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60年驻黑龙江苏联专家撤退的回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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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60年驻黑龙江苏联专家撤退的回忆

关于1960年驻黑龙江苏联专家撤退的回忆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解决经济、科技等专业人才匮乏的矛盾和问题，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普遍存在的“派遣和聘请专家”的合作模式很快就在处于关系上升期的两国间得以实施。

然而，苏共二十大之后，随着中苏对国际、国内局势和政策的判断分歧的加剧，这种“派遣和聘请专家”的合作模式开始在彼此猜疑和分歧的积淀中变得日趋复杂和敏感，特别是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当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共施加压力和进行报复时，“派遣和聘请专家”合作模式之下的在华苏联专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中苏关系恶化的“牺牲品”。

下面拟以在外交部和哈尔滨等地搜集到的相关档案文献为基本史料，以聘用苏联专家较早、较多的黑龙江为研究对象，对1960年苏联专家撤退期间的思想动态作一考察。

沉闷：

不明真相，疑虑担忧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

25日，没等中国政府答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

31日，中国外交部复照苏联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

但苏方无视中方的抗议和力争，最终还是撤回了在华的全部专家。

根据档案资料，黑龙江省78名苏联专家及其135名家属，其返国工作从7月26日开始到8月21日结束，前后持续了27天。

在这个过程中，以8月4日中方宣读照会为转折点，该省苏联专家的思想动态前后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

　　在7月28日前，黑龙江省绝大多数苏联专家还不知道回国的事，只是个别人略有所知，但对被召回国的原因已有了种种猜疑，其说不一，如“现在很紧张，可能有战争”；“可能提前回国，局势紧张了”；“我们与你们有些争论”。

　　7月28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了全体专家及其家属会议，宣布了苏联政府召回专家的决定。

但在7月28日到8月4日这个阶段，由于不了解被撤回的真实原因，得到即将返国消息后的苏联专家情绪波动很大，普遍感到“太突然”。

大多数专家比较紧张，面无笑容，沉思不语，但工作还比较积极。

少数专家惧于压力，行动很谨慎，极少数人工作开始消极，甚至散布说：

“这是你们政府要我们走的”，“你们不需要我们了”等等。

据一〇一厂和一二〇厂分析，在这两个工厂的28名专家当中，表现较好的占32％，中间的占53.5％左右，表现不好的占14.5％左右。

面对苏联专家的这种疑虑和担忧，为了充分表达中国人民对在华苏联专家的诚挚谢意，中国政府善始善终地搞好送别工作。

根据外交部档案，8月1日，国务院就此对应当注意的事项发出专门通知，提出十点要求：

第一，在专家返国前，专家所在单位的领导同志应当抓紧时间，尽可能采取适当灵活的方式，表达我们对专家的惜别之意。

第二，在同专家接触交谈中，应当强调专家对我国建设的贡献、友谊和团结，不要涉及争论。

第三，利用专家在回国前的时间，对生产中一些迫切的疑难问题尽可能向专家询问，一定要注意保密。

第四，对返国的专家，不论其聘期是否届满，一律发给“中苏友谊章”，写感谢信。

第五，各专家所在单位都应分别为专家举办送别宴会。

不管专家是否出席，一定要正式发出请柬，并按时举行宴会。

第六，对专家和他们的夫人、小孩，都要送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礼品，并主动给他们一切方便和协助。

第七，当专家返国时，有关领导同志应当偕同自己的夫人、孩子，并组织本单位的职工或学生，带鲜花，到车站或机场热情送别。

在专家返国所经过的铁路和公路沿线，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发生对专家不安全、不友好或不礼貌的事情。

第八，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凡属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的，都应当虚心对待，并对专家表示感谢；属于误解的，应当根据事实向专家说明真相，必要时还应当给予书面答复。

第九，如其他兄弟国家专家或一般职工问到苏联专家撤退的原因时，只简单地答复这是苏联方面的决定。

第十，在进行上述工作的过程中，请各部门注意专家动向和反应以及工作的经验和问题，每天或两天一次电告国务院。

虽然是苏方单方面撤走在华专家，但中方从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出发，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政府作了性质明确的区分和对待，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送别工作的深入开展。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黑龙江省委及聘有苏联专家的市和基层单位在8月4日宣读照会前广泛开展友谊活动，分别举行小型送别宴会，对苏联专家主动访问，热情相待。

但是，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为了使中方不能很好地安排友谊活动，开始时佯装不知道专家要回国，后来又不透漏专家撤走的日期，企图使中方措手不及，工作被动。

针对苏联领事馆的这种态度，“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强书记和李剑白书记于8月1日召开会议，研究了前阶段情况，为了争时间争主动，避免领事馆阻碍专家参加送别宴会，并且在宣读照会以前使友谊活动再深入一步，省委决定提前在8月3日举行省市领导机关大型送别宴会”。

为了避开苏联领事馆的阻碍，黑龙江省委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在宴请当天才向苏联专家发出请柬，宴会获得很大成功，也将友谊活动推向了高峰。

当天晚上，又举行了招待晚会，并通过抓彩的方式向专家赠送了纪念品，还邀请了专家夫人、孩子参加，气氛异常热烈，扭转了前一阶段的沉闷局面。

有些专家表示，希望形势很快好转，那时候他们还要来中国；有些专家认为中方举办“比10年大庆还要好”的宴会同他们告别，很受感动；个别专家还对苏联政府召回专家的做法表示不满，如省地质局专家彼得洛夫说：

“以苏联人民正确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要撤走在中国的专家呢？

为什么不撤在印度的、在伊拉克等资本主义国家的？

”

震惊：

听取照会，反应强烈

在8月4日前，虽然通过中方各种友谊活动的开展，苏联专家的沉闷情绪开始有了一些转变，但由于不明真相，原有的猜测、疑虑和担忧有增无减。

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让苏联专家走得放心、舒心，黑龙江省有苏联专家的各单位遵照中央规定，经过认真研究和准备以后，在8月4日分别组织专家集会，向他们宣读了苏联政府照会和中国政府的复照。

宣读照会给苏联专家以极大的震动，整个局面发生了一个有利于中方的大转变，当时主要出现了以下两种情况：

　　首先，听取照会后绝大多数苏联专家情绪激动，态度严肃，心情沉重。

由于主要是采取集中宣读的方式，所以许多专家不便公开表态，有些在背后才表达自己的意见。

例如，哈尔滨一二二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王福海在8月4日上午10时向在厂11名苏联专家（缺席2名，1名生病，1名去领事馆）宣读照会后，该厂专家组长捷肯当场就表示，今天的会议对我们来说是突然的，要讨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但在下午，该厂的其他苏联专家工作热情都很高，其中斯维特洛说：

现在时间很宝贵，是黄金。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后，我还会回来一块工作。

谢苗诺夫对翻译说：

我没感到什么“委屈”的地方，我们是友好的，我们像好朋友似的分手，让我回国原因我已清楚了，但这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不谈政治，让走就走，让来就来，我相信不久还会派专家来，一切都会转入正常的、平坦的。

齐齐哈尔重型机器厂专家班钦科事后也说：

“这件事是不好的，帝国主义该造谣了。

”一〇一厂的专家高罗伯佐夫认为：

“工人阶级不能分家，总有一天会明白谁是谁非，到那时我们就会回来。

”少数几个专家如农学院的加钦克、地质局的彼得洛夫，由于是向他们单独宣读的，没有其他专家在场，所以当时他们就公开谴责了苏联政府的行为，并用事实一一驳斥了照会中捏造的所谓“事实”。

彼得洛夫说：

中国同志写文章、作报告自然是要拿自己的观点，至于苏联的专家和有关人员，又不是小孩子，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自己也可以分清楚。

三篇文章是在中国公开发表的，也不是专门为了专家，有了不同的看法，不是研究和讨论，而采取召回专家的做法，这不是列宁主义的。

苏联政府的“文件中提到的例子，可能是少数人的反应，如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应当很好地了解。

”“即使有些缺点，或者比文件里说得更严重，也不需要经过外交途径解决。

”“我的实际接触证明中国同志是欢迎苏联专家的。

这次出事以前欢迎，出事以后仍然欢迎。

如果不欢迎就会有别的表示了。

”加钦克认为：

苏联专家在中国，生活条件就像在家里一样。

至于像苏联照会当中提出的那些“根据”，哈尔滨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我个人从来也没有遇到过。

加钦克夫人也表示，“工作得很自由、很随便，哪有什么监视！

”关于这点，俄罗斯学者扎捷尔斯卡娅通过对解密的俄方档案材料分析也指出：

根据在哈尔滨工作的苏联专家证实，“苏联政府所得到的有关中国对待苏联专家态度的报告并非正确”。

其次，少数不友好的专家或专家组长在听取照会后情绪更为低落或提出责难。

如一〇一厂专家谢辽金，当时一支接一支拼命吸烟，吸到半截就熄了，一会儿又点一支，表现得很不安。

该厂专家组长费克里索夫在中方宣读照会后说：

“这样的重要文件，是哪个上级让你们向专家宣布的？

”“决定宣读以前，是否同专家的上级商量过？

”其实，这位具有苏联官方身份的专家组长心里也很矛盾，据他妻子讲，他白天装模作样，夜里却偷偷地哭。

　　总起来讲，通过听取照会，绝大多数苏联专家了解了事实真相，开始从沉闷的状态中走出来，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了支持中方的态度。

据一〇一厂和一二〇厂统计，表现好的苏联专家从起初的32％增加到50％；中间的从53.5％减少为39.3％；不好的从14.5％减少为10.7％。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通过集会集中向专家宣读的方式并不十分妥当，若更策略一点，效果可能更好。

如国务院就此发出的通知中所指出的：

许多单位的经验证明，向专家介绍上述文件，每次参加的专家人数越少越好，这样既可以谈得深透，又可以避免专家产生某种不必要的顾虑。

活跃：

联谊惜别，主动示好

从听取照会后到8月21日，黑龙江省绝大多数苏联专家情绪活跃，积极配合有关聘用单位的各种送别活动，主动示好，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生动场面，巩固和凝聚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为了使苏联专家安全、按时返国，按照中央指示，黑龙江省各相关聘用单位进一步采取既保护专家又满足他们适当要求的办法，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富有实效的联谊活动。

例如，根据哈尔滨电机厂送别工作总结报告显示，该厂以厂的名义、党委书记的名义、厂长的名义、总工程师的名义分别送给专家中国土产的托台漆器、竹器、木刻等作为纪念，专家十分感谢，一再强调中苏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该厂还于8月7日晚组织了60人的欢送宴会，并制定了详细的“宴请专家方案”。

在宴会上专家的情绪很高，席间党委书记、厂长赠送纪念章、感谢信，给苏联电力工厂、金属工厂等赠送锦旗及感谢信，专家十分感动。

别基高尔斯基说：

我永远也忘不了中国。

13日上午，厂领导及职工50余人到车站为该厂4位苏联专家送行，照相寒暄，气氛热烈，专家们和平时回国一样，身上佩戴着周恩来总理赠给的中苏友谊纪念章，表现十分友好。

　　另外，各聘用单位还对苏联专家进行生活上的广泛接触，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比如，苏联专家没有钱取订做的衣服，我们就花钱取出来作为礼品送给他们；欠钱的，主动通知他们可以不还了，他们怕留下字据，我们就当面撕掉；有病的我们主动地去照顾他们。

总之，人人都热情，处处讲友谊，使专家很受感动，中苏友谊的口号越喊越响亮，越来越多的专家对中国表示留恋，甚至有几个专家还主动透露苏联领事馆的活动情况。

　　难能可贵的是，在返国前的这段时间，苏联专家不仅与中国人民畅谈友谊，而且还尽可能地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术资料留给中方，或让中方复印、抄录和拍照。

例如，哈尔滨电机厂的苏联专家雷柯夫、罗曼诺夫、拉乌德根据技术上的需要给该厂留下图纸和技术资料共178份，带走及送领事馆的所有资料在带走和送走之前都无保留地交给该厂抄录复制，雷柯夫、拉乌德还把保存在宿舍里的图纸都拿到厂里给中方看或抄。

在其他单位，有些专家偷偷地把资料交给中方的工作人员；有的专家故意不锁抽屉；有的专家本来锁没坏也说坏了，叫中方的人去修理，并暗示可以抄录；有的专家还说：

“你们大胆地干，出了事我顶着。

”工具研究所的专家卡巴列维奇把历年来积累的全部资料交给中方复制，其中有一份比较机密的资料也给了，并且说：

“这份资料我很需要，这在苏联花钱也买不到，但是你们更需要，还是留给你们吧！

”需要强调的是，针对绝大多数苏联专家对中方的这种友好表现，8月5日，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强调，对于这些专家，必须尽一切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造成对他们返国后的不利情况。

第一，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都不要向上述专家索取原来属于专家的技术资料、工作笔记和教材等。

如专家主动借给我们或送给我们时，则可接受并表示感谢。

第二，在我们对于向专家借来的资料进行抄录或拍照时，一定要严格保密，并禁止在专家招待所内进行。

第三，如专家要回过去借给的资料时，一定要将原件按时归还，不得拖延时日，以便保护专家。

第四，对于同我特别友好的专家，除在个别交谈中，切忌对他表示过分热情和突出，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国务院上述保护苏联专家的详细规定和苏联专家自愿向中方提供技术资料的可贵行动，不仅进一步印证和加深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也从另一层面否定和抵制了苏联政府照会中所罗列的撤回专家的种种理由和赫鲁晓夫以牺牲国家关系为代价向中国政府施压的行为。

　　当然，在这一阶段，也有个别专家对中方的某些政策加以歪曲。

如齐齐哈尔重型机器厂专家塔拉克基，由于没有给他买到锁，他说：

“你们出这么多钢铁，怎么连锁也没有？

”又说：

“许多专家到你们这里都病了，没给治好，一到苏联就好了”等等。

不过，总起来讲，在得知事实真相之后，在中方热情友好的送别活动的感动之下，越来越多的苏联专家认识到中方对苏联政府召回专家的态度，对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的态度，对于苏联专家的态度；认识到虽然苏联政府单方面撤走专家，但中方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同他们告别，在他们回国的时候仍然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最终使得绝大多数专家对中方主动示好，恋恋不舍，有的专家在宴会上高呼中苏友谊万岁，为将来会面而干杯，不少专家在车站临别时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总之，从1960年7月26日到8月21日，经过中方揭露事实真相和及时有效的送别工作的开展，黑龙江省绝大多数苏联专家在返国前，无论从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经历了从沉闷到活跃，从消极到主动的发展演变。

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中方与苏联专家情感上的积极交流与沟通，不仅在中苏国家层面的关系逐渐紧张的不利“气候”下为维系两国人民团结和友谊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以后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创造了一定的诱导条件。

另一方面，绝大部分苏联专家把资料留给中方或让中方复印、抄录的友好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将赫鲁晓夫撤走专家给中方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和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保障了苏联专家走后工厂生产的顺利进行，也为日后中方的科研攻关，特别是一些重大领域尖端技术的突破和改进提供了帮助。

在苏联专家撤退的过程中，其思想情绪之所以能够发生如此积极的有利于中方的变化，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苏联专家工作的高度重视分不开，与渐趋优化起来的关于苏联专家工作的管理模式和配套机制分不开，与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与在华苏联专家所凝聚的深厚友谊分不开。

但是苏联专家思想动态的积极演变和所发生的积极影响却无法淡化人们对引发这一事件的原因的种种遗憾和迷惑，因为无论从当时中苏各自的利益需求，还是从国际共运和冷战格局的发展变化，都不具备令赫鲁晓夫必须撤走在华专家的客观条件，更何况这本身不仅有悖于中国政府避免将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层面的良好初衷，而且也使得中国政府所进行的为在华苏联专家创造更好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