力的提高，结果导致国际能源市场近年来在需求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剩余产能却大幅下降，供求出现结构性失衡，油价大幅上升，这反过来又使西方国家的能源安全问题再度凸显。
能源输出国方面，能源安全合作在较长时期内是以欧佩克为中心展开的，其核心任务是加强输出国的团结以维护其石油利益。
自1960年起，欧佩克多次调整政策，统一行动，并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成功掌握国际市场和油价的主导权。
但以欧佩克为核心的能源合作同样具有范围上的局限性和排他性，正是这种排他性和对抗性的能源政策在给欧佩克带来一系列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消极后果。
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削减能源消费和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导致20世纪80年代国际能源市场结构的变化和油价的不断下跌，欧佩克市场控制力大大下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能源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能源消费国与输出国之间的矛盾已大大弱化，其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同时，国际能源市场的参与者日益多元，能源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大。
因此，能源安全问题涉及的范围大大增加，能源安全合作也不断加深。
特别是为维护国际市场的稳定，以经合组织为代表的消费国和以欧佩克为代表的输出国间合作显著增多。
1991年，法国和委内瑞拉邀请有关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巴黎举行了第一届国际能源会议，以推动有关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
国际能源会议于2000年更名为国际能源论坛，至今已举办10届。
欧佩克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主动与国际能源机构建立“相互安全机制”。
在2000年9月成立40周年之际发表的《加拉加斯声明》中，欧佩克表示重视寻求同其他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保证以公平合理的石油价格持久稳定地向世界市场提供原油。
同时，欧佩克与非欧佩克国家、不同的能源消费国、消费国和输出国与运输过境国等之间的能源对话与合作也不断加强。
《欧洲能源宪章》逐步演变为世界能源宪章组织，合作与对话的对象不断增多。
七国集团自1975年首次首脑会议起，就将能源问题作为与会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日益重视能源对话，不时将能源问题纳入议事日程。
近来，能源需求的迅速增长和国际油价的大幅攀升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等使能源安全合作进一步超越了消费国和输出国的界限，扩大至全球范围，也使全球能源安全与合作提上日程。
在2006年初成为八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后，俄罗斯提出了在八国集团框架内讨论全球能源安全问题的建议并得到有关各方的积极响应。
2月上旬，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国集团财长会议把能源安全问题列为主要议题，呼吁推动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对话，以确保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3月中旬，八国集团能源部长在莫斯科召开能源会议，讨论了全球能源安全面临的政治、技术和生态等风险以及能源贫困问题，强调国际社会应通过提高市场透明度、运输可靠性和深化各国能源对话、加大能源领域投资等措施，共同制定全球能源安全战略，寻求建立全球能源安全体系。
与此同时，中、美、日、俄、印、欧佩克等诸多能源消费和输出大国及组织之间双边或多边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也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的范围将越来越宽，合作程度也将越来越深。
二、共同风险与挑战增加
与两次石油危机时相比，目前的国际能源供应形势有了较大改善，输出国实施禁运、主动切断供应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也明显减弱。
但能源供需地域失衡格局进一步加剧、能源环境问题日趋严峻以及能源地缘政治冲突与摩擦增多等，使能源安全问题趋于复杂，解决难度加大，加强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的迫切性显著增加。
从国际能源发展态势看，全球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不断攀高的油价将推动投资的增加和产量的增长，市场结构性短缺有望缓解，中长期内世界能源供应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但受资源限制，世界能源消费与供应地域失衡格局将进一步加剧。
从消费格局看，增长中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
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1994-2004年北美和欧洲（包括前苏联）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比重分别由29.6％和33.6％降至27.2％和29.0％，亚太地区则由25.6％升至31.3％。
②目前亚太地区已超过欧、美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区和第一大石油消费区。
据日本研究机构预测，在2000-2030年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长60％，其中亚洲（不包括日本）将占其增量的40％。
同期经合组织国家能源需求在世界所占份额将由59％降至47％，而亚洲所占份额将由20％增至27％。
③
在供应层面上，尽管近期内多元化趋势明显，但长远看对欧佩克的依赖将趋于加重。
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欧佩克石油产量占世界比重迅速下滑，1985年跌至29％，在世界出口市场份额从1979年的60％下降到1985年的35％。
④墨西哥、英国北海和美国阿拉斯加等石油产量也持续增长，到1982年非欧佩克产量第一次超过欧佩克产量。
近年来，俄罗斯、非洲、加拿大等地在世界石油供应格局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
其中，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在1999年止跌回升后，迅速由当年的3.05亿吨增至2004年的4.59亿吨，占世界产量的份额由8.76％增至11.9％。
⑤其出口量也大幅度增加，一度超过沙特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国。
同时俄还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其2004年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分别占世界的26.7％和21.9％。
⑥
但考虑到资源潜力和生产能力，未来世界油气供应对欧佩克、特别是中东国家的依赖将再度上升。
2004年，中东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世界的61.7％和40.6％，而其产量分别只占世界的30.7％和7.7％，⑦储采比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目前对于未来20年世界石油产量的预测，欧佩克、国际能源机构和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机构的预测存在较大差异，但它们对欧佩克地位的看法比较一致，均认为欧佩克产量份额将上升至50％左右。
据国际能源机构《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石油产量将由2002年的7700万桶/日增至2030年的12130万桶/日。
其中欧佩克石油产量占世界份额由2002年的36.6％增至2030年的53.4％。
欧佩克产量增量占世界的比重将由2010年的28.4％增至2030年的82.6％。
也就是说在2010年前，世界石油供应多元化趋势仍将得以维持，但此后世界石油产量增量的绝大部分来自欧佩克，世界对欧佩克石油的依赖将升至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水平。
未来能源消费和供应越来越分别向亚太和欧佩克集中使世界能源供需的地域失衡格局进一步加剧。
从消费国的角度看，越来越依赖局势不稳的中东等地区，增加了能源供应风险和在政治外交上被要挟的可能。
从输出国的角度看，其能源需求多元化的目标难以实现，经济命脉受消费大国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大。
同时，供需地域进一步失衡使国际能源贸易大幅度增加，供应链变长。
这不仅使运输成本显著提高，也使运输线因恐怖袭击和运输事故等发生中断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而对能源供需双方的利益都构成了威胁。
未来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另一能源安全难题，是持续增长的化石能源消费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能源的开采与利用是造成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环境问题也成为未来国际能源供应的重要制约因素。
随着生产技术、基础设施和能源市场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能源供应保障的安全较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国际能源安全面临的环境约束与挑战将越来越严峻。
而且能源环境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的生存，解决难度很大。
目前人类能源消耗以化石燃料为主，2004年化石燃料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87.7％。
⑧而且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受技术和成本制约，未来20年内世界能源供应结构将与目前大体相同。
同时，世界能源消费增长迅速，预计2002-2025年世界能源消费增长为57％。
⑨分析家们指出，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变暖要负70％的责任，而近20年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其中有75％是由于燃烧化石燃料所致。
全世界每年因燃烧化石燃料要向大气中排出200多亿吨二氧化碳，有关专家预测，1800年以后的200年中二氧化碳浓度大约上升了25％。
⑩目前尽管国际社会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未来与能源使用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仍将大大增加。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世界二氧化碳的排放将从2002年的24409百万公吨增加到2015年的33284百万公吨和2025年的38790百万公吨。
（11）就地区而言，2002年欧美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48.7％，预计2025年将降至39％，而同期新兴经济体将由38.5％升至49.6％。
（12）
全球气候变暖，将引发干旱、洪涝、酷热、严寒、飓风、暴风雪等一系列灾害性天气以及其他难以预料的后果，对人类的生活和生存造成严重威胁。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全球气候变暖已开始危及人类健康，全球每年超过10万人因此而死亡，到2030年这一数字可能达到30万。
考虑到需求的持续增长和常规石油储量的减少，如果全球能源消费提前转向非常规油气资源，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将大增，从而给全球气候带来灾难性影响。
燃烧化石燃料对环境所造成的另一大影响是形成酸雨。
据统计，由于二氧化硫排放引起的酸雨污染已扩展到中国国土面积的1/3，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6亿多人口受到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二氧化硫排放物的影响。
显而易见，这些环境方面的能源安全问题单靠一国或部分国家是不可能解决的，它迫切需要全球性对话与合作。
在地缘政治领域，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和价格的大幅上扬在加重了消费国能源不安全感的同时，提升了一些能源输出国的地缘政治权力，导致能源问题与诸多历史、政治和安全等问题相交织，使围绕能源问题产生的冲突与摩擦呈不断上升之势。
这不仅损害了有关国家的自身利益，而且将进一步加重人们的能源恐慌，恶化国际能源安全环境。
目前国际上围绕能源问题产生的摩擦与冲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心和对能源利润的追逐使有关国家间的能源竞争日趋激烈。
如有关大国围绕里海、中东、非洲和俄罗斯远东等地油气资源和运输通道展开的竞争与政治、外交较量。
二是部分能源输出国利用能源牌扩展国际政治和外交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有关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
伊朗新政府上台后在核问题上立场强硬，接连向美国叫板。
委内瑞拉、苏丹等也纷纷打出能源牌，通过开展能源经济合作不断扩大国际空间。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美国与同上述所谓“无赖国家”有能源合作关系的国家如中国、印度、日本及欧洲国家等的摩擦。
美国曾多次阻止日本、中国、印度与伊朗等国开展能源合作。
而俄乌天然气争端也引发了欧洲对俄罗斯作为可靠能源伙伴的担心。
三是有关国家间的领土争端与能源相交织，引发双边、多边乃至地区关系紧张。
里海周边国家围绕里海油气资源的划分所出现的矛盾与冲突、中日东海油气争端以及围绕中国南海油气资源的竞争等等，均与领土和边界争端密切相关。
能源竞争进一步恶化了有关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
这些冲突与摩擦如果进一步升级，不仅会对相关国家，势必也会对地区和世界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三、能源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在2006年初的《国情咨文》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政府提出美国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对国外能源的依赖，并制定了将对中东石油依赖降低75％的具体目标。
不论布什提出这一政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其背后或多或少反映的是寻求“能源自立”的安全保障思路。
但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能源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和能源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使能源自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与此同时，各国能源相互依赖加深和共同能源利益增多，也为国际社会扩展能源安全保障观念，通过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建立全球能源安全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推动能源相互依赖的主导力量是全球能源特别是石油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石油市场逐渐趋于多元化。
在国家层面，不仅生产国数量由20世纪50-60年代的20多个大幅增至50多个，而且油气进口国数量也越来越多。
在公司层面，参与者也大大增加。
目前仅勘探开发领域，除国际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国营石油公司外，还有许多独立的中小石油企业，加上石油贸易公司和石油精炼公司，介入石油市场者可谓不计其数。
随着参与结构的多元化，世界石油市场逐渐从垄断性向竞争性转变。
同时，石油现货市场、准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迅速发展，石油供应与需求间的贸易方式逐渐市场化，石油的交易数量和价格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供需平衡和价值比较，世界石油市场趋于一体化。
加之生产国与消费国间相互渗透、互相依赖程度大幅增加，影响市场与油价的因素显著增多，任何一方都已不能单方面长期控制市场和油价。
国有能源公司向全球化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国与消费国的相互依赖。
近年来，传统的国有石油公司在经营上也出现了国际化趋势，它们有相当一部分在向跨国石油公司方向转变。
除了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外，中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也在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据统计，2003年以来上游企业的并购案中，50％都是由国家石油公司进行的。
国有石油公司的国际化不仅使其与跨国石油公司的关系发生变化，也使石油生产与消费国的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正如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商业发展与并购部门高级副总裁约翰•耐特所言，“现在已经不存在能源的独立性了，我们必须开始讨论能源的相互依赖性”（13）。
历史上，消费国与资源国的矛盾曾经是国际能源安全领域的主要矛盾。
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资源国相继对外开放，这一矛盾已大大弱化，双方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相互依存。
随着石油这一战略物资的商品属性越来越突出，政治因素对国际市场的干预也有所减弱，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拉克、伊朗等国曾数次提出以“石油武器”来对抗“敌人”，但均未获得响应。
美国对利比亚、伊朗等禁运的结果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石油公司乘虚而入。
在和平时期，无论是消费国之间还是供应国之间的争夺，实际上都是对石油利润和石油市场的争夺。
争夺的目的是通过更多销售产品以获取高额利润，而不是限制其他国家消费石油。
争夺越激烈，全球投资就越充分，国际市场供应反而越充足。
经济全球化和能源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使许多国家日益成为命运相关的“共同体”。
如在东北亚，一旦发生能源危机，任何国家都将难以独善其身。
日本虽因拥有高达160天以上的石油储备，能保障国内能源供应，但若东北亚其他各国因能源供应不足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引发混乱，日本经济也将不可避免遭到沉重打击。
在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间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它们都需要稳定而可靠的能源供应。
双方在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若中国发生能源短缺而导致经济衰退也会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蒙上阴影。
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这主要源于对不稳定地区石油进口的担心。
但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总裁雷克斯（RexW.Tillerson）表示，美国试图取得能源独立是错误的认识，不进口国外石油是个坏主意，而且不可能。
（14）剑桥能源研究会主席丹尼尔•耶金也表示，“美国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能源自立的目标——这一术语在尼克松1973年石油禁运后首先加以阐述以来已经变成一种符咒——正越来越不符合现实”（15）。
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制约使许多消费国对外能源依赖不断加深，目前尚没有任何措施可在短期或中期提供经济和实际上可行的替代进口石油的方法。
而能源输出国虽大力发展非石油经济，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无法摆脱其国民经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
同时，消费国与消费国、输出国与输出国之间的能源和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能源市场的一体化，所有能源消费国和输出国都不可避免地在能源市场中互相制约和依赖。
四、趋势与前景
在全球化时代，能源安全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动体系，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安全而保证自身的安全。
世界只有一个石油市场，各国的能源安全有赖于全球市场的稳定，建立多边能源安全体系是消费国和输出国保护自身利益的根本途径。
不可否认，由于各国国情和利益的不同，有关国家对全球能源安全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分歧，能源安全目标也不尽一致，未来全球能源安全体系的建立将任重道远。
但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是大势所趋，未来国际能源安全合作有望在地区能源一体化、消费国与输出国合作、有关大国能源战略对话等多个层面全方位推进。
作为经济和能源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区域能源一体化的发展尤其迅速。
除了相对成熟的欧洲和北美能源市场外，其他地区或区域也加紧能源市场建设，正在成为近年来国际能源合作的一大亮点。
早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东亚国家就提出地区能源一体化构想，但直到近几年，东亚能源一体化才出现强劲发展势头。
2003年3月，“东盟10+3”成立“亚洲能源合作工作组”，以加强信息沟通。
11月，中日韩三国炼油企业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北亚能源研讨会上达成共识，计划通过“东北亚能源论坛”等多种形式进行接触，共同推动东北亚能源交易所的建立。
2004年6月，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第三次外长会议发表了亚洲能源合作的框架文件《青岛倡议》。
2005年7月，在柬埔寨举行的第23届东盟能源部长会议及第二届东盟和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上，与会国表示要进一步加强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研究石油市场和“东盟10+3”国家之间的石油贸易、能源供应多样性等问题，加强与中东和其他产油国的交流与合作。
同年10月，在韩国举行的第七次APEC能源部长会议就如何应对高油价和提高能源效益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建立由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的“APEC天然气论坛”，讨论促进能源投资和改善成员国投资环境等问题。
在拉美，能源一体化呈现由区域向地区扩展、多头并进的态势。
2005年6月召开的第28届南方共同体首脑会议就建立南美能源输送网络达成一致，计划在成员国间建设一个输气管网，把秘鲁的天然气输往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
10月16日，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它将成为南方共同市场的新成员国，这将进一步推动南美地区的能源合作。
2005年9月7日，加勒比能源首脑会议确定地区能源一体化计划和步骤，加勒比13国分别与委内瑞拉签署了关于委内瑞拉向其提供石油的双边条约、石油供应机制协议及各国分别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意向书等文件。
加勒比国家将每年举行一次能源部长会议，以协调各国的能源政策、策略和计划，解决出现的新问题。
同年12月7日，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签署《加拉加斯议定书》，寻求通过实现多国电力联网和建设天然气管道，促进三国能源联盟。
此外，墨西哥总统福克斯于2000年上台后，积极推动与中美洲地区的能源合作进程，以建立包括中美洲国家在内的统一的地区能源市场。
2005年12月13日，墨西哥、中美洲国家及哥伦比亚签署“美索亚美利加能源一体化计划”，该计划将耗资70-90亿美元，内容包括修建一条长16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建设炼油厂以及发电厂等。
在东南欧，为改善地区能源环境，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罗马尼亚以及科索沃八个巴尔干国家和地区于2005年10月25日签署了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