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读书阅读答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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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与读书阅读答案
名人与读书阅读答案
【篇一：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
。
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
“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天下”而又“第一”，可见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
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饭”一样。
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马马虎虎，等闲视之。
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
我现在还要从盘古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
人变成了人以后，就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
禽兽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
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
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
到了今天，达到了知识爆炸的水平。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
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
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
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
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
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
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
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及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
读书的知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
这话不无道理。
在古代——请注意，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都属此类。
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
“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
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
答案皎如天日。
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
他们对我们国家毫无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书海浮槎》，实在也是天下一件“好事”。
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这一套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１９９７．４．８洒扫封尘启迪来者——读《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和影响并不限于历史学界。
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思想史，要研究自清末特别自“五四”以后，一部分上层知识界人士怎样企求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以开拓一条新的学术途径，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那末，陈寅恪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
陈寅恪的研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十几年中，似乎是一个禁区。
近些年来，他的著作陆续出版和重印，受到学术和读书界的注意。
这不能不说是这几年来我们文化学术界健康发展和开放精神的反映。
１９８８年下半年，中山大学曾举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陈寅恪学术讨论会。
使人高兴的是，继这次会议之后，由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发起，邀集大陆和港台约３０多位专家撰文，编辑了一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六篇，记述陈寅恪的事迹，研讨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第二部分２７篇，大致是就陈寅恪生平曾
经涉及过的领域，分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几方面，进行专题探讨。
这种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方式，因为这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这位学者的治学轮廓，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后学者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在前人已经修建的道路上再往前延伸，让后来者有这样一种信念：
任何大师的成就都是可以突破的，我们要铺设我们将要行经的那一段路程。
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死于１９６９年的“文革”浩劫中，终年８０岁。
这８０年，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
他的祖、父两代曾是他们那一时代的改革家，热心参与政治，但受到政治的牵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受到革职的处分。
父亲散原老人，在后半生以诗文自娱，有盛名于东南，但最终仍逃不脱时代的劫难，——在他晚年移居旧都北平不久，芦沟桥炮声起，日本侵略军进城，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
比较起来，陈寅恪倒是走着一条平静的学者道路，长期不太过问政治。
即使处于中国人民在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激荡年代，他似乎也力争过一种书斋式的生活，搞他的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中古史研究。
但这只是这位学者的表面现象。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恐怕没有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读书人是会真正漠视政治的。
我们从陈寅恪留存的旧体诗中，可以真切地感觉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在这位学者心灵上所加的重压。
不过对于陈寅恪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又长期留学欧美诸国，直接受到过资本主义文化熏陶，具有相当高的中西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这种重压表现的，不是直接的呐喊怒吼，而是冷静的、从容的对本土文化的观察和体验，对外来文化追求一种理性的比较和分析。
这种学术心态，贯串在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
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陈寅恪，除了研究他所论述过的一个个专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要稍稍超脱一点，对他的这种学术心态（包括其长处和弱点），作一些整体性的探索。
闻一多有一首题为《祈祷》的诗，其中说：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这种热烈而深沉的故国乔木之思正是那一时代不少诗人、学者，以各种不同方式挽救民族于危亡以报效祖国的根本动力。
陈寅恪又何尝没有这种爱国的赤子之忧，不过他走着适合自己方式的道路。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不同的途径，探讨我们固有文化在自己时代的使命——这将使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陈寅恪，也将更为清晰地使后来者认识和选择新时代文化的正确道路和走向。
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可以从这本新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陈寅恪史事新证近日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很受启发。
这部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有意义的，是搜集了不少档案材料，及有关人物的书信、日记、谈话、回忆，好些是第一次公之于世的，对研究陈寅恪晚期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思想，极有参考价值。
我过去也写过几篇关于陈寅恪研究的文章，自谓对他前期的几部著作和有关隋唐史的文章多少有所把握，对他五六十年代所写的《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虽心向往之，有所研索，但总想多了解一些这位大学者当时的人生思考和学术心态，而又苦于材料不多，且公之于世的又大多一般，因此总是未敢贸然着笔。
读了《最后二十年》，不敢说都解决了问题，但确比过去了解得具体了。
对陆键东同志的辛勤搜求之功，是应该表示谢意的。
我从１９５８年起即在中华书局工作，《最后二十年》有几处提及中华书局，自然引起我的兴趣。
书中提到１９６１年３月上旬郭沫若曾去陈府访问，说郭的过访，令北京学界再次瞩目这位传统史学大师。
又说同年５月上旬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曾专程去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
页３２０引１９６１年《陈寅恪近况》，说“陈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云云。
从这一叙述中，似乎金灿然去访晤陈寅恪，是受到郭沫若的影响，或可能是郭回到北京后曾对金灿然有所建议。
但我从中华书局的档案材料中获知，在此之前，中华书局已在准备编印陈的文集。
我在１９９５年初曾写过《齐燕铭同志与古籍整理出版》一文，刊于国家古籍小组办公室编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
简报》同年第３期。
该文曾述及齐燕铭对出版陈寅恪著作的态度，但限于篇幅，未能详述，今因《最后二十年》读后，补充一些材料于下，以供参阅。
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２日，金灿然曾给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一信，信中说：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考。
（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
杨说陈先生在被批判后，表示不再教课。
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三要稿酬高。
（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
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售价定得很高。
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说像这样的稿子，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等等。
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按杨荣国此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
从金灿然这封信中可知１９６０年８月杨即建议编印陈寅恪的文集。
信中所述关于《论再生缘》的情况，也是杨告知的。
齐燕铭在接到此信后，于当日即批示：
“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教部门考虑。
”可见齐的态度是积极而又慎重的。
在这之后，金灿然即与杨荣国通讯谈此事，现在中华书局文书档案中保留有金于１２月１２日给杨荣国的信：
荣国同志：
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
最近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可以出。
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诉我，以便正式向中宣部请示。
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
在香港出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寄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这封信所提供的信息很重要。
从中可见，关于出陈的文集，金灿然是请示过周扬、郭沫若的，他们二人都表示同意，则周、郭去广州会晤陈寅恪前已知此事。
另外，在那种年月，要出版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是需向中宣部请示的，并且还要叫人写有关政治、思想情况，这对于了解具体环境下的学者生涯，是很有意思的。
杨荣国在接到信后，于同月２１日复信：
金灿然同志：
两函均奉悉。
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寄许立群同志处，请释念。
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
杨荣国所写关于陈的材料，当时不知内容如何，待查。
金灿然在接到杨信后，即令中华书局那时的历史一组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开一目录，并说此事要在新年前办完。
现在这份目录还保留着，我看所收陈的文章篇目是相当全的，可见金灿然对此事抓得很紧。
但他又在杨的信上写道：
“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谈。
”金灿然是一位相当重视学术，也极为爱才的文化领导人，但在当时他确实也有顾虑，这也可以见出那一时期特殊政治情势下的一种特殊心态，恐怕现在一些年轻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了。
金灿然随即于１９６１年１月６日再次给齐燕铭写信，说：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
最近接杨荣国同志信，附上。
为慎重起见，我们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篇日附上（不全）。
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
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些麻烦。
齐燕铭于３月在金的信后作了政策性的批示：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
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齐燕铭的这段话，应当说是相当通情达理的。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有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在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中十分注意于对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华书局编辑部当时还特地起草过一个题为《关于整理出版古籍中涉及我国同友邻国家关系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长达好几千字，可见非同一般。
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齐燕铭不得不提及，但是他还是提到其他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这确实表现出齐的灼
识和勇气。
接着就是《最后二十年》所述金灿然于该年５月上旬去广州拜访陈寅恪，向他组约《论再生缘》稿。
但是很奇怪，在这之后，中华方面就再也未提出版陈寅恪文集事，中华是否去函与陈联系，还是通过杨荣国与陈洽商，或陈是如何答复，现在都无材料，只知后来陈的《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文革”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编印。
但在１９６６年３月中华书局总编室的《情况反映》中，还有一份中华上编所提供的材料，说他们在审稿过程中，发现“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
这样的评价，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二十年》曾述及１９６１年３月郭沫若会晤陈寅恪，陈曾向郭建议组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页３１９）。
我起初曾怀疑后来中华书局影印《文苑英华》，是否即是郭返京后传达陈的信息。
后来翻阅有关材料，才知中华于１９６１年初即决定动手影印此书，当时在中华工作的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曾于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０日给金灿然信，提出“《文苑英华》如果决定了要印，有两点要先解决”。
一是《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现存宋版只存一百四十卷，而且其中十卷还在台湾，因此先要确定是用明版配宋版，还是全部用明版。
二是要考虑利用傅增湘的校勘记，这就需要有专人加以校勘整理，陈乃乾提出从上海借调善于做校勘工作的胡文楷。
由此可见，影印《文苑英华》是中华书局自己独立决定的，但在那时提出要影此书，而且要组织人加以整理，则确与陈寅恪不谋而合，南北共识，这倒也是一段佳话。
普及的层次近日翻阅过去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文集》，重点阅读了几篇论述古典文学的文章，对古典文学的普及产生了一点应讲究层次的想法。
朱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卓有贡献的诗人与散文家，后期他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工作，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
他与闻一多先生时以惊人之笔破陈说、创新见不同，往往以平实的文笔，把古义源源本本地讲述出来，在演绎与概括中把他的心得一点一滴地告诉读者，并且似乎时时采取与读者商量的口气，想征求你的意见。
每读他的这些篇章，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朱自清先生很重视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
他与叶圣陶先生编了好几部文言读本，他极力推荐浦江清先生的词的讲解，他自己也动手作《古诗十九首》析解，还写了一本《经典常谈》，系统介绍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
但是我感到，朱先生的这些普及著作是不容易读懂的，按照现在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标准和要求，如果不是他的大名，说不定会被出版社的编辑先生退稿的。
我在大学读书时，根据老师的指点，第一次读了《经典常谈》。
记得当时的印象是两点：
一是有些讲得太概括，看不懂；二是有些讲得太平淡，无所获。
于是大致浏览了一遍，即放置一边，一直没有再看。
时隔三十余年，如白居易所说的，“年齿渐长，阅事渐多”，再来读一遍这部书，恰好像发现了一部新的从未读过的专著，似乎每一段每一句都能印入心中。
阅毕掩卷，确有一种“真乃不可及也”之感。
为什么年轻时看了觉得平淡无所获的书，三十多年后再读时却感到大有所获呢？
我想主要原因恐怕是作者功底厚，书的内蕴深，这种书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准备和社会阅历，是不易获知其价值的。
反过来说，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的积累，看这种书，就随时看会随时有新的获得。
年轻时看《红楼梦》，与４０岁以后看《红楼梦》，所得定然不同，也是这个道理。
《经典常谈》这部书，胜义真是不胜枚举。
如《诗经》一章讲采诗，说各国都养着一批乐工，管采集歌谣的事，乐工的老师叫太师，“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
”这几句话实在也是平淡得很。
但是我们记得，过去我们讲《诗经》，大谈民歌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近几年有人又“创”新说，大谈《诗经》中的奴隶主意识。
对此，朱先生这几句平淡无奇的话，不是更能使人思考吗？
《经典常谈》中第十二节题目是《诗》，不到八千字，谈了乐府诗到五七言诗的发展，时期是两汉到南宋末，真是洗炼极了。
片言只语，往往能使人咀嚼再三。
如说曹植“诗中
【篇二：
向名人学读书】
向名人学读书
作者：
良好的学习方法，将会使我们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追踪成功者读书方法的轨迹，不仅是有趣的，而且是富有启迪的。
朋友，当你读完以下几位名家的读书方法后，你想怎样把书读得更好呢？
一、“尝试想书”法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一种奇特的读书法。
他在灯下拿起一本书，不是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读，而是对着书名闭目静思。
他设想，这样一个题目如果到了自己手里，应该分做几章几节，哪些部分要重点阐述，哪些部分要简略交代。
想后再打开书，如果作者写的和他的思路一样，他就不再读了。
如果文章与猜想的不同，他便找出不同的地方，反复阅读，并与自己的思路作比较，想一想哪种写法更好些。
二、“日积月累”法
革命老前辈徐特立爷爷学《说文》的部首，共有540个字，一年才读完，每天只读两个字。
他四十多岁开始学外文，也是采用这种“日积月累”法，每天学一个单词，一年学了365个。
凭着这种积少成多的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他先后学会了法文、德文和俄文。
三、“见缝插针”法
毛泽东主席自学外语十分刻苦，由于他的湖南口音重，发音不准，有时要练几十遍甚至几百遍。
他日理万机，公务繁忙，但每天一起床总要花上一个小时学外语，晚上躺在床上还要学一阵子。
他还把英文版的《矛盾论》放在身边，抽空就读。
旅途中也专心学习外语。
由于每天见缝插针地学习，到1950年代，他就能阅读一般英文书刊了。
四、“摘记卡片”法
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擅长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优美的文笔撰写文章，这笔力来自他独特的“摘记卡片”。
几十年里，吴晗凡是遇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资料就摘记在卡片上，并按内容、性质分类保存。
他做卡片的经验是：
一张卡片只写一个内容，加上题目，注上类别，并写清楚资料来源，即作者、书名、页码等。
五、“标记符号”法
【篇三：
名人读书故事】
，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
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
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
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
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
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
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
“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
”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
“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
”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
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
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
他对主人说：
“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
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
”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
二、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
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
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
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
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
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三．悬梁刺股
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
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
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
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
孙敬和苏秦的故事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四.范仲淹
范仲淹二岁的时候死了父亲。
母亲很穷，没有依靠。
就改嫁到了常山的朱家。
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生世，含着眼泪告别母亲，离开去应天府的南都学舍读书。
（他）白天、深夜都认真读书。
五年中，竟然没有曾经脱去衣服上床睡觉。
有时夜里感到昏昏欲睡，往往把水浇在脸上。
范仲淹常常是白天苦读，什么也不吃，直到日头偏西才吃一点东西。
就这样，他领悟了六经的主旨，后来又立下了造福
天下的志向，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
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五.孔子和韦编三绝
孔子非常喜爱钻研《易》经，每读一次，都觉得能悟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所以他一遍一遍地反复研读。
读得次数太多，竟把竹简串在一起的牛皮绳都磨断了多次。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韦编三绝”。
六.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
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
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
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32年闻一多任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七.王亚南苦读成才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
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
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
天天如此，从未间断。
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
八．曾国藩
清代名臣，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将士的刽子手，又是一个治学严谨、博览群书的理论家和古文学家。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一个穷山僻谷的耕读人家。
他一生勤奋好学，以“勤”、“恒”两字激励自己，教育子侄。
谓“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事事松弛”。
他抓住一切读书的机会，死前一日犹手不释卷。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它们是：
一、主敬：
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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