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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禅
[内容提要]：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不仅信奉佛教，而且对佛禅有较深入的了解，与禅僧保持密切的交游。
这种情况自然也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中，甚至他的很多诗文是直接以佛教、佛菩萨、禅宗、僧人、寺院等为题材的。
本文仅从禅宗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就苏轼对佛禅的态度、与几位比较有名禅僧的交游进行考察，以期从一个侧面为人们了解宋代禅宗传播情况和儒者士大夫精神世界提供一些情况和线索。
[关键词]：
苏轼 苏东坡 了元 常总 重辩
宋代苏洵与其二子苏轼、苏辙是在明代被列入散文“唐宋八大家”之中的“三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苏氏父子三人皆与佛教、禅宗有较密切的关系。
苏洵写有《彭州圆觉禅院记》，对既保持佛教信仰又愿意亲近儒家学者的僧人表示好感。
（《苏洵集》卷15）[1]苏轼、苏辙兄弟皆亲近佛教，在僧人中有很多朋友。
苏轼在坎坷的生涯中不仅最终成为信奉佛教的儒者，而且对佛教典籍和禅宗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深刻地影响他的文学书画创作。
这里主要从佛教禅宗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就苏轼对佛教的态度和情怀、与几位比较有名僧人的交游进行考察和论述，以期从一个侧面为人们了解宋代佛教禅宗和儒者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些情况与线索。
一、步入仕途多坎坷，贬谪南北少平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在谪居黄州期间筑室东坡，自此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县（今属四川）人。
苏轼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举进士，翌年入京赴试礼部，馆于开封兴国寺浴室院。
欧阳修主持考试。
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得第二名，又以《春秋》对义居于第一，通过殿试登进士乙科，自此步入仕途。
此年母程氏去世，在家居丧三年。
嘉祐五年（1060）授任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次年复举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
英宗治平二年（1065）应召回京判登闻鼓院，试秘阁入三等，得直史馆。
翌年丁父苏洵忧，扶柩回乡安葬并居丧三年。
神宗熙宁二年（1069）还京，历任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
神宗朝是北宋政治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
王安石（1021-1086）得到神宗的赏识，于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受诏创置三司条例司，着手对政治、经济进行变法革新，以图发展农业生产，富国强兵。
不难想象，在旧的官僚机构和政治体制下急剧地实施新政本来就存在阻力，再加上在实施新政过程中出现官吏从中作弊渔利等问题，因而招致来自朝野主张维持旧制和维护既得利益的各种势力的反对。
熙宁七年、九年（1074、1076）王安石两次罢相，新法已渐不行。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任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止新政。
[2]然而所谓新、旧两党之争却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
在主张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两种势力的斗争中，苏轼实际是站在了后者一边的。
熙宁四年（1071）苏轼对王安石的兴建学校“复古”，科举罢诗赋、明经，专以经义、论、策试取士的主张提出异议，面奏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为此，王安石对他不满，排斥他任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
苏轼此后又上书对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推行均输、青苗等新法提出批评，希望神宗“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
王安石大怒，使人奏其过失。
苏轼看到难以立于朝，便请求外职，熙宁五年（1072）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先后知密州、徐州。
在所任知州之地，兴利除害，受到民众爱戴。
元丰二年（1079）移知湖州，在上皇帝谢表中以诗讽喻时事，御史劾其谤讪朝廷，被捕赴京入狱，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佥书公事。
黄州在今湖北省长江以北，治今黄州市。
苏轼在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到此，住入定慧禅院，不久迁临皋亭。
翌年，经朋友从州请得一块久已废弃的营地，便以“东坡”命名，垦荒躬耕其中，并在其上建雪堂居住，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七年（1084）初，朝廷改授苏轼以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于是离黄州。
在到汝州（治今河南汝州）之前，先渡江游庐山，然后南下至筠州（治今江西高安县）探望弟苏辙，七月至金陵，走到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县）时，身边资金已尽，“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因为在常州宜兴县有他置买的山地，上书朝廷准许他到常州居住，不到汝州，希望居住常州。
[3]
元丰八年（1085）三月哲宗即位，因年幼由宣仁太后执政，废止新政。
苏轼以复朝奉郎出知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市），不久应召入京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
元祐元年（1086）迁中书舍人，对宰相司马光以旧差役法代替新政的募役法提出异议。
此后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权知礼部贡举，因论事常与当政者相左，恐不见容，请调外任。
元祐四年（1089）七月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在任期间抗旱赈饥，浚漕河，修西湖，筑堤凿井，致力于为民造福。
六年应召回朝任吏部尚书，未至，改任翰林承旨，因有人进谗言，复请外任，当年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治汝阴，今安徽阜阳市），翌年改知扬州，同年回京任兵部尚书侍郎兼侍读，不久以端明殿、翰林两学士兼礼部尚书。
元祐八年（1093）九月，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起用原来拥护新政的大臣，唱言恢复新法，排斥元祐年间废除新法的旧臣。
苏轼在这种情况下主动请求外任，得以端明、翰林侍读两学士出知定州（在今河北）。
翌年，即绍圣元年（1094）四月，有御史奏苏轼掌中书舍人时曾以词命“讥斥先朝”，诏以落两职，追一官，以承议郎知英州（治今广东英德县），未至，贬以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在今广东）安置。
三年后，绍圣四年（1097）贬为琼州别驾，居昌化军（旧称儋州，治在今海南省昌江县西）。
行前将家属安置于罗浮山下居住，独携子苏过前往。
在昌化食住艰苦，缺少医药。
此时苏轼已62岁，虽处逆境，备受艰辛，但常以著书写诗为乐。
元符三年（1100）正月，徽宗即位，五月降诏苏轼内移廉州（治今广西合浦县）安置，又改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在今湖南）安置，行至英州，又诏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居地从便。
自此度岭北归，五月行至真州（治今江苏仪征）时突发“瘴疠”（热带恶性疾病）重病，六月上表请以老致仕，七月二十八日于常州去世，年66岁，翌年葬于汝州郏城县。
[4]
苏轼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
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按：
相国寺慧林禅院）”。
[5]苏轼为一代文豪，有不少后进文士慕名尊他为师。
李廌是其中的一位，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善诗文，有文集《济南集》行世。
他在苏轼死后，写文祭之，其中有曰：
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
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
[6]
词语奇壮，读之令人心为之一震。
苏轼善著诗文，著述宏富，其《自评文》称：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7]主要有所谓《东坡七集》，包括：
《东坡集》40卷、《东坡后集》20卷、《东坡奏议集》15卷、《东坡外制集》3卷、《东坡内制集》10卷、《东坡应诏集》10卷，《东坡续集》12卷。
[8]另外有《东坡志林》5卷及《易传》、《书传》、《论语说》（已佚）、《广成子解》、《仇池笔记》。
二、苏轼与佛教
苏轼是位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儒者，是以履行仁义之道，忠君孝亲，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为毕生志愿的，对于如何治国平天下有自己的主张和抱负，甚至也可以说带有一些理想色彩的。
这从他的文集收录的大量论文中可以看出。
他在应试礼部写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向往古代尧舜禹汤的“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仁义之道、忠厚之道，提倡以赏善罚恶以感化引导天下之人同奉“君子长者之道”，“归于仁”。
在《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形势不如德论》、《礼以养人为本论》等论文中，主张治国以“仁义为本”，强调德治、礼治，明确社会等级秩序，“严君臣，笃父子，形忠孝而显仁义”。
他在《韩非论》等论文中虽认为治国不能离开刑名、法制之术，然而却等而下之，说三代以后天下的衰败是由于申不害、韩非、商鞅之刑名法术之说。
[9]然而实际上，正如西汉宣帝所说：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书》卷9《元帝纪》）历代封建王朝都是将儒家提倡的行施仁义的“王道”与实施刑名法制的“霸道”结合起来治理天下的。
从苏轼的经历来看，他开始虽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对佛教抱有好感，然而并没有真正信奉佛教，只是在他步入仕途后一再遭遇挫折，特别是在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闲居思过的时候，才发生重大转变，开始以佛教的“中道”来反思自身，真正信奉佛教。
从苏轼的诗文来看，在他此后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官居高位的短暂顺境，还是在贬谪到偏远的岭南、海南之时的极端困顿的逆境，总是对佛教禅宗怀有真切的虔诚的感情，或是拜佛祈祷，或是读经写经，或是与僧人交游，或是书写表述佛教义理、禅悟的诗文，或是为寺院写记写铭，或是绘制佛像，直到从海南北归，一路所经过的佛寺几乎都留下他参拜的足迹。
因此，可以把苏轼对佛教的态度和与禅僧的交游，以贬官黄州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阶段：
前期从科举入仕到被贬官黄州团练副使之前，后期从被贬居黄州以后直至从海南被赦北归去世为止。
（一）前期：
“不信”而亲近佛教
苏轼从21岁到44岁，即从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举进士，翌年应试礼部进入官场，从任福昌县主簿到任监官告院兼尚书祠部、杭州通判，再知密、徐、湖州诸州，直到元丰二年（1079）被诬谤讪朝廷被问罪，贬居黄州为止，虽受到王安石及其同党的猜忌，但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
苏轼在这20多年期间，正值青壮年，血气方刚，满怀忠君报国的鸿志步入官场，以其博学多识，才气横溢，在朝野士大夫中声名日著。
他因为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像很多儒者一样对佛教怀有好感，在佛教界也有朋友。
在成都有座著名寺院，名中和胜相（禅）院，后改大圣慈寺。
唐末爆发黄巢起义时，唐僖宗率文武群臣75人从长安到成都逃难，曾到过此寺。
在他们回到长安之后，寺院为唐僖宗及其从官画像，从而使此寺别具特色。
苏轼年轻的时候每到成都常到此寺游览，与寺中的宝月惟简（1012-1095）、文雅惟度过从密切，成为朋友。
苏轼入仕之后，与宝月惟简联系很多。
治平四年（1067）九月，苏轼因丁父忧尚在眉县居丧，应惟简之请撰写《中和胜相院记》[10]，其中提到：
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晃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
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
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日：
是外道魔人也。
吾之于僧，慢悔不信如此。
苏轼在这里所说当指禅宗的说法和参禅的情景：
禅师以含糊、笼统的词语说法，有时与参禅学人以语言乃至动作较量禅机。
看来他也懂得此中奥妙，也曾以禅语向禅僧比试，有时甚至堵住对方的退路将其逼到难以应对的地步，对方便以笑骂他是“外道魔人”而收场。
因此，他在惟简请他为寺院写记之时，一方面从情谊上不好拒绝，同时又表示自己既然不信佛教却又同意写记，“岂不谬哉”!
不得已，“强为记之”。
[11]
杭州自六朝以来佛教兴盛，唐末五代又特别盛行天台、禅宗。
苏轼通判杭州，在僧众中结识了很多朋友。
后来，苏轼从知密州改知徐州，正赶上黄河决口，洪水即将漫东平县城，徐州城危。
他听从一位名叫应言的禅僧的建议，凿清冷口引水北入废河道，并引东北入海，东平徐州得以安。
在苏轼知湖州、自黄州迁汝州时都见过此僧，并为他住持的荐诚寺院所造五百罗汉像写记。
苏轼在文章中对应言的才能大加赞赏，感慨地说：
“士以功名为贵，然论事易，作事难，作事易，成事难。
使天下士皆如言，论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其少哉!
”[12]
总之，苏轼在遭贬黄州之前，在京城或地方为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接触和了解佛教，在僧人中结交了很多朋友，然而他尚未表示已经信奉佛教，更未成为居士。
（二）后期：
自称居士，是“归诚”佛教的儒者
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从徐州移知湖州，因受诬讥讪朝廷被捕入京狱，同年九月责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5年，在哲宗朝被起用入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出知杭州，再应召入朝，官至以端明殿、翰林两学士兼礼部尚书，达到他入仕以来的顶点，然而最后被贬至惠州、海南昌化达7年之久，经历了他一生最困苦的时期。
在这期间，他休闲、读书、思考和著述的时间最多。
他在读儒家经典，撰写诸如《易传》、《书传》、《论语说》等之外，随兴书写了很多诗文，并且也深入阅读佛典，吸收佛教的中道、禅宗的心性学说来修心养性。
他所到之处，参观佛寺，结交僧人，并且应请写了不少记述寺院、佛菩萨、高僧事迹的记、赞、铭、碑等等。
苏轼在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虽有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衔，但因为“不得佥书公事”，经常闭门反思自己以往的言行和遭遇。
据苏轼元丰七年（1084）四月即将离开黄州时所写《黄州安国寺记》，他在黄州期间已经真心地“归诚”于佛教，定期到城南安国寺，以佛教的中道、一切皆空的思想指导打坐、静思，以消除心中的郁闷和烦恼，求得内心的清净。
他说：
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
欲新其一，恐失其二。
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
于是，喟然叹曰：
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智。
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
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树。
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
私窃乐之。
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13]
他在闭门思过中，对于自己以往所思所作皆不满意，认为皆未达到“中道”（从上下文看，已不完全是儒家的中庸），意识到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根本入手，既然自己旧有的道、性有所不足，便决定“归诚”佛教，以洗心革面，开创新的人生道路。
于是每二三日到安国寺一次，在那里烧香打坐深思，从大乘佛教的般若性空、禅宗的“无念”修心理论中得到启迪，体悟到世上一切皆空，如果做到心体空净，自可超越于净垢、善恶之上。
寺院住持继连为人谦和，少欲知足，对苏轼感触很深。
知州徐君猷对苏轼也很好，每值春天约他来游此寺，饮酒于竹间亭。
[14]
苏轼到黄州的第二年，开垦旧营地的东坡，躬耕其中，又在上面建数间草屋，因下雪时建，并且室内四壁绘雪，故名之为东坡雪堂。
从此，他自号东坡居士，在不少诗文用此号署名。
这一“居士”与欧阳修自称的不带有佛教意义的“六一居士”[15]中的“居士”不同，是已经“归诚佛僧”的居士。
成都大圣慈寺于元丰三年（1080）建成供藏佛经的经藏，称之为“大宝藏”，住持宝月惟简派人到黄州请苏轼写记。
苏轼以四字句撰写《胜相院经藏记》，时间当在建成雪堂之后。
他在文章中自称居士，说：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与是比丘，有大因缘。
去国流浪，在江淮间，闻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随众，舍所爱习。
周视其身，及其室庐，求可舍者，了无一物。
……私自念言：
我今惟有，无始以来，结习口业，妄言绮语，论说古今，是非成败。
以是业故，所出言语，犹如钟磬，黻黼文章，悦可耳目。
……自云是巧，不知是业。
今舍此业，作宝藏偈。
愿我今世，作是偈已，尽未来世，永断诸业，客尘妄想，及事理障。
一切世间，无取无舍，无憎无爱，无可无不可。
时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说偈言……。
[16]
表示自己清贫，已经无物可以施舍，可以舍施者唯有自己的言语文章，愿以撰写此偈，求得未来能够断除源自种种妄想烦恼的诸业，使自己的精神超越于取舍、憎爱等差别观念而达到解脱。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位已经信奉佛教并且对佛教思想具有相当造诣的居士。
苏轼谪居惠州、昌化时，在心灵深处更加虔信佛教，并且因为已经读过很多佛经，在日常生活中常以佛教的空、禅宗特别提倡的“无思”（无念）理论来净化、规范自己的思想，在撰写文章中也能够熟练地引用佛教词语。
他到惠州的行程中，曾到虔州（治今江西赣县）崇庆禅院参访，看到那里新建的经藏——“宝轮藏”。
到达惠州后，撰写《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先对如来（佛）、舍利弗达到觉悟是“以无所得而得”[17]作了发挥，然后说：
吾非学佛者，不知其所自入。
独闻孔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
”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
云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
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手，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
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
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
独榜其所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
[18]
按照佛教的般若理论，最高的觉悟是达到体悟毕竟空（真如、实相）的精神境界，然而这一境界是不能通过执意地（有为）修行达到的，也不是借助语言文字可以表述的，此谓“无所得而得”。
禅宗认为自性本体空寂，主张通过实践“无念”（于念而不念，不是绝对地不念）禅法来领悟自性，达到体悟毕竟空的精神境界。
对此，苏轼只是择取其中部分意思，并使之与孔子的“思无邪”会通，然而又想不通怎样做到无思而非土木，有思而无邪念。
他想佛教经典对此一定会有解答，所以表示：
可惜自己已老，否则真想花几年时间礼僧为师，尽读经典，以佛教的“无所思”的思想来领会佛的本意。
苏轼到惠州途中及从海南北归，都曾到禅宗的祖庭韶州曹溪南华寺参拜。
苏轼常穿僧衣，但在与客人相见时在外面加穿官服。
他对南华寺住持重辩说：
“里面着衲衣，外面着公服，大似厄良为贱。
”意为以官衣压在僧衣上有点对佛僧的轻贱，言外之意是真不如出家算了。
然而重辩立刻对他说：
“外护也少不得。
”[19]意为他以居士身份担当佛教的外护更有意义。
苏轼虽信奉佛教，但并不想追求真正的出世，而愿保持在世的身份，遵守社会规范和尽力于社会义务（“藩”之内）。
由此也可以说，苏轼仍是位儒者，是位愿意以居士身份做佛教“外护”的儒者。
三、僧中多知交，往来情谊深
苏轼在佛教界有不少知心朋友，有的从年龄上看是他的前辈，也有的是他的同辈或后辈。
其中以禅僧居多，著名的有云门宗的大觉怀琏及其弟子金山宝觉、径山惟琳、道潜（参寥子），还有佛印了元、净慈法涌（善本）；临济宗的东林常总、南华重辩；曹洞宗的南华明禅师等。
苏轼与这些朋友之间形成深厚的感情，彼此间经常有书信、诗文往来。
在他后来一再遭到贬谪，生活遇到困苦的时候，这些朋友给他很大安慰和帮助，有的甚至从远道前去探望他。
（一）与云门宗大觉怀琏禅师及其弟子
苏洵苏轼父子在京城与在十方净因禅寺的云门宗禅僧大觉怀琏禅师有密切交往。
怀琏（1009-1090）嗣法于云门下三世泐潭怀澄，是应仁宗之召于黄祐二年（1050）入居此寺的，经常应请入宫传法，受到仁宗的钦敬，彼此有诗偈酬答。
仁宗还亲手将自著诗偈17篇赐他。
怀琏虽多次请求归山，仁宗皆挽留，直到英宗治平三年（1066）才得以南归，诏许他可随意选择寺院住持。
后来他到明州的阿育王山广利寺（在今宁波鄞州区）担任住持，在寺建宸奎阁用以收藏仁宗赐给他的诗偈。
宋代的通判，是州府的副职，简称倅，主管监察州府官吏，负责民政、财政及赋役等，有关政务文书须与正职知州或知府连署。
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的知州先后是沈立、陈襄。
[20]在任三年，此后又以龙图阁学士身份知杭州近三年。
苏轼在杭州做出很多为民兴利除害的惠政。
天台宗、禅宗、净土信仰在杭州都十分兴盛。
苏轼与禅宗云门宗大觉怀琏的弟子径山法琳、金山宝觉以及佛日契嵩等人[21]都有交往。
苏轼在知杭州时应大觉怀琏弟子之请撰写了《宸奎阁碑》，称怀琏“独指其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遇休沐日，琏未盥漱而户外之履满矣。
”是说怀琏所宣述的禅宗的“无念”与心性之说与儒、道有共通之处，他本人又持戒精严，因而受到士大夫的欢迎。
苏轼对怀琏十分尊敬，在以后的生涯中经常想起和提到他。
在他任杭州通判时，将父苏洵平生喜爱的一幅禅月贯休（832-912）所绘制的罗汉图施赠怀琏，在《与大觉禅师琏公》信中解释施赠此画的理由时说：
“先君爱此画。
私心以为，舍施莫若舍所甚爱，而先君所与深厚者，莫如公。
”[22]这与将苏洵的菩萨板画施舍给成都大圣慈寺一样，也是对父亲尽孝的表示。
在怀琏83岁时，苏轼听说他处境困难，“几不安其居”，便托人带信给明州知州请予照顾。
[23]在怀琏去世之后，他写祭文悼念。
[24]可以说，怀琏是苏轼最早结识的著名禅师，并且通过他开始接触真正意义上的禅宗。
径山维琳，号无畏，是怀琏弟子。
宋惟白编《建中靖国续灯录》卷11载其简单的语录，曾住持大明寺，后住径山传法。
据苏轼《答径山维琳长老》的“与君同丙子，各已三万日”[25]，可知他与苏轼同岁，皆生于仁宗景祐二年丙子岁（1035），三万日是概数，不会是80岁以上，应是超过二万日的说法，在60岁以上时写。
维琳所在的径山禅寺按照“祖师之约”只许担任住持的师父直接传给徒弟，是所谓“甲乙住持”寺院（或称甲乙徒弟院）。
然而苏轼知杭州时，废除此约，改为“十方丛林”，从十方僧中选拔优秀的人担任住持。
维琳就是他参与选拔任径山寺住持的。
[26]苏轼从海南北归，身患大病，住在置有田产的常州，写信给维琳说：
“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剧，已颓然待尽矣。
……不审比来眠食何似?
某扶行不过数步，亦不能久坐，老师能相对卧谈少顷否?
”表明苏轼对维琳感情之厚，思念之深。
在另一封信中说：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
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在生死的最后关头，他既以“为佛为法为众生”自勉，也似乎是在勉励老友维琳。
还有一封被认为是苏轼绝笔的信，说：
“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
”[27]从内容看，这三封信皆应写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北归行至真州发病之后。
苏轼于七月去世。
因此，这三封信皆可看作是绝笔。
金山宝觉，《建中靖国续灯录》卷11目录将他列入怀琏的法嗣，然而未载其传录。
金山寺在润州（治今镇江），是著名禅寺。
苏轼的好友、云门宗禅僧佛印了元在他之后曾在此住持。
在苏轼文集中有不少提及宝觉的诗文。
苏轼通判杭州时经常游金山寺，有诗《金山寺与柳子玉饮大醉卧宝觉禅榻夜分方醒书其壁》，其中有：
“诗翁气雄拔，禅老语清软。
我醉都不知，但觉红绿眩。
”在《金山宝觉师真赞》中，描述宝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是惟宝觉，大士之像。
因是识师，是则非师，因师识道，道亦非是。
”[28]颇蕴禅语意味。
苏轼从杭州移知密州时，来不及面辞，宝觉竟先乘舟到江北为他饯行。
苏轼到密州后，给宝觉写信，谓“东州僧无可与言者”，并赠自著《后杞菊赋》，答应为他写《至游堂记》。
[29]这都说明苏轼与宝觉的交谊是很深的。
（二）与云门宗佛日契嵩禅师
佛日契嵩（1007-1072），佛日是号，是与怀琏同辈的云门宗禅僧，住杭州灵隐寺，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进京上仁宗皇帝书，乞将所著《传法正宗记》、《辅教篇》等编入大藏经，诏允准其请，并赐以“明教大师”号。
[30]苏轼通判杭州的第二年契嵩即去世，交往不会太多，然而由于契嵩的名望，对他十分敬重。
苏轼在《书南华长老重辩师逸事》中回忆说：
“契嵩禅师常瞋，人未尝见其笑。
海月慧辩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
予在钱塘（按：
杭州），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
……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
”[31]
（三）与云门宗佛印了元禅师
佛印了元（1032-1098），俗姓林，字觉老，号佛印，饶州浮梁（在今江西景德镇市）人。
家世业儒，出家后嗣法于云门下三世善暹禅师，曾住持庐山开先寺、归宗寺，丹阳的金山寺、焦山寺（皆在今镇江）、江西的大仰山寺等寺，四次出任南康军（治今江西星子县）云居山真如寺住持，在僧俗间声望很高。
黄州与庐山隔江斜向相对。
云门宗了元禅师任庐山归宗寺住持时，与谪居黄州的苏轼互有书信往来，在任润州金山寺住持后，得知苏轼将移汝州，又特地邀请他得便到金山访问。
[32]苏轼离开黄州，首先南下到筠州探望弟苏辙，然后北上沿江东下，在经过瓜步（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时，给了元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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