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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以上两文提供的文献学背景，对“庄子非孔说”的两种辨正比较两篇宋人对庄子哲学的解说。关键词： 史记 史志 庄子传本 篇 卷Title: Textual Versions of Zhuang-Zi in the Catalogues in the Annals of four DynastiesMajor: Chinese PhilosophyName: Pan Da WeiSupervisor: Chen Shao MingAbstractZhuang-Zi in Shi-Ji studies the face of Zhuang-Zi of archaic textual version

2、appeared in the Biography of Zhuang-Zi of Shi-Ji.Textual Versions of Zhuang-Zi in the Catalogues in the Annals of four Dynasties analyses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Zhuang-Zi in Han, Sui, Tang and Song Dynasty.Based on the philological fact above mentioned, Two Essays on Zhuang-Zi as a Confucianisms O

3、pposition makes a contrast between two explanations of Zhuang-Zi philosophy given by two writers in Song Dynasty.Keywords: Shi-Ji, the Catalogue in the Annals, textual version of Zhuang-Zi, chapter, volume 摘要目录引子p.1史记中的庄子 p.2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p.9对“庄子非孔说”的两种辨正p.21参考文献p.25文献综述p.26附录一：俞正燮庄子司马彪注集本跋p.27附录二

4、：王安石庄周（上） p.27附录三：苏轼庄子祠堂记p.28附表：汉隋唐宋四代史志中的庄子p.29引子庄子并不故弄玄虚，然而它的单纯却正是它令人着迷的地方。不论后来者从中读出多少微言大义，这种单纯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肉眼就可以凝视的文字本身，正如风行水上，月至中天，诗人吟咏后，我们看它们的眼便从此不同。但是有太多诗句翱翔在月亮和我的手指之间：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庖人所见，无非牛也。史记中的庄子庄子及庄子，正史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

5、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一书（以及其它诸子书），意旨如何姑且不论，毕竟有典有册，考其前后本末，即知流传有绪，不是天书。史记八书不录典籍，上录史记列传的记载是今人了解汉武时（史迁作书时）庄子一

6、书准确地说是史记所云“十余万言”的面貌的依据。但是，史记列传关注的中心在传主，体例与后世史书的艺文志/经籍志大有不同，但正如清人章学诚所言，此中包含的信息并不局限于体例而能一脉贯通。以“见书不见人”之眼观之，史记庄子列传恰是对庄子“十余万言”的一篇极妙的介绍：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作者的名氏爵里和生活时代。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作者的思想要旨。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篇幅、风格。本句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以下简称索隐）注：“其书十万余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视“其著书十万余言”意即“其书十万余言”、这“十余万言”是庄子所著的一本完书，非。史迁“

7、据诸子百家之书”作史记，然而当史迁作史记之时，彼“诸子百家之书”尚不是诸子百家之“书”也。列传言诸子著“书”处甚多，以书名、字数、篇目（含篇数和篇名）的有无分类如下：有仅记书名者：管晏列传（晏子）：“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有记书名、篇数、不记篇名者：老子韩非列传（申子）：“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有记字数、篇数者：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老

8、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有仅记字数者：孟子荀卿列传（荀子）：“（荀卿）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有仅记篇数者：老子韩非列传（老莱子）：“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孟子荀卿列传（慎到）：“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有记字数、列举部分篇名者（庄子入此类）：老子韩非列传（韩非）：“（韩非）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孟子荀卿列传（驺衍）：“（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有仅列举部分篇名

9、者：管晏列传（管子）：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私人著述始于战国，已为人熟知，但著述的情形如余嘉锡所说，“古人著书，并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此种别行的散篇，亦即史记云诸子著“书”之“书”。上录老子韩非列传“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一段内，“韩非之所著书”不指韩非子而指散篇孤愤、五蠹，即是明证。“老子乃著书上下篇”之书、“著书二篇，号曰申子”之“书”、“故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之“书”等，也都是指这种散篇，而不指老子、申子（申子者，先有“著书二篇”，然后“号曰申子”）、庄子书。所以即便其人一生著作不辍，然

10、而著述辑集，亦必“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定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秦、汉诸子，惟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为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其它则多是散篇杂著，其初原无一定之本也。由是观之，所谓某子之“书”，本来即是由后人编篡而成的“某子著述集”，并不是由某作者（某子）造意结构、“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的一本著作；造意结构、自成首尾者，仅是在成“书”之前已广布流传、后被收入其“书”作为“书”的组成部分的一篇一章；而篇目的取舍、排列乃至裁剪，从而成“书”的整体面貌包括“书”名并不取决于这些篇目的作者，端看编“书

11、”人、传“书”人的眼光与手段（而且这个由散篇编篡成书的过程也未必是一次性的）。故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可，曰“庄子著庄子十余万言”则非，余嘉锡“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即是此意。司马贞作索隐，时在唐开元年间，考庄子一书，自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有“庄子五十二篇”后，历朝史书艺文志（经籍志）均有著录，足证成书甚早，流传久远。司马贞将“故其著书十余万言”理解为“其书十余万言”，当是不知史迁据以作庄子列传者，与唐代的庄子传本的形貌并不相同，后者虽然其来有自，毕竟是“第二手”下，又翻过数重了。上述，欲概观某子著述，必待其平生随作随传的散篇辑集为一而后可，而且所得的辑集是相对完全的（但不必定是唯一的）

12、。所得著述辑集的概貌体现为字数与篇数，两项记其一，已可说明史迁能合某子（传世的）著述而为一观。然而以上史记录诸子“书”，记书名者三（晏子春秋、申子、孟子），记书名兼记篇数者二（申子、孟子），或记字数而不言篇数、或记篇数而不言字数、或字数与篇数并记、然而皆不记书名者十之八九。既已将平生著述合为一观，岂能不题书名？可能是史迁所见的诸子“书”，包括庄子的“十余万言”在内，还只是其人著述的初步辑集，尚未由后学“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遑论于一“书”之内甄别为内外篇。不过书名虽阙，但所得辑集有十余万字之多，一家之学，名下已经蔚然可观了。又：依史迁说，庄子的著述有十余万字。但今本庄子只有七万字左右

13、。而司马贞所见庄子虽与史迁所见“书”年代悬隔，然而索隐照抄史迁“十余万言”之说而不加置评，莫非司马贞所见的庄子传本与史迁所见“书”字数大致不差，面貌较今本更古吗？名篇。上述，史迁论庄子著述，未及篇数；但字数既有十余万之多，合篇数亦不少，假设有数十篇，应不为过。但列传言及诸子著述，本意在明其家学而不在遍录其书，故列传所举出的篇目，当是史迁以为最能见其宗旨（“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者。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下简称正义）（也作于唐开元年间）云：“此庄子三篇名（指渔父、盗跖、胠箧），皆诬毁自古圣君、贤臣、孔子之徒营求名誉，咸以丧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与史迁所述三篇主旨正同；张守节所据以为史记作注的庄

14、子传本中的渔父等三篇与史迁所见三篇文句是否尽同虽不可知，要亦源出一本。三篇今本庄子俱存（渔父在杂篇第三十一，盗跖在杂篇第二十九，胠箧在外篇第十），要亦不差。然而史迁于“十余万言”之中不举今人看重的齐物论、逍遥游等（或是史迁未见，或是史迁见到但不重视，故不称引，两种情况都说明其时受人世人和史家重视的庄学著述与后世不同）而特举渔父、盗跖、胠箧者，为何？傅斯年的解释是：“盖今本庄子乃魏晋间人观念所定（指郭象定本），太史公时，老氏绌儒学，儒学绌老氏，故此数篇独重。”判别甚明，但其中尚有一语不能道尽处章学诚有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史记时，“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者，门户是

15、也；“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者，宗主是也；渔父、盗跖、胠箧之作，欲“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门户是也。史记老、庄、申、韩合传，“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正明史迁眼中的庄子，并不自成一家之法，而以老子之家法为法；既以老子之家法为法，又欲立传勾画其自家面目，则不能不在地表上划线，持宗主以为门户；既持宗主以为门户，那么最能见其面目特征的，并非洋洋洒洒“散道德，放论”的浮词，而莫过于其著述中持门户之见最深、攻击异端最烈的篇章。亡佚的已无从谈论，遍览今本所存的篇目，渔父、盗跖、胠箧门户之深、攻讦之酷，庶几无出其右。十余万言中独举三篇，并非率尔为之。但是，既视庄学为老学的附庸

16、，又何必为其强立一传、勾画其并不清晰的“自家面目”？前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指明当时附在庄子名下、流传于世的辑集已有十余万字之量，规模和影响虽不及儒、老，却绝对不是修史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道。但是，如果史记说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是汉初黄老之学大行之下的自然反应，那么其后史记变其宗主为其门户，不论是史迁独识还是史迁采俗说入己书，都是彼时儒老自悬门户、相攻不已的偏狭世风的体现。时流易趋如是。然而史迁以为最见庄学宗旨者，却是宋以后人眼中庄子书最为可疑的篇目。自苏轼庄子祠堂记首疑其伪，是非纷纭，余响至今不绝不是因为盗跖等篇文义不明，相互抵牾的理解都可以自圆而并存，而是由于庄子篇目参差而盗跖等篇

17、文风刻露，派性鲜明，解释者或弃或取，全无转圜之地。然而，对“十余万言”的成书由来和著作体例尚未辨明，仅从义理或辞章上断其真伪，实难使人心服。上文曾引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著书事：“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可见诸子的著述不独写成后以散篇流行，而且传世的散篇亦不题作者的姓名（章学诚：“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作者的姓名并传其书者亦往往不晓，唯近者知之。然则后来辑集某子著述合为一观者，又焉知此种不题作者姓名而传云某子所作的散篇确系此子所著？漏取和误收已经难免，后世复将此种不纯的辑集一概题云“某子书”，以为书中的内容尽出其人，又误。然而此间更有不可以真伪论者：“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

18、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自汉武以后，九流之学，多失其传。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后人习读汉以后书，有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皆必手著。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不知古人著述之体，正不如是也。上述，司马贞把史迁“其著书十万余言”理解为“其书十万余言”，反映出唐人对上古人著作体例已然隔膜；史迁汉初人，所见被认为是庄子著述的庞大辑集未必尽是

19、庄子的亲作，然而并不辨其中孰出庄子、孰出庄子后学、孰出后人附会依托，一笔记云“故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者，可见史迁时诸子家学传承已然不明，人于所见诸子书，亦已不知其由来。但是，在史迁为不知、不辨、颠倒错乱亦不为怪者，在今人却正不可不知、亦不可不辨。而且不以真伪论其书，不等于不必问其书变化由来、不辨书中诸篇之所从出。章学诚有所谓“一人之史”：“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集之始于流别也，后人汇聚前人之作，欲以览其全也。亦犹撰次诸子，即人以名其书之意也。诸子之书，载其言并记其事，以及他人之言其言者，而其人之全可见也。” 既收其人手著，又录弟子门人所记其人言行，并录入后学发挥之作

20、，从而，被史迁认作是“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的辑集，不仅不是一本“庄子写的书”，而且也不是“庄子著述集”，反而更象是一本“有关庄子的书”，一本“庄子著述和研究资料合集”。由此将史迁眼中与宋人眼中盗跖等篇的两种面目重新看过，正中章学诚所道：“庄周让王、渔父诸篇，辨其为真为赝，屈原招魂、大招之赋，争其为玉为瑳。固矣夫！文士之见也。本句是难句。“畏累虚、亢桑子”歧解有二：一说指篇名“畏累虚、亢桑子”，如清人俞正燮；一说指庄书中的人物（或地点），如唐人张守节（说见后）。二说暗通之处在于章学诚所说：“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亦即史迁所见“十余万言”中不但有关于“畏累虚、亢

21、桑子”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可能分别处在两个篇目的开头，故人能“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本句“畏累虚、亢桑子”如指篇名，则说明史迁所见“十余万言”在渔父、盗跖、胠箧外，又有畏累虚、亢桑子篇。本句索隐注：“按庄子，畏累虚，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可知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有畏累虚篇，该畏累虚篇有关于“老聃弟子畏累”的内容，此其一。司马贞并认为列传“畏累虚”指畏累虚篇，此其二。今本庄子无畏累虚篇，仅庚桑楚篇（杂篇第二十三）首句“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遍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累之山”留有痕迹，且已变人名（“老聃弟子畏累”）为地名（“畏累之山”）。而今本庚桑楚文中的人物“庚桑楚”（“庚桑子”）

22、，在索隐注中也可窥见一斑：“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也。”列传“畏累虚、亢桑子”并列，或同指庄子著述篇名，或同指“十万余言”中的虚构人物（地点），二者必居其一，断无“畏累虚”是篇名而“亢桑子”是“人姓名”的道理。如果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在畏累虚篇外，又有亢桑子（或庚桑）篇，则司马贞不但无理由不认为史记文中的“亢桑子”（“庚桑”）同样地是指亢桑子（或庚桑）篇，而且无理由不效仿前例自行注明。然而，索隐明言“畏累虚，篇名也”，对“亢桑子”却只列举异本（王劭）他说（司马彪）而无自注不仅如此。司马彪注本庄子今不传，看唐初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杂篇庚桑第二十三（以下简称释文）

23、篇名下陆氏自注：“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老聃之役” 释文注：“司马云：役，学徒、弟子也。”“庚桑楚”注：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书作亢桑。”注中“司马”即司马彪。司马彪说“太史公书作亢桑”，意谓史记庄子列传“畏累虚、亢桑子之属”中的“亢桑子”即“庚桑”，指人名将索隐引司马彪注与释文引司马彪注对看，不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有亢桑子（或庚桑）篇，而且没有丝毫迹象暗示司马贞将史记庄子列传“亢桑子”三字理解为篇名，此其三。然而索隐称“畏累虚”是篇名后又云“即老聃弟子畏累”，复引司马彪“庚桑楚，人姓名也”说注列传“亢桑子”三字，能否猜测，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中无

24、“亢桑子”而有“庚桑楚”，而且有关虚构人物“老聃弟子畏累”和“庚桑楚（亢桑、亢桑子、庚桑）”的记载，是同在传本由司马贞引司马彪庄子注可知司马贞曾见司马彪庄子注。看释文“畏垒”二字别注，“垒”字下有：“崔本作累李云：畏垒，山名也。或云在鲁。又云在梁州。”与今本庄子“畏累之山”说合，与司马贞“老聃弟子畏累”说大异。司马彪庄子注，释文“畏”“垒”二字下无，但“老聃之役”、“庚桑楚”以下多有称引，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当不是司马彪注本的畏累虚篇中？此其四。再看本句张守节正义注：“庄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韂生之经，若槁木无情，死灰无心，祸福不

25、至，恶有人灾。言庄子杂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设言语，无有实事也。”引文出自庚桑楚篇，字句与今本庚桑楚篇首略同，而且张氏所见庚桑楚篇也在杂篇内，与今本庚桑楚篇同，此其五。正义引庚桑楚篇本文注本句，但对庚桑楚篇本文“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的“畏累之山”和“庚桑楚”如何化为本句的“畏累虚”和“亢桑子”却语焉不详，对索隐所说的“亢桑子”、“庚桑”以及索隐引司马彪“庚桑楚”之间的异同更无所论及；索隐详解“畏累虚”、“亢桑子”，但索隐说“亢桑子”极小心，一若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并无 “亢桑子”三字，称“畏累虚”出自篇名后，又有“老聃弟子畏累”一说，孤文单证，不可理喻是司马贞务求

26、详赡而张守节仅观其大略，还是二人所据庄子传本不同？抑或二人分别为之作注的史记传本文字有歧异？如果前文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中关于“庚桑楚（亢桑、亢桑子、庚桑）”和“老聃弟子畏累”的记载同在畏累虚篇中的猜测可以成立，那么由司马贞所据的庄子唐代传本揣测汉初人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史记“畏累虚、亢桑子”，可能仅指同见于史迁所见畏累虚篇之内的虚构人物，而不指畏累虚篇和亢桑子篇。至于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的畏累虚篇与张守节所据庄子传本的庚桑楚篇又相去几何，是否俱是今本庚桑楚篇的前身，不详。无论如何，“畏累虚”、“亢桑子”与渔父等三篇一样，在史迁眼中代表了“十余万言”的风格。然而从汉初人眼中最见庄学风格的“畏累

27、虚、亢桑子之属”到今本庄子杂篇中的粲然遗迹（看前引庚桑楚篇本文）路途漫长，司马贞、张守节所据的庄子唐代传本与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相去几何，已不能得知。而司马贞的畏累虚篇和张守节的庚桑楚篇，都作为历史中闪现的遗踪片影，反映出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郑良树语）在后世的流行变迁。作者其学在当时诸子之学中的位置。作者其人在当时现实社会中的位置。以下并举作者一事为例。牺牛孤豚（犊）故事,见今本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牲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惟文字简繁有别，可知史迁立言有本并且凡史记庄子列传拈举者，均在今本外杂篇之内。但本段正义注：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愿以境内累。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二千岁矣，巾笥藏之庙堂之上。此龟宁死为留骨而贵乎？宁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宁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与此传不同也。”并不说牺牛孤豚故事的出处，反而引述庄子中情节雷同的神龟故事与列传的记载对照，当是张守节所据以为史记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并无史迁记载的牺牛孤豚故事，故举其所见庄子传本中最为接近的故事备考。正义所举神龟故事见今本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