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导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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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导论

【内容提要】

“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

性别,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

它将侧重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既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

性别诗学是一种从性别文化历史和现状思考出发,推而广之与全球文化伦理正义相关联的前景看好的文论。

“中国性别诗学”则是应对“全球化”文化生态现实,又打上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的个案之一,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对世界负责。

【关键词】性别诗学;审美维度;女性文学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全球化

如果说人类性别文化①问题的混乱无序与不可逆性正如同熵的情形一样,那么,当试图倡导性别平等新秩序时,我们不难感到,在真切实在的现实中,通往“性别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的无序之路往往是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到达的,但这并非是合乎人性的必然之路,正譬如女性在文化历史构成中竟或多或少地不被视为“人”;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又可聊以自慰的是,正因为自然界空气分子在大气中井然有序地聚集组合,天空才会是蔚蓝色的;晶体、雪花和星系竟然是杂乱无序的宇宙中令人惊叹的美丽构图。

因此,这类有趣的自然悖论景观,似乎也形象地解释了中外女性主义者明知“性别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何其艰难,仍始终坚决地推断它是社会不可或缺的能量元素的原因。

可以想见,“中国性别诗学”这一“不守规矩的”论题的所有过程,将会是研究者自我不断振作与放任懈怠相抗争的过程,是一个与看来总是令人沮丧的“熵”相较量的过程。

好在笔者坚信:

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性别文化关系作为一种已经约定俗成了的、文化惯性化了不平等秩序,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样,即如同原子和恒星一样,如果不添加能量保持其有序,状况就会衰变。

于是,不断地澄清,不断地质询,性别诗学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②,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

性别,因而力图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

一、关于“中国性别诗学”论题

其一,本论题涉及的“性别诗学”这一术语,是指一种以性别为视角考察人类文学活动的,具有动态生成能力的知识体系与结构,这一知识结构和体系主要包括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原理、范畴和标准等,但又不排除与性别有关的非女性主义文学部分。

20世纪现代阐释学理论提示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多重属性,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可能有其固定不变的意义,其属性往往取决于处于关系中的“样式”,有赖于“我”赋予它什么意义。

一个概念相对确定的意义,大抵在于它与它物的关系状态,其意义只是“我”截下来的那一节那一块。

以此来看,性别诗学形成知识体系与否,结构确定与否,都是无关这一概念成立与否的。

面对是否存在“性别诗学”的疑惑,20世纪哲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很好的应答理论武器。

另外,在中国,清代叶燮《原诗》洞察诗的感兴情状时也提到,“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这很是切合性别诗学的成形轨迹,但凡有所见地的性别诗学文字,均由形形色色的个人的自然/社会性别体验组成,无此心者,则必没有这一层面的审美感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真正走进那片学术原野的人不难发现,那里已是一个“思意”盎然的审美理趣世界:

“和而不同”。

从严格意义上说,“女性主义诗学”范围小于“性别诗学”,且终有一天它会被“性别诗学”一词取代,这是由女性主义/性别审美意识形态①本身的双刃剑意味先在地决定了的,“女性主义”一词本身还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

提及“性别”（gender）一词,正是源于性别诗学的逻辑起点:

追求人类文化建构中的“完形文化”理想期待,这一逻辑起点决定了男女双性各自互为文化主体的前提,那么,作为性别诗学研究,我们显然需要操持一种“和而不同”的价值立场,避免具体研究中出现“核反应堆”式的男性中心压迫情形或女性中心偏执;性别诗学强调的是双性在“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

关于这,林树明在《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认为,“男女两性没有必要靠‘共体’或‘中性’来回避和克服差异与冲突”,两性冲突的缓解不是走向‘性别中性’而是‘性别包容性’。

”[1]（P416）这是有道理的,作为性别诗学标准而言,我们显然不能偏执于性别中的任何一方,这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说明他强调的正是研究主体“双性和谐”的客观中性站位,但奇怪的是,林树明教授在该书前言中又有如是宣称:

“身为男性的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即尽量避免‘替女性说话’……本论着”也绝非是中性的,而始终贯注一种追求两性平等互惠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由此而力求消除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由性别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紧张关系。

”[1]（P6）这里,他看到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因素,却对自己作为研究主体的客观中性站位似乎又有些犹豫不决。

其实,人类由于生理自然的性别差异是先在的,因而在日常社会存在中的所谓两性“共体”或“中性”,不大可能,这是肯定的;但是,作为性别诗学研究主体,正因为洞察到人类历史进程中出现了由生理性别差异而导致基于其上的社会性别级差,所以才有女性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的反拨和文化变革要求,因此性别诗学研究者保有社会性别方面的“双性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客观中性站位,防止矫枉过正,杜绝性别级差,就恰恰显得格外必要,这并不妨碍他/她对女性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的认同或批判姿态,更无必要回避自己的性别诗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处境,因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她之所谓“消除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由性别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紧张关系”,正是“社会性别”（gender）文化建设意义上的男女双性都应该努力争取的方向,为了防止研究者自身的性别偏执,那么,性别诗学研究中保有“和而不同”的中性价值立场,恰是首选。

至于研究者能否真正做到性别文化价值中立,克服超性别或伪中性价值取向,摒弃性别主体的自然生成的情绪因素,这需另当别论,但为了确保相对客观中立的“性别审美意识形态”有机统一体的形成,一旦研究问题大致确定下来,这基本上也就限定了研究的思路或研究的假设的提出,其客观性制约是研究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因素。

总之,对文学中的性别现象研究提倡客观“中性”,持守“和而不同”立场,应成为性别诗学研究主体防止自身自然性别偏执的一种努力取向。

不然,性别诗学研究强调自然、社会等多重的“性别平等”,其文化变革的前提意义也将因此消解。

另外,受美国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启发,我发现,实用主义的“包括性”立场:

或者一个或者二者的选择,像选择酒或者水或者二者,这可作为性别诗学的美学基础。

“选择的价值能够以某种方式被调和与实现,直到我们有了好的理由解释它们为什么相互排斥。

”这种中西交叉的中道观念充分重视“有好处的”最佳方式,正是性别诗学“性别审美意识形态”①应该持守的立场,用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的中道观念消解畸形的性别文化关系,那么,女性主义审美“是增进我们对艺术和美的经验,而不是制造关于这些概念的语言定义。

而且,增进我们对艺术的经验,不只是意味着增加我们个人对艺术作品的享受和理解。

因为艺术不仅是内在愉快的一个源泉（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而且也是赋予日常生活的社会运行以雅致和优美的一种实践方式。

”[2]（P3）也就是说,在性别审美领域,男性、女性或者男女双性的,都允许存在,建构性别诗学,包容所有“经由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直接经验”,不失为一种“有好处的”最佳方式,因此,中国性别诗学将性别作为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也就更能达到目的。

“女性主义诗学”由于女性在人类文化传统中事实上的弱势,所以在一定阶段内,仍然会被学界用“黑体字”格外提及和强调。

联系中外性别文化的历史和现实处境,“女性主义诗学”这一术语的自然消亡或它与“性别诗学”一词彻底地同形同构,毕竟还不是一个现实文化语境下的推论,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人们会更赞同和选用“女性主义诗学”一词的审美文化政治的、社会的警示意义,笼罩在该词头上的“女性”“主义”情感色彩,实在难以磨灭。

因此,在具体的理论操作中,“性别”与“女性主义”被联袂使用的时候很多,本论题自然也不例外。

当然,受理论自身的科学要素决定,会尽可能选用“性别”一词替代。

女性主义在历史上的切实影响表明,没有女性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有人类性别文化关系的革命性变化;选取“性别诗学”则是由于女性主义自身发展演变的缘故,主要是为了防止研究中的性别偏执,是为了赢得客观学理上的尊重,通过逐渐淡化“女性主义”提法并纳入一些与性别文学相关的非女性主义内容,用性别包容立场取代性别偏激,则会更显平和、科学,可以避免无味的意气之争,客观上则使女性主义平等观念及社会风化,在更大范围、更真实的程度上得以实施。

我观察现实中使用这两个术语的情况发现,男性学者惯用“性别诗学”（如叶舒宪、林树明等）,而女性学者倾向于“女性主义诗学”,尽管概念的指归大体是同一的,这是何故?

我想原因恐怕正是:

前者客观,更符合学术理性和规范,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命名,女性主义文学是其共同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与客体毕竟有一定的、事实上的观照距离;后者则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客体,容易依据女性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弱势境遇而带入情感色彩。

因为只有当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意识成为一种全人类的社会风化,无需格外提出时,即只有当性别与阶级、种族等情形一样,有一天不成为人类自身必须面对的问题时,人们在客观、中性的立场上使用这些词,才是顺理成章的。

也就是说,只有在女性主义政治“寿终正寝”之时,学者们在审美意义上冷静地用“性别诗学”彻底取代“女性主义诗学”,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智行为。

然而,那一天似乎看来还遥遥无期,就像阶级、种族等问题,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俨然已是“地球村”的今天,依旧还是问题。

不过,这样说来,我倒不是在这里提倡学术研究过度情感化,反而觉得,身为女性,既为研究,那么研究主体的“和而不同”中性站位应该是更可取的,所以,本论题并不惧怕被女性主义同道误认为仍以男性标准为标准,而以“性别诗学”统称;当然,为了体现“比较研究的智识标准还有着清晰、强烈的伦理意义”②[3],本论题一再申明“性别”诗学和“女性主义”诗学范围有大有小,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情绪意味,这是由人类性别历史文化现实决定了的,期待着真正丢掉“女性”“主义”帽子的那一日早日来临!

为什么本论题在具体行文中仍会大量使用“女性主义诗学”一词,正在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会有女性主义政治鲜明存在,为了防止“女性主义”一词的双刃剑情形,作为科学理性研究,本论题以“性别”代之,而且“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概念,最终以“性别”取代“女性主义”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争取男女平权的女性主义运动,客观上需要男性的加盟;另一方面是女性主义/性别审美意识形态自身有必要确立自己的审美文化品格:

实现差异中的性别平等,和而不同。

以往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探讨,或仅探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条路径,或单方面朝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译介一堵墙,或囿于单一文化眼光中的中国或外国作家作品分析与研究,或仅简单地扫描古今中外文学中的女性创作史,从诗学的角度深入系统地整合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实践的文章或专着目前寥寥无几。

而本论题在肯定中国现有一切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以跨文化的、比较的眼光论及中国本土性别诗学理论、范畴、批评标准,为避免散漫,也为了不简单重复已有研究成果,本论题创造性地将“性别审美意识形态”设定为一根串起上述三个层面的红线,力图由此回答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诗学“走向何方”这一要害问题,既总结成就,也不回避存在的误区,尽可能为中国本土性别诗学研究划上一笔较为清晰的纹路:

“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从而绕开“反抗与困境”（陈志红语）的迷宫,跳出“犹在镜中”（戴锦华语）的幻梦,真实呈现出全球化视域中已经聊备一格的,中国本土女性主义诗学这一隅;与此同时,又用“性别审美意识形态”这根主线中的与西方女性主义精神共相的一面,同世界相串联,探讨性别诗学在人类全球化时代文化变动中的全球伦理价值:

和平、公正、平权,倡导自然和社会多元的生态平衡。

什么是中国性别诗学品格,我以为大致是这样:

中国性别诗学从来就不要求以咄咄逼人的反抗、颠覆姿态消解一切②,不会强行以性别这一维取代一切,它只需要在全球化视域中即人类交往的一切活动关系中,让“性别”作为与国家、政治、民族、文化、阶级等众多元素或维度中的一个,参与其中就够了,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性别诗学的生成发展轨迹是明显不同于西方的:

在“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良性文化传统熏染下的中国性别审美意识形态,更渴望“完形文化”理想审美意境;而受中国奴性文化传统困扰,在中国现代化后发国家文化现实的冲击和牵引下,中国性别诗学又尤其强化公民③女性主义实践,挪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首在立“女性—公民”,“女性—公民”立而后凡事举,当然与此同时也是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④;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汇通中,中国性别诗学更是一种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理论或实践,其理论境界高标,深信不仅是女性,由双性构成的世界要想得以救赎,保有自然、社会等全面的生态平衡与和谐,这才是人类明智的审美态度。

在恐怖主义阴云密布的今天,全球化视域①中的人们似乎尤其需要这一共识。

中国性别诗学的现实针对性也许集中表现于此,培植人类的文化公平、公正意识,真正体现双性“差异中的平等与和谐”,追求自然、社会行为的多重生态平衡,这是中国性别诗学主动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建设性站位:

“和而不同”。

其三,本论题圈定在1985-2005这一看似“炙手可热”的时间域,以中国大陆性别文学及其研究为史料,自有其深意。

作为中国性别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亲历者之一,我认为伴随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新时期理论新潮而来的性别诗学,其由不明晰到明晰、由冷淡清静到热闹非凡的过程,正好说明它自身拥有顽强的理论生成能力。

还因为,当一茬一茬的新潮文学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性别诗学在众声喧哗中俨然悄无声息地现形,其可圈可点的方面实在太多,实在是不允许本论题信马由缰,无的放矢。

比如:

1）回答中国性别诗学形塑过程中如何输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

2）如何反映在不同审美主体的理论建构中,造出新的血液,产生自己的“宁馨儿”?

出现了怎样的排斥与变异反应?

3）全球化视域中的本土化中国女性性别诗学如何脚踏实地,行在途中?

等一系列问题时,1985年至今这一时间段,中国性别诗学从萌芽到发育成形、到茁壮成长,恰好与之同步,其实际运动的情形和成果,最能以该时段丰富多彩的实例表征和验收。

通过大量阅读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新中国女性受惠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代大氛围的熏陶,以及一系列法律法规先在地赋予了中国妇女平等的权利,其实中国在女性主义问题上,并未大面积出现过度影响的焦虑症,没有患上群体失语症,中国女性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自然、社会的性别突围（少数知识女性精英或还处于人生阅历平面化时期的都市时尚女性们的另类体验那是另一回事,绝大多数中国普通女性有着自己的性别复杂经验,那是一种“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总的文化政治格局下的中国式反应。

具体有待文学文本分析,与西方性别诗学的发展轨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另外,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来看,一方面思想理论界“八五新潮”已成为学界约定俗成的共识;另一方面,“‘九五’世妇会”成为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全方位亮相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前后各10年,中国性别诗学无形到铸型,别具本土形态。

其四,本论题将力图避免现有的性别诗学研究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精英主义姿态。

如:

仅限于关注几位具备得天独厚条件,行走在中西女性主义理论圈子的先锋们的研究成果,无视客观存在的、大量的、看来不那么起眼和权威（实际并非如此）的学术实绩,这些其实同样也是本土学人在借异域之思的同时,根据自身性别体验,开拓中国性别诗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不可小觑;又如:

一方面高呼平等,反对歧视,一方面又习惯于仰赖计划经济体制下畸形生成的媒介层级权力,惟所谓“国家级”“权威级”出版物马首是瞻,形成与“性别审美意识形态”相悖的新的歧视和不平等。

本论题在力尽所能搜索相关资料后发现,学术历史发展的情形同样也有一个遮蔽“边缘”与反“中心”遮蔽的有趣过程。

恰如20年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成就,其实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也许并不完全在于被目前女性主义学界奉为圭臬而被反复征引的那些版本或文本。

当然,仅注意所谓权威出版物专着或所谓名杂志、名出版社译、论文,那自然是最省事和取巧不过的了,但如此一来,这种精英化女性书写行为与女性主义审美意识形态初衷难免大相径庭。

由于媒介权力无形的作用力,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或理论的构形,往往同操持话语者的身份和地位密不可分,掌控一定媒介权力的人,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将立于边缘的思想编织成自己的宏大体系,再通过权威渠道撒播开来,从而摇身一变为自己的撒播行为申请到“专利号”,这同样堕落成为一种被女性主义所不屑的“谁朝圣,谁受益”新型文化专制样式。

20世纪“文革”十年媒介权力一统江湖而导致畸态文化谬种流播的情形,已是国人沉痛的教训。

何况,少数精英的声音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庞大的女性族群,传媒时代都市时尚女性的经验并不意味整体中国女性生态,即她们的书写历史并不真切反映中国全体女性的历史和未来。

因此,我以为,如果要想真正寻绎中国性别诗学真正如何发生以及如何深化,更生动和更原生态的东西也许还散落在,林林总总的边缘的或主流的出版物那零零碎碎的文字中,那是进行性别文化语境还原的一种基本的也是本真的方式。

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研究之所以有其鲜活性,一般而言,正在于其个人独特体验的不可逆、不可模仿性。

在于“原夫作诗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为章。

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

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叶燮《原诗》）。

为此,本论题将以大量第一手资料——1985年至今中国大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论文和专着的阅读为依托,以一些也许并不“经典”的性别诗学文本及女性主义文学文本为分析素材,精心“拼帖”各式各样的呈现了中国原生态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碎片或断片,还原本土化的中国性别诗学多元样式,从中自然导出结论部分:

在全球化视域中,中国性别诗学是一个不乏个性风度、不乏生机活力的参照方。

既有西式的“延异”和“痕迹”,也有中国化的“道可道,非常道”,其“越界”①的无限可能性已使其意义伸向四面八方,但愿有一天,成为一种内化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政治正确与否”或社会风化的审美标尺之一。

另外,全球化是一种能使“世界文学”得以成为现实的正在当下发生着的事实,面对这样的进行时,文学理论如何回应?

显然,研究在中西文化传统互动中发生的中国性别诗学,那是无法绕开“全球化”这一被詹姆逊认为是“定义模糊”,但又的的确确在“不断扩大影响的那种现象”的[4]（P410）,因此,中国性别诗学作为一种难免同样“定义模糊”,但又的的确确在“不断扩大影响的那种现象”,其论题的展开,也会是在全球化视域中进行的。

而值得欣慰的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理论的科学阐述,从而使其理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妇女运动实践的基础和指导思想,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内容不断得到升华,使其实践意义远远超出了理论本身”[5]（P3）,严格说来,中国性别诗学的理论建构正是一种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实践活动,既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基础,受其指导,又在实际活动中不断“添加能量”。

这恰是中国性别诗学,既与西方女性主义相关联又相区别之核心所在。

二、“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得以成立的理据何在?

首先,女性主义文学及其研究现实需要理论升华。

考察中国现有的女性主义研究,好不奇怪,竟找不到以“中国性别诗学”命名的专着或论文,大多要么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有的是分历史时期,这类研究成果最多;要么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转译、转述评介——这类成果也不少,原因是什么?

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女性主义诗学学术园地?

或许原本就不存在性别诗学命题?

还是由于其边缘化学术处境让从事这项研究的人理不直气不壮不敢命名业已存在了的性别文学事实?

有文学即有性别审美现象,如《诗经》。

但性别诗学显然是较晚才出现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性别诗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女性主义的传入,女性写作现象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一方面是由于几代女性文学批评家的辛勤耕耘,有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学术成果。

应该说,只有到这时,文坛才真正一改过去的男性批评一统江湖的局面,或明显改变了由“五四”时期仅让男性代言的情形,真正自觉地使性别与文学联袂,以逐渐成熟的女性主义面貌展示了理论和批评的风采。

至于性别诗学研究,可以说还是国内外女性主义学界正有待努力的研究方向,是女性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必然出现的新领域,是一个对以往女性主义深入系统总结的理论升华的过程,呈现出超越性别二元对立,冲破女性主义自设的樊篱的新理路。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在国内,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可以算是20年来第一部以“性别诗学”命名的专着,但它依然只是多个作者相关论文的集合,而且同时引入性学视角并倚重性别的生理属性（SEX）,这又与本论题关注基于生理之上的社会性别（GENDER）有所不同。

林树明在2000年第1期《中国文化研究》发表题为“性别诗学——意会与构想”一文,论及如何超越性别二元对立来研究文学,蕴藏升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良苦用心。

笔者2000年6月1日在专着《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后记中提及“性别诗学”关键词,它是在作者长期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因为,笔者步入女性文学研究领域,是由于敏感于性别身分,尽管同样是受过高等教育,同样面对社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但她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说,社会评价标准和运作秩序,并不利于女性智慧的发挥,除个人才情的差异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女性社会性别的障碍,既有社会习惯势力的,也有来自于女性性别天然地感性生存世界的。

文学研究,正好成为她展开个人体悟性别文化问题的原野,是一种不错的自我解惑的人生道具。

早在80年代末,一篇题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简述——兼论建立女性文艺学的可能性”（《社科情报》1988年第12期）文章,就已有意从文学理论、史、批评三个方面构思女性文艺学。

但限于中国文学史的女性失重现实,所思显然偏重女性自然性别。

但她坚持认为,由女性自然性别出发,必然指向性别的相对方,男性,并溢出性别,指向社会全体,以及由此牵引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重的文化生态,这些再与其作为一名“出村进城”的中国公民尴尬的生存经验相纠结,那么,一路走来,中国式公民女性主义思路得以自然呈现。

检索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9-2005）,输入“女性主义”关键词,得相关文章91篇（时间是2005-03-25）,绝大部分是关于历史、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

而涉及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不过寥寥数篇,也都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女性作家作品研究之类,如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屈雅红《20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研究》等。

林、陈着作着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关于也是性别诗学系统中的女性文学研究,则没有纳入;屈的论文只是纯粹的女性作家作品研究。

应该说,这些论着都隐含有性别诗学研究的元素,但还未能形成关于性别诗学的系统认知。

输入关键词“性别诗学”,则“无相关记录”。

在国外,据初步考察,英语着作以“性别诗学”命名的也只有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