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陆机《平复帖》是章草吗Word格式.docx

1、后世史家基本上都赞同张怀瓘对草书发展的看法。虽然有的史家对史游是否作章草、张芝能否创今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歧议，但对隶草演进为章草，进而又演进为今草的直线发展轨迹并无异见。即便在近现代有大量汉代简牍帛书出土，两汉魏晋的民间墨迹面世之后，遍阅当代书法史的论著，如胡小石、郭绍虞、郭沫若、郑诵先、罗君惕、高二适、徐邦达、商承祚、王靖宪、黄简诸位先进均未对此提出怀疑的意见，草书系统直线发展的轨迹已成定论。笔者根据古文献和当代书史研究的成果，以及与出土文物相印证，对草书系统发展轨迹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就教于海内同仁。一、划分隶草、章草、今草的界线 “隶草”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一文：“盖秦

2、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亦称：“汉兴，有草书。”秦末与汉兴时代相接，许慎这里说的草书，即是隶草。在简牍未出土时，前人不知隶草为何物，故刘熙载云：“隶书杨孟文颂命字，李孟初碑年字，垂笔俱长两字许，亦与草类。”3康有为亦云：“冯府君、沈府君、杨孟文、李孟初，隶中之草也。”4而我们现在看到大量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的墨迹，其中有不少隶书的草写，方知“隶草”的真面目：在汉武帝时期的临沂银雀山守备等简和敦煌天汉三年简，书写时已具草势。而在新莽和东汉初期就能见到完整的隶草简牍（如始建国五年殄灭简和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建武三年简和武威医简）

3、。至于稍后年代著名的永元兵器册，更是草写得潇潇洒洒，挥洒自如。这些真正的隶草和刘熙载和康有为所言的“隶中之草”完全是两码事。只有现代的条件才能准确无误地认识到隶草的真面目。 汉时的文献中把书写得简易急速的字普遍统称为草书，如赵壹的非草书、崔瑷的草书势，直到西晋时卫恒的四体书势、杨泉的草书赋亦仍如是称之。即便在汉代后期已出现了杜操、崔瑷、崔寔、张芝、姜孟颖、梁孔达、田彦、韦诞、罗叔景、赵元嗣、张超、卫瓘等众多有名的书法家，所写的草书在名称上并无章草、今草之分。而章草之名，实始于后世的南朝初期，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高平郗愔，晋司空会稽内史，善章草，亦能隶。”又虞龢论书表记王羲之以“章草答庾

4、亮”，及庾翼复王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羊欣与虞龢的这两篇论书是南朝时可靠的著作，文中既言有草书，又言及章草，所言章草者目的是刻意把它从魏晋时流行的草书中区别出来。从文中看来，当时能善章草的书家并不多，亦是一种较时髦的书体，而善流行草书的书家却很普遍。这里称的草书，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今草”。至于今草之名，始见于南朝宋明帝刘彧（y）所说：“羲献之书，谓之今草。”5这样，今草之名即沿袭至今。 综上所说，草书系统的隶草、章草、今草三种形态的名称出处和书写者与时代大体是清楚的，不应有含混处。但现代许多研究书法文字的著作中却常把隶

5、草与章草、章草与今草的概念搞得混淆不清，各执一端，使人无所适从。例如把出土的汉代简牍中凡是草写者（隶草）均视为章草，其中最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是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一书，书中明确地说：“章草起于秦末汉初。它演变的方法，是解散隶体，使它趋于简便。”“隶草就是章草，这种书体既是出现在秦汉之间，当然就不是元帝时候的史游所创了。”6与此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在目前许多书及文章中随处可见。但也有不赞同此说的，如王附先生在编章草例一书时，把隶草和章草截然划分开，并申明书中只取章草不取隶草的理由：“盖草隶为草之胚胎时期挥写随意、各异其体，是隶是草，仍属难晓。纵有章草之书势，奈无章草之典型，故未敢奉以为式。”7这种能把

6、隶草和章草在“名”与”实”上分得如此清晰者，实属极少数。此外章草和今草也难划分，如一篇著名的传世墨迹平复帖，就把大家的草书概念搞得浑浑噩噩了。在中国章草名帖精华及不少列举章草名迹的书和文章中，都把平复帖作为章草墨迹的代表作；在中华书法史中却称平复帖“是由汉代章草到今草递变时期的草书”8；而在书法教材中国书法史中，明确地指出平复帖“是成熟的今草书体”9。一张明明白白传世草书法帖就使研究者认定出了三种不同的草书体。可见隶草、章草和今草在研究者中还缺乏统一明晰的分辨标准。为此，我试从书写意识和体势上对这三种草书体提出划分的界线。 长期以来，草书书写在意识上有自发性书写的和自觉性书写的两种草书。宋人张

7、说：“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有笔札已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10这种写得不谨的草书便是自发性草书。至于写得不谨的原因如赵壹所说“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因事情紧迫，为了实用需要，就把文字写得不谨，变为“易而速”了。在汉代简牍中，凡是书写潦草的字，便属于这个范畴。哪怕有些简牍上书写潦草的字下意识地带有某种笔法的意味（如类似今草笔势或章草笔势），它仍应属于自发性的草书。因此，我们可以把汉代简牍中为实用而潦草的字通通划归为“隶草”。而“章草”和“今草”就不同了。据文献所记，“章草”为史游所创。刘宋王愔文字志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

8、以行之。”11唐张怀瓘便说：“史游即章草之祖也。”南齐萧子良另辟杜操创章草说，称：“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11而今草所创在文献中也有两说，一据唐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批后云：“迨乎东晋，王逸少（王羲之）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11另一据唐张怀瓘书断所云：“伯英（张芝）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以上所引史游、杜操创章草和张芝、王羲之、王洽创今草的几种说法，姑且不评其正确与否，但它可以使人明确地了解“章草”和“今草”的出现，是书法家们有意识书写的结果。王国维说：“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12即便如此，历史上并不排斥出现有杰出人物对民间早已形成的文字书

9、体的雏形进行整理，使之规范化。事实上，古代曾记载的仓颉造字，史籀作大篆，李斯创小篆，程邈造隶书等，这些人均是文字的整理者和规范者。因此，“章草”和“今草”也是在后汉、魏晋的书家们对民间书体的不断加工、美化后，形成了具有很强艺术性的两种草书艺术。他们追求草书艺术化的情景，正如赵壹非草书中描述的那样：“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原字角加思）出血，犹不休辍。”2另外，在古文献中还记载了那时不少的书家勤奋学书，池水尽墨的故事。从这些生动的记叙中可以了解到，他们书写草书的目的，

10、不是为了实用，而是在追求创造，迷恋草书的艺术效果。所以，我们可以把“章草”与“今草”确定为自觉性草书范畴。这样从概念和意识上进行区别，便把民间的汉代简牍上自发性的草书（隶草）同书法家自觉性的草书（章草、今草）截然地划分开来。 对于同属自觉性草书的章草与今草又应如何区别？我认为应以它们的体势特点作为划分的标准。宋人黄伯思说：“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可谓之草。”13以草书有波磔来划分章草与今草，真是一语中的。唐述书赋中描述杜操的草书是“掣波循利，创质蓄怒”。前句说其波磔峻发，后句言其含蓄不露。法书要录中载西晋索靖对己章草甚自矜，自评其书为“银钩虿尾”。“银钩”者，言其笔划遒劲，化折为转；“虿

11、尾”者，言其波磔如蝎子尾巴特大而翘然。看来，草书中的末笔点捺多为波磔者（如隶书的波法），这种草书便是章草，它表现了章草字体的主要特征。其次，章草字字有区别，字形大小较为均匀，上下字间不相萦带，相互也无呼应（如皇象急就章）。它和今草那种字与字笔势相连，上下顾盼，字形大小长短参差的体势迥异。 以此两大特点来看待陆机草书平复帖，它应属于今草的范畴。二、章草名实聚讼辨析 关于章草何时为何人所创始（实际上应把创始理解为整理和规范化）？又为什么冠以章草之名？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各持所据，近二千年来从未取得一致的看法。遍阅文献，大体可作如下归纳，章草创始者有二：一为西汉元帝时史游创章草说；一为东汉章

12、帝时杜操创章草说。其名源出者有四：一是史游作急就章，章草之“章”系从急就章之章得来；二是汉章帝好杜操草书，因章帝而得名；三是杜操用草书写章表，故名为章草；四是近人新说，以为这是有法式、有章法的草书，故以章草名之。以上诸说，不妨对其所持之论据逐一进行辨析，考其正谬，力求得出近于真实的结果。 首先分析章草始创于何人。 试析“史游创章草说”。此说出自唐人张怀瓘书断一书，他在书断上章草中开宗明义地称：“案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并否定了南齐萧子良“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的说法。引出的依据是刘宋王愔之说：“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

13、，损隶之规模，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因此，张怀瓘说：“案杜度（操）在史游后一百余年，即解散隶体，明是史游创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张氏书断共三卷，被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全文收录，看来当代已以为精鉴，而后世也视为权威著作，故多为史家们所采用。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不少人仍深信无疑，如范文澜在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说：“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高二适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其自序开篇就道：“粤维汉黄门令史游，创为急就章草法。”而郭绍虞先生针对有人怀疑史游创章草说，辩解道：“我觉得急就章是否史游所书，固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如后人写本，如皇象、索靖所书都作章草，那么推想急就章的原本是作

14、章草体，也是可的。何况，据流沙坠简来考西汉书体，则元帝时很有产生这种草体的可能，谓之史游所书，也在事理之中。”13这话虽说得很婉转，但能了解郭先生仍是坚信张怀瓘主张史游创章草说的。此外，现代出版的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等辞书也附和张说。其实，细考“史游创章草说”，其中甚有疑窦处。疑窦之一：此说的依据来自佚书王愔文字志（注：古今文字志为王愔所作，原文早失。唐张彦远云：“未见此书，唯见其目，今具录其目。”法书要录仅收其上中下三卷文字目。书断上能引其文，可见盛唐时原文还在，故失之在晚唐之际。）。王愔这段文字前段出自汉书艺文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而后面一段文字称急就章为草书，系汉书

15、所无，应为王愔自撰。考及目前能看到的古文献，如早于王愔的赵壹非草书、卫恒四体书势、杨泉草书赋、索靖草书势和王愔同时的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录、虞龢论书表、庾肩吾书品等书，均未言及史游创章草之事，甚至也无史游是书法家的记载。因此，王愔之说便成了孤证。张怀瓘以孤证立论，其可靠性便成问题。疑窦之二：汉书记史游所作急就篇是与苍颉篇、凡将篇、元尚篇等性质相同，列为小学类，这些书在汉代是作为教学童的识字课本，并未言及史游作急就篇是创草书体。其编撰识字课本与新书体创造是属于不同性质的两回事，焉能混同？又以文献与文物为据，对史游作急就篇可得出两点明确的认识：其一，西汉时急就篇应书写为何种书体？汉书称：“元帝时黄门

16、令史游作急就篇，皆苍颉中正字也。”苍颉者，本应指秦李斯用小篆所作之苍颉。但王国维说得好，这里的苍颉，应为汉时“字书之通名”（注：王国维史籀篇疏证曰：“欲学仓颉史篇，此皆以史篇为字书之通名，犹汉时闾里书师呼爰历、博学二篇为仓颉，魏晋以后呼扬雄、班固、贾鲂之书为三仓。”）。“正字”者，也就是学童识字课本中的正规字体。这种正规字体，是由政府法律所规定，并将实行官方考核的字体。汉书又称：“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由此可知，所谓“正字”，即汉书中的“六

17、体”也，而其中任何一体，均属正字，这是写进西汉法律条文里的。学童能阅读书写九千正字以上的便可以为官吏，如果考核“六体”均能读写，其中最优秀的还可以做更大的官。倘若有吏民在正式场合，把有关的文字写潦草了，不符合政府的规定，还会受到处分。因此，当时不可能以草书去教学童，即使有人去学了也无用处。情况正如赵壹在非草书中所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4如此可以断定，西汉元帝时史游作的急就篇决不是草书（章草）字体的学童识字课本。其二，地不爱宝，近代大量出土的汉代简牍砖刻文字，其中书有急就篇残字者，如敦煌汉简，被收入日本二玄社出版的木简

18、残纸集（一）内，第五页印有汉觚上书写急就篇第一章和急就篇第十八章残字，第一页印有急就篇第十四章，第九页印有木牍二，均书有急就篇第一章残字，这些字皆为隶书体书写。特别是第九页的两片木牍，从书写字迹的稚拙和支离来推断，极可能是儿童习字的弃牍。另外，在清末河南洛阳出土的汉砖中，一块上刻有急就篇第一章残字，此为当时匠人随意刻划而成，字体也为隶书，只是略为草率。根据以上六件汉代书迹可知，从中原的匠人到千里之外的边戍下吏和学童，都在写急就篇，说明急就篇在汉代是极为普及的通俗读物，如同后世的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一样。这些急就篇书写的文字都为汉代通行的隶书体隶书亦属“六体”之一的正字。以同代实物证之，即可断

19、定史游所作的急就篇其书体与草书（章草）根本无缘。 以上两疑两断，足可证张怀瓘的“史游创章草说”之谬误。故现代辞海称：“史游西汉人。元帝时任黄门令。用韵语撰急就篇，便于记诵，供当时学童识字用。”“急就篇一名急就章。字书。西汉史游撰。今本三十四章，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数为七字句，以教学童识字。”两辞条中全不及史游创章草之传说，信然！ 既然否定了“史游创章草说”，现在又来分析“杜操创章草说”的可能性。 东汉赵壹非草书云：“今之学草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操）、崔之法，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2 汉末蔡邕劝学篇云：“齐相杜度（操）、美守名篇。”11 魏末晋初人士

20、杨泉草书赋云：“杜（操）垂名于古昔，皇（象）著法乎今斯。”15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云：“至章帝时，齐相杜度（操），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寔皆称工。”16 南齐萧子良云：” 刘宋羊欣采能书人名云：“京兆杜度（操）为魏齐相，始有草名。”17（卷一） 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云：“杜度（操）滥觞于草书，取奇于汉帝。”17（卷二） 唐“怀素以为杜草无所师，郁郁灵变，为后世楷。 唐述书赋云：“草分章体，肇始伯度（杜操），时君重而立名，自我行而作故。”17（卷五） 唐韦续五十六种书云：“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杜操）援藁所作，韦诞谓之草圣。”18 以上“杜操创章草说”从汉至唐共列出有关文献10处，其说理应比张怀瓘以孤

21、证立论坚实得多。奇怪的是史家仍多采用“史游创章草说”而对“杜操创章草说”弃之不录。其主要原因是相信了张怀瓘所案：“杜度（操）在史游后一百余年，即解散隶体，明是史游创焉。”贱近贵古，史家竟为陋习所蒙，深可叹也。旧时史家持此见解尚可理解，而现代史家为何也不赞同“杜操创章草说”？其原因如胡小石所说：“隶加波挑，而行笔又加简疾，则为章草。其起与八分殆可同时，亦在西汉。今征之西陲与居延木简，可以证之。足证章草起东汉章帝之谬。”19类此看法者比比皆是，均是把汉简牍里的早、中期自发性之草书（隶草），等同于后来自觉性之草书（章草）。持此见解来反证章草起于章帝时为杜操所创之谬误；或是证明章草创于史游之正确（如郭

22、绍虞）；或是证明史游前便有章草了（如郑诵先）。现代史家中能同意“杜操创章草说”甚少，见有徐邦达著五体书新论称：“它的创始人是秦汉之际的一般群众，当时因隶书不便急写，于是就自发的解散隶体，逐渐形成。至于由少数人加以规范化，美化而成为一种定型的字体，则要到后汉时代的杜操、崔瑷等人，方始知名。”20徐先生在文中能把自发性草书和自觉性的草书严加区别，并认为章草是由少数人加以规范化、美化而成的定型字体，此可谓卓识。此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出版有陆锡兴所编汉字简牍草字编一书，共收集有汉代简牍草字约7000字（字头约1400个），并附传本章草约800字。其中每字头下列出相同隶草少则一个数个，多则达三四

23、十个。把它与所附的章草字相比，从中可看出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字，隶草在结构中竟然出现了多种写法，笔法也各异，即使对草书方面有一定造诣的书家而言，要完全去识读它也会出现相当的困难，直觉中会强烈地感到对这些隶草必须进行整理不可。事实上，自民初以来，凡出土的断简残篇，专家们针对这些字形省简、鲁鱼相混的隶草，合力进行了研究，成绩亦可观。但诸家考释，仍有相抵触处，乃至还有缺释。如此可见，隶草后期被整理是时代的必然。而其附出的章草书，显然是整理、规范、美化后的产物，因而它与隶草的差别甚为明显。纵观两汉简牍，从西汉有初具草势的零星残简，到东汉出现用途广泛、并完整成篇的建武三年简和武威医简及永元兵器册

24、，隶草的字形草法日趋成熟了。在如此厚实积淀的基础上，变革的条件完全具备。此时社会迫切需要有人出来进行完成其整理工作，可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项整理工作，一是将一些同字异形的隶草进行规范统一，以便于书写和认识，达到有利于交流的目的；二是美术化，增强其艺术性，达到欣赏的目的。担此大任之斯人，完全可能也应该在东汉中期出现，那便是杜操、崔瑗等人。因此，我认为“杜操创章草说”应为较可靠的信史。 述书赋云： 关于“章草”名称的来历，前面列举的四条，均说服力不够而有牵强之感。当然，第一条称章草之“章”系从史游作急就章之章字而得来，因史游用草书写急就章与史实不符而被否定；第二条称章草得名于喜爱草书的汉章帝，此说出自唐代韦续五十六种书和徐浩的古迹记。前人多认为其非，并时而加以嘲笑。因在章帝之前的明帝亦好草书，为何不以之名？第三条来历出自张怀瓘书断上卷：“至建初中，杜度（操）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章草名称来于奏章，此说赞同者历来甚众，从唐窦蒙、宋黄庭坚、黄伯思、清刘熙载，直到现代的胡小石、徐邦达等人均以为这种解释较为合理。但汉代法律规定：“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连张怀瓘亦承认写草书“惟君告令臣下则可”。因此，汉章帝和魏文帝诏使个别臣下可以写草书奏章仅系特例，其他臣下奏君上的公文，还是应该用严肃的正字（如隶书、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