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第一单元第1课备课素材朱自清为何颇不宁静《荷塘月色》解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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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第一单元第1课备课素材朱自清为何颇不宁静《荷塘月色》解读
朱自清为何“颇不宁静”——《荷塘月色》解读
XX“1927年”，你会看见当年7月的大事记：
3日台湾爆发了“第一次中坜事件”。
13日中共决定从国民政府中撤出。
14日宋庆龄声明脱离武汉政府。
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共政变。
朱自清在北京清华园写下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25日日本首相上奏日皇“田中奏折”，企图征服满蒙、中国和世界。
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竟然是一个与国际国内大事平起平坐的历史事件。
语文老师们在执教《荷塘月色》时，自然是不敢忽略“1927”这个时代背景的。
没有人能逃离时代的漩涡，这是一定的，尤其是当时就生活在北平这一漩涡中心的人。
于是乎，朱自清的“颇不宁静”，“时代”就成了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注脚。
数十年来，语文老师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
孙绍振先生在《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一文中讨论过在这种社会学的政治视角之外，还应有伦理学的人性视角，认为朱自清独自漫步月下荷塘，是为了感受“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以及“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时获得的一种心灵的解脱”。
孙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很认同。
不过，我们还需要在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之外，寻找更充分的证据。
同时，在此之外，我还有另外的发现。
1
首先还是说说时代。
大多数语文老师对于朱自清既不选择“革命”也不选择“反革命”而是逃到国学的象牙塔里的这种“惶惶然”，一般都是用朱自清自己的这段话来进行诠释的：
“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
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
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
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
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
”（《一封信》）
多一些阅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朱自清的“什么也没有明白”，其实是再“明白”不过。
在《那里走》一文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
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
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
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
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
他是劝我入党来的。
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
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
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
他的话是很恳切。
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
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
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
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
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
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
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
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
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
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
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
“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
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
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
这是今日的教义。
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
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
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
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
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
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
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创造？
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
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没有一个依据；于是回过头来，只好“敝帚自珍”。
自然，因果的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来，我或者被驱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
那时怎样？
我想会累死的！
若反抗着不做，许就会饿死的。
但那时一个阶级已在灭亡，一个人又何足轻重？
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顾虑了罢。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
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
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
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
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
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1928年2月7日作，原载1928年3月《一般》第四卷第3期）
看，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朱自清。
他十分清楚各种利害关系，并十分清醒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就如同他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的签名，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
“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
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
”
所以，朱自清固然难以逃离时代的漩涡，但在重大选择面前，他从未优柔寡断，畏首畏尾；他心里“颇不宁静”，绝非仅仅时代的原因。
而且，如孙绍振先生所说：
“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政治苦闷，则从四月到写作时间，有三个月，应该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宁静’。
政治形势，对于所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同样的，朱自清的特点在哪里呢？
还有，人的心灵是很丰富的，政治苦闷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断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样的表达，那又如何解释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怀的《背影》呢？
”（《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
对此，孙绍振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以为是更深入的诠释：
“我们讲文学是人学，然而却往往忽略了人的丰富性。
文本解读关键是对人的理解，而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讲课文的时候往往把个性抽象化，把文章最生动、最深刻的地方遮蔽住了。
一是用社会背景去遮蔽，二是用作者整个的人格去遮蔽。
其实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的创新，每一篇经典的作品都有作者自我的一次提升。
有的时候就是一天，有的时候甚至是半小时。
在诗歌中，甚至就是一秒钟，自我情绪的一个眨眼间的转换。
……贴近自我不等于贴近这个人的一生、一辈子，不等于贴近他概括的人格，不是的，有时仅仅是贴近他瞬间变化的心灵。
”（《小大由之——语文教学访谈录》）
这“瞬间变化的心灵”，也就是朱自清所说的“刹那主义”。
朱自清在1922年致俞平伯的信（原载《我们的七月》）中说：
“我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只须“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价值，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
所以，要真正理解朱自清“这几天”的“颇不宁静”，还要警惕着，与社会背景保持适当的距离，与朱自清的整体人格保持适当的距离。
2
再说说自由。
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时为何要独自漫步于月下荷塘？
“自由”当然是最大的理由。
这种自由，就是退出一切角色，在独处中邂逅自己的灵魂。
首先是退出社会的角色。
“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
”
可以不动手——白天里一切的案头事务，此刻都可以不理；可以不动口——白天里一切需要敷衍应酬的话语，此刻也不必挖空心思应对；甚至可以不动脑——什么都可以不想（当然，也有“什么都可以想”的自由）。
而白天，倘与生人相处，“你就得不时的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
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
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
”（《沉默》）
其次是退出家庭的角色。
即孙绍振先生所说的“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时获得了一种心灵的解脱”。
朱自清在《沉默》中说：
“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
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宵的爆竹呢？
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
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
”朱自清称这种美好的境界为“无言之美”。
然而，朱自清拥有怎样一个家庭呢？
我们来看他在《儿女》一文中的描述和感慨：
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
”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
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
“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
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
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
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
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
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
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
”那个说，“大哥不让我！
”大哥却说，“小妹打我！
”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
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
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
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
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
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
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
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
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
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
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
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
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
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
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
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
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
”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
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
（1928年6月24日晚写于北京清华园的《儿女》，原载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这让我很容易地就联想到了卢梭。
卢梭假想了一个“爱弥儿”，讲述了爱弥儿从出生到20岁的成长和教育历程，却亲手将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了育婴堂。
他在《忏悔录》中说：
“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的错误在于：
由于我自己无力抚养我的孩子，因而把他们交给国家去教育，让他们成为工人或农民，而不成为游民或者追逐钱财的人。
我当时这样做，还以为我做的是一个公民和父亲应该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做是柏拉图的书中描写的共和国的一分子。
……由于我这样做，他们才没有遭到他们的父亲的这种命运，才没有因为我迫不得已而抛弃他们，使他们很有可能沦落到我如此穷困潦倒的境地。
”“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既合情合理又合法。
”（《忏悔录》第八卷，李平沤译）
以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逻辑，你很难理解卢梭的这段自我辩解。
然而无论是出于主观的无奈还是客观的无奈，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具有天赋之才的人，往往更注重自我的生命完成和价值实现，对他们而言，家庭，孩子，往往是拖累，是束缚，甚至是障碍。
所以他们的人生，往往无法以庸常的道德观或价值观来衡量。
他们活着不是为了养育后代，而是为了实现自己。
或许我们还记得这段对话：
“你每天干什么？
”
“放羊。
”
“放羊为了什么？
”
“挣钱。
”
“挣了钱呢？
”
“娶媳妇。
”
“娶了媳妇呢？
”
“生娃。
”
“生了娃，让他干什么？
”
“放羊。
”
……
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活着的目的不是繁衍和养育后代，而是将自己的天赋之才发挥出来，完成自我，实现价值，而且，非如此难以为安。
所以许多西方名人独身终老，或者即使有孩子也不尽抚养义务。
较之中国人，西方人更我行我素，较少道德评判，所以在做选择时更自由更有勇气。
但中国人，即使有天赋之才，往往也难以纵身一跃，只为自己任性而活。
结果往往就是，因压抑自我而走向庸常，或者顾此失彼造成伤害（像梁启超这样的成功案例是十分鲜见的），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就是一个明证。
朱自清在1928年2月写作的《那里走》中说：
“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
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
”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回忆道：
“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
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
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
”这样繁琐平庸的日常生活，销蚀着他的精力、才情与生命，加上一帮年幼的孩子“成日的千军万马”，一个人被世俗生活严重拖累，对于自己喜欢的事业，无法投注自己全副的精力与超脱的灵魂，内心自然会“颇不宁静”。
3
再说说江南。
心里“颇不宁静”，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月下的荷塘漫步，而不是其他地方？
为什么要在末尾连续引用两首关于江南采莲的诗词？
为什么“到底惦着江南”？
江南，与他的“颇不宁静”有无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
同样是从江南来到北平，郁达夫如鱼得水，朱自清却一直“水土不服”。
郁达夫是为了饱尝故都的秋味而来，他情愿折去寿命的三分之二，来换取北国秋天的驻留；朱自清是为了现实生活而来，他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以生命来换取家小的生活。
前者追求赏玩到十足的浓郁与极致；后者追求恰到好处的朦胧与中庸。
前者是审美的动机，后者是实用的动机。
简单来说，朱自清离开江南，是出于稻粱谋，是生活的无奈，江南，才是他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地方，才是他灵魂最深处的归宿。
他的“颇不宁静”，因江南而起，又因江南而息。
来看看朱自清的经历：
根据《朱自清年谱》记载，1920年8月，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朱自清携眷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1921年就聘吴淞中国公学国文教员，不久，中国公学起风潮，朱自清先生转到上海，中国公学风潮结束后，到浙江一师教书。
1922年初春，前往台州浙江省第六师范学校任教。
1923年3月，朱自清由他的北大同学周予同（温州市瑞安人，历史学家）介绍，来到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的前身）任教“国文”，又在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兼教“公民”和“科学概论”。
当时在温州，教师一个学期只领齐三个月工资属司空见惯。
朱自清要养活全家五口，又要赡养父母，从朱自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经常向马公愚、马孟容借钱。
1924年2月，他迫于生计只身前往宁波的省立四中任教，但把家属留在温州，以省去一笔搬家费用。
当时正值国内军阀战乱，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发生“江浙战争”，盘踞福建的军阀孙传芳也属直系，为配合齐燮元，便命其师长彭德铨率部抄袭浙南，宁波的省立四中因战争暂时停课，朱自清面临失业的威胁，正巧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委托夏丏尊物色一名国文科教员，夏丏尊向他发出热情的邀请，才使他有了一个谋生的机会。
1924年3月，朱自清前往白马湖春晖中学兼课，9月，春晖中学正式聘用。
10月，赴白马湖春晖中学布置住家。
朱自清本以为此番应该可以安定下来了，可是11月20日至年底，春晖中学起了风潮，学校提前放寒假，开除学生28人。
由于风潮事件，匡互生、丰子恺、夏丏尊、朱光潜等人集体辞职离开春晖园。
暂时没有合适去处的朱自清虽然留在了春晖，然良朋散尽，他也已下定了离开的决心，他在日记中说：
“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须一走。
”
1925年，他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中说：
“我现在做着教书匠。
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
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
成天儿浑淘淘的，有时对于自己的活着，也会惊诧。
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现在却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能不变成浑淘淘呢？
所以一个人老做一种职业，老只觉着是“一种”职业，那真是一条死路！
”
同年，朱自清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事，不知如何？
也想到北京去，因前在北京实在太苦了，直是住了那些年，很想再去领略一回。
如有相当机会，当乞为我留意。
”次月，他又给俞平伯去信说：
“弟倾颇思入商务，圣陶兄于五六月间试为之。
但弟亦未决。
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而不能受益，故颇倦之。
兄谓入商务（若能）适否？
”此时，清华大学正托胡适物色教授，胡适找到了俞平伯，但是俞平伯没有去，他推荐了朱自清，得到了胡适的应允。
在迷惘中彷徨的中学教师朱自清倏然间华丽转身，成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实在始料不及。
9月4日，他致信胡适表示感谢：
“适之先生：
承先生介绍我来清华任教，厚意极感！
自维力薄，不知有以负先生之望否！
……”就这样，1925年8月暑期过后，朱自清一个人匆匆赶往北京，结束了长达五年的辗转。
按理说，在江南这几年的颠沛流离，应当是痛苦的记忆，然而朱自清在《一封信》中说：
“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过去。
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
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
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的南方。
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
”
而且，他在《说梦》一文中说：
“我在江南时，本忝在愚人之列，照例是漆黑一团地睡到天光；……北来以后，不知怎样，陡然聪明起来，夜夜有梦，而且不一其梦。
……却做不着一个清清楚楚的梦！
成夜地乱梦颠倒，醒来不知所云，恍然若失。
最难堪的是每早将醒未醒之际，残梦依人，腻腻不去；忽然双眼一睁，如坠深谷，万象寂然——只有一角日光在墙上痴痴地等着！
我此时决不起来，必凝神细想，欲追回梦中滋味于万一；但照例是想不出，只惘惘然茫茫然似乎怀念着些什么而已。
”有一天，他实在闷得慌，乃决意进城去，在海淀下了汽车，找了一个小饭馆，“拣了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酒入愁肠，情动于衷，就在那桌上写了一首《我的南方》：
“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
那儿是醉乡梦乡！
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地飞扬！
”
为什么江南的记忆在朱自清心中挥之不去？
仅仅因为那是他的故乡？
在更多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离开江南去往北平，对朱自清来说，变化的不只是自然环境，更有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
再具体一点说，令朱自清魂牵梦萦挥之不去的，也许不是整个江南，而是白马湖，是他在春晖中学做中学教员的那段短暂的最美时光。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使得朱自清魂牵梦萦呢？
首先是自然美。
他写于1924年4月12日夜的《春晖的一月》中，有这样的句子：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
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轻新的趣味。
……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
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
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
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
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
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
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
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
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
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
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悦！
……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决无笨伯的手泽。
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
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
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说到我自己，却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
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
我爱春晖的闲适！
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
大家是否注意到文中“一条狭狭的煤屑路”？
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这条煤屑路带给他的新奇感受，是最接地气的质朴清新的感受。
《荷塘月色》中，沿着荷塘，也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朱自清却偏偏选了这条“幽僻”的路，去月下漫步。
是怀旧么？
还是希望能够沿着熟悉的小路，在想象中重回往昔的白马湖？
又或者，荷塘本非荷塘，白马湖亦非白马湖，它们都只是人类回归自然的原始欲望？
海德格尔说：
“城里人总担心，在山里和农民呆那么长时间，生活一无变化，人会不会觉得寂寞？
其实，在这里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
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象不出这份孤独。
孤独有某种特别的源始的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
”（《人，诗意地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
我想，这就是朱自清需要独处的更深层的原因，不只是要逃离社会角色，也不只是要逃离家庭角色，而是人类在灵魂深处的一种需要：
超脱肉体和物质的沉重负荷，进入诗与思，进入自然的本真和存在的本质。
也就是朱自清所说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
同时，深入《荷塘月色》的文字，我们会发现，江南情结，成了朱自清的精神印记。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了如题所示的五种意象。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写了五种意象：
柳、莲、水、月、夜。
三处柳：
“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
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我相信朱自清绝不至于只认识杨柳一种，但除杨柳以外，其他树的名字，全都被朱自清忽略。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这一处简直是率真可爱的孩子气——将自己不喜欢的灌木妖魔化，丑化；杨柳的倩影却像是一幅画。
“参差”“斑驳”“黑影”“峭楞楞”“鬼”；“弯弯”“稀疏”“倩影”“画”，用词的审美情感迥乎不同。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
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
”再次忽略其他树，而且，即便是在烟雾中，朱自清也能辨出杨柳的丰姿。
柳，即“留”，语文老师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对江南的深深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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