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促进生态大治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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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促进生态大治理
以西部大开发促进生态大治理
──西北地区生态建设的战略思考
8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生态恶化加剧，对本地区及全国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危害。
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关系机制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从中寻找到合理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之策。
一、经济发展滞后过程中的生态恶化加剧
二、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危害
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导致生态环境加速恶化
四、在加快西北经济发展中实现西北生态环境治理
一、经济发展滞后过程中的生态恶化加剧
西北地区地处内陆腹地，气候干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荒山沟壑纵横、戈壁沙漠连片。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遭人类活动破坏而致恶化已有上千年历史。
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里，西北地区出现了盲目垦荒放牧导致植被破坏、生态恶化的历史错误重演。
80年代以来二十年间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生态恶化程度进一步加剧，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加速恶化，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1. 森林覆盖率降低，难以恢复。
西北地区气候干旱，降水稀少，森林覆盖率低。
过去长时期里，人们缺乏森林保护意识，以伐取木材资源为内容的森工产业兴旺活跃，造成原始森林植被面积越来越少。
少数深山地带森林植被只是因为人迹罕至才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
8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实施森林保护及植树造林，但这一地区植树造林难度大，成活保存率低，人工植树造林很难使被毁坏的森林得到恢复，虽然青海省人工造林保存率从17％提高到30.7％，但青海省森林覆盖率下降到2.59％。
80年代，新疆的森林覆盖率仅剩1.68％，平原荒漠林与河谷次生林地面积从21.89万公顷减少到16.83万公顷，减少了23％。
2. 贫困牧区草原退化速度加快。
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是我国草原分布面积最广的地区。
过去长时期里，草原仅被看作如土地之于农业一样的畜牧业赖以发展的生产条件。
青海省50年代时期草原茂盛，草高可没黄羊。
“大跃进”时期全省大开荒，485万亩草原变为农田，以后退化为不长牧草的荒滩。
80年代以后，草原植被所具有的生态调节功能才被认识到。
但30多年前被人为错误行为所毁坏的草原很难恢复。
过去草原肥美的富裕地区现在变为草木凋零的贫困地区。
草原退化，载畜能力下降，牧民收入下降。
现在，青海全省草原牧场中度以上退化面积近1.1亿亩，占草场总面积的20.1％，其中4995万亩草场退化成为泥土裸露的黑土滩。
全省单位面积产草量同50年代相比下降了30-80％，共和县草原亩产草量仅90年代10年间就下降了40％。
草场退化严重地区世代靠草为生的很多牧民变成了到别处“讨草”的难民。
草原虫害、鼠害严重，治理不力。
青海全省每年被鼠类啃食的鲜草达44亿公斤，相当于480万只羊的食草量。
宁夏3900万亩草原97％出现退化和沙化。
新疆草场严重退化面积和虫、鼠害面积达3.2亿亩，占可有效利用草场面积7.2亿亩的44％；全区天然产草总量下降了30-50％。
3. 贫困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西北地区黄土高原土壤抗蚀力差，极易流失。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均为贫困山区。
这些地区降水量少，植物生长困难。
农作物种植在山地斜坡上，存不住雨水，产量很低。
贫困地区农民广种薄收，越穷越垦，越垦越穷。
山坡地自然植被毁坏，土壤中养分流失，土地产出下降，贫困状况加重。
青海省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2100平方公里，因水蚀、风蚀、冻融造成水土流失总面积达33.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6％，每年流入黄河泥沙8814万吨，输入长江泥沙1303（1232万吨）万吨。
宁夏水土流失面积3.5万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71％，每年流入黄河泥沙1亿吨。
陕北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达6万平方公里，约占该地区总面积的75％。
陕北每年输入黄河三门峡以上河段泥沙量8亿吨左右，占该段黄河泥沙总量的50％。
4. 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向东伸延。
植被减少、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干旱风蚀，造成土地沙化。
几十年来沙漠地带的治沙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一些活动性沙漠得到控制，有些沙漠变成了农田，但是，更广大地区包括非沙漠地区的土地沙化速度加快，出现了新的沙漠。
宁夏省70年代未出现过强沙尘暴天气，1982－1997年涉及宁夏的沙尘暴天气多达24次。
沙漠由西向东扩延，原先只发生在西北腹地的沙尘暴漫卷到东部地区。
青海省近年来土地沙化以每年13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沙化面积从建国初期的5.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14.47万平方公里。
新疆沙漠面积平均每年增加84.2平方公里，建国以来，沙漠面积扩大了3789平方公里。
5. 江河源头湖泊干涸，水量减少。
气候变暖、冰川后退，植被减少、草原退化及土地沙化，造成青海省江河源头地区水源减少。
80年代以来，江河源头地区草原退化和土地沙化速度比70年代快了一倍多，水源减少速度急剧加快。
青海湖平均每年下降12.5厘米。
黄河源头地区曲麻莱县的108眼水井干枯了98眼，玛多县大小4000多个湖泊消失了1000多个，尚存湖泊水位明显下降。
长江源头地区90％以上的沼泽地干涸，雪线上升，冰川后退了500米。
近二十年来，流出青海境内的黄河水量减少了23.2％。
二、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危害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落后状态下加速恶化，不仅使西北广大地区更深地陷入生态恶化与贫困加重的恶性循环中，也使中部和东部更广大地区生态环境及经济发展受到危害。
如果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得不到改善，继续恶化下去，将对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不断增大的不利影响，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重大威胁。
1.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使本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加重。
（1）农牧业受灾损失增大，产出效率下降。
近年来，西北各地旱灾、风沙及沙尘暴发生频率明显增高，大面积地区出现连年干旱，农作物严重减产。
干旱风蚀造成土地沙化。
土壤更加瘠薄，水资源更加短缺。
农田基本建设及水利设施的必要投入压力及投入成本上升。
农牧业投入产出效率下降，经济发展困难压力增大。
（2）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加大。
西北地区贫困人口90％以上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高原、山区、沙漠等地带。
生态环境恶化使贫困地区农牧业生产雪上加霜，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和草原载畜能力下降，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
贫困农牧民温饱不稳，一遇灾害就可能返贫或贫困加重。
不少地区人畜饮水困难，有些贫困地区农牧民生活在人类不宜生存的艰苦环境中，贫困程度很深，脱贫难度很大。
（3）生态恶化与发展困境恶性循环。
生态环境恶化毁坏大量农田草场，扩大垦荒和超载放牧加快水土流失和草场退化。
农田草场自然生产率下降，各项产业及整体经济发展困难重重，陷入困境。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得不到恢复治理。
生态恶化与发展困境互为因果，形成生态环境恶化不断加剧与经济发展困境不断加重的恶性循环。
2. 全国广大地区受西北生态环境恶化影响遭到很大损失。
西北地区处在全国水源、上风的位置，其生态环境恶化对处于下游、下风的全国广大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利影响很强。
（1）江河源头水量减少，造成下游广大区域断流缺水。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发源自青海的水量分别占这三大河流水量的49.2％、25％和15％。
近二十年来，流出青海境内的黄河水量减少了23.2％。
70年代以来，黄河断流21次，主要是黄河源头水量减少所致。
黄河断流，造成黄淮海河流域严重缺水，电站、油田、厂矿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据有关部门研究，1997年，仅华北地区各城市，因缺水造成的工业和农业损失达2000亿元，相当于当地当年GDP的3％。
长江洪水泛滥，也与长江源头地区生态恶化有关。
（2）江河源头和上游地区水土流失，给下游及全流域地区造成损失和威胁。
青海省流入黄河、长江的泥沙越来越多，造成两大河流泥沙量增大。
黄河上中游地区的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省区水土流失面积和数量很大，陕北黄土沟壑地区水土流失尤为严重。
水土流失对黄河、长江全流域河道、电站、水库、各种水利设施、农田、城镇造成全面损害和威胁。
（3）土地沙化和沙尘暴对全国广大地区环境造成沙尘污染。
西北地区沙化面积不断扩大，侵及东部地区，沙尘暴刮进北京，吹至沿海，对广大城镇乡村经济社会及自然环境造成重大不良影响。
（4）灾害性气候对全国广大地区气候的不利影响增大。
西北地区植被减少，生态恶化，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干旱风沙、暴雨冰雹等灾害发生频率增多。
由于西北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很多灾害扩延到其他地区。
近年来，中国广大北方地区干旱天气增多，气温多变，西北地区灾害性气候是重要原因。
西北地区水源减少、沙化东扩、沙尘暴肆虐对东部地区造成的严重后果表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更大危害在于其损害力的向外扩延性。
3.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对中华民族生存环境及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对本地区及全国广大地区生态、经济、社会各方面造成全方位广泛重大损害的明显事实表明，东西部差距拉大下的西部生态环境恶化对东部经济及全国经济的冲击破坏力，远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所表现出来的西部资源供给短缺、市场发展缓慢、贫困困境加深等经济关联效应直接、深远、强烈得多。
西部生态环境恶化对东部及全国造成的损失远比西部经济发展落后本身所造成的损失广泛、严重得多，但这种损失的很大部分不能被常规的经济统计所测度出来，其后果显现的迟滞性、曲折性使其发生并扩大的经济性原因及过程机制不能被清楚地认识到。
长时期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仅被看作是西部局部地区问题而得不到及时重视，直至发展到对东部地区生态环境及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的程度时才被注意到。
即使西部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被认识到，西部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加强，但由于资源配置机制和政策体制的缺陷，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资源配置矛盾、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冲突，对西部生态环境治理的资源投入造成制约，西部生态环境治理也仍然难以得到足够有力的经济支持。
西部生态环境恶化仍在继续，外扩性影响后果仍在扩大。
如果西北生态环境得不到治理，生态恶化趋势不断加速，将给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重大威胁。
如果治理措施不力，西北地区气候恶变、水源减少、水土流失、土地沙化速度还会加快，将使整个中国沙漠化面积、干旱洪涝受灾面积加速扩大，受灾程度加重；大江大河水量减少，农业、工业及各项产业发展和城市化发展所需水资源不足，黄河全流域各段缺水矛盾靠水量分配调节难以解决，长江源头冰川后退，湖泊干涸，长江将继黄河之后而水量缩减，拟议中的南水北调工程无论东线西线都将无水可调。
如果治理措施迟钝拖后，拖到生态环境恶化危及生存、无法退避的程度才进行，将使生态环境治理陷入更加被动的困境，经济剩余资源被迫更多地从经济发展投入转移到防灾抗灾中，生态环境遭破坏后恢复治理所需要的投入量更多，而大量投入所获得的生态保护效果递减，经济发展的必要投入因此而被挤压，科技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所需的资源供给不足，致使经济发展增速减慢，波动加大，无法实现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
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导致生态环境加速恶化
从古今中外世界各地生态环境恶化的一般情况来看，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和人类自身缺乏生态保护意识的不合理经济开发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及生态平衡系统机能损坏的主要原因。
近十几年来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加速恶化，除了这种一般原因之外，还有出现于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特定时期的特殊原因。
当今时代，造成生态破坏的一般主客观原因已被人们所揭示认识，实际中由此原因造成的生态破坏现象仍有发生，问题主要在于认识重视程度及行为纠错力度不足。
而西北地区近十几年来随经济发展缓后低落而出现的生态环境加速恶化的特殊原因和过程机制，与世界各地出现的生态恶化一般原因有所不同。
在生态恶化的一般原因已被清楚揭示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特殊原因。
从生态恶化的一般原因上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受全球气候变暖及人为不合理开发行为的影响十分明显。
1961－1997年，青海全省年平均气温升高0.02℃，进入80年代后半期以来，气温上升加快，1991－1997年，年平均气温比历年平均值升高0.21℃，降水量随气温升高而下降，同时期全省年均降水量347.9毫米，比1981－1990年的378.6毫米减少30.7毫米。
气温升高和降水减少造成植被稀疏，土地沙化，导致江河源头地区冰川后退、雪线上升，水量减少。
在50年代末开始的大开荒及以后持续二十年以粮为纲的造田运动中，西北地区大片草原被翻耕为农田，山坡地上毁林造田，草原原生植被遭到破坏，坡耕地水土流失加重。
80年代以后，某些有害于生态环境的农牧业生产及樵采、采挖、采矿等经济活动受较高市场收益的刺激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出现失控性扩张。
一些牧区因农作物单位面积比较收益较高而毁草开荒，牧民为获得收益而过载放牧和牧养山羊使草场遭到破坏，农业及各类产业用水取水量增加很快，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下游河段水量锐减，青海省江河源头地区的采金、挖药，宁夏自治区及宁蒙甘陕交界地区的采挖甘草、发菜等人为活动，对山川和草原植被造成破坏。
80年代以后与80年代以前相比，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生态保护意识明显增强，过去大开荒造成植被破坏、气候灾变的沉重代价以及林草植被的生态涵养功能被广大群众所认识。
大规模毁林毁草开荒造田运动被禁止。
自70年代末起，国家在西北地区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西北地区农牧区广泛推广注重生态保护的种植林草、综合发展的生产经营方式。
一些地方发生的毁林开荒、毁草种田、滥砍滥伐等无视生态环境的行为会受到处罚或谴责，一些地方过载放牧、过度采挖等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被认识以后，其不合理行为会受到批评和纠正。
青海省林场1995年实施限额采伐，1998年停止采伐。
从这些变化情况来看，80年代以后，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速度加快，就人为因素来看，不主要是因为以前那种缺乏生态保护意识的不合理开发行为增强，而主要是新出现的另外一些原因。
1. 生态建设投入不足。
80年代以后，国家及西北地区各级政府的生态保护意识增强，在植树造林、草场建设、农田建设、沙化治理、水土保持、水利设施等多方面实施生态保护与建设投入，但从实际结果上看，与生态保护需要相比的投入差距很大。
（1）植树造林投入减少。
国家自1978年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以来，对群众植树造林给予7－10元的定额补贴未随物价上涨而上调，造成实际投入大幅度下降，到现在7元钱仅够买1、2棵树苗，而每亩造林实际成本250－310元，国家提供的造林补助费只占实际成本的2－4％。
林木管护投入更少，管护部门陷入生存困境，林木管护难以持续进行。
由于造林及管护投入不足，西北地区造林保存率很低，目前青海省“三北”防护林工程造林保存率大约只有30％。
（2）草原退化和沙化治理投入不足。
1992年以来，青海省平均每亩沙化土地治理投入仅19元，治沙投入资金总额中，国家财政投入仅占9％，绝大部分资金为贴息贷款和地方配套资金。
90年代前期国家对陕北榆林地区治沙造林投入资金1100万元，90年代后期国家投入减少到几乎为零。
（3）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土流失治理投入不足。
宁夏实际投资与计划投资差距很大，“九五”时期实际建成的灌溉农田不到原计划的50％；水土流失治理实际完成面积仅及原计划的29％。
（4）水利建设投入不足。
西北地区近二十年新建水利工程不多。
西北地区灌溉设施系统最好的陕西关中灌区70％以上水利设施是60年代以前修建的，现在已是年久失修，带病运行。
宁夏“九五”前四年水利建设实际投资额只能达到原计划的24％，由于缺少资金，已确定的水利工程不能按期完成，黄河大柳树水利枢纽等重要工程立项困难，老旧水利设施无力整修。
宁夏引黄灌区水利工程老化失修状况为全国灌区之最，漏损严重，水资源利用率很低。
宁夏南部山区70年代以前建成的200多座中小型水库，堤坝垮蹋，泥沙淤积，库容量下降，可灌溉面积从原来的82万亩减少到不足20万亩，减少了76％以上。
近十几年，西北地区生态建设投入不足，进度缓慢，生态治理的进度抵不过生态恶化的速度。
虽然植树成活保存率有所提高，但是植被稀疏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总面积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干旱风沙灾害减弱之后复又加重。
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导致生态环境加速恶化
2. 贫困地区温饱问题未解决，生存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很大。
西北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发展困难，而为生存温饱进行的低水平生产活动很容易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贫困地区土地贫瘠，自然产出率低，坡耕地粮食单产一般年景约30－50公斤，旱年约10－20公斤，只有平地高产田的1/10，旱情严重颗粒无收现象屡屡出现。
陕北地区连续四年干旱，很多地方去年绝收，农民靠陈粮度日。
贫困山区农民没有足够的人力、机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只能修建简易窄幅梯田或直接采用原始办法依山势而耕。
贫困山区农民已经从毁林开荒使自己生息之地生态恶化的惨痛事实中懂得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但为解决口粮缺少、生存困难的问题，无法退出坡地，不得不广种薄收。
贫困山区缺少稳产高产田，很难从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
贫困牧区基本上都是贫草区，草原载畜能力低，较小畜群也会形成超载。
牧民自古以来就知道轮牧养草的道理，现在更理性地认识到适度放牧、轮封轮牧对于生态保护的长远效果，但是贫困牧民在眼前生存困难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无法按科学道理实行封牧轮牧育草，也不得不陷入超载放牧与草场退化的恶性循环中。
贫困地区出现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农牧业生产活动，并非科学道理不明，不是市场利益诱引，也不是政府管理不力，而是贫困地区生存困境所迫。
自80年代初期起，西北地区就推行过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但未能有效解决贫困地区温饱问题，这种为维护生态环境而禁耕禁牧使贫困地区更加贫困的做法没有道理，无法持续推行。
80年代中后期，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宁夏贫困地区实施“2605”林草项目，由于没有解决当地农业自主发展问题，项目完成之后，农民为了吃饭生存不得不把林地翻回来变成农田。
目前西北贫困地区水土流失严重，不是因为农业开发过度，而是因为坡耕地的自然耕作方式落后，开发程度过低。
贫困地区缺乏稳定的农业生产条件，采挖甘草、发菜，成为很多贫困农民仅有的生存之路。
宁、蒙、陕、甘交界处贫困农民为微薄收入而竞相采挖，使野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生存压力迫使衣食不足的贫困农民走上掠取自然、不可持续的绝路。
西北地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重，脱贫难度大，只要贫困地区不能从原始落后、低度开发的生产方式及生存困境中完全解脱出来，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贫困地区难以从生存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困境中走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就难以实现全面的恢复、保护与治理。
3. 向东倾斜政策影响西部地区出现发展滞后下的生态恶化。
8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向东倾斜效率优先的政策，西部经济缓后发展，致使生态保护投入不足，付出西部生态恶化的沉重代价。
西部地区服从于东部地区先发展的大局，地区经济未获得激励放活机会。
政策机制导致收益和资金流向东部，地方经济缺少剩余积累，地方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大。
很难有余力拿出资金用于生态建设。
国家对西部经济发展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对西部地区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等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投入不多，对西部地区农田基本建设及水利工程设施的投资相对下降。
国家实施的西部地区生态保护项目要求地方财政配套投入，西部地方财政缺少配套能力，生态保护项目立项困难，很难获得国家财政的支持。
国家在青海省实施的造林护林重大项目，国家投资只占36％的较低比重，其他更大部分投资由地方自筹。
西部地区的很多生态保护项目，国家只提供百分之几的极低比重的资金支持。
90年代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一些植树造林、防沙治沙等生态保护工程也采用像对商业投资项目一样的贷款方式，生态建设项目体现不出直接经济效益，地方无法按期还贷，不但生态建设项目难以为继，而且使地方经济背上不良负债负担。
国家对“三西”地区连续实施20年投入20亿的扶贫工程，以每年人均分摊不到20元的投入，取得了贫困减缓和生态治理的良好效果。
但如此大规模的国家扶贫项目在西北地区安排得很少，可能仅此一例。
很多既有缓解贫困效果又有生态保护作用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得不到国家资金和政策支持，贫困地区无力采用资金投入型高效率施工方式，只能几十年不变地以群众性无偿劳动投入的传统低效率方式进行，致使贫困缓解和水土流失治理进程缓慢，效果微弱。
西部地区生态治理难度大，投资需求量大，在国家投资较少的情况下，地方自主投资能力不足，实际投资缺口很大，治理速度慢于恶化速度而使生态恶化程度加重。
受国家向东倾斜政策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生态治理能力受到削弱，生态环境恶化的不良后果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爆发出了远比西部经济差距拉大强烈得多的巨大破坏性。
源出于西部地区的长江泛滥、黄河断流、沙暴狂卷，给下游地区、东部地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对整个中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震骇。
倾斜政策可能产生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及差距拉大的经济社会负效应，可能一开始就有所估计，就是以效率优先的某种替代关系预设于倾斜政策的体系中。
倾斜政策之所以能够在出现较大负效应的条件下得以持续实施，主要是这种负效应与可获得的经济效益相比处在看来值得付出的程度内，这种负效应再严重也可能只被视为是局部性阶段性问题，可以推后解决，可以最终从东部地区更高效率的发展中得到补偿或抵消。
但是，随西部经济发展落后出现的西部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并迅速向外扩延的局面及其如此之大的灾难性后果却是没有料到的。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对全中国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造成的危害，对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及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所构成的威胁，远大于地区经济差距拉大那样单纯的经济问题以及较大范围的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影响。
西北生态环境恶化不是可急可缓解决的那种局部性阶段性问题，而是关系全局长远的重大危急问题，无法后推延缓，不能不紧急应对。
8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速度加快，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生态保护治理能力下降密切相关。
虽然，政策体系在将西部地区经济置于缓后位置的同时对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有所加强，并作了相应的投资安排，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投资远没有东部地区市场效益明显产业那样的重视与倾斜。
西部地区微观单位备受谴责的重经济效益轻生态保护的行为偏向，在宏观政策上也表现了出来。
向东部市场效益倾斜的不平衡发展政策，无疑是利弊权衡的一种理性选择，但这一政策选择对西部经济滞后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关联关系关注不够，对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外溢性后果估计不足。
向东部倾斜的政策力度很大，持续时期过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受到压抑，导致西部地区自主发展能力及生态保护能力衰弱，产生出西部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这样意料之外、似乎突如其来的副产品。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在经济不平衡发展中不声不响地持续恶化，直至酿成危及全局长远发展的巨大灾难时才被发现。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加速恶化，可能是中国经济二十年倾斜发展所付出的最大代价。
四、在加快西北经济发展中实现西北生态环境治理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是在经济发展滞后情况下遭到破坏的，只有加快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提高西北地区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才可能使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获得有效的恢复和治理。
1. 以西部经济大开发促进西北地区生态大治理。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经济发展大局的战略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重心将从东部地区转向西部地区。
有人担心西部大开发会造成西部生态大破坏。
这是把西部大开发当成了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大开荒、大采挖，以为是对西部蛮荒之地及丰富矿藏的大规模开发开挖活动，在加强西部经济发展强度的同时会对西部地区尚处于自然状态的森林、草原、矿藏资源造成人为性破坏。
这是对西部大开发的误解，源于对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现状及其相互关系的不甚了解。
现在的西北地区早已没有了秦汉时期推行戍边屯田、人口大规模迁移之前那样广阔无边的森林草原，也没有了三十年以前那样的以为可由我们任意开垦利用的大片山林草原。
现在的西北地区有的是气候恶化造就的戈壁沙漠，千年以前垦荒放牧留下的黄土高原，三十年以前盲目开荒采伐造成的植被毁坏、土地沙化，近二十年来由于经济滞后发展及生态治理能力下降而出现的生态环境加速恶化。
现在的西部需要的是对遭到破坏的林草植被进行恢复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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