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与元杂剧中的包公戏讲解Word文件下载.docx

1、都是以日常的家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不同于以往作家“文以载道”的作品。蝴蝶梦“这个以王母为主角的故事曾受到烈女传中齐义母故事的影响，但主要方面还是取材于现实生活：权豪势要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受迫害人民奋起反抗，绝不屈服。这应该是创作蝴蝶梦的主要社会基础”。一这部作品反映了元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权豪势要鱼肉人民的现实。剧中的葛彪是公然声称“有权有势尽着使”、“打死人不偿命”的皇亲，打死王老汉“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关汉卿的另一部剧作鲁斋郎更是个典型的“花花太岁”，他“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

2、便还他，也不坏他的。我本是个本分的人。”他自觉“本分”的出发点是“也不坏了他的”好一副无赖嘴脸！就是这个“本分的人”，抢了银匠李四的妻室，还挑衅地对李四说：“你的浑家，我要带到郑州去也，你不问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此后，张琏携妻儿清明扫墓，偶遇鲁斋郎，鲁见张妻十分美貌，“他倒有这个浑家，我倒无”。就骄横地命令张翌日一早将妻子送到鲁府。张硅慑于鲁斋郎之权势，忍气吞声地演出一出“妻招婿，夫主婚”的荒诞剧。葛彪、鲁斋郎们虽然是关汉卿虚构的人物，但却是元朝社会的一个投影。元代官府建置的一大弊病是高级官员泛滥成灾，据不完全统计，正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员竟达人（页）。所以，元杂剧中常出现权豪势要。更有甚者，

3、元朝统一后，赤裸裸地施行民族歧视政策，蒙古人居首，色目人次之，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是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最末一等是南人。根据这一等级划分，蒙古人和色目人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有特权。元史卷八五志第三十五百官一云：“官有常职，位有常收稿日期：一修回日期：基金项目：江苏省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课题“包公文学研究”（）。作者简介：李建明（一），男，江苏泰兴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万方数据经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叫（页）在法律上，据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四：“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叫（页）“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判罚

4、出征，并全征烧埋银”（页）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于蒙古人处理。这就是葛彪打死人不偿命的气焰所在。另据徐大焯烬余录云：“鼎革以来，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蒙古人、色目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这些恶霸，连辖下人户女孩的“初夜权”也归其所有，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又据元代在中国做官多年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载：当时京城里的平章政事阿合马，擅权年，强占人家妻女不计其数，“凡有美妇而为彼所欲者，无一人得免。妇未婚，则娶以为妻。已婚，则强之从己”。（页）从鲁斋郎身上，就能看到阿合马的影子。元公案戏中大量出现了权豪势要凌辱百姓的现象，这

5、是元蒙特权阶层对汉人歧视与压榨的写照。比如后庭花中的两桩奸杀案，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混乱；生金阁写权豪势要庞衙内杀死秀才郭成，霸占郭妻，夺去宝物“生金阁”，充分描写了特权阶层的肆意妄为和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陈州粜米中刘得中、杨金吾借开仓的机会盘剥饥民，打死百姓张撇古。这些求告无门的百姓自然盼望有清官出来为他们主持正义，抚慰心灵伤痛。于是，元代出现了大量反映下层民众与权豪势要纠葛的公案戏和包公戏。这是当时社会矛盾和民众情绪的投射。关汉卿两部包公戏写到包公的剧情不多，故事也不是发生在历史人物包公所处的宋代，而是元代，他是借包公剧来揭露元代社会的黑暗和社会恶势力的横行，他着力描写老百姓的冤屈无告，并塑

6、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普通民众。“苦孜孜，泪丝丝，这场灾祸从天至，把俺横拖倒拽怎推辞！一壁厢碜可可停着老子，一壁厢眼睁睁送了孩儿。可知道福无重受日，祸有并来时。”这是大祸临头时王婆的一段唱。丈夫被葛彪打死，三个儿子出于义愤打死了仇人，眼睁睁地被公人带走，面对这似乎无法逃脱的家破人亡的悲剧，王婆婆只觉得被什么“横拖倒拽”似的，不住如何是好！三个儿子押在囚牢里，做母亲的只得将沿街讨乞的饭食准备给孩子们吃。因为灯油钱也无，冤苦钱也无，一开始张千将她拒之门外，王婆婆于是对她唱了一首如泣如诉的脱布衫：“争奈一家一计，肠肚萦牵；一上一下，语话熬煎；一左一右，把孩儿顾恋；一捋一把，两泪涟涟。”她的“一家

7、一计”，现在关在监牢里，怎能不让她“肠肚萦牵”？她心里翻滚的都是想对孩儿似吐的话语。公堂上，王婆不同意老大、老二偿命，说老大孝顺，要留下奉养自己，老二会营生，要留下维持家计，出于一种推己及人的爱，她只得忍痛割爱让亲生儿老三抵命。我们仿佛看到她踉跄地扑进阴暗的牢房，左一声右一声地呼唤，左一口右一口地喂饭，左一句右一句地叮咛，左一个右一个地爱抚这是阴暗潮湿的死囚牢房里迸射出的一种爱的光辉！鲁斋郎中的张硅，是郑州六案孔目，算不得酷吏，是被一个畸形社会扭曲了的人。面对夺妻之深仇大恨，他却在行动上不敢有丝毫的反抗，行动上的驯从与内心的反叛形成极大的反差，他对仇人在心里进行诅咒：“全失了人伦天地心，倚仗着

8、恶党凶徒势，活支剌娘儿双拆散，生各札夫妇两分离”。他认为鲁斋郎“凭着恶哏哏威风纠纠，全不怕碧澄澄天网恢恢。”这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横行无法，同时也证明了这个社会对这些特权者根本就没有法律制裁，而是任他们胡作非为。张硅企图借酒麻醉自己流血的心，但又怕“酒后疏狂失了便宜”。在此情况逼迫下他不得不对妻子说明真相，又用“这都是我缘份薄、恩爱尽”，对她进行宽慰。当鲁斋郎把李银匠之妻赏赐与他时，他内心更加纷乱，“夺了我旧妻儿，却与个新佳配，我正是弃了甜桃绕山寻醋梨”。他下庭阶，转照壁，出宅门，与爱妻是一步一分离，走一步痛一步，心中不住地呼唤：“养家的人，贤惠的妻，非今生，是宿世！我则索寡孤眠过年岁，几时能

9、够再得相逢，则除是南柯梦儿里！”真是声泪俱下。关汉卿把他笔下的人物的悲恸、复杂难言的世界刻画得如此细腻、丰富而富有层次，所以他的人物穿过数百年的风雨，到今天还栩栩如生地活在人们的心里。也正是这典型形象塑造完成了对元代统治者的鞭挞和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关汉卿对人物的内心痛苦描写如此细腻，与他个人的际遇有关。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还处在奴隶制的低层文明，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一般灭金亡宋，不少儒生沦为奴隶。元人谢枋得谢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有“九儒十丐”之说，郑思肖心史也作如是说。“九儒十丐”是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世道最好的标答问。“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

10、塞，而至于第期李建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引（页）元代，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不仅仅亡国也是“亡天下”的时代。人民不仅顶笠左衽，短衣辫发，而且华夏文明也面临灭顶之灾。汉族士子自隋唐以来科举士人康庄大道，随着马蹄声声和膻腥阵阵，成为穷途末路。本来应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子们因科举停罢，为了谋生糊口，只好屈尊俯就与昔日的俳优之流合作，写话本、弄话剧，甚至自编自导自演，成为“梨园领袖”，“杂剧班头”（录鬼簿），他们在戏曲中抒发胸中块垒。关汉卿南吕一枝花的放浪形骸，其实满是怀才不遇，满是沉郁酸楚。正因为他沉抑下层，他才会把他的忧愁和愤怒，梦幻和希冀寄托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窦娥遭冤狱

11、，宋引章、谢天香从良，谭改嫁，张畦、李四两家的聚散离合，王婆婆家的不幸，都不是什么名垂千古、扭转乾坤的大事。然而，他的笔触却深入到他所熟悉的芸芸众生中，和他们休戚与共，从而写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普通人。关注市井日常生活，并刻画出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一传统为以后的包公戏所继承。后庭花中的李顺和翠翠母女的不幸；灰阑记中的张海棠要求过平静、正常人生活而遭受的种种打击和灾难；留鞋记中王月英与郭华一对痴男怨女；生金阁中郭成的悲惨遭遇；陈州粜米中张别古父子的反抗；合同文字中的家庭纠纷；等等。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悲欢离合，与那些写风云人物的历史剧相比，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与沉思。二塑造包公的清廉正直关汉卿在

12、剧作中歌颂了许多清官能吏，他们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伸冤昭雪，救民于水火。比如绯衣梦和谢天香中的钱大尹，窦娥冤中的窦天章，裴度还带中帮助韩琼芙的李邦彦，救风尘中替赵盼儿、宋引章说话的李公弼，玉镜台中为刘倩英主婚的王府尹，陈母教子中奉皇帝之命封赏陈母的寇准，调风月中替燕燕鸣不平的官员。尤可称道的是，关汉卿第一次成功塑造了包公形象。历史上的包公，是以关心民间疾苦，正直廉明著称的。他主张严惩贪官污吏，直言勇谏，“举刺不避乎权势”。关注民间疾苦，要皇上“量民间疾苦”、“轻徭薄役”。他还多次为冤狱平反，以便使“幽冤得伸，狡吏得惧”。因而宋史说他“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页），“立朝刚毅，贵戚宦官

13、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日：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纠（页）这是包公由历史人物发展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的民众基础，也可以推测当时民间就有很多关于他刚正严明的故事传说。有关包公内容的宋人笔记就有梦溪笔谈、石林燕语、癸辛杂记、东轩笔录、甲申杂记、独醒杂志、涑水记闻等。这些笔记，所记片言琐事，令人警悟，却不是完整的包公形象。有包公出现的宋话本如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等，有关包公的情节简单，包公形象也显得单薄。真正让包公形象饱满的不得不推关汉卿的蝴蝶梦和鲁斋郎。这两部作品都表现了包公的不畏权贵、为民除害的本质特点。包公在这两部戏中，

14、审判处斩的不足贪官污吏、地痞流氓，而是皇亲国戚、权豪势要。“斋郎”是宋以前官职。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五“斋郎”条云：“魏始有太常斋郎。唐有太庙、郊社之别，唐洎国家，其久次者，太庙又补室长，郊社即补掌坐、掌次，谓之黄衣选人。祖宗以来，又以为朝臣子弟起家之官。”由此可知，自宋代开始，斋郎都出身于豪门高第，大多数都是朝臣子嗣。剧中的张畦是官衙中的六案孔目，也叫六案都孔目，集体负责州县衙门中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的案卷文书管理，有不小的权力。当李四说出欺负自己的人是鲁斋郎时，张琏立即掩住李四的嘴，并马上催促李四赶快回许州，免得惹是生非。鲁斋郎毁害了他的家庭，他也是敢怒不敢言，委曲求全。由此可见

15、，鲁斋郎绝不是一个寻常的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而是跟皇亲国戚不相上下的人物：“那个鲁斋郎胆有天来大，他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将妻女敢夺拿，将百姓敢踏踏。赤紧的他官职大的忒稀诧。”“那一个官司敢把勾头押，提起他的名儿也怕。”将这类人物绳之以法，要冒很大的危险，但却被包公斩决，由此表现了包公的刚正不阿和不畏权势。蝴蝶梦中，葛彪在大街上骑马闲逛，马撞了王老汉，还强词夺理地说王老汉挡了他的马头，将王老汉打死，然后扬长而去。根据元代法律，蒙古人打死汉人，并没有杀人偿命的责任，而王氏三兄弟打死了葛彪，却必须有人出来偿命。剧中的包公设法救助王家老三，为没有自救能力的善良百姓请命。这表现了包公的体恤民众、爱

16、惜生灵的品格。年这种刚正不阿和救民于水火的清官品格，在以后的包公戏得到继承。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生金阁、陈州粜米等剧就表现了包公的不畏权势和清廉自守。生金阁中的庞衙内是与鲁斋郎一样的权豪势要，但比鲁斋郎更恶毒，他抢夺了人家的财产，霸占了人家的妻子，还残害了郭成的性命，最后被包公判斩。而陈州粜米中的包公为察访案情，他扮成乡下老汉给妓女笼驴，关心民瘼，不惮与权豪势要“结下些山海也似冤仇”。合同文字中刘安住称赞包公：“他清耿耿水一似，明朗朗镜不如。”包公在神奴儿中也自称：“我老龙图就似那一轮明镜不容尘。”留鞋记中包公说自己：“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在第三折中，包公说：“从来三尺贵持平，莫把愚民苦用

17、刑。人命关天非细事，举头岂可没神明。”这种为民请命、不畏权势的清官品质是元杂剧着力描绘的，而在宋元话本中，只是侧面透露出民众对这种清官品格的企盼，如错认尸指斥黄正大“为人奸狡，贪婪酷刑”，错勘赃中对蒲左丞洗清曹伯明冤枉的肯定。宋元话本追求的是故事的传奇性。值得注意的是，元包公戏以前的公案作品，比如唐传奇公案故事，多表现能吏勘察案件的智慧和才干，宋元公案话本也是如此。元包公戏也表现包公的智慧，但不是注目包公的勘测案件的能力，而是表现包公如何机智地惩恶扬善。蝴蝶梦王婆舍弃亲子、保全丈夫前妻之子令人感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包拯让一个盗马贼作替身抵死用计救下了石和，赦免了打死“葛皇亲”的平民。鲁

18、斋郎中鲁斋郎，比窦娥冤中的张驴儿、望江亭中的杨衙内、救风尘中的周舍都要骄横得多，因为他得到皇帝的庇护，于是用智谋将“鲁斋郎”写成“鱼齐即”，待天子判了“斩”字，包公在“鱼”字下边添个“日”字，“齐”字下添个“而”字，“即”字上面添一点，智斩了鲁斋郎，为民除害。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几部包公戏也有所表现，生金阁里凶手庞衙内是不能派人捉拿他的，包公就以喝酒为名请他来，又利用衙内的弱点，“智赚”了“生金阁”，并将他就地正法。灰阑记中包公先撇开“杀夫”一端不问，而是根据母亲爱子的心情，机智地选择了“灰阑拉子”的方法，判明“强夺儿子”一桩的真伪，使得海棠冤屈得伸，太守苏顺和赵令史得到应有的惩罚。陈州粜米中，包

19、拯先遇到了小衙内刘得中包下的妓女王粉莲，巧妙地从她口中了解到刘、杨二人胡作非为的恶行，很快审清了这桩公案。他先将杨金吾斩首，再让小撇古用紫金锤打死小衙内，为自己父亲报仇，然后又将小别古关在牢里。恰好刘衙内从皇帝那里请来一份“赦活不赦死”的赦书赶到，想赦免子婿的罪行，不料正好中了包拯的计，借此赦书释放了小别古。清官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不受侵害的人间神，它因缘于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渐次勃兴的民间文化。唐朝以前民间文化尚不发达，还没有清官文化。宋元时代，由于民间文化的勃兴，再加上论斥权幸的包拯的名声震动朝野，清官形象便逐渐深入民心，包拯既是清官的楷模，也是宋代以后民众心中的偶像，他在后世通俗文艺作品

20、中已被演绎成一把除恶安良的利剑。作为平民的代言人，关汉卿的包公形象是在这一种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主持正义又充满智慧的包公，体现了关汉卿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期待。同时，这也是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元代百姓的呼声。平民呼唤包公，实际上是对黑暗现实的极度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心理幻想。剧作中的包拯，既维护皇权，又刚正不阿，替民众伸冤，显示了一个清官所具有的正直品质和内在魅力。三缺憾、苦涩的结局以上所述的关汉卿这两部包公戏都是“大团圆”的结局。对于“大团圆”，人们历来评价不高，认为这是一种走向避难所的行为，也是作家思想平庸的一种表现。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要看到悲剧团圆的结尾，反映了中国人的善良愿望，所谓“善有善报

21、，恶有恶报”。而对于古代文人而言，其实是用这种幻想来否定现实。比如中国传统悲剧，如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常常把斗争的艰巨和最终的胜利（大团圆）结合起来，很少带有西方悲剧所常有的那种恐怖、可怕、悲惨、神秘等成分，着重表现了主人公的正义性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可以看成是采用正剧形式的悲剧。中国悲剧的这种民族特色是不宜用西方悲剧的格式来硬套的，而且关剧的大团圆绝不是什么轻飘飘的安慰剂，这种大团圆中包含很多苦涩的因素。蝴蝶梦中的王婆与她心爱的儿子最后虽然团圆了，但在此之前，王婆的痛苦非常人所能感受。她探监以后，终于把两个大的孩子带回家中，留下老三偿命，说是要“盆吊死”，让他们第二天去认尸。母子三人去到那里，

22、果然有一具“血模糊”的尸首躺在，王婆婆立即放声大哭起来：“我将这老精神强打拍，小名的明白，你个孝顺的石和安在哉？则被他抛杀你奶奶，教我空没乱把地皮掴。”王婆婆拍打地皮，捶胸顿足，痛苦流涕，惨痛欲绝。这摧肝裂肺之痛将永远铭刻在他们的心里，成为无法消除的阴影。所谓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再看鲁斋郎，包龙图收养了张、李两家走失的孤儿，把他们养大成人，使他们读书有成，又用智哄过皇帝老儿，把鲁斋郎给除了。但是李四和张硅两家承受无端的凌辱和家庭破裂的痛苦却不会消去，它是一道深深的疤痕永远留在他们心中。尤其是张琏，在被鲁斋郎害得妻离子散时，只得“身穿羊皮百衲衣，饥时化饭饱时归”，入寺为僧，他对李四说：“休道是东

23、君去了花无主，你自有莺俦燕侣。我从今万事不关心，还恋甚衾枕欢娱？不见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空教我泪洒遍湘江竹！这其间心灰卓氏，乾老了相如。”生活中有太多的荒谬，使张硅感觉到不真实，他的精神濒临崩溃，不得不借助宗教这一味麻醉剂。待包公智斩鲁斋郎后，他遇见了来寺观化度的妻子，妻子问他：“你怎生撇了我出了家？劝你还俗吧！”他很坚决地说：“要我还俗呵，有如曹司翻旧案。”最后，还是包公以断案的口气命令道：“张硅，你快还了俗者。”张畦这才还俗，张畦不肯回家，仍然要做道士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惊弓之鸟”的精神状态，反映出权豪恶霸作威作福的现实，决不会因为某一具体时间暂时解决，或某一罪魁的服法而消

24、除。张硅的悲世思想如此沉重，恰是说明他对现实生活的极度失望。“哀莫大于心死”，“心死”就是指对人世不再抱任何企盼，在这种状态中，人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悲哀和痛苦的了。这比那种呼天抢地痛苦更令人不寒而栗。纵观元包公戏，不少剧作中的大团圆都有一种缺憾。包龙图智勘后庭花中两桩命案虽已查清，凶手王庆也被拘捕。但是首犯廉访使夫人却逍遥法外，这里如实地反映了现实。生金阁和神奴）中包公虽然为冤魂伸张了正义，但两家的破裂却无法弥补。我们不必看到大团圆结尾就讥为俗套。关汉卿的包公戏表现的“天理”力量也是苦涩的一种表现。“天理”代表着一种冥冥之中的超自然力量，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宿命思想和因果报应观念，相信“湛湛

25、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早先知。劝君莫作亏心事，古往今来放过谁”（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宋元话本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和错斩崔宁等公案小说，其冤情并不是由官吏推断勘察出来的，而是通过“天理”来实现的。元包公戏中的“天理”往往是人间神包拯来执掌。这是由于清官形象代表着正义力量，显示着民众的理想价值观，所以元杂剧中的包公判案所依据的标准就体现着民众的价值取向，他所秉持的是“天理”、“公道”，带有很强的伦理色彩。民众相信“天理”总是偏袒着正义一方，能替弱者寻回应有的公道。葛彪打死王老汉，面对王家兄弟的质问，气势汹汹地说：“就是我来！我不怕你！”王婆对葛彪说：“若是俺到官时，和您去对情词，使不着国戚皇亲，玉叶金

26、枝；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从前文我们知道，关汉卿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公正法律的时代，元蒙法律具有严重的不平等性，它完全是为统治阶级和上层贵族服务的，带有极端的阶级色彩和种族偏见。这种野蛮的法律制度，民众的“天理”是不能接受的，于是民众产生了一种对平等的法律的期待。反映在关汉卿的剧作中，最明显的观念是杀人者必须偿命。葛彪由于有打死人“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的特权，恶棍便变成受害者，而真正的受害者却变成了罪人。葛彪打死了王老汉，王老汉的儿子又打死葛彪，按理说两命相抵，该是扯平了，但在断案过程中，官府对葛彪打死王老汉未闻一词，而对谁替葛彪偿命却严加追查，明显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法律的不平等

27、。包拯略施小计赦免了打死葛皇亲的平民，“反映了当时一种普遍的民间心理”【（页）。对此，邓绍基指出：“这两个作品（蝴蝶梦和鲁斋郎）都写开封府王条清正，可在事实上，包拯在处决鲁斋郎时却不得不用修改圣旨的方法瞒过皇帝，否则就无法维护正义，锄奸灭害。救石和时，又以偷马贼作替身抵死，不如此掉包就不能主持公道。可见，这使包拯感到掣肘的王法又并不保护平民百姓。这两个剧本在这点上表现出来的揭露和批判的思想意义是比较深刻的。”【（页）这种依据“天理”惩治权贵豪强的做法，在陈州粜米中也有所体现，包公让小撇古亲手用敕赐紫金锤打死小衙内，生金阁的庞衙内也被明正典刑。从上面分析可知，“天理”还体现着一种道德伦理力量。关

28、汉卿在蝴蝶梦中已经把伦理道德变成支配人前程命运的一种精神意志，成为决定人的行为的本体力量。包公因为王婆“贤德抚前儿”的行为而保护王氏兄弟。无名氏的合同文字记中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盆 也是如此。剧作家们这种追求的伦理价值的取向， 与时代有关。蒙古族统治者人主中原后，游牧民族 崇尚武力的生活方式，对汉民族业已形成的伦理道 德观念冲击很大，人们原有的家庭伦理道德被蒙古 铁蹄踩碎，导致了传统道德信仰的危机。面对伦理 废弃、道德沦丧的现实，有良知的作家希望通过自己 的创作有补于世，甚至把伦理道德极端化、绝对化。 在他们的剧作中，善恶判断过于分明，对立双方的较 量十分平面化，甚至漫画化，使这些社会性悲剧失去 了一种悲剧所必要的紧张感。由于过分强调劝恶扬 善的动机，中国悲剧更多强调“悲”，舞台上常常是 一片毫无节制的哭泣声。由于对痛苦缺乏克制，宣 泄感情，中国悲剧快感不像西方文学那样将崇高作 为悲剧效果，而是将怜悯感作为悲剧效果。而且元 杂剧中的“天理”，对于芸芸众生，只能是一种一厢 情愿的想像。这样，大团圆的结局便带有一种黯淡 色彩。 综上所述，关汉卿作为包公戏的开拓人，他至少 参考文献： 王季思谈关汉卿的鲁斋郎杂剧张月中元曲 通融太原：山西古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