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Word文档格式.docx

1、又有人说：“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明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言：“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以上都只提到水马驿、递运所。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驿传一水马驿上、卷一四六驿传二水马驿下、卷一四七驿传三递运所，别离胪列了散布在全国各府州县水马驿、递运所的名称与数量。水马驿共计处，递运所处。该书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却只寥寥数语，铺名、铺数，一概全无。元史、永乐大典编修于明初，二书对元朝水马驿的名称与数量，记载甚为详备，唯独对元朝急递铺的名目是空白。可见明实录与大明会典的做法，也是本于“明承元制”。汉制，每里置一

2、驿。唐与汉同，全国共有水、驿处。宋朝，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成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浓密。而其急递铺的建制，为里，或里，设一铺。从里距看，急递铺多于水马驿，应属无疑。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年）下诏：“到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是普遍成立。至元三十一年（年）进一步在元多数“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以增强对急递铺的治理。据元史兵志四站赤载：元朝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和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共计为处。元朝驿站的里距，史书（包括永乐大典在内）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但由宋、明前

3、后二代驿站的里距推测，元朝驿站的里距，与宋、明当相去不远。元朝急递铺的里距，一样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那么设一铺”，铺兵人。以此观之，元朝急递铺的数量，亦将在水马驿之上。明代驿递之制，大体上沿袭元朝。急递铺尤其如是。从铺舍建设、内部领导、公函查验、包装、交接手续，到急递之法与对铺兵的具体要求等，几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马驿的里距，“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样比陆站长些。急递铺的铺距。洪武元年正月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里者占多数，那么是凿凿有据。例如：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万历时，有急递铺处。其规制、职掌、铺兵额数、铺距、方位、邮递线路为：每铺设铺司（铺

4、长）名，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铺兵名，轮次传送，凡人。自县前铺起，里至施仁，分为二：一自施仁里至彰义铺，又里至义井铺，又里至芦沟桥铺，又里至新店铺，通良乡；一自施仁里至高店铺，又里至田家庄铺，又里至黄垡铺，通固安县。县北路：里至石牌铺，又里至双线铺，通昌平州。县东路：里至胡渠铺，通密云县。又如，浙江嘉兴府嘉兴县除分秀水、嘉善二县外，计有急递铺处。东塘三铺，达嘉善县；常丰铺，在县东里；团港铺，在县东北里；龙华铺，在县东北里（秀水县给司工食）。东南塘三铺，达平湖县；常丰铺（见前）；十八里铺，在县东南里；新丰铺，在县东南里。南塘三铺，达海盐县；落纤铺，在县南里；钟塘铺，在县南里；马泾铺，

5、在县南里。常丰，落纤二铺，冲要，每铺原设司兵名，后各裁减名。团港等铺，偏僻，每铺原有司兵名，后各减去名。再如，广东惠州府各县急递铺数量甚多，而里距那么很是划一。归善县，有急递铺处：府门铺东由县学前里至响地；里至冉棠；里至莲塘，俱东里。里至冷泉，在驯雉。里至茶亭；里至仙角，俱东里。里至白花；里至黄果；里至平山；里至迳心，俱内外管。里至秀鹿；里至笔山，在上下淮。里至平桥；里至白云；里至分水；里至梅实；里至平政，俱内外管。府少铺西由登云坊里至北津；里至清塘。博罗县，有急递铺处：县东步县东铺；里汤泉铺，在罗溪。里至小金；里至迳心；里至黄沙，俱铁治都。里莲塘；里清塘，俱罗溪。里白茅；里乌石；里双江；里黄

6、塘；里大桥；里蓼洲，接河源界，俱长平县。西里万安；里石田；里冷水；里槎冈；里浮牌，俱罗仙。里横沥；里仙迹；里松冈，俱仙福。里徐衙冈；里花园；里官陂，俱神护。海丰县，有急递铺处：县西里佛岭；里小液；里垅春；里王化；里味田；里茶亭；里平安；里梅挑；里新迳；里深涌；里香抗；里水尾；里长垅；至归善界，接平政。县东在城里至赤岸；里罗山；里长桥；里白沙；里法留；里沙塘；里东海；里麻海；里廪头；里涌口；里砖头；里蛟溪；里碧沟；里长山；里南山；里大陂，至惠来界。河源县，急递铺处：县南步为翔鸾；里至石迳；里至水东；里至白石，接博罗蓼洲。东里至水京；里至山塘；里至和溪，在大洲都。里至黄石；里至白马；里至右桑；里至

7、水图；里至都罗；里至杨柳；里至柳城；俱蓝能都，接龙川界。 龙川县，有急递铺处：自县步曰总铺。西里曰官桥，接河源。东里涧步；里赤岭；里乾坑；里两头塘；里通衙，接长乐。长乐县，急递铺处；县门之左曰在城。西里曰曾冈；里曰高沙；里曰清溪；里曰黄沙；里曰绿水，接龙川。东里接兴宁县。兴宁县，急递铺处：曰县前。西曰茅塘，接长乐。南曰刀坊；曰官陂；曰大水坑；曰水口；曰小峰，接程乡。和平县，急递铺处：曰总铺，在旌善亭后。曰合水；曰永丰；曰扬冈；曰梨树；曰浊溪；曰黄竹；曰石头塘，俱在县南，接龙川正北陆路。自本县东门水车头、石鼓皆山，高岭、中冈、岑冈、三角山。至赣州府龙南县界，地名阳陂，约里；至龙南县治约里。从以上

8、处不同时期的抽样，能够取得如下四点熟悉：明代各县急递铺，多以县城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持续周边邻县（或邻省），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快速邮递网络。铺兵额数有多寡，非尽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直至明后期和明末，各地址志对水马驿与急递铺仍明白别离记载，可证到了明代，急递铺与驿站尽管邮传道路多数相互重合，但机构、人员、治理等，并无“合一”，仍是分立两个系统，各司其职。各地急递铺的里距，均明显短于水马驿与递运所，绝大部份是里，里、里、里、里等，只占极少数。可知急递铺之数必在水马驿与递运所之上。据笔者统计，惠州府、潮州府、福宁州和嘉兴县二府一州一县，共计有急递铺处，平均每县处以上；水马驿与

9、递运所共处，平均每县不足处。因材料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列举。透过那个抽样，大致能够取得一个粗略的概念，急递铺之数，大约比水马驿与递运所之和多出八九倍。明代水马驿与递运所，合计余处。依此推算，急递铺当有万处左右。 三必然的技术条件，是邮驿组织实施其任务的重要保证。明代自京师至四方，都设有邮驿组织。在京师称会同馆，在外叫水、马驿和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货物运载。至于公函递送，那么置急递铺，“以避免稽迟”。急递铺、水马驿、递运所三者，除机构设置、职责范围等各有不同外，递运技术也不一样。水马驿、递运所，“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日常事务忙碌，负荷最重。它们依托的交通工具，主若是马

10、、驴、牛、车、船。急递铺任务单一，职专“公函递送”（主若是朝廷政令），而要求专门严格。在任何时候都必需做到平安、快速；凡递送公函，照依古法，一日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日夜须行里。但遇公函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日夜，鸣铃走递。可见，急递铺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急”字，也确实是“快”，“急者急速也”。“所谓铺之云者，急递公移”。公函到铺，不论件数多少，不管白天黑夜，酷寒盛暑，起风下雨，都必需“随即递送”，不得滞留。面对如此严厉的特殊要求，急递铺采纳什么技术完成任务？对此，以往一些研究者不无误解，故需再作探访。“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设置邮递，传送政令，贵在迅速。所谓“照依古

11、法”，急递铺创于宋，盛于元。宋、元两代之法，最全然的一条确实是立限里程；“随到即行”。宋朝有日行四百里、五百里。元朝，“铺兵一日夜行四百里”。明代，“日夜行三百里”。为了按时抵达目的地，宋朝用马递、步递等多种形式。元朝，没有见到用“马递”的记载。明代，究竟是用“马递”？仍是步递？依照各类事象研判，明代急递铺用的是人力转递，即“步递”。第一，从急递铺的配备看“古步递曰邮，马递曰驿。凡以羽檄不时，令缓亟无壅情也”。邮与驿之不同在此。元朝，驿站（站赤）均备有相应的马、牛、车、船交通工具及役户。明代，在这方面一样有明文规定：凡陆站，“应用马、驴、船、车、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设置。如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

12、六十匹，三十匹。其余非重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驴亦如之。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大率上马一匹，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视使事缓急，给上、中、下马”。水驿，“如使客通行正途，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船以绘饰之。每船水夫十人，于民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余如马站之例”。递运所，“置船，俱饰以红。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

13、，布袋十条；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尔后，于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新开地址堪设驿分、递运所，或旧设驿所相离鴪远，往复不便，能够添设，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处乡村、市镇画图帖说回报。验其里路，远近相同，应设驿所，船、车、马、驴数量具奏，移咨，工部盖造衙门，吏部铨官，礼部铸印，合用人夫行移有司照例佥点”。而在提到急递铺时，都是如此写的：元朝，“每铺置铺丁五人，安置十二时轮子一枚，红绰屑一座，并牌额及上司行下、诸路申上铺历二本。每遇夜，常明灯烛”。明代，亦如制：“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烛一副

14、，簿历二本”。自始至终，都见不到备有马、牛、驴、车、船之类的交通工具。第二，从铺兵的选择标准看元至元八年（年），“申命州县官，用心照刷及点视阙少铺司铺兵随路铺兵，不准顾人领替，须要本户少壮人力正身应役”。至元二十八年（年），中书省定议：“铺兵须壮健善走，不堪之人，随即易换”。明代仍然坚持那个条件。洪武元年正月规定：铺兵，“必少壮正身”。所谓“正身”，确实是必需有户籍，没有犯法前科，老实靠得住。无籍之徒不容混入。“少壮”，确实是年青体壮，擅长行走。第三，从铺兵的装束特点看元史对铺兵的装束是如此刻画的：“铺兵每各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缨枪一，软绢三尺。衣一领，回历一本。”又说：“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

15、，持枪，挟雨衣，赍夜那么持炬火，道狭那么车、马者、负前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假设用马递，骑马或坐马车，似乎没必要响铃“以惊虎狼”。明代铺兵的形象，仍然故旧：“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鸣铃走递”。这副打扮样子，显然是徒步行走。第四，从日夜三百里的速度看一日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亦即四十五分钟行十里，每小时行十二点五里。因为是前、后铺交接、轮次传送，铺兵只负责本铺地面。如此的速度，关于少壮之人是绝对能够做到的，假设是马递，速度应该快得多。综上所述，明代急递铺是用步递，而非马递。那种以为明代急递铺，“从交通工具看，仍然是马递。 四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

16、是急递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第一，铺兵的负担明代急递铺纵横交织，从腹地伸延边疆，由平川接续山区，与水马驿、递运所一起覆盖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幅比较畅通的水、陆联络网。这幅网是用铺兵的血汗编织而成的。他们日日夜夜，风雨无阻，用自己的双腿，为封建王朝递转各类公函，传递上下信息。能够说，是那时“特种”通信兵。他们付出的多，而取得的回报少。元朝，铺兵免差。明代没有寻到此类的资料。他们唯一的报酬，是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的工食钱。工食银的数额，各地不一。有的地址，论地理险易。冲要之区，每名铺兵每一年给银七两二钱；非冲要的地方，每一年六两。有的地址，不分地段，一概均平：各铺司兵，每名各工食银七两二钱。徭编。

17、但遇闰月不给工食银。再者，居住条件困难。“铺陈置传或舍，一宿以去，遂有铺舍”。可是，有的地址虽有屋数楹，其实极弊，不能够居。有的因年久失修，竟成“败垣荒草，仅存遗址”，铺兵往往僦居旁舍。因所领工食有限，而赁价踊贵，不免星寄僻巷。每次邮件抵达，呼召良久，始得给发，以致阻碍急递。除此之外，余下的是来自顶头上司的压迫。铺兵，不仅要耗尽体力，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而且在精神上，时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心理上经受着非常繁重的负担。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所系至重。元朝铺兵就受到层层的周密监控。元英宗至治三年（年）令：“遍地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使之专督其事”。明代邮驿，实行中央

18、与地址双层治理体制。中央的治理机构，为兵部车驾清吏司。地址为省和府州县。省，由布政司与按察司别离命官监理。府，由知府总领而稽核之。在急递铺之内，洪武时命每铺设铺长一人，由各州县于额设司吏内选之。职在“专一巡点所辖辅分。督令各铺司兵，如法走递。亲临府州县提调官，常加检点。铺长失于整点，随即问罪。每一个月置立文簿，当该提调官署押写递过度文时刻、角数，以凭稽考”。为增强传送中央最高指令的能力，正统三年（年）奏准：各铺添设铺长一名，两京总铺添设三名，各布政司总铺添设二名，“专一赍送旨意公函，如有稽迟，依律问罪”。关于转递之传，也做了各类严格规定。洪武元年令：（一）“前铺闻铃，铺司须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

19、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紧，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假设公函不即递送，因此失误事机及折动损坏者，罪如律”。（二）“无印信文字，不准入递”。洪武二十五年又申明：（一）急递铺接送公函，须识别果是前铺铺兵，方许交领。但有诈冒，押解赴京”；（二）“凡在外衙门有应递公函，令铺兵当官交领。其差令人员，遇有公函亦须经由所在官司辨验，方许入递”；（三）“凡有于半途铺分投下公函，不系知识者，许本铺司兵拿解赴京”；（四）“凡有司官吏、铺长、司兵，有公函不行明白辨验，轻易接递，致令别生事端者定罪”；（五）“其各衙门，但有人递公函，须要坚厚好纸封裹

20、转递各铺，明白附历于上开写并无破损，并非曾拆动原封。但有磨擦破坏，及拆动原封者，就以后文封皮上写记原递铺兵姓名递发，及将递来铺兵拘捉解官，有司即为追究”。正统七年议准：各铺递送簿历，该管官司每一个月一次巡视刷勘，有将公函损坏、增改、沉匿者，问拟明白，发口外充军。总而言之，铺兵必需随时待命；处处警惕谨慎，在任何情形下都要爱惜好公函，做到绝对平安，万无一失，原封不动，不得有丝毫破损。不然，就会大难临头。第二，铺兵承充的期限充典当行兵是一种苦役，其主体是劣等民户。宋朝，以军士为驿递夫，铺兵也由士兵轮充。从元朝开始，改成征发民夫。这些民夫，起初来自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中多系贫民。尔后，又有些富户

21、充人其中。至元二十年（年），留守司官言：“初立急递铺时，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又不敷者，于漏籍户内贴补。今富人规避差发承元铺兵。乞择其富者，令充站户，站户之贫者，却充铺兵”。明代铺兵的征发，与元朝比较，相同的是仍然坚持就近佥派。不同的是，概令有田之家承充：“于周围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明太祖最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按民田亩税三升三合五勺计算，纳税粮一石五斗之上至二石之下者，大约有田五十至六十亩。由于各地亩有大小，租额有高低，土地有肥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大小不一样，因此对有田五六十亩的人户，很难界定是哪个阶级的农户，但总

22、算是有田之家，而非无田之民。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铺兵非清一色农户。除民户外，还有些军士：弘治十三年（年）奏准，“各铺司兵，假设有无籍之徒不容正身应当用强包揽多取工钱，致将公函稽迟沉匿等项问罪，旗军发边卫、民并军工人等发周围，俱充军。其提调官、该吏铺长，各治以罪”。明中叶以后，随着赋税日增，徭役日重，土地兼并之风盛行，豪强势要大量转嫁赋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产之人，多沦落破产。铺兵的签起，也因此不可能都是有田之家，破产农人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因此，到了明末裁革驿卒、铺兵时，大量仰赖邮驿维生者突然“无所得食，皆从贼”，纷纷投入农人起义军。这种局面的形成，绝非偶然。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顿失衣食，成为无

23、业之民。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所处的年龄段有关。因为铺兵都是青壮年，遇事很是灵敏，视野比较开阔，思想少有顾虑，情感丰硕奔放，勇于发难，勇于冲锋。铺兵年龄与躯体条件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其承充期限的特殊性。明代户口制度的核心，是人户以籍为断，分为军、民、匠三等。军、匠之役皆为永充。编制“赋役黄册”以后，里甲之役年一轮换。男子年曰成丁，成丁而役，而免。对铺兵的佥派，洪武时已立下两条法令：第一，“须要少壮”。第二，不能缺额。假设“铺兵数少及老弱之人在铺当役者”，有司提调官必需随时“佥点补替”。这说明：铺兵不是永充，也不是年一轮换或必年至而免。凡“老”、“弱”者，要随时替换。为了适应“步递”与“急递”的双重需

24、要，不仅要年青，而且要身强力壮。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凡是年龄超过青壮年，或身患疾病者，皆在当即淘汰之列。就邮驿组织的进展而言，急递铺的创建是一个进步。它说明邮驿形式趋于多样性，加速了政令传送。又那时商路与邮路，多为复合。急递铺的广为置立，也必然有助于商业贸易，增进沿途地域经济的交通，文化的融合，风俗的同化。而从铺兵历史命运考察，这种官营机构的存在与运转，完满是依托残酷劳役剥削的结果。宋史卷一三六职官志三兵部。金史章宗纪四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一元史卷一一兵志四急递铺兵。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另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递运所云：“递运所。大使一人，副史一人，掌运递粮物。洪武九年始置。先是，在外多以卫所戌守军士传送军囚，太祖以其有妨练习守御，乃命兵部增置遍地递运所；以便递送。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验夫多寡，设百夫长以领之。后汰副使，革百夫长”。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七二。王夫之：噩梦驿递，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页。郑晓：皇明地理述上卷云：“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衡书成，书分为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北至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理（里）纵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