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唐长孺先生琐记张忱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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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唐长孺先生琐记张忱石
【追忆】唐长孺先生琐记张忱石
唐先生的名字唐先生，姓唐名长孺。
长孺是中国古代常见的名字，汉代有宰相汲黯，字长孺。
唐代名相刘晏的儿子刘执经，其字长孺。
《唐御史台精舍碑》有监察御史辛长孺。
长孺者，长子也，唐先生是长子，其弟名仲孺。
长孺之“长”当读zhǎnɡ不读chánɡ。
整理二十四史时，我们总是称“唐先生”，从来不提及他的名字，只有王仲荦先生称“唐长孺同志”，有意将“长”（zhǎnɡ）字的声音读得很重，仿佛强调一下，唐先生的名字可不要读错呀。
可是不少人，有的甚至还是学者教授，误读为唐长（chánɡ）孺。
唐先生常笑嘻嘻地说：
“不少人叫我名字都叫错了，只有王先生叫得最对。
”唐先生的名字不光容易读错，还容易写错，把“孺”误写为“儒”。
唐长孺先生
整理二十四史的功臣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共分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为1958年至1966年5月，唐先生与陈仲安自1963年至1966年5月来书局整理《北齐书》、《周书》，因文革爆发，中止整理。
地点：
北京翠微路2号。
第二时段为1971年春至同年秋，文化大革命中，传达戚本禹“指示”，说是要整理二十四史，是年秋，王关戚倒台，整理工作亦嘎然而止。
地点：
同上。
第三时段为1971-1977年，唐先生整理《魏书》及《晋书》的“载记”，陈仲安先生整理《北史》，1974年工作完成。
地点：
北京王府大街36号。
笔者曾经作过统计，整理二十四史前前后后约达十年，无论是约请来的外单位还是书局工作人员，从头到尾，三个时段皆参与者仅四人而已，而武汉大学历史系就占二位，唐长孺、陈仲安两位先生，是整理二十四史的功臣。
1963年，唐先生52岁、陈先生41岁，年富力强，治学之黄金时刻，他们牺牲了个人的著述，去从事一件既无名又无利的大工程，的确要有一种奉献精神的。
尤其陈仲安先生，现在年青的同志，可能知道他的人不是很多了，故在此多记数笔。
陈仲安（1922年4月-1994年1月）四川省长寿县兴隆乡（今重庆市长寿区）人。
1944年就读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历史系。
1945年休学。
1947年赴武汉复学。
1950年毕业，是唐先生早年的学生，因学业优秀留校任教。
1963年唐先生来京整理二十四史，他作为助手，参与《北齐书》、《周书》的点校，由此熟悉了古籍整理。
1971年，陈仲安独挑《北史》。
王仲荦先生多次对我说：
“陈仲安才讲师，能胜任《北史》点校，现在全国大学里别说讲师，就是教授也不多。
”王仲荦的《北周地理志》出版前，定要我将原稿远寄武汉，由陈先生审阅一遍，足见王先生对他的尊重。
二十四史点校完毕，陈先生本有不少写作计划，他与谭两宜、赵小鸣编撰了《北朝四史人名索引》（1988年中华书局）。
与王素撰写《汉唐职官制度研究》（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
他还想撰写《北史证误》，拟以《北史》为纲，订正南北朝诸史之讹误，是一部读史札记。
他做了不少卡片，以供撰著之用。
陈先生是一位谨小慎微的谦谦君子，他总想稍等等，学问更成熟时再撰写，年迁月变，错过时机，一场病魔袭来，失去了工作能力。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据说陈先生晚年时常翻弄卡片，对此发愣，为时已晚，无可奈何。
陈先生比唐先生小11岁，于1994年同年病逝，甚为可惜。
南王北唐二十四史中，魏晋南北朝史占有十二部，正好二分之一。
这些史书是《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隋书》。
中华书局对整理者，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三国志》由书局人员、目录版本专家陈乃乾点校。
《晋书》最早由哲学社会科学部吴则虞点校。
《隋书》由汪绍楹点校。
汪先生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临时工，其父是北京四大名医汪逢春，苏州人。
汪绍楹先生未能克绍箕裘，悬壶杏林，而喜古籍整理。
凡是读过《太平广记》（中华书局）、《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应当知道他的功力。
剩下的九部史，由二个大学包了，即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
南朝五史，由王仲荦先生总负责，参加者有卢振华、张维华;北朝四史，由唐长孺先生负责，参加者有陈仲安、姚薇元、石泉。
不过后来姚、石两位先生没有做什么，当时中华书局对此概括为“南王北唐”。
魏书的二条校勘记唐先生点校的《北齐书》、《周书》、《魏书》公认是二十四史点校本之样板，笔者实无此学识，对以上三史详作点评，这里只想讲一下《魏书》的二条校勘记。
《魏书》修成，称为“穢史”，主要指责魏收的史德，他借修史来酬恩报怨。
其实《魏书》文字讹误上，亦可称之“穢史”。
《乐志》，清人卢文弨、严可均发现有阙，卢文弨曾据《通典》补得十六字，已为称奇。
史学家陈垣据《册府元龟》卷五六七补得289字，补齐全文。
陈垣先生对此颇为自负，六十年代，中华书局影印明版《册府元龟》时，特别约请他撰写序言，其云“卢严辑佚名家，号称博洽，乃均失之交臂，致《魏书》此页埋没八百年，亦可为清儒不重视《册府》之一证”。
其实《魏书》缺损文字还有，《礼志》四“所不服”至“会司空自为先帝所”（见点校本2801页10行至2802页7行）缺，补325字（见校记一五）。
又《刑罚志》“决从真卖”至“唯买者无罪文然”（点校本2881页1行至同页11行）缺，补317字（见校记三）。
假若《魏书》文字不通，犹如提示此处有问题，必须找有关典籍相校，撰写校勘记方能解决，如《乐志》那样，已属不易，今最为了不起的是，这二处文字属于“文义似乎可通，无人疑有脱文”、“不加细察，文字啣接，似亦可通”，在这种情况，假若没有对《魏书》融会贯通、极为精熟;假若没有对一千卷巨著的《册府元龟》了如指掌，是根本做不到的。
这二条校勘记是乾嘉学派学者没有发现的问题，由唐先生发现了、解决了，他毫无私心，无偿地写入校勘记，公诸于世，是何等的道德精神。
我常想，若有人不写入校勘记，事后撰写论文，讲解其如何发现，论述其重大价值，亦无可非议。
在整理二十四史时，亦有人不愿在校勘记上下功夫，并云“如果这样，我的书没法出了”。
启功先生曾说：
“标点上我绝不会出错，总不会‘之乎者也’，把句号放在‘也’字上头吧。
看学问还是看校记。
”唐公之校记，是此之谓也。
魏晋南北朝史高手2011年6月3日上午，中华书局在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第二会议室举行“《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先生发言说：
“五十年代，在北京唐先生还不是有名的学者，但是，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出版，读后给人十分惊讶，的确是一位魏晋南北朝史高手，这段历史时期的制高点，差不多都被唐先生占领了，我们今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都会从他的著作中，发现重要的问题和得到结论。
”田先生所言，可谓至理公论。
近四十年前，我从整理二十四史的多位老先生那儿，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1972年春，我刚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与杨伯峻先生一起整理《晋书》。
同王毓铨、周振甫一个办公室，他们二位在整理《明史》。
有一次提到唐先生，王毓铨先生说：
“五十年代我刚从美国回来，不认识唐先生，读了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不禁眼睛一亮，为之一惊，哪儿来的唐长孺啊!
”王先生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应美国太平洋史学会的邀请，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先秦经济史。
五十年代回国，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史研究所，著有《明代的军屯》、《莱芜集》等。
他并不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但他对唐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史的精博，深为叹服。
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他认为著述成功与否的标准是能否传后。
他说：
“我写的断代史，随着社会观点的改变和文物的出土，肯定会有人重写，不会传后，唐先生的《论丛》是会传后的。
”
启功先生是位著名的书画家、文史学者和文物鉴定大家，他参加《清史稿》点校。
他读书多、见识广，眼界亦高，他与唐先生最为交好，有时用双手在胸前一拱，口称“吾兄唐公”。
对唐先生的学识人品，极为敬佩。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接班人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在山海关乘飞机仓皇出逃，碎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称之九一三事件。
事后，有一段时间是严格保密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虽然这位副统帅早已身首分离、魂归异国，还以为他身体永远健康哩。
林彪是接班人，这是写进党章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总要向全党全国人民作一解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文件传达。
传达方式是先党内后党外，先中央后地方，先干部后群众，一级级、一层层的往下传达。
1971年下半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刚刚恢复业务，原来的翠微路办公楼被锅炉厂占了，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国务院机关事业管理局调拔了王府井大街36号原文联大楼，只是楼太旧太破了，正组织工人油漆粉刷。
人员方面，绝大部分人尚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中华书局仅调回赵守俨等五人，商务印书馆亦差不多，但他们“掺沙子”，调进了一些外单位的人员，连同借调来整理二十四史的十几位老先生，总共才三、四十人，而且是两个单位，一套领导班子。
向全体员工传达九一三事件，已经是这年的冬天12月。
在此之前，社领导、各级干部、党员早已听过传达，即使尚未听过传达的一般群众，也从亲朋至友那里打听到了，林彪出事，已不是什么新闻，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那天，由第一把手汝晓钟传达，他当过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长，江苏人，一口吴侬软语，为使文件传达得更清楚，他读得很慢。
汝晓钟刚读文件开头几句即林彪、叶群仓皇出逃，叛党叛国，摔死蒙古温都尔汗（大意），陈仲安先生突然在椅子上跳了起来，大叫一声“啊!
”嘴里自言自语讲着：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一脸的迷茫，不知所措，在座位附近来回走动，当他抬起头来，看到所有的人目光正注视着他，陈仲安先生感到自己有些失态了，又回到座位上，会场又静了下来，汝晓钟又一板一眼把文件传达完毕。
照例宣布各编辑室要根据文件精神学习讨论。
大家三三二二离开时，汝晓钟又走到麦克风前讲了一句：
“唐先生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陈仲安先生是唐先生五十年代的学生，三次跟随唐先生进京整理二十四史，他们住在办公大楼三层一个套间里，外间为陈仲安，内间为唐先生，师徒二人，情同父子，同居一室。
唐先生听传达文件要早于陈先生二十多天吧，可是他严守纪律，注意保密，从来没有向他的爱徒透露半点消息，那怕一点暗示亦没有。
交党费1956年，唐先生被高教部评为二级教授，在武汉每月工资为260余元，要是在北京，能拿到280多元，这是地区差价的关系。
在北京，大学生一毕业每月46元，第二年转为正式职工，工资为56元，所以唐先生是属于高薪阶层了，但唐先生生活上从来不追求享受。
冬天，常穿一件中式棉袄，袖口上有油迹，有些脏，他视力不好，根本看不清楚，而且破了，棉花都露在外面，就这样冬天一直穿着。
吃，唐先生一日三餐都在食堂，那时食堂办得很不好，但从未见唐先生到外面饭店去改善生活，最诱人的是康乐菜馆，离中华书局只有二三十米，亦不去。
也许年轻人会问，什么康乐菜馆?
五十年代，这家菜馆在东单新开路，是一家私人小饭店，可是很有特点：
一是小，三张半桌子，容纳不下几个人。
二是用饭者必需为饭店主人（老板）留一座位，他若有空，会来同你一同用餐。
当然饭店老板不会来同你抢吃的，主要是同你聊天，谈美食，传吃经。
三是最为了不起的，这么一个小饭店厨师是二位女将，而且是一级厨师，叫罗蕙、常静。
那时一级厨师很少，据说一级女厨，全国就他们二位，要是在今天，早就被大饭店高薪聘请当行政总厨去了。
那时没有这些，不管多大本事，都得老老实实地干活谋生。
康乐的菜肴一向精美绝伦，就是极普通的一般原料皮蛋豆腐之类，经他们手一折腾，便别具风味。
中华书局老人俞明岳，解放前在上海当过股票经济人、资本家，有点钱财，五十年代中华书局上海迁京，他是首批赴京人员，家眷没来，便到这家餐馆解决吃饭问题，成了老吃客。
据俞先生说：
“菜是做得好，当然价格亦贵，解放初，干部还是供给制，没钱上饭店。
康乐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文艺界的名角，我到那儿见到过梅兰芳等不少京剧界名流，有一个人也去吃，不过是偷偷摸摸去吃。
”我问：
“谁呀?
”“马老板，他是回民。
”
这家饭店虽小，却名闻遐迩，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法国前总理富尔来访问，据说这位总理大人下飞机就打听这家小馆，最后还光顾了这家小饭店，连远在万里的法国巴黎的人都知道它。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来，也不知把这家小饭店刮到哪儿去了?
1972年左右，忽然在王府井大街中华书局北边冒了出来，有几位老先生时常光顾这里，“文革”扣的钱补发了，消费得起，只有白寿彝先生不去，他是回民，上东来顺。
我只记得唐先生只去过康乐一次。
1972年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先生突然来访，这些老朋友，劫后首逢，大家都很高兴。
王仲荦先生提议每人出资5元，招饮谭先生于康乐，唐先生去了，事后我从未见过他再去康乐享受美食。
他在衣食上要求不高，有钱亦不去消费，把钱留下来交党费。
我记得唐先生交党费是很大一笔数目，好像是60元，为了把史实弄得准确无误，特地打电话到杭州正在女儿家养老的魏连科。
他原是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后调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据魏兄说：
“不是60元，而是120元，当年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中只有唐长孺、白寿彝两位党员，每月党费都是120元，正好是他们工资的一半略少一些，这一点我印象很深。
”连科兄是1971年下半年与赵守俨等一同调回北京的，比我接触唐公要早半年，也许是他的记忆更准确，不管60元还是120元，在当年都是一笔大数目。
但我还记得1973年左右，唐夫人王毓瑾女士带孙子来京探亲，那个月交党费时，唐先生还专门说明，这月因为家属来了，开销大，党费少交30元。
夫人回鄂后，唐先生交的党费又恢复了原来的数额。
唐先生交党费这么多，当时是轰动了一阵子，有些人不理解，偷偷议论上了：
“这老头子疯啦，党费按要求交就行了，再积极，加倍交不就齐了，干吗交这么多?
”“你是借调来中华书局，工作单位、组织关系在武汉大学，要积极也应该到武汉大学去积极，在这儿瞎积极，武汉大学领导又不知道。
”“留着吃点、喝点多好呀!
”“哎，人家是高级知识分子，有钱!
”
唐先生是不是很有钱呢?
不是的，有两件事我简单说明一下：
八十年代，唐夫人王毓瑾女士重病住院，她没有工作，出院时要自理一大笔医疗费用，约有数千元，唐先生连同现款、存款、公债，仍然不够，来信希望预支《山居存稿》稿酬2000元。
我与赵守俨先生商议，为防意外钱不够，决定改为预支3000元，唐公很高兴，可是又迟迟拿不到这笔钱。
原来当时邮局银根很紧，用顾客的汇款当做生意的周转资金，他们有意晚一周才给收款人。
那时候唐先生的状况：
夫人出院要钱，手头钱不够出不了院，预支稿费已寄来却拿不到，在医院里多住一天，要多开销一天钱，弄得非常狼狈，最后稿费收到了，夫人出院了，但因为迟出院一星期，多支付好几百元。
另一件事，唐先生听说房改，要把现住的房子买下来，但他没有这笔钱，听说王仲荦先生的书卖了，价钱还不错，于是他来信委托我寻找买家。
虽然我联系了好几家，但最后没有办成。
从以上两件事，可见唐先生是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但交党费却很慷慨，充满了对党的一片赤诚。
向党献赤诚，是不必挑地点和领导在不在场的。
买古董点校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不少人藏有几件古董。
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之间，不少史书已经整理完毕或即将完毕，工作较为轻松，王仲荦先生便把收藏清人王原祁《秋山红叶图》专门从济南家中带来。
请启功先生观赏。
我记得邓之诚《骨董琐记》有《秋山红叶图》的记载，为此到图书馆把书借来，读了一遍。
唐先生有没有收藏字画，我没有问过他。
八十年代为约请陈仲安先生负责编撰《北朝四史人名索引》，我专门到武汉大学。
唐先生为了酬谢我担任《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责任编辑的辛劳，请陈仲安与我到他家中吃晚饭。
那天傍晚，我们在唐家客厅茧香室的沙发上坐着，与唐先生聊天。
唐先生说：
“六十年代在北京整理二十四史时，星期天没事，常到西单商场旧书店去。
”
我说：
“西单商场旧书店我也去过几次，还买过一本《学诗初步》的线装书，是本很便宜的小书。
”
唐先生说：
“我倒不是去买书，而是买字画。
六十年代这些东西相当便宜，一把清人折扇才五元钱。
我看到有的人买后把清人的字画撕掉，只要扇骨。
我去的次数多了，同书店熟了，要是他们人不在，随便开开他们的柜子，看看有没有新货，都是无所谓的。
”
接着，唐先生指着沙发后墙上挂的一幅松树图说：
“这幅松树图是清朝戴熙画的，松树的枝叶画得多好呀!
”
唐先生又详细介绍戴熙的生平起来，他说：
“戴熙是杭州人，官做到刑部侍郎，咸丰间太平天国打杭州，守城的官员逃走了，戴熙退休在家，被乡绅推举出来守城。
他是文官，守不住城，结果城陷被杀，落得个镇压农民起义的罪名。
由于这个原因，对他的画作评价亦不高，其实画得蛮好格。
你猜我花多少钱买的?
”我正在思考时，唐先生说：
“我花三十元，合算吧!
”他脸上呈现出十分欣喜的神情，可能只有捡漏才有的吧!
不吃西瓜1974年夏，北京甚热，街上正卖山东德州大西瓜，一个西瓜少则十余斤，多达二十余斤，此瓜可谓个大皮厚，瓤沙味甜，嬉称其为大傻瓜。
傍晚乘凉时，买来一个，放在办公室里，叫上住在大楼里的人都来吃，唐先生正从门口经过，便请他来吃西瓜。
唐先生说：
“我从来不吃西瓜。
”整理二十四史的老先生中只有王仲荦先生有糖尿病，不宜甜食，没有听说唐先生有这个忌口呀，为什么不吃消暑佳品西瓜呢?
惜未详问根由。
客串模特1989年秋，唐史学会在西安举行，我刚入住宾馆四楼，唐先生就来看我。
那时条件差，没有电梯，这四层楼是唐先生一步一步登上来的，不巧我又不在房间。
当我回到房间，有人告我，刚才唐先生专门来找过我。
我以为有急事，立即来到一楼找到唐先生。
他说：
“没有什么急事，主要是谢谢你费心担任《山居存稿》的责任编辑。
”这是老先生多礼了，其实他们为书局整理二十四史前前后后干了十年，书局为了酬谢他们，几乎为每位老先生出过专著和论文集，似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我担任责编，是本职工作，没想到唐先生还记在心上，专门来向我申谢。
会议最后一天，组织参观兵马俑。
与会者几乎都没有参观过这个世界第八大遗迹。
唐先生与我在兵马俑博物馆前特地合影一帧，以存纪念。
我刚离开，唐先生就被一帮年轻人叮上了，纷纷要求合影。
唐先生笑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一批又一批，一共有六、七批人，全部合影完毕，唐先生客串了一会模特，此亦可见他在年轻学子心中的地位。
1989年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唐先生。
参观完毕，在临潼购得特产石榴二枚。
回京后将石榴子植于花盆，第二年居然长出小树苗，便移栽楼下空地，今唐公诞辰百年，石榴树种植已二十一年，每至夏日，榴花耀眼，红如火海，绿叶葱茏，亭亭如盖矣。
我们是校友了七十年代一天晚上，与唐先生聊天，他讲起上海市区的变化。
他说：
“二十年代在上海，为躲避军阀战乱，我的父母搬家到爱文义路，亲戚来看望，一进门第一句话：
‘啊呀!
你们家搬场怎么搬到乡下头来了，真够冷静格。
’”
我说：
“爱文义路我知道，现在叫北京西路。
”
唐先生说：
“是呀，同南京西路不远，那时还很冷静，现在早已是市中心了。
”
我问：
“唐先生你在哪儿上的中学?
”
他说：
“圣约翰青年会中学。
”
“啊!
”我惊叹了一声，对唐先生开玩笑地说：
“我们是校友了。
”
唐先生是1924-1925年在那个学校读初中，我是1956-1959年读高中。
我生于1940年，唐先生在校时，我还没有出生呢。
圣约翰青年会中学是圣约翰大学的附中，十分不错的学校。
解放后，圣约翰大学改为华东政法学院，附中改为上海市和平中学，脱离了从属关系。
我说：
“我读书时还有不少圣约翰青年会中学的老人，听他们讲过去这个学校的校庆特别热闹。
”
唐先生说：
“是的，我读书时，大世界老板的儿子把戏班子拉到学校里演戏。
新世界游乐场的小开（指老板之子，即小老板——忱石按）也拉来好几个戏班子，连演三天，校庆成了他们斗富的场地。
”
唐先生问：
“你还记得瞿校长的名字吗?
”
我说：
“我入校时，已不是他当校长了，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字号叫伯和。
”
怎么知道的呢?
学校里有个亭子同瞿校长有关，我记得亭子前面的两根柱子上有一副对联，上题“纪念瞿伯和校长掌校二十周年”，上联“江左人文开后进”，下联“沪西名望属先生”。
亭内中央有一小匾，题“雨沾近化”。
显然这些都是歌颂瞿校长的教育功绩。
亭子大约是四十年代造的，我上学时，常在亭子里游憇，记得这些情况。
我对唐先生说：
“瞿校长我没见过，但他的儿子我认识，叫瞿鸿寿，在学校当会计，瘦瘦的，是个瘸子，据说是年青时踢足球踢断腿的。
”
唐先生说：
“瞿德寿、瞿鸿寿兄弟俩同我是同学，踢球不要命，勇敢得不得了，我看过他们比赛。
”
过了一天，唐先生在楼道上告诉我，瞿校长的名字他想起来了，可惜当时未记下来，事隔多年忘却了。
我为唐先生论文集当责编1980年，唐先生赴日讲学，临走时他交给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一包稿件。
过了几天，赵守俨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
“唐先生要出一部论文集，为区别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以下简称《论丛》和《续编》），此书全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以下简称《拾遗》）。
唐先生有二个要求：
一、在格式上仿照三联的《论丛》，直排繁体、有专名线、注码在当页。
二、在出版时间上最好1983年武大校庆纪念之时。
”
《拾遗》收唐先生1958到1982年间所写的十四篇论文和《读史释词》八篇，都是没有发表过的。
为了编好这本书，我先到图书馆借来《论丛》，对其格式作了一翻探讨。
三联的格式很好，怪不得唐先生要我们仿照呢。
但亦有些瑕疵，例如其引文起行、回行一律低三格，这似乎不成其格式，为此我作了改动，变为起行低四格，回行低二格，与二十四史点校本里的诏书、奏疏、书信格式相同。
注码一律用二十四史校勘记那中直排扁码，这是六十年代中华书局首创的，只有古代史编辑室在整理重要古籍中使用，格式上的二处小改动，使《拾遗》的版面显得美观整齐，亦体现中华书局特色。
唐先生目力衰弱，稿件书写上时常文字重叠，模糊难辨，为了减少排版讹误，我在编辑加工中一律改正清楚，原书写简体者改为繁体，有几份稿件过于凌乱者，特请编辑室秘书吴葆蓉同志重新抄写。
全稿标线亦由我为之。
征引典籍上，只有《后汉书》的卷数上极不统一，原来早期所写论文用的《后汉书》为线装本，近期所作论文用的《后汉书》为书局点校本，两种版本在处理司马彪志的原因，相差三十卷，为此作了统一。
其他引文皆准确无误，唐先生视力甚弱，然其引文极少讹误，足见其对史料之精熟。
《拾遗》之书名题签，由古籍小组负责人李一氓题写。
当时疏忽，书上未予注明。
岁月倏忽，事过境迁，现在知悉的人已很少了，故在此补上一笔，以存史实。
唐先生从日本讲学归来，见到《拾遗》出版，从装帧到编辑加工都非常满意。
对我的标线甚为满意，他曾讲过这样一句话：
“张忱石不是当责任编辑，是搞古籍整理了。
”
1987年左右，赵守俨先生对我说：
“唐先生来信，他还有些论文想结集出版，他指定仍旧要你担任责任编辑。
”这样我又接手唐先生的第四本论文集的编辑任务，这就是后来的《山居存稿》，共收旧稿及近作二十九篇，其中已发表十五篇，未发表十四篇。
格式体例与《拾遗》相同，编辑加工是极其琐碎之事，不值得在此言述，但有一篇稿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最后一篇稿子《补元史张易传》，张易是元世祖忽必烈宠任的汉人大臣，他在中统元年（1260）至元十九年（1282）在中枢任职二十余年，由于奸臣阿合马被杀事件受到诛连被杀，“既无碑志家传可据，明修《元史》遂不为立传，清末柯劭忞撰《新元史》，屠寄撰《蒙兀儿史记》也没有补”，唐先生裒集《元史》和元人文集等有关史料，为之立传。
这篇文章是1942年写的，那时《元史语汇集成》、《元史人名索引》等工具书尚未问世，我怕史料有遗漏，首任用《元史人名索引》逐条核对，发现绝大部分唐先生已采用，仅有少数几条不知是遗漏还是意义不大，有意扬弃，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张泽咸先生，由他与唐先生商议，我记得后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动。
抗战时期，兵荒马乱，时有敌机轰炸，难以专心治学，图书史籍匮乏，唐先生在收采史料上居然网罗无遗，实非易事。
这是这篇文章给我的第一印象。
其第二印象是，我根据台湾王德毅等人编撰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查到已有台湾学人在六、七十年代撰写了《拟元史张易传》，发表于学术刊物，唐文虽撰写于四十年代却从未公开发表，两人在使用史料上有何区别与雷同?
这是我亟盼了解的，可是书局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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