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唐长孺先生琐记张忱石.docx

1、追忆唐长孺先生琐记 张忱石【追忆】唐长孺先生琐记 张忱石 唐先生的名字唐先生，姓唐名长孺。长孺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名字，汉代有宰相汲黯，字长孺。唐代名相刘晏的儿子刘执经，其字长孺。唐御史台精舍碑有监察御史辛长孺。长孺者，长子也，唐先生是长子，其弟名仲孺。长孺之“长”当读zhn不读chn。整理二十四史时，我们总是称“唐先生”，从来不提及他的名字，只有王仲荦先生称“唐长孺同志”，有意将“长”(zhn)字的声音读得很重，仿佛强调一下，唐先生的名字可不要读错呀。可是不少人，有的甚至还是学者教授，误读为唐长(chn)孺。唐先生常笑嘻嘻地说：“不少人叫我名字都叫错了，只有王先生叫得最对。”唐先生的名字不光容易

2、读错，还容易写错，把“孺”误写为“儒”。唐长孺先生整理二十四史的功臣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共分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为1958年至1966年5月，唐先生与陈仲安自1963年至1966年5月来书局整理北齐书、周书，因文革爆发，中止整理。地点：北京翠微路2号。第二时段为1971年春至同年秋，文化大革命中，传达戚本禹“指示”，说是要整理二十四史，是年秋，王关戚倒台，整理工作亦嘎然而止。地点：同上。第三时段为1971-1977年，唐先生整理魏书及晋书的“载记”，陈仲安先生整理北史，1974年工作完成。地点：北京王府大街36号。笔者曾经作过统计，整理二十四史前前后后约达十年，无论是约请来的外单位还是书局工作人

3、员，从头到尾，三个时段皆参与者仅四人而已，而武汉大学历史系就占二位，唐长孺、陈仲安两位先生，是整理二十四史的功臣。1963年，唐先生52岁、陈先生41岁，年富力强，治学之黄金时刻，他们牺牲了个人的著述，去从事一件既无名又无利的大工程，的确要有一种奉献精神的。尤其陈仲安先生，现在年青的同志，可能知道他的人不是很多了，故在此多记数笔。陈仲安(1922年4月-1994年1月)四川省长寿县兴隆乡(今重庆市长寿区)人。1944年就读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历史系。1945年休学。1947年赴武汉复学。1950年毕业，是唐先生早年的学生，因学业优秀留校任教。1963年唐先生来京整理二十四史，他作为助手，参与北齐书

4、、周书的点校，由此熟悉了古籍整理。1971年，陈仲安独挑北史。王仲荦先生多次对我说：“陈仲安才讲师，能胜任北史点校，现在全国大学里别说讲师，就是教授也不多。”王仲荦的北周地理志出版前，定要我将原稿远寄武汉，由陈先生审阅一遍，足见王先生对他的尊重。二十四史点校完毕，陈先生本有不少写作计划，他与谭两宜、赵小鸣编撰了北朝四史人名索引(1988年中华书局)。与王素撰写汉唐职官制度研究(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他还想撰写北史证误，拟以北史为纲，订正南北朝诸史之讹误，是一部读史札记。他做了不少卡片，以供撰著之用。陈先生是一位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他总想稍等等，学问更成熟时再撰写，年迁月变，错过时机，一场病

5、魔袭来，失去了工作能力。“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据说陈先生晚年时常翻弄卡片，对此发愣，为时已晚，无可奈何。陈先生比唐先生小11岁，于1994年同年病逝，甚为可惜。南王北唐二十四史中，魏晋南北朝史占有十二部，正好二分之一。这些史书是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中华书局对整理者，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三国志由书局人员、目录版本专家陈乃乾点校。晋书最早由哲学社会科学部吴则虞点校。隋书由汪绍楹点校。汪先生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临时工，其父是北京四大名医汪逢春，苏州人。汪绍楹先生未能克绍箕裘，悬壶杏林，而喜古籍整理。凡是读过太平广记(中华书局)、艺文类

6、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应当知道他的功力。剩下的九部史，由二个大学包了，即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南朝五史，由王仲荦先生总负责，参加者有卢振华、张维华;北朝四史，由唐长孺先生负责，参加者有陈仲安、姚薇元、石泉。不过后来姚、石两位先生没有做什么，当时中华书局对此概括为“南王北唐”。魏书的二条校勘记唐先生点校的北齐书、周书、魏书公认是二十四史点校本之样板，笔者实无此学识，对以上三史详作点评，这里只想讲一下魏书的二条校勘记。魏书修成，称为“穢史”，主要指责魏收的史德，他借修史来酬恩报怨。其实魏书文字讹误上，亦可称之“穢史”。乐志，清人卢文弨、严可均发现有阙，卢文弨曾据通典补得十六字，已为称奇。史学家陈垣

7、据册府元龟卷五六七补得289字，补齐全文。陈垣先生对此颇为自负，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影印明版册府元龟时，特别约请他撰写序言，其云“卢严辑佚名家，号称博洽，乃均失之交臂，致魏书此页埋没八百年，亦可为清儒不重视册府之一证”。其实魏书缺损文字还有，礼志四“所不服”至“会司空自为先帝所”(见点校本2801页10行至2802页7行)缺，补325字(见校记一五)。又刑罚志“决从真卖”至“唯买者无罪文然”(点校本2881页1行至同页11行)缺，补317字(见校记三)。假若魏书文字不通，犹如提示此处有问题，必须找有关典籍相校，撰写校勘记方能解决，如乐志那样，已属不易，今最为了不起的是，这二处文字属于“文义似乎可

8、通，无人疑有脱文”、“不加细察，文字啣接，似亦可通”，在这种情况，假若没有对魏书融会贯通、极为精熟;假若没有对一千卷巨著的册府元龟了如指掌，是根本做不到的。这二条校勘记是乾嘉学派学者没有发现的问题，由唐先生发现了、解决了，他毫无私心，无偿地写入校勘记，公诸于世，是何等的道德精神。我常想，若有人不写入校勘记，事后撰写论文，讲解其如何发现，论述其重大价值，亦无可非议。在整理二十四史时，亦有人不愿在校勘记上下功夫，并云“如果这样，我的书没法出了”。启功先生曾说：“标点上我绝不会出错，总不会之乎者也，把句号放在也字上头吧。看学问还是看校记。”唐公之校记，是此之谓也。魏晋南北朝史高手2011年6月3日上

9、午，中华书局在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二会议室举行“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先生发言说：“五十年代，在北京唐先生还不是有名的学者，但是，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出版，读后给人十分惊讶，的确是一位魏晋南北朝史高手，这段历史时期的制高点，差不多都被唐先生占领了，我们今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都会从他的著作中，发现重要的问题和得到结论。”田先生所言，可谓至理公论。近四十年前，我从整理二十四史的多位老先生那儿，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1972年春，我刚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与杨伯峻先生一起整理晋书。同王毓铨、周振甫一个办公室，他们二位在整理明史。有一次提到唐先生，王毓铨先生说：“五十

10、年代我刚从美国回来，不认识唐先生，读了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不禁眼睛一亮，为之一惊，哪儿来的唐长孺啊!”王先生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应美国太平洋史学会的邀请，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先秦经济史。五十年代回国，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研究所，著有明代的军屯、莱芜集等。他并不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但他对唐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史的精博，深为叹服。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他认为著述成功与否的标准是能否传后。他说：“我写的断代史，随着社会观点的改变和文物的出土，肯定会有人重写，不会传后，唐先生的论丛是会传后的。”启功先生是位著名的书画家、文史学者和文物鉴定大家，他参加清史稿点校。他读书多、见识广，

11、眼界亦高，他与唐先生最为交好，有时用双手在胸前一拱，口称“吾兄唐公”。对唐先生的学识人品，极为敬佩。保密工作做得很好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接班人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在山海关乘飞机仓皇出逃，碎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称之九一三事件。事后，有一段时间是严格保密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虽然这位副统帅早已身首分离、魂归异国，还以为他身体永远健康哩。林彪是接班人，这是写进党章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总要向全党全国人民作一解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文件传达。传达方式是先党内后党外，先中央后地方，先干部后群众，一级级、一层层的往下传达。1971年下半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刚刚

12、恢复业务，原来的翠微路办公楼被锅炉厂占了，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国务院机关事业管理局调拔了王府井大街36号原文联大楼，只是楼太旧太破了，正组织工人油漆粉刷。人员方面，绝大部分人尚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中华书局仅调回赵守俨等五人，商务印书馆亦差不多，但他们“掺沙子”，调进了一些外单位的人员，连同借调来整理二十四史的十几位老先生，总共才三、四十人，而且是两个单位，一套领导班子。向全体员工传达九一三事件，已经是这年的冬天12月。在此之前，社领导、各级干部、党员早已听过传达，即使尚未听过传达的一般群众，也从亲朋至友那里打听到了，林彪出事，已不是什么新闻，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那天，由第一把手汝晓钟传

13、达，他当过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江苏人，一口吴侬软语，为使文件传达得更清楚，他读得很慢。汝晓钟刚读文件开头几句即林彪、叶群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蒙古温都尔汗(大意)，陈仲安先生突然在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一声“啊!”嘴里自言自语讲着：“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一脸的迷茫，不知所措，在座位附近来回走动，当他抬起头来，看到所有的人目光正注视着他，陈仲安先生感到自己有些失态了，又回到座位上，会场又静了下来，汝晓钟又一板一眼把文件传达完毕。照例宣布各编辑室要根据文件精神学习讨论。大家三三二二离开时，汝晓钟又走到麦克风前讲了一句：“唐先生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陈仲安先生是唐先生五十年代的学生，三次跟

14、随唐先生进京整理二十四史，他们住在办公大楼三层一个套间里，外间为陈仲安，内间为唐先生，师徒二人，情同父子，同居一室。唐先生听传达文件要早于陈先生二十多天吧，可是他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从来没有向他的爱徒透露半点消息，那怕一点暗示亦没有。交党费1956年，唐先生被高教部评为二级教授，在武汉每月工资为260余元，要是在北京，能拿到280多元，这是地区差价的关系。在北京，大学生一毕业每月46元，第二年转为正式职工，工资为56元，所以唐先生是属于高薪阶层了，但唐先生生活上从来不追求享受。冬天，常穿一件中式棉袄，袖口上有油迹，有些脏，他视力不好，根本看不清楚，而且破了，棉花都露在外面，就这样冬天一直穿着。

15、吃，唐先生一日三餐都在食堂，那时食堂办得很不好，但从未见唐先生到外面饭店去改善生活，最诱人的是康乐菜馆，离中华书局只有二三十米，亦不去。也许年轻人会问，什么康乐菜馆?五十年代，这家菜馆在东单新开路，是一家私人小饭店，可是很有特点：一是小，三张半桌子，容纳不下几个人。二是用饭者必需为饭店主人(老板)留一座位，他若有空，会来同你一同用餐。当然饭店老板不会来同你抢吃的，主要是同你聊天，谈美食，传吃经。三是最为了不起的，这么一个小饭店厨师是二位女将，而且是一级厨师，叫罗蕙、常静。那时一级厨师很少，据说一级女厨，全国就他们二位，要是在今天，早就被大饭店高薪聘请当行政总厨去了。那时没有这些，不管多大本事，

16、都得老老实实地干活谋生。康乐的菜肴一向精美绝伦，就是极普通的一般原料皮蛋豆腐之类，经他们手一折腾，便别具风味。中华书局老人俞明岳，解放前在上海当过股票经济人、资本家，有点钱财，五十年代中华书局上海迁京，他是首批赴京人员，家眷没来，便到这家餐馆解决吃饭问题，成了老吃客。据俞先生说：“菜是做得好，当然价格亦贵，解放初，干部还是供给制，没钱上饭店。康乐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文艺界的名角，我到那儿见到过梅兰芳等不少京剧界名流，有一个人也去吃，不过是偷偷摸摸去吃。”我问：“谁呀?”“马老板，他是回民。”这家饭店虽小，却名闻遐迩，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法国前总理富尔来访问，据说这位总理大人下飞机就打

17、听这家小馆，最后还光顾了这家小饭店，连远在万里的法国巴黎的人都知道它。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也不知把这家小饭店刮到哪儿去了?1972年左右，忽然在王府井大街中华书局北边冒了出来，有几位老先生时常光顾这里，“文革”扣的钱补发了，消费得起，只有白寿彝先生不去，他是回民，上东来顺。我只记得唐先生只去过康乐一次。1972年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先生突然来访，这些老朋友，劫后首逢，大家都很高兴。王仲荦先生提议每人出资5元，招饮谭先生于康乐，唐先生去了，事后我从未见过他再去康乐享受美食。他在衣食上要求不高，有钱亦不去消费，把钱留下来交党费。我记得唐先生交党费是很大一笔数目，好像

18、是60元，为了把史实弄得准确无误，特地打电话到杭州正在女儿家养老的魏连科。他原是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后调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据魏兄说：“不是60元，而是120元，当年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中只有唐长孺、白寿彝两位党员，每月党费都是120元，正好是他们工资的一半略少一些，这一点我印象很深。”连科兄是1971年下半年与赵守俨等一同调回北京的，比我接触唐公要早半年，也许是他的记忆更准确，不管60元还是120元，在当年都是一笔大数目。但我还记得1973年左右，唐夫人王毓瑾女士带孙子来京探亲，那个月交党费时，唐先生还专门说明，这月因为家属来了，开销大，党费少交30元。夫人回鄂后，唐先生交的党费

19、又恢复了原来的数额。唐先生交党费这么多，当时是轰动了一阵子，有些人不理解，偷偷议论上了：“这老头子疯啦，党费按要求交就行了，再积极，加倍交不就齐了，干吗交这么多?”“你是借调来中华书局，工作单位、组织关系在武汉大学，要积极也应该到武汉大学去积极，在这儿瞎积极，武汉大学领导又不知道。”“留着吃点、喝点多好呀!”“哎，人家是高级知识分子，有钱!”唐先生是不是很有钱呢?不是的，有两件事我简单说明一下：八十年代，唐夫人王毓瑾女士重病住院，她没有工作，出院时要自理一大笔医疗费用，约有数千元，唐先生连同现款、存款、公债，仍然不够，来信希望预支山居存稿稿酬2000元。我与赵守俨先生商议，为防意外钱不够，决定

20、改为预支3000元，唐公很高兴，可是又迟迟拿不到这笔钱。原来当时邮局银根很紧，用顾客的汇款当做生意的周转资金，他们有意晚一周才给收款人。那时候唐先生的状况：夫人出院要钱，手头钱不够出不了院，预支稿费已寄来却拿不到，在医院里多住一天，要多开销一天钱，弄得非常狼狈，最后稿费收到了，夫人出院了，但因为迟出院一星期，多支付好几百元。另一件事，唐先生听说房改，要把现住的房子买下来，但他没有这笔钱，听说王仲荦先生的书卖了，价钱还不错，于是他来信委托我寻找买家。虽然我联系了好几家，但最后没有办成。从以上两件事，可见唐先生是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但交党费却很慷慨，充满了对党的一片赤诚。向党献赤诚，是不必挑地点和

21、领导在不在场的。买古董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不少人藏有几件古董。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之间，不少史书已经整理完毕或即将完毕，工作较为轻松，王仲荦先生便把收藏清人王原祁秋山红叶图专门从济南家中带来。请启功先生观赏。我记得邓之诚骨董琐记有秋山红叶图的记载，为此到图书馆把书借来，读了一遍。唐先生有没有收藏字画，我没有问过他。八十年代为约请陈仲安先生负责编撰北朝四史人名索引，我专门到武汉大学。唐先生为了酬谢我担任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责任编辑的辛劳，请陈仲安与我到他家中吃晚饭。那天傍晚，我们在唐家客厅茧香室的沙发上坐着，与唐先生聊天。唐先生说：“六十年代在北京整理二十四史时，星期天没事，常到西单商场旧书店去。

22、”我说：“西单商场旧书店我也去过几次，还买过一本学诗初步的线装书，是本很便宜的小书。”唐先生说：“我倒不是去买书，而是买字画。六十年代这些东西相当便宜，一把清人折扇才五元钱。我看到有的人买后把清人的字画撕掉，只要扇骨。我去的次数多了，同书店熟了，要是他们人不在，随便开开他们的柜子，看看有没有新货，都是无所谓的。”接着，唐先生指着沙发后墙上挂的一幅松树图说：“这幅松树图是清朝戴熙画的，松树的枝叶画得多好呀!”唐先生又详细介绍戴熙的生平起来，他说：“戴熙是杭州人，官做到刑部侍郎，咸丰间太平天国打杭州，守城的官员逃走了，戴熙退休在家，被乡绅推举出来守城。他是文官，守不住城，结果城陷被杀，落得个镇压农

23、民起义的罪名。由于这个原因，对他的画作评价亦不高，其实画得蛮好格。你猜我花多少钱买的?”我正在思考时，唐先生说：“我花三十元，合算吧!”他脸上呈现出十分欣喜的神情，可能只有捡漏才有的吧!不吃西瓜1974年夏，北京甚热，街上正卖山东德州大西瓜，一个西瓜少则十余斤，多达二十余斤，此瓜可谓个大皮厚，瓤沙味甜，嬉称其为大傻瓜。傍晚乘凉时，买来一个，放在办公室里，叫上住在大楼里的人都来吃，唐先生正从门口经过，便请他来吃西瓜。唐先生说：“我从来不吃西瓜。”整理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中只有王仲荦先生有糖尿病，不宜甜食，没有听说唐先生有这个忌口呀，为什么不吃消暑佳品西瓜呢?惜未详问根由。客串模特1989年秋，唐史学

24、会在西安举行，我刚入住宾馆四楼，唐先生就来看我。那时条件差，没有电梯，这四层楼是唐先生一步一步登上来的，不巧我又不在房间。当我回到房间，有人告我，刚才唐先生专门来找过我。我以为有急事，立即来到一楼找到唐先生。他说：“没有什么急事，主要是谢谢你费心担任山居存稿的责任编辑。”这是老先生多礼了，其实他们为书局整理二十四史前前后后干了十年，书局为了酬谢他们，几乎为每位老先生出过专著和论文集，似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担任责编，是本职工作，没想到唐先生还记在心上，专门来向我申谢。会议最后一天，组织参观兵马俑。与会者几乎都没有参观过这个世界第八大遗迹。唐先生与我在兵马俑博物馆前特地合影一帧，以存纪念。我

25、刚离开，唐先生就被一帮年轻人叮上了，纷纷要求合影。唐先生笑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一批又一批，一共有六、七批人，全部合影完毕，唐先生客串了一会模特，此亦可见他在年轻学子心中的地位。1989年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唐先生。参观完毕，在临潼购得特产石榴二枚。回京后将石榴子植于花盆，第二年居然长出小树苗，便移栽楼下空地，今唐公诞辰百年，石榴树种植已二十一年，每至夏日，榴花耀眼，红如火海，绿叶葱茏，亭亭如盖矣。我们是校友了七十年代一天晚上，与唐先生聊天，他讲起上海市区的变化。他说：“二十年代在上海，为躲避军阀战乱，我的父母搬家到爱文义路，亲戚来看望，一进门第一句话：啊呀!你们家搬场怎么搬到乡下头来了，真够冷静格

26、。”我说：“爱文义路我知道，现在叫北京西路。”唐先生说：“是呀，同南京西路不远，那时还很冷静，现在早已是市中心了。”我问：“唐先生你在哪儿上的中学?”他说：“圣约翰青年会中学。”“啊!”我惊叹了一声，对唐先生开玩笑地说：“我们是校友了。”唐先生是1924-1925年在那个学校读初中，我是1956-1959年读高中。我生于1940年，唐先生在校时，我还没有出生呢。圣约翰青年会中学是圣约翰大学的附中，十分不错的学校。解放后，圣约翰大学改为华东政法学院，附中改为上海市和平中学，脱离了从属关系。我说：“我读书时还有不少圣约翰青年会中学的老人，听他们讲过去这个学校的校庆特别热闹。”唐先生说：“是的，我读

27、书时，大世界老板的儿子把戏班子拉到学校里演戏。新世界游乐场的小开(指老板之子，即小老板忱石按)也拉来好几个戏班子，连演三天，校庆成了他们斗富的场地。”唐先生问：“你还记得瞿校长的名字吗?”我说：“我入校时，已不是他当校长了，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字号叫伯和。”怎么知道的呢?学校里有个亭子同瞿校长有关，我记得亭子前面的两根柱子上有一副对联，上题“纪念瞿伯和校长掌校二十周年”，上联“江左人文开后进”，下联“沪西名望属先生”。亭内中央有一小匾，题“雨沾近化”。显然这些都是歌颂瞿校长的教育功绩。亭子大约是四十年代造的，我上学时，常在亭子里游憇，记得这些情况。我对唐先生说：“瞿校长我没见过，但他

28、的儿子我认识，叫瞿鸿寿，在学校当会计，瘦瘦的，是个瘸子，据说是年青时踢足球踢断腿的。”唐先生说：“瞿德寿、瞿鸿寿兄弟俩同我是同学，踢球不要命，勇敢得不得了，我看过他们比赛。”过了一天，唐先生在楼道上告诉我，瞿校长的名字他想起来了，可惜当时未记下来，事隔多年忘却了。我为唐先生论文集当责编1980年，唐先生赴日讲学，临走时他交给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一包稿件。过了几天，赵守俨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唐先生要出一部论文集，为区别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以下简称论丛和续编)，此书全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以下简称拾遗)。唐先生有二个要求：一、在格式上仿照三联的论丛，直排繁体、有专名

29、线、注码在当页。二、在出版时间上最好1983年武大校庆纪念之时。”拾遗收唐先生1958到1982年间所写的十四篇论文和读史释词八篇，都是没有发表过的。为了编好这本书，我先到图书馆借来论丛，对其格式作了一翻探讨。三联的格式很好，怪不得唐先生要我们仿照呢。但亦有些瑕疵，例如其引文起行、回行一律低三格，这似乎不成其格式，为此我作了改动，变为起行低四格，回行低二格，与二十四史点校本里的诏书、奏疏、书信格式相同。注码一律用二十四史校勘记那中直排扁码，这是六十年代中华书局首创的，只有古代史编辑室在整理重要古籍中使用，格式上的二处小改动，使拾遗的版面显得美观整齐，亦体现中华书局特色。唐先生目力衰弱，稿件书写

30、上时常文字重叠，模糊难辨，为了减少排版讹误，我在编辑加工中一律改正清楚，原书写简体者改为繁体，有几份稿件过于凌乱者，特请编辑室秘书吴葆蓉同志重新抄写。全稿标线亦由我为之。征引典籍上，只有后汉书的卷数上极不统一，原来早期所写论文用的后汉书为线装本，近期所作论文用的后汉书为书局点校本，两种版本在处理司马彪志的原因，相差三十卷，为此作了统一。其他引文皆准确无误，唐先生视力甚弱，然其引文极少讹误，足见其对史料之精熟。拾遗之书名题签，由古籍小组负责人李一氓题写。当时疏忽，书上未予注明。岁月倏忽，事过境迁，现在知悉的人已很少了，故在此补上一笔，以存史实。唐先生从日本讲学归来，见到拾遗出版，从装帧到编辑加工

31、都非常满意。对我的标线甚为满意，他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张忱石不是当责任编辑，是搞古籍整理了。”1987年左右，赵守俨先生对我说：“唐先生来信，他还有些论文想结集出版，他指定仍旧要你担任责任编辑。”这样我又接手唐先生的第四本论文集的编辑任务，这就是后来的山居存稿，共收旧稿及近作二十九篇，其中已发表十五篇，未发表十四篇。格式体例与拾遗相同，编辑加工是极其琐碎之事，不值得在此言述，但有一篇稿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最后一篇稿子补元史张易传，张易是元世祖忽必烈宠任的汉人大臣，他在中统元年(1260)至元十九年(1282)在中枢任职二十余年，由于奸臣阿合马被杀事件受到诛连被杀，“既无碑志家传可据，明修元史

32、遂不为立传，清末柯劭忞撰新元史，屠寄撰蒙兀儿史记也没有补”，唐先生裒集元史和元人文集等有关史料，为之立传。这篇文章是1942年写的，那时元史语汇集成、元史人名索引等工具书尚未问世，我怕史料有遗漏，首任用元史人名索引逐条核对，发现绝大部分唐先生已采用，仅有少数几条不知是遗漏还是意义不大，有意扬弃，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泽咸先生，由他与唐先生商议，我记得后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抗战时期，兵荒马乱，时有敌机轰炸，难以专心治学，图书史籍匮乏，唐先生在收采史料上居然网罗无遗，实非易事。这是这篇文章给我的第一印象。其第二印象是，我根据台湾王德毅等人编撰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查到已有台湾学人在六、七十年代撰写了拟元史张易传，发表于学术刊物，唐文虽撰写于四十年代却从未公开发表，两人在使用史料上有何区别与雷同?这是我亟盼了解的，可是书局没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