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城市规模分布.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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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城市规模分布,第一节城市规模分布理论,马克杰斐逊（M.Jefferson）:

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总要比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更不用说其它城市）大很多。

首位城市：

在规模上与第二位城市保持了巨大差距，吸引了全国城市人口的很大部分，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明显优势的城市。

很多首位城市最后发展成为了首都。

一、城市首位律（LawofthePrimateCity）,首位度和首位分布,首位度即一国（区域）最大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的比值（首位度P1/P2），已成为衡量城市规模分布状况的一种常用指标。

首位度大的城市规模分布，就叫首位分布。

首位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为了改进首位度两城市指数的简单化，又有人提出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

四城市指数P1/（P2+P3+P4）十一城市指数2P1/（P2+P3+P4+P5+P6+P7+P8+P9+P10+P11）,按照位序-规模的原理，正常的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都应该是接近1，而两城市指数应该是2。

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比只考虑两个城市更能全面反映城市规模分布特点。

其共同点在于抓住了第一大城市与其它城市的比例关系，因此有人将它们统称为首位度指数。

二、城市金字塔,城市规模越大的等级，城市数量越少，而规模越小的城市等级，城市数量越多。

9,图71中国1980和1990年的城市金字塔,城市金字塔：

K值,不同规模等级城市数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每一规模等级城市数与其上一规模等级城市数相除的商（K值）来表示。

三、位序-规模法则（RankSizeRule）,位序-规模法则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位序的关系来考察一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

最早是1913年奥尔巴克（F.Auerbach）发现五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城市人口资料符合下式的关系：

式中Pi是一国城市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城市的人口数；Ri是第i位城市的位序；K是常数。

1925年罗特卡（A.J.Lotka）发现美国符合,1936年在辛格（H.W.Singer）的研究中才出现一般转换公式：

1949年捷夫（G.K.ZiPf）提出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体化的城市体系的城市规模分布可用简单的公式表达：

捷夫的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已被很多人接受。

现在被广泛使用的公式实际上是罗特卡模式的一般化：

这里，Pi是第i位城市的人口；P1是规模最大的城市人口；Ri第i位城市的位序；q是常数。

当q大于1,说明规模分布比较集中，越大越集中，当q小于1,Pi较大，规模分布比较分散。

越小越分散。

当q等于1,捷夫模式。

当q趋向零，表明所有城市规模相等当q趋向无穷大，表明只有一个城市分布,16,第二节对城市规模分布的解释,一、城市规模分布的类型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把城市规模分布分为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两种基本类型，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属于过渡类型。

1996年台湾地区,最大城市（P1）为台北市，人口260万人。

第2级城市是高雄市，人口143万人（近似P12）第3级城市是台中市，人口88万人（近似P13）。

第4级城市是台南市，人口71万人（近似P14）。

第7级城市是基隆市，人口37万人（近似P17）。

第8级城市是新竹市，人口34万人（近似P18）。

第10级城市是嘉义市，人口26万人（近似P110）。

第50级城市是马公市，人口5万人（近似P150）。

德国秘鲁,1Berlin33900002Hamburg17000003Mnchen13000004Kln9650005Frankfurt6400006Essen5900007Dortmund5890008Stuttgart587000,1Lima70000002Arequipa7001003Trujillo6000004Chiclayo4700005Iquitos3350006Piura3100007Huancayo3050008Chimbote300000,二、对城市规模分布的理论解释,随机模式城市增长模式迁移模式城市等级体系模式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诸因素的机制分析模式。

随机模式,解释城市位序-规模分布最有影响的理论，贝里和加里森首先应用其进行解释：

由很多影响力量形成的城市规模分布，与只有极少数几个力量影响下形成的规模分布形成鲜明对照。

只有少数几个力量强大因素作用的国家，城市规模常产生首位分布，这些国家一般是人口少、面积小的小国，或城市化历史比较短的国家，或有单一出口的殖民地历史的国家；位序-规模分布是多种力量在长时间里作用的结果，以致一旦形成了该分布，那么这些力量中的任何一个很可能只产生一种随机的相对微小的作用。

这种分布通常在工业经济发达的国家或那些面积大、历史久、人口多的大国出现。

政治因素：

政治是城市体系的决定因素，经济力量只被认为是一种中间变量。

认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区位选择受到经营欲望的强烈影响，倾向于直接接近政府权力中心。

有人用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首都的政治作用不断增强作为主要原因来解释这些国家首位度的增加。

认为国家结构的集中化程度高，常呈首位分布；社会主义的政府类型常常与首位分布相联系，非社会主义的政府类型而常常与位序-规模分布相联系；政府控制越强的国家，企业紧靠权力中心布局的动力也越强；民族主义精神强的国家可产生首位分布等等。

经济发展城市规模分布的动态模式,埃尔莎科斯（E.Shaks）于1972年提出了该模式，将城市规模分布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

认为位序-规模分布是与社会均衡发展相联系。

首位分布是社会不均衡发展造成的，这种不均衡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经济起飞前属均衡状态，呈位序规模分布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均衡状态被打破，城市规模呈首位分布。

经济渐趋发达，城市系统的均衡状态又逐渐恢复，在新的基础上，再现位序规模分布。

三、城市规模分布类型的利弊,首位分布的弊端首位分布对国家经济发展有一种寄生作用；首位分布是资源的一种低效利用方式；首位分布代表了一种超国家倾向，不利于全国动员，对经济增长有害；首位分布反映了社会不平等。

首位分布的好处也有人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角度提出不同见解，指出空间集中的有益影响。

首位分布允许资金和人才的更大积累，有利于知识的更加专门化和思想的广泛交流；大城市内的各种运输成本一般比城市间的运输成本低，因此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最高的；首位城市常常是交通运输网络中效益最好的地方，是革新的源地，比乡村地区更能吸引投资等等。

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没有联系？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城市的首位分布是和经济发展的低水平联系在一起的。

甚至有人说，经济不发达是造成城市首位分布的原因。

反之，经济发展是城市体系均衡发展的原因。

但是一些实证研究，并未证明上述观点是普遍正确的。

第三节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贝里1961年的研究已经把中国列入对数正态分布类型。

严重敏、宁越敏（1980）和许学强（1982，1993）先后用全国城市的详细人口资料，进行了位序-规模法则的检验。

一、我国城市位序-规模法则的验证,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特点,属于相对均衡的分布类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总趋势是日益均衡，但各时期的波动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位序大城市人口增长加快，首位度指数有所回升。

我国高位序城市，特别是最大城市的实际规模比它们的理论规模小得多，从国家城市体系的背景上看，它们还有着可观的发展前景。

二、我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变化,1960年代以前，我国城市数量增长缓慢，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无论在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加强，中小城市的比重则下降。

1960年代和1970年代情况相反：

重点发展中西部地区、三线建设、大城市人口“下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地位受到削弱。

“文革”动乱使新设市镇的建制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一些小城市因自然增长，晋升为中等城市的同时，没有新的小城市递补，因此相对而言，中等城市增长最明显，小城市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后：

一方面，20世纪末之前，由于“县改市、乡改镇”，使得小城市的数量和人口数量的比重大幅度提高。

而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比重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由于暂停了“县改市”，再加上地级以上市兼并所辖县和县级市改区，导致小城市和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而大中城市比重有所上升。

中国不同规模的城市数量变化情况,全国城市平均人口,三、我国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1949-19571957-19781978-1995

（1）城市人口增长最快是1949-1957年；

（2）第一阶段平均增长率的标准差较大，其它两个阶段较小，说明第一阶段城市规模增长较快，城市间的差异较小。

标准差（StandardDeviation），中文环境中又常称均方差，是离均差平方的算术平均数的平方根，用表示。

标准差是方差的算术平方根。

标准差能反映一个数据集的离散程度。

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属于均衡的位序-规模分布，并不等于说我国内部各省、自治区也都是这种类型。

因此，比较它们的区域差异，寻找导致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和演变的规律性，有助于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区域政策。

主要用以下指标说明城市规模分布特点：

（1）省区内第一大城市的规模（P），反映省区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的层次高低。

（2）省区内最大城市占省区城镇人口的比重（R），反映城市人口在第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简称“首位比”。

（3）城市规模等级体系不平衡指数（S），反映各规模等级城市分布的均衡程度，不平衡指数采用罗（洛）伦兹曲线中计算集中指数的公式求得：

四、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省际差异,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省际差异,1980年6种类型第类是沪、京、津三个超大城市所在的两个省区。

虽然首位比相当大，但各规模等级城市发育完善，更有多个大中型规模的核心城市带动地方经济，小城镇也很发达。

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核心区。

可称为高级首位型，以苏沪最典型。

第类是辽、黑、鲁、川、粤五个省区。

它们也有强大的中心城市，而且高位序城市不止一个，其它等级的城市也基本齐全。

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都属中等，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或经济规模较大的省区。

属于中级平衡型。

第类是我国重点开发的两个内地省区鄂和陕。

首位城市武汉、西安早先就是超越本省意义的华中和西北的中心城市。

省内二级中心不够发育，解放后中小城镇虽有发展，仍不足以改变首位比大的特点，可称为中级首位型。

第类有湘、内蒙古、豫、吉、皖、闽、浙、赣、桂等九个省区。

中小城市较多，第一位城市的规模相对于全省的人口规模来说并不突出，甚至很多情况下偏小，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在各类型中最小，是我国过去工业投资相对较少的农业省区的类型（吉林例外），称为初中级平衡型。

第类有晋、云、贵、新、甘等五个省区，原来经济比较落后，除山西外，多数位于边远地区，解放后开发性投资较多，省会城市的高速度增长是这些省区城市体系变化的最大特点。

属于开发中的初中级不平衡型。

第类省区青、藏、宁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城市体系很不发育，数量不多的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规模不大的省会城市，首位比和不平衡指数特大，属于初级首位型。

论文：

1999年我国各省、自治区城市规模结构聚类分析结果,第类：

京津冀,虽然首位城市北京规模特大，但由于有天津的存在，所以城市首位度非常小，只有1.437，四城市指数也偏小，只有0.9364，但基尼系数却特别大，达0.7804，而且城市规模中位值很小，只有10.88万人，说明城市体系中较大城市发育，但众多的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却较小，因而与高位序城市的人口规模差距较大，而且再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之间也有较明显的差距。

第类：

苏沪,由于有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所以城市首位度和四城市指数均较大，分别为3.7350和2.0522，基尼指数也较大，达0.6208，但不及第类的基尼指数，城市规模中位值较大，达22.160万人，这说明首位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突出，但城市规模则普遍比第类要大得多。

这一地区城市规模结构是比较发达的，大、中、小城市结构比较合理，各级城市的人口规模逐渐递减，所有城市的人口规模都超过了10万。

第类：

晋、蒙、浙、闽、豫、湘、桂、琼、贵、宁,大多数首位城市的规模不大，在100180万人之间，有的不到100万人，城市首位度不高，大多在1.221.90之间，四城市指数偏小，除了内蒙古为17.775万人之外，其余的省、自治区均在14.5万人以下，这说明城市规模分布比较均衡，首位城市和其他高位序城市的人口规模之间差别不大，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人口规模的差别也不明显，但首位城市规模不突出，缺乏人口规模200万以上的大型中心城市，所以城市规模分布只是在低水平上达到了均衡。

第类：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广东、川渝、新疆,首位城市规模较大，但不及第类和第类的首位城市规模，大多数在200390万人之间，城市首位度和四城市指数均属中等，分别在1.653.85和0.851.62之间，基尼系数也较适中，城市规模中位值很大，这说明在城市体系中除了首位城市之外，其他高位序城市也比较发达。

这类城市规模结构大多有较大的中心城市，城市规模的平均水平较高，城市规模结构比较发达。

第类：

安徽、山东,首位城市规模偏小，在102174万人之间，城市首位度和四城市指数均特别小，分别在1.001.23和0.430.53之间，基尼系数也很小，在0.45以下，城市规模中位值较大，在21万人口以上，这说明在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的地位不突出，首位城市和其他高位序城市之间的差距很小，各城市之间人口规模的差距也不大，城市平均规模较大，因此，城市规模结构十分均衡，但仍缺乏人口规模200万以上的大型中心城市。

第类：

湖北、云南、陕西、甘肃,首位城市规模大小不等，但均在145万人以上，城市首位度特别大，在4.757.13之间，四城市指数也特别大，在1.932.44之间，基尼系数偏大，在0.520.63之间，城市规模中位值中等偏下，在11.6519.19万人之间。

说明首位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特别突出，除此之外，其他高位序城市与之相比人口规模均非常小，其他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也比较小，城市体系不发达。

这类城市规模结构提现了中国西部地区部分城市规模结构的特点，虽然首位城市为特大城市，但是缺乏作为二级中心的大城市。

（1）省区的城镇规模分布类型与市镇有关的人口数量因素关系最密切，职工（特别是工业职工）和城镇人口多的省区就处在城镇规模分布的较高级类型。

（2）与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密切的关系，但主要取决于工商业发展水平，与农业发展水平虽有某种正相关的联系，但相关的显著性程度很低。

我国各省（自治区）城镇规模分布类型的影响因素,（3）与省区交通网密度有明显关系，偏僻、闭塞、交通网稀疏的省区，一般处于较低级的城镇体系类型。

（4）人口密度是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开发程度的集中反映，人口密度较大的省区，城镇规模分布一般处于较高级类型，西部低密度人口省区处于低级类型。

（5）用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镇规模分布类型间没有直接联系。

这与其他学者的结论类似。

第四节城市规模发展政策的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的城市建设方针是“重点建设，稳步前进”，围绕156个重点项目布局，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从195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1960年代，毛泽东的城市思想发生了变化。

从开始的“集中”发展转向“分散”发展，开始强调“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镇”。

一、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来龙去脉,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什么规模的城市？

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六七十年代城市人口反向流入乡村，大城市发展极为缓慢，小城市也没有发展起来，建制镇的数量还有所下降。

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城市的复兴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各种“城市病”全面爆发。

1978年全国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把“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正式确立为国家的城市建设方针。

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补充了对中等城市的对策，把“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作为国家的城市发展总方针。

定义市区非农业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为大城市，2050万的为中等城市，不到20万的为小城市。

随后，城市发展方针被纳入城市规划法中。

明确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二、关于城市规模发展战略的讨论,1980年代，关于我国城市发展战略讨论焦点是大城市规模要不要控制，发展小城市（镇）是不是中国城市化的唯一道路。

其观点概括有这样几种：

小城市重点论；城乡一体化论或城乡融合论；大城市重点论；中等城市重点论；大、中、小合理结构论。

城乡一体化论或城乡融合论的理论依据和小城市重点论是类似的，可和小城镇重点论合为一类观点。

大城市重点论者虽然不一定反对发展小城市，但反对把小城镇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途径或唯一途径，他们积极主张发展大城市。

中等城市重点论和大中小合理结构论介于两派之间，带有强烈的中性色彩。

小城镇重点论的观点,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认为“缩小以至消灭城乡差别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他们看来大城市姓“资”不姓“社”。

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数目的急剧增加，规模不断膨胀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恶果。

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和工业都出现了向大城市以外地区疏散的现象，说明资本主义发展走了弯路，中国不能重蹈覆辙。

小城镇重点论特别强调中国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小城镇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化过程中的蓄水池”，“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唯一道路”等观点，认为这正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城市重点论的观点,“大城市的超前发展是工业革命以后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控制大城市发展是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的人为办法。

大城市在经济上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高于中小城市是主张发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据。

有些学者论证了大城市不仅有经济规模效益的优势，而且也有社会规模效益、环境规模效益、建设规模效益方面的种种优势，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效益越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一、过去在计划体制下，什么投资都靠财政，而用巨额投资建设许多大城市，是财政负担不起的，现在市场经济，城市建设可以部分依靠市场。

第二、过去的舆论过度渲染了发达国家城市化带来的问题。

大城市重点论的观点,中等城市重点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大城市和小城市都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主张确立以发展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

大、中、小合理结构论者主张完善城市规模结构，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

有人建议东部应以发展小城镇为主，中部应以发展中等城市为主，西部要以发展大城市为主。

三、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对于大、中、小城市发展重点的争论虽然也涉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但主要的分歧还是在城市经济效益上。

城市有没有最佳规模或合理规模呢？

理论上是有的。

城市经济学家巴顿给出了城市规模的成本效益曲线（图7-14）。

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P1城市最小合理规模，人口少于P1的城市是不经济的。

P2城市生活每人平均效益最高时的规模，对现有的城市居民是最理想的规摸。

但这时MBMC,城市人口仍要增加。

P3城市所得到的总的纯效益最高时的规模（MB=MC），这时的社会效益最高，对决策者最理想。

但这时ABAC,对个人来说，只考虑平均效益,因此人口可能继续迁入。

P4处于AB=AC，这时如不能制止人口增加，城市就要超出最佳规模的上限而不经济。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合理规模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从不同的评价角度和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最佳规模；最佳规模是时间的变量。

随着时间的变化、技术水平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及机制所构成的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相同的标准也会得出不同的最佳规模。

因此，对于某一特定的城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根据其具体条件，研究其合理规模是有必要的，而一个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城市最佳规模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

20世纪80年代，对我国城市规模与工业经济效益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

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我国城市按人口平均和按工业职工平均的工业产出水平确实存在着逐级提高的总趋势。

单个城市的产出水平和城市规模之间在统计上是一种弱正相关系，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

中国城市经济效益的多元回归分析进一步证明，影响中国城市间工业经济效益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城市规模，而首先是城市职工拥有的固定资产值（即投资强度）和城市的工业结构（表7-4，185页）。

城市规模因素在影响城市职均工业净产值的七个因素中排在第5位，对城市百元资金利税率的影响力排在第2位。

城市规模因素对城市工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力在不同地区间也有很大差别，在边远地区列七个因素中的第1位，在内地居第4位，在沿海地区降到第5位（表7-5，186页）。

2006年用上述类似的方法来揭示我国城市人均GDP水平差异的原因，再一次证明资本投入时影响城市人均GDP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是城市的产业结构，外资对东部和大中城市有明显影响，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均GDP之间相关性仍然不大，甚至在大城市组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均GDP呈负相关。

分析表明，转变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非常迫切，片面“做大”城市规模对提高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于事无补。

我国的城市发展方针尽管改来改去，但是其思维的框架都是相似的，都是在城市规模的框框里转圈子，不是发展这个规模等级的城市，就是控制那个规模等级的城市，可以称之谓“城市规模政策”。

用单纯的规模政策作为国家城市发展的总方针或基本方针，来指导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城市发展难免带有片面性。

处在城市体系不同层次的大、中、小城市都有各自特定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小城市的发展就包含了成为中等城市的因素，中等城市的发展也包含了成为大城市的因素，大城市的发展也会带动中小城市。

如果用小城镇的发展来排斥大城市的发展，或把大城市的发展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用它来排斥小城镇的发展，那么他们的道理都不足以说服人。

四、城市规模研究的新难点,主要是人口分类、统计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