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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说：
“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
故在国初（明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⑧］。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兵部》言：
“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马驿、递运所。
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驿传一·
水马驿上》、卷一四六《驿传二·
水马驿下》、卷一四七《驿传三·
递运所》，别离胪列了散布在全国各府州县水马驿、递运所的名称与数量。
水马驿共计１０３２处，递运所１４６处。
该书卷一四九《驿传五·
急递铺》，却只寥寥数语，铺名、铺数，一概全无。
《元史》、《永乐大典》编修于明初，二书对元朝水马驿的名称与数量，记载甚为详备，唯独对元朝急递铺的名目是空白。
可见《明实录》与《大明会典》的做法，也是本于“明承元制”［⑨］。
汉制，每３０里置一驿。
唐与汉同，全国共有水、驿１６３９处。
宋朝，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成６０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浓密。
而其急递铺的建制，为１０里，或２５里，设一铺。
从里距看，急递铺多于水马驿，应属无疑。
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下诏：
“到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是普遍成立。
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进一步在元多数“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以增强对急递铺的治理。
据《元史·
兵志四·
站赤》载：
元朝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和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９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共计为１４０１处。
元朝驿站的里距，史书（包括《永乐大典》在内）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
但由宋、明前后二代驿站的里距推测，元朝驿站的里距，与宋、明当相去不远。
元朝急递铺的里距，一样是：
“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那么设一铺”［⑩］，铺兵５人。
以此观之，元朝急递铺的数量，亦将在水马驿之上。
明代驿递之制，大体上沿袭元朝。
急递铺尤其如是。
从铺舍建设、内部领导、公函查验、包装、交接手续，到急递之法与对铺兵的具体要求等，几如出自同一模式。
明代水马驿的里距，“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
水站一样比陆站长些。
急递铺的铺距。
洪武元年正月规定：
“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
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１０里者占多数，那么是凿凿有据。
例如：
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万历时，有急递铺１２处。
其规制、职掌、铺兵额数、铺距、方位、邮递线路为：
每铺设铺司（铺长）１名，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
铺兵３名，轮次传送，凡４６人。
自县前铺起，１０里至施仁，分为二：
一自施仁１０里至彰义铺，又１０里至义井铺，又１０里至芦沟桥铺，又１０里至新店铺，通良乡；
一自施仁１０里至高店铺，又４０里至田家庄铺，又２５里至黄垡铺，通固安县。
县北路：
５里至石牌铺，又１５里至双线铺，通昌平州。
县东路：
１８里至胡渠铺，通密云县［①②］。
又如，浙江嘉兴府嘉兴县除分秀水、嘉善二县外，计有急递铺８处。
东塘三铺，达嘉善县；
常丰铺，在县东１０里；
团港铺，在县东北２０里；
龙华铺，在县东北３０里（秀水县给司工食）。
东南塘三铺，达平湖县；
常丰铺（见前）；
十八里铺，在县东南２０里；
新丰铺，在县东南４０里。
南塘三铺，达海盐县；
落纤铺，在县南１０里；
钟塘铺，在县南２０里；
马泾铺，在县南３０里。
常丰，落纤二铺，冲要，每铺原设司兵９名，后各裁减１名。
团港等５铺，偏僻，每铺原有司兵７名，后各减去１名［①③］。
再如，广东惠州府各县急递铺数量甚多，而里距那么很是划一。
归善县，有急递铺１９处：
府门铺东由县学前１０里至响地；
２０里至冉棠；
３０里至莲塘，俱东里。
４０里至冷泉，在驯雉。
５０里至茶亭；
６０里至仙角，俱东里。
７０里至白花；
８０里至黄果；
９０里至平山；
１００里至迳心，俱内外管。
１１０里至秀鹿；
１２０里至笔山，在上下淮。
１３０里至平桥；
１４０里至白云；
１５０里至分水；
１６０里至梅实；
１７０里至平政，俱内外管。
府少铺西由登云坊１０里至北津；
２０里至清塘。
博罗县，有急递铺２４处：
县东５０步县东铺；
１０里汤泉铺，在罗溪。
２０里至小金；
３０里至迳心；
４０里至黄沙，俱铁治都。
４０里莲塘；
５０里清塘，俱罗溪。
６０里白茅；
７０里乌石；
８０里双江；
９０里黄塘；
１００里大桥；
１１０里蓼洲，接河源界，俱长平县。
西１０里万安；
２０里石田；
３０里冷水；
４０里槎冈；
５０里浮牌，俱罗仙。
６０里横沥；
７０里仙迹；
８０里松冈，俱仙福。
９０里徐衙冈；
１００里花园；
１１０里官陂，俱神护。
海丰县，有急递铺３０处：
县西１０里佛岭；
２０里小液；
３０里垅春；
４０里王化；
５０里味田；
６０里茶亭；
７０里平安；
８０里梅挑；
９０里新迳；
１００里深涌；
１１０里香抗；
１２０里水尾；
１３０里长垅；
至归善界，接平政。
县东在城１０里至赤岸；
２０里罗山；
３０里长桥；
４０里白沙；
６０里法留；
７０里沙塘；
８０里东海；
９０里麻海；
１０５里廪头；
１２０里涌口；
１３５里砖头；
１５０里蛟溪；
１６５里碧沟；
１７５里长山；
１８５里南山；
２００里大陂，至惠来界。
河源县，急递铺１４处：
县南５０步为翔鸾；
１０里至石迳；
２０里至水东；
３０里至白石，接博罗蓼洲。
东１０里至水京；
２０里至山塘；
３０里至和溪，在大洲都。
４０里至黄石；
５０里至白马；
６０里至右桑；
７０里至水图；
８０里至都罗；
９０里至杨柳；
１００里至柳城；
俱蓝能都，接龙川界。
龙川县，有急递铺７处：
自县２０步曰总铺。
西２０里曰官桥，接河源。
东２０里涧步；
４０里赤岭；
６０里乾坑；
８０里两头塘；
１００里通衙，接长乐。
长乐县，急递铺７处；
县门之左曰在城。
西１０里曰曾冈；
２０里曰高沙；
３０里曰清溪；
４０里曰黄沙；
５０里曰绿水，接龙川。
东１０里接兴宁县。
兴宁县，急递铺７处：
曰县前。
西曰茅塘，接长乐。
南曰刀坊；
曰官陂；
曰大水坑；
曰水口；
曰小峰，接程乡。
和平县，急递铺８处：
曰总铺，在旌善亭后。
曰合水；
曰永丰；
曰扬冈；
曰梨树；
曰浊溪；
曰黄竹；
曰石头塘，俱在县南，接龙川正北陆路。
自本县东门水车头、石鼓皆山，高岭、中冈、岑冈、三角山。
至赣州府龙南县界，地名阳陂，约１００里；
至龙南县治约２００里［①④］。
从以上３处不同时期的抽样，能够取得如下四点熟悉：
⒈明代各县急递铺，多以县城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持续周边邻县（或邻省），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快速邮递网络。
⒉铺兵额数有多寡，非尽如朝廷所立“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⒊直至明后期和明末，各地址志对水马驿与急递铺仍明白别离记载，可证到了明代，急递铺与驿站尽管邮传道路多数相互重合，但机构、人员、治理等，并无“合一”，仍是分立两个系统，各司其职。
⒋各地急递铺的里距，均明显短于水马驿与递运所，绝大部份是１０里，１５里、２０里、３０里、４０里等，只占极少数。
可知急递铺之数必在水马驿与递运所之上。
据笔者统计，惠州府、潮州府、福宁州和嘉兴县二府一州一县，共计有急递铺２９６处，平均每县１６处以上；
水马驿与递运所共３０处，平均每县不足２处。
因材料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列举。
透过那个抽样，大致能够取得一个粗略的概念，急递铺之数，大约比水马驿与递运所之和多出八九倍。
明代水马驿与递运所，合计１１００余处。
依此推算，急递铺当有万处左右。
三
必然的技术条件，是邮驿组织实施其任务的重要保证。
明代自京师至四方，都设有邮驿组织。
在京师称会同馆［①⑤］，在外叫水、马驿和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货物运载。
至于公函递送，那么置急递铺，“以避免稽迟”。
急递铺、水马驿、递运所三者，除机构设置、职责范围等各有不同外，递运技术也不一样。
水马驿、递运所，“专在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等物”［①⑥］，日常事务忙碌，负荷最重。
它们依托的交通工具，主若是马、驴、牛、车、船。
急递铺任务单一，职专“公函递送”（主若是朝廷政令），而要求专门严格。
在任何时候都必需做到平安、快速；
凡递送公函，照依古法，一日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日夜须行３００里。
但遇公函至铺，不问角数多少，须要随即递送，无分日夜，鸣铃走递［①⑦］。
可见，急递铺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急”字，也确实是“快”，“急者急速也”。
“所谓铺之云者，急递公移”［①⑧］。
公函到铺，不论件数多少，不管白天黑夜，酷寒盛暑，起风下雨，都必需“随即递送”，不得滞留。
面对如此严厉的特殊要求，急递铺采纳什么技术完成任务？
对此，以往一些研究者不无误解，故需再作探访。
“古者置邮而传命，示速也”。
设置邮递，传送政令，贵在迅速。
所谓“照依古法”，急递铺创于宋，盛于元。
宋、元两代之法，最全然的一条确实是立限里程；
“随到即行”。
宋朝有日行四百里、五百里。
元朝，“铺兵一日夜行四百里”。
明代，“日夜行三百里”。
为了按时抵达目的地，宋朝用马递、步递等多种形式。
元朝，没有见到用“马递”的记载。
明代，究竟是用“马递”？
仍是步递？
依照各类事象研判，明代急递铺用的是人力转递，即“步递”。
第一，从急递铺的配备看
“古步递曰邮，马递曰驿。
凡以羽檄不时，令缓亟无壅情也”［①⑨］。
邮与驿之不同在此。
元朝，驿站（站赤）均备有相应的马、牛、车、船交通工具及役户［②⑩］。
明代，在这方面一样有明文规定：
凡陆站，“应用马、驴、船、车、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设置。
如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
其余非重要，亦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匹，五匹。
驴亦如之。
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
大率上马一匹，粮一百石；
中马，八十石；
下马，六十石。
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者，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视使事缓急，给上、中、下马”。
水驿，“如使客通行正途，或设船二十只，十五只，十只。
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
船以绘饰之。
每船水夫十人，于民粮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
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
余如马站之例”。
递运所，“置船，俱饰以红。
如六百料者，每船水夫十三人；
五百料者，十二人；
四百料以下者十一人；
三百料者，十人。
皆选民粮五石以下者充之。
陆递运所，如大车一辆载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
小车一辆载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头。
每夫一人，出牛一头，选民粮十五石者充之。
如不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②①］。
尔后，于洪武二十六年又定：
“凡新开地址堪设驿分、递运所，或旧设驿所相离鴪远，往复不便，能够添设，差人踏勘明白，取勘彼处乡村、市镇画图帖说回报。
验其里路，远近相同，应设驿所，船、车、马、驴数量具奏，移咨，工部盖造衙门，吏部铨官，礼部铸印，合用人夫行移有司照例佥点”［②②］。
而在提到急递铺时，都是如此写的：
元朝，“每铺置铺丁五人，安置十二时轮子一枚，红绰屑一座，并牌额及上司行下、诸路申上铺历二本。
每遇夜，常明灯烛”［②③］。
明代，亦如制：
“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
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烛一副，簿历二本”［②④］。
自始至终，都见不到备有马、牛、驴、车、船之类的交通工具。
第二，从铺兵的选择标准看
元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申命州县官，用心照刷及点视阙少铺司铺兵……随路铺兵，不准顾人领替，须要本户少壮人力正身应役”。
至元二十八年（１２９１年），中书省定议：
“铺兵须壮健善走，不堪之人，随即易换”［②⑤］。
明代仍然坚持那个条件。
洪武元年正月规定：
铺兵，“必少壮正身”［②⑥］。
所谓“正身”，确实是必需有户籍，没有犯法前科，老实靠得住。
无籍之徒不容混入。
“少壮”，确实是年青体壮，擅长行走。
第三，从铺兵的装束特点看
《元史》对铺兵的装束是如此刻画的：
“铺兵每各备夹板、攀铃各一副，缨枪一，软绢三尺。
衣一领，回历一本。
”又说：
“凡铺卒皆腰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夜那么持炬火，道狭那么车、马者、负前者，闻铃避诸旁，夜亦以惊虎狼也。
”假设用马递，骑马或坐马车，似乎没必要响铃“以惊虎狼”。
明代铺兵的形象，仍然故旧：
“各置夹板一副，铃攀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鸣铃走递”。
这副打扮样子，显然是徒步行走。
第四，从日夜三百里的速度看
一日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
亦即四十五分钟行十里，每小时行十二点五里。
因为是前、后铺交接、轮次传送，铺兵只负责本铺地面。
如此的速度，关于少壮之人是绝对能够做到的，假设是马递，速度应该快得多。
综上所述，明代急递铺是用步递，而非马递。
那种以为明代急递铺，“从交通工具看，仍然是马递。
四
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是急递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铺兵的负担
明代急递铺纵横交织，从腹地伸延边疆，由平川接续山区，与水马驿、递运所一起覆盖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幅比较畅通的水、陆联络网。
这幅网是用铺兵的血汗编织而成的。
他们日日夜夜，风雨无阻，用自己的双腿，为封建王朝递转各类公函，传递上下信息。
能够说，是那时“特种”通信兵。
他们付出的多，而取得的回报少。
元朝，铺兵免差。
明代没有寻到此类的资料。
他们唯一的报酬，是勉强维持自身生存的工食钱。
工食银的数额，各地不一。
有的地址，论地理险易。
冲要之区，每名铺兵每一年给银七两二钱；
非冲要的地方，每一年六两［②⑧］。
有的地址，不分地段，一概均平：
各铺司兵，每名各工食银七两二钱。
徭编。
但遇闰月不给工食银。
再者，居住条件困难。
“铺陈置传或舍，一宿以去，遂有铺舍”。
可是，有的地址虽有屋数楹，其实极弊，不能够居。
有的因年久失修，竟成“败垣荒草，仅存遗址”，铺兵往往僦居旁舍。
因所领工食有限，而赁价踊贵，不免星寄僻巷。
每次邮件抵达，呼召良久，始得给发，以致阻碍急递。
［②⑨］。
除此之外，余下的是来自顶头上司的压迫。
铺兵，不仅要耗尽体力，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
而且在精神上，时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心理上经受着非常繁重的负担。
设急递铺，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所系至重。
元朝铺兵就受到层层的周密监控。
元英宗至治三年（１３２３年）令：
“遍地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吏内差充，使之专督其事”［③⑩］。
明代邮驿，实行中央与地址双层治理体制。
中央的治理机构，为兵部车驾清吏司［③①］。
地址为省和府州县。
省，由布政司与按察司别离命官监理［③②］。
府，由知府总领而稽核之［③③］。
在急递铺之内，洪武时命每铺设铺长一人，由各州县于额设司吏内选之。
职在“专一巡点所辖辅分。
督令各铺司兵，如法走递。
亲临府州县提调官，常加检点。
铺长失于整点，随即问罪。
每一个月置立文簿，当该提调官署押写递过度文时刻、角数，以凭稽考”。
为增强传送中央最高指令的能力，正统三年（１４３８年）奏准：
各铺添设铺长一名，两京总铺添设三名，各布政司总铺添设二名，“专一赍送旨意公函，如有稽迟，依律问罪”［③④］。
关于转递之传，也做了各类严格规定。
洪武元年令：
（一）“前铺闻铃，铺司须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紧，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
假设公函不即递送，因此失误事机及折动损坏者，罪如律”。
（二）“无印信文字，不准入递”［③⑤］。
洪武二十五年又申明：
（一）急递铺接送公函，须识别果是前铺铺兵，方许交领。
但有诈冒，押解赴京”；
（二）“凡在外衙门有应递公函，令铺兵当官交领。
其差令人员，遇有公函亦须经由所在官司辨验，方许入递”；
（三）“凡有于半途铺分投下公函，不系知识者，许本铺司兵拿解赴京”；
（四）“凡有司官吏、铺长、司兵，有公函不行明白辨验，轻易接递，致令别生事端者定罪”；
（五）“其各衙门，但有人递公函，须要坚厚好纸封裹转递各铺，明白附历于上开写并无破损，并非曾拆动原封。
但有磨擦破坏，及拆动原封者，就以后文封皮上写记原递铺兵姓名递发，及将递来铺兵拘捉解官，有司即为追究”。
正统七年议准：
各铺递送簿历，该管官司每一个月一次巡视刷勘，有将公函损坏、增改、沉匿者，问拟明白，发口外充军。
总而言之，铺兵必需随时待命；
处处警惕谨慎，在任何情形下都要爱惜好公函，做到绝对平安，万无一失，原封不动，不得有丝毫破损。
不然，就会大难临头。
第二，铺兵承充的期限
充典当行兵是一种苦役，其主体是劣等民户。
宋朝，以军士为驿递夫，铺兵也由士兵轮充。
从元朝开始，改成征发民夫。
这些民夫，起初来自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籍户，内中多系贫民。
尔后，又有些富户充人其中。
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３年），留守司官言：
“初立急递铺时，取不能当差贫户，除其差发充铺兵。
又不敷者，于漏籍户内贴补。
今富人规避差发承元铺兵。
乞择其富者，令充站户，站户之贫者，却充铺兵”［③⑥］。
明代铺兵的征发，与元朝比较，相同的是仍然坚持就近佥派。
不同的是，概令有田之家承充：
“于周围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
明太祖最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
按民田亩税三升三合五勺计算，纳税粮一石五斗之上至二石之下者，大约有田五十至六十亩。
由于各地亩有大小，租额有高低，土地有肥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更大小不一样，因此对有田五六十亩的人户，很难界定是哪个阶级的农户，但总算是有田之家，而非无田之民。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铺兵非清一色农户。
除民户外，还有些军士：
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年）奏准，“各铺司兵，假设有无籍之徒不容正身应当用强包揽多取工钱，致将公函稽迟沉匿等项问罪，旗军发边卫、民并军工人等发周围，俱充军。
其提调官、该吏铺长，各治以罪”［③⑦］。
明中叶以后，随着赋税日增，徭役日重，土地兼并之风盛行，豪强势要大量转嫁赋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产之人，多沦落破产。
铺兵的签起，也因此不可能都是有田之家，破产农人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
因此，到了明末裁革驿卒、铺兵时，大量仰赖邮驿维生者突然“无所得食，皆从贼”［③⑧］，纷纷投入农人起义军。
这种局面的形成，绝非偶然。
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顿失衣食，成为无业之民。
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所处的年龄段有关。
因为铺兵都是青壮年，遇事很是灵敏，视野比较开阔，思想少有顾虑，情感丰硕奔放，勇于发难，勇于冲锋。
铺兵年龄与躯体条件的特殊要求，决定了其承充期限的特殊性。
明代户口制度的核心，是人户以籍为断，分为军、民、匠三等。
军、匠之役皆为永充。
编制“赋役黄册”以后，里甲之役１０年一轮换。
男子年１６曰成丁，成丁而役，６０而免。
对铺兵的佥派，洪武时已立下两条法令：
第一，“须要少壮”。
第二，不能缺额。
假设“铺兵数少及老弱之人在铺当役者”，有司提调官必需随时“佥点补替”。
这说明：
铺兵不是永充，也不是１０年一轮换或必年至６０而免。
凡“老”、“弱”者，要随时替换。
为了适应“步递”与“急递”的双重需要，不仅要年青，而且要身强力壮。
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期限。
凡是年龄超过青壮年，或身患疾病者，皆在当即淘汰之列。
就邮驿组织的进展而言，急递铺的创建是一个进步。
它说明邮驿形式趋于多样性，加速了政令传送。
又那时商路与邮路，多为复合。
急递铺的广为置立，也必然有助于商业贸易，增进沿途地域经济的交通，文化的融合，风俗的同化。
而从铺兵历史命运考察，这种官营机构的存在与运转，完满是依托残酷劳役剥削的结果。
①《宋史》卷一三六《职官志三·
兵部》。
②《金史·
章宗纪四》
③《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站赤一》
④⑤ ②③ ②⑤ ③⑩ ③⑥ 《元史》卷一○一《兵志四·
急递铺兵》。
⑥《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另《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
递运所》云：
“递运所。
大使一人，副史一人，掌运递粮物。
洪武九年始置。
先是，在外多以卫所戌守军士传送军囚，太祖以其有妨练习守御，乃命兵部增置遍地递运所；
以便递送。
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验夫多寡，设百夫长以领之。
后汰副使，革百夫长”。
⑦张萱：
《西园闻见录》卷七二。
⑧王夫之：
《噩梦·
驿递》，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⑨郑晓：
《皇明地理述》上卷云：
“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衡》书成，书分为八目：
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北至……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
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
凡天下道理（里）纵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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