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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以上两文提供的文献学背景，《对“庄子非孔说”的两种辨正》比较两篇宋人对《庄子》哲学的解说。

关键词：

《史记》史志《庄子》传本篇卷

Title:

TextualVersionsofZhuang-ZiintheCataloguesintheAnnalsoffourDynasties

Major:

ChinesePhilosophy

Name:

PanDaWei

Supervisor:

ChenShaoMing

Abstract

Zhuang-ZiinShi-JistudiesthefaceofZhuang-ZiofarchaictextualversionappearedintheBiographyofZhuang-ZiofShi-Ji.

TextualVersionsofZhuang-ZiintheCataloguesintheAnnalsoffourDynastiesanalysesthetextualevolutionofZhuang-ZiinHan,Sui,TangandSongDynasty.

Basedonthephilologicalfactabovementioned,TwoEssaysonZhuang-ZiasaConfucianism’sOppositionmakesacontrastbetweentwoexplanationsofZhuang-ZiphilosophygivenbytwowritersinSongDynasty.

Keywords:

Shi-Ji,theCatalogueintheAnnals,textualversionofZhuang-Zi,chapter,volume

摘要………………………………………………………Ⅰ

目录………………………………………………………Ⅱ

引子………………………………………………………p.1

《史记》中的《庄子》………………………………p.2

从汉隋唐宋四代史志所见的《庄子》传本……………p.9

对“庄子非孔说”的两种辨正…………………………p.21

参考文献…………………………………………………p.25

文献综述…………………………………………………p.26

附录一：

俞正燮《庄子司马彪注集本跋》……………p.27

附录二：

王安石《庄周》（上）………………………p.27

附录三：

苏轼《庄子祠堂记》…………………………p.28

附表：

汉隋唐宋四代史志中的《庄子》………………p.29

引子

《庄子》并不故弄玄虚，然而它的单纯却正是它令人着迷的地方。

不论后来者从中读出多少微言大义，这种单纯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肉眼就可以凝视的文字本身，正如风行水上，月至中天，诗人吟咏后，我们看它们的眼便从此不同。

但是有太多诗句翱翔在月亮和我的手指之间：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

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

庖人所见，无非牛也。

《史记》中的《庄子》

《庄子》及庄子，正史始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

庄周笑谓楚使者曰：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

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

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

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子亟去，无污我。

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

《庄子》一书（以及其它诸子书），意旨如何姑且不论，毕竟有典有册，考其前后本末，即知流传有绪，不是天书。

《史记•八书》不录典籍，上录《史记》列传的记载是今人了解汉武时（史迁作书时）《庄子》一书——准确地说是《史记》所云“十余万言”——的面貌的依据。

但是，《史记》列传关注的中心在传主，体例与后世史书的艺文志/经籍志大有不同，但正如清人章学诚所言，此中包含的信息并不局限于体例而能一脉贯通。

以“见书不见人”之眼观之，《史记》庄子列传恰是对《庄子》——“十余万言”——的一篇极妙的介绍：

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作者的名氏爵里和生活时代。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作者的思想要旨。

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篇幅、风格。

本句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以下简称《索隐》）注：

“其书十万余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视“其著书十万余言”意即“其书十万余言”、这“十余万言”是庄子所著的一本完书，非。

史迁“据……诸子百家之书”作《史记》，，然而当史迁作《史记》之时，彼“诸子百家之书”尚不是诸子百家之“书”也。

列传言诸子著“书”处甚多，以书名、字数、篇目（含篇数和篇名）的有无分类如下：

有仅记书名者：

《管晏列传》（晏子）：

“太史公曰：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有记书名、篇数、不记篇名者：

《老子韩非列传》（申子）：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孟子荀卿列传》（孟子）：

“（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有记字数、篇数者：

《老子韩非列传》（老子）：

“关令尹喜曰：

‘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有仅记字数者：

《孟子荀卿列传》（荀子）：

“（荀卿）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

有仅记篇数者：

《老子韩非列传》（老莱子）：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孟子荀卿列传》（慎到）：

“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

有记字数、列举部分篇名者（庄子入此类）：

《老子韩非列传》（韩非）：

“（韩非）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人或传其书至秦。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

‘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李斯曰：

‘此韩非之所著书也。

’……”

《孟子荀卿列传》（驺衍）：

“（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有仅列举部分篇名者：

《管晏列传》（管子）：

《屈原贾生列传》（屈原）：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私人著述始于战国，已为人熟知，但著述的情形如余嘉锡所说，“古人著书，并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

”此种别行的散篇，亦即《史记》云诸子著“书”之“书”。

上录《老子韩非列传》“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一段内，“韩非之所著书”不指《韩非子》而指散篇《孤愤》、《五蠹》，即是明证。

“老子乃著书上下篇”之书、“著书二篇，号曰申子”之“书”、“故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之“书”等，也都是指这种散篇，而不指《老子》、《申子》（《申子》者，先有“著书二篇”，然后“号曰申子”）、《庄子》书。

所以即便其人一生著作不辍，然而著述辑集，亦必“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定之。

其编次也。

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秦、汉诸子，惟《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为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其它则多是散篇杂著，其初原无一定之本也。

由是观之，所谓某子之“书”，本来即是由后人编篡而成的“某子著述集”，并不是由某作者（某子）造意结构、“有统系条理，乃一时所成，且并自定篇目”的一本著作；

造意结构、自成首尾者，仅是在成“书”之前已广布流传、后被收入其“书”作为“书”的组成部分的一篇一章；

而篇目的取舍、排列乃至裁剪，从而成“书”的整体面貌——包括“书”名——并不取决于这些篇目的作者，端看编“书”人、传“书”人的眼光与手段（而且这个由散篇编篡成书的过程也未必是一次性的）。

故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可，曰“庄子著《庄子》十余万言”则非，余嘉锡“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即是此意。

司马贞作《索隐》，时在唐开元年间，考《庄子》一书，自《汉书·

艺文志》“道家者流”有“《庄子》五十二篇”后，历朝史书《艺文志》（《经籍志》）均有著录，足证成书甚早，流传久远。

司马贞将“故其著书十余万言”理解为“其书十余万言”，当是不知史迁据以作庄子列传者，与唐代的《庄子》传本的形貌并不相同，后者虽然其来有自，毕竟是“第二手”下，又翻过数重了。

上述，欲概观某子著述，必待其平生随作随传的散篇辑集为一而后可，而且所得的辑集是相对完全的（但不必定是唯一的）。

所得著述辑集的概貌体现为字数与篇数，两项记其一，已可说明史迁能合某子（传世的）著述而为一观。

然而以上《史记》录诸子“书”，记书名者三（《晏子春秋》、《申子》、《孟子》），记书名兼记篇数者二（《申子》、《孟子》），或记字数而不言篇数、或记篇数而不言字数、或字数与篇数并记、然而皆不记书名者十之八九。

既已将平生著述合为一观，岂能不题书名？

可能是史迁所见的诸子“书”，包括庄子的“十余万言”在内，还只是其人著述的初步辑集，尚未由后学“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遑论于一“书”之内甄别为《内》《外》篇。

不过书名虽阙，但所得辑集有十余万字之多，一家之学，名下已经蔚然可观了。

又：

依史迁说，庄子的著述有十余万字。

但今本《庄子》只有七万字左右。

而司马贞所见《庄子》虽与史迁所见“书”年代悬隔，然而《索隐》照抄史迁“十余万言”之说而不加置评，莫非司马贞所见的《庄子》传本与史迁所见“书”字数大致不差，面貌较今本更古吗？

名篇。

上述，史迁论庄子著述，未及篇数；

但字数既有十余万之多，合篇数亦不少，假设有数十篇，应不为过。

但列传言及诸子著述，本意在明其家学而不在遍录其书，故列传所举出的篇目，当是史迁以为最能见其宗旨（“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者。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下简称《正义》）（也作于唐开元年间）云：

“此庄子三篇名（指《渔父》、《盗跖》、《胠箧》），皆诬毁自古圣君、贤臣、孔子之徒营求名誉，咸以丧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

”与史迁所述三篇主旨正同；

张守节所据以为《史记》作注的《庄子》传本中的《渔父》等三篇与史迁所见三篇文句是否尽同虽不可知，要亦源出一本。

三篇今本《庄子》俱存（《渔父》在杂篇第三十一，《盗跖》在杂篇第二十九，《胠箧》在外篇第十），要亦不差。

然而史迁于“十余万言”之中不举今人看重的《齐物论》、《逍遥游》等（或是史迁未见，或是史迁见到但不重视，故不称引，两种情况都说明其时受人——世人和史家——重视的庄学著述与后世不同）而特举《渔父》、《盗跖》、《胠箧》者，为何？

傅斯年的解释是：

“盖今本庄子乃魏晋间人观念所定（指郭象定本），太史公时，老氏绌儒学，儒学绌老氏，故此数篇独重。

”判别甚明，但其中尚有一语不能道尽处——

章学诚有言：

“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

”——《史记》时，“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者，门户是也；

“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者，宗主是也；

《渔父》、《盗跖》、《胠箧》之作，欲“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门户是也。

《史记》老、庄、申、韩合传，“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正明史迁眼中的庄子，并不自成一家之法，而以老子之家法为法；

既以老子之家法为法，又欲立传勾画其自家面目，则不能不在地表上划线，持宗主以为门户；

既持宗主以为门户，那么最能见其面目特征的，并非洋洋洒洒“散道德，放论”的浮词，而莫过于其著述中持门户之见最深、攻击异端最烈的篇章。

亡佚的已无从谈论，遍览今本所存的篇目，《渔父》、《盗跖》、《胠箧》门户之深、攻讦之酷，庶几无出其右。

十余万言中独举三篇，并非率尔为之。

但是，既视庄学为老学的附庸，又何必为其强立一传、勾画其并不清晰的“自家面目”？

前述，“故其著书十余万言”，指明当时附在庄子名下、流传于世的辑集已有十余万字之量，规模和影响虽不及儒、老，却绝对不是修史者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道。

但是，如果《史记》说庄子“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是汉初黄老之学大行之下的自然反应，那么其后《史记》变其宗主为其门户，不论是史迁独识还是史迁采俗说入己书，都是彼时儒老自悬门户、相攻不已的偏狭世风的体现。

时流易趋如是。

然而史迁以为最见庄学宗旨者，却是宋以后人眼中《庄子》书最为可疑的篇目。

自苏轼《庄子祠堂记》首疑其伪，是非纷纭，余响至今不绝——不是因为《盗跖》等篇文义不明，相互抵牾的理解都可以自圆而并存，而是由于《庄子》篇目参差而《盗跖》等篇文风刻露，派性鲜明，解释者或弃或取，全无转圜之地。

然而，对“十余万言”的成书由来和著作体例尚未辨明，仅从义理或辞章上断其真伪，实难使人心服。

上文曾引《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著书事：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

’……”可见诸子的著述不独写成后以散篇流行，而且传世的散篇亦不题作者的姓名（章学诚：

“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

”）；

作者的姓名并传其书者亦往往不晓，唯近者知之。

然则后来辑集某子著述合为一观者，又焉知此种不题作者姓名而传云某子所作的散篇确系此子所著？

漏取和误收已经难免，后世复将此种不纯的辑集一概题云“某子书”，以为书中的内容尽出其人，又误。

然而此间更有不可以真伪论者：

“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

即其称为某氏，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

……自汉武以后，九流之学，多失其传。

文士著书，强名诸子，既无门徒讲授，故其书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

盖自是而著述始专……后人习读汉以后书，有因《隋志》于古书皆题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实之，遂谓古人著书，亦如后世作文，皆必手著。

于其中杂入后人之词者，辄指为伪作，而秦、汉以上无完书矣。

不知古人著述之体，正不如是也。

上述，司马贞把史迁“其著书十万余言”理解为“其书十万余言”，反映出唐人对上古人著作体例已然隔膜；

史迁汉初人，所见被认为是庄子著述的庞大辑集未必尽是庄子的亲作，然而并不辨其中孰出庄子、孰出庄子后学、孰出后人附会依托，一笔记云“故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者，可见史迁时诸子家学传承已然不明，人于所见诸子书，亦已不知其由来。

但是，在史迁为不知、不辨、颠倒错乱亦不为怪者，在今人却正不可不知、亦不可不辨。

而且不以真伪论其书，不等于不必问其书变化由来、不辨书中诸篇之所从出。

章学诚有所谓“一人之史”：

“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集之始于流别也，后人汇聚前人之作，欲以览其全也。

亦犹撰次诸子，即人以名其书之意也。

诸子之书，载其言并记其事，以及他人之言其言者，而其人之全可见也。

”既收其人手著，又录弟子门人所记其人言行，并录入后学发挥之作，从而，被史迁认作是“其（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的辑集，不仅不是一本“庄子写的书”，而且也不是“庄子著述集”，反而更象是一本“有关庄子的书”，一本“庄子著述和研究资料合集”。

由此将史迁眼中与宋人眼中《盗跖》等篇的两种面目重新看过，正中章学诚所道：

“庄周《让王》、《渔父》诸篇，辨其为真为赝，屈原《招魂》、《大招》之赋，争其为玉为瑳。

固矣夫！

文士之见也。

本句是难句。

“畏累虚、亢桑子”歧解有二：

一说指篇名“《畏累虚》、《亢桑子》”，如清人俞正燮；

一说指庄书中的人物（或地点），如唐人张守节（说见后）。

二说暗通之处在于章学诚所说：

“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

”亦即史迁所见“十余万言”中不但有关于“畏累虚、亢桑子”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可能分别处在两个篇目的开头，故人能“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本句“畏累虚、亢桑子”如指篇名，则说明史迁所见“十余万言”在《渔父》、《盗跖》、《胠箧》外，又有《畏累虚》、《亢桑子》篇。

本句《索隐》注：

“按《庄子》，畏累虚，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

”可知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有《畏累虚》篇，该《畏累虚》篇有关于“老聃弟子畏累”的内容，此其一。

司马贞并认为列传“畏累虚”指《畏累虚》篇，此其二。

今本《庄子》无《畏累虚》篇，仅《庚桑楚》篇（杂篇第二十三）首句“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遍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累之山”留有痕迹，且已变人名（“老聃弟子畏累”）为地名（“畏累之山”）。

而今本《庚桑楚》文中的人物“庚桑楚”（“庚桑子”），在《索隐》注中也可窥见一斑：

“亢音庚。

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

司马彪云：

‘庚桑楚，人姓名也。

’”

列传“畏累虚、亢桑子”并列，或同指庄子著述篇名，或同指“十万余言”中的虚构人物（地点），二者必居其一，断无“畏累虚”是篇名而“亢桑子”是“人姓名”的道理。

如果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在《畏累虚》篇外，又有《亢桑子》（或《庚桑》）篇，则司马贞不但无理由不认为《史记》文中的“亢桑子”（“庚桑”）同样地是指《亢桑子》（或《庚桑》）篇，而且无理由不效仿前例自行注明。

然而，《索隐》明言“畏累虚，篇名也”，对“亢桑子”却只列举异本（王劭）他说（司马彪）而无自注——不仅如此。

司马彪注本《庄子》今不传，看唐初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杂篇庚桑第二十三》（以下简称《释文》）篇名下陆氏自注：

“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

”“老聃之役”《释文》注：

“司马云：

‘役，学徒、弟子也。

’”“庚桑楚”注：

‘楚，名。

庚桑，姓也。

太史公书作亢桑。

’”注中“司马”即司马彪。

司马彪说“太史公书作亢桑”，意谓《史记》庄子列传“畏累虚、亢桑子之属”中的“亢桑子”即“庚桑”，指人名——将《索隐》引司马彪注与《释文》引司马彪注对看，不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有《亢桑子》（或《庚桑》）篇，而且没有丝毫迹象暗示司马贞将《史记》庄子列传“亢桑子”三字理解为篇名，此其三。

然而《索隐》称“畏累虚”是篇名后又云“即老聃弟子畏累”，复引司马彪“庚桑楚，人姓名也”说注列传“亢桑子”三字，能否猜测，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中无“亢桑子”而有“庚桑楚”，而且有关虚构人物“老聃弟子畏累”和“庚桑楚（亢桑、亢桑子、庚桑）”的记载，是同在传本——由司马贞引司马彪《庄子》注可知司马贞曾见司马彪《庄子》注。

看《释文》“畏垒”二字别注，“垒”字下有：

“崔本作累……李云：

‘畏垒，山名也。

或云在鲁。

又云在梁州。

’”与今本《庄子》“畏累之山”说合，与司马贞“老聃弟子畏累”说大异。

司马彪《庄子》注，《释文》“畏”“垒”二字下无，但“老聃之役”、“庚桑楚”以下多有称引，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当不是司马彪注本——的《畏累虚》篇中？

此其四。

再看本句张守节《正义》注：

“《庄子》云：

‘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

’……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韂生之经，若槁木无情，死灰无心，祸福不至，恶有人灾。

言庄子杂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设言语，无有实事也。

”引文出自《庚桑楚》篇，字句与今本《庚桑楚》篇首略同，而且张氏所见《庚桑楚》篇也在《杂篇》内，与今本《庚桑楚》篇同，此其五。

《正义》引《庚桑楚》篇本文注本句，但对《庚桑楚》篇本文“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的“畏累之山”和“庚桑楚”如何化为本句的“畏累虚”和“亢桑子”却语焉不详，对《索隐》所说的“亢桑子”、“庚桑”以及《索隐》引司马彪“庚桑楚”之间的异同更无所论及；

《索隐》详解“畏累虚”、“亢桑子”，但《索隐》说“亢桑子”极小心，一若司马贞据以为《史记》庄子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并无“亢桑子”三字，称“畏累虚”出自篇名后，又有“老聃弟子畏累”一说，孤文单证，不可理喻——是司马贞务求详赡而张守节仅观其大略，还是二人所据《庄子》传本不同？

抑或二人分别为之作注的《史记》传本文字有歧异？

如果前文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中关于“庚桑楚（亢桑、亢桑子、庚桑）”和“老聃弟子畏累”的记载同在《畏累虚》篇中的猜测可以成立，那么由司马贞所据的《庄子》唐代传本揣测汉初人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史记》“畏累虚、亢桑子”，可能仅指同见于史迁所见《畏累虚》篇之内的虚构人物，而不指《畏累虚》篇和《亢桑子》篇。

至于司马贞所据《庄子》传本的《畏累虚》篇与张守节所据《庄子》传本的《庚桑楚》篇又相去几何，是否俱是今本《庚桑楚》篇的前身，不详。

无论如何，“畏累虚”、“亢桑子”与《渔父》等三篇一样，在史迁眼中代表了“十余万言”的风格。

然而从汉初人眼中最见庄学风格的“畏累虚、亢桑子之属”到今本《庄子》杂篇中的粲然遗迹（看前引《庚桑楚》篇本文）路途漫长，司马贞、张守节所据的《庄子》唐代传本与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相去几何，已不能得知。

而司马贞的《畏累虚》篇和张守节的《庚桑楚》篇，都作为历史中闪现的遗踪片影，反映出史迁所见的“十余万言”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郑良树语）在后世的流行变迁。

作者其学在当时诸子之学中的位置。

作者其人在当时现实社会中的位置。

以下并举作者一事为例。

牺牛孤豚（犊）故事,见今本《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

‘子见夫牲牛乎？

衣以文绣，食以刍菽。

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惟文字简繁有别，可知史迁立言有本——并且凡《史记》庄子列传拈举者，均在今本《外》《杂篇》之内。

但本段《正义》注：

庄子钓于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

‘愿以境内累。

’庄子持竿不顾，曰：

‘吾闻楚有神龟，死二千岁矣，巾笥藏之庙堂之上。

此龟宁死为留骨而贵乎？

宁生曳尾泥中乎？

’大夫曰：

‘宁曳尾涂中。

’庄子曰：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与此传不同也。

”并不说牺牛孤豚故事的出处，反而引述《庄子》中情节雷同的神龟故事与列传的记载对照，当是张守节所据以为《史记》列传作注的《庄子》传本中，并无史迁记载的牺牛孤豚故事，故举其所见《庄子》传本中最为接近的故事备考。

《正义》所举神龟故事见今本《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愿以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