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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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
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莘
SchoolofArchaeologyandMuseumStudies,PekingUniversityChenXin
摘要/Abstract
辽代建筑遗存无论在规模、等级、数量和保存质量上均构成中古时期古代建筑遗存中最重要的部分。
从中国营造学社调查辽代建筑开始，中国建筑史进入了科学研究阶段。
中国营造学社在调查辽代建筑的过程中开创、积累、明确了一整套研究古建筑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此后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石。
本文是对从中国营造学社至今的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学术研究历史的总结，对他们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文物保护成果作了回顾。
TheremainsofarchitectureintheLiaoDynasty（907-1125CE）haveformedanimportantpartofthearchitecturalremainsfrommediaevalChinaonallaspectsofscale,grade,quantityandqualityofpreservation.EversincetheInstituteforResearchinChineseArchitecture（IRCA）begantosurveyLiaoarchitecturein1932,thehistoryofChinesearchitecturehasenteredthephaseofscientificresearch.IRCAcreated,accumulated,anddefinedafullsetofscientificmethodsforstudyingancientarchitecture,whichsetthefoundationforlaterresearchmethodsofChinesehistoryofarchitecture.ThispapersummarizesChineseacademicresearchesonthesubjectofLiaoarchitecturebeginningfromIRCAtillnow,andreviewstheirresearchtargets,methods,results,andarcheologicalpreservationinretrospect.
一、辽代建筑的分布
辽代建筑分布在今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山西北部等地。
这是由辽（契丹）的历史决定的。
契丹原为居于东北辽河上游一带的游牧民族。
耶律阿保机统一本族八部，于公元907年建契丹国，公元916年始建年号“神册”。
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太祖耶律阿保机治城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名曰皇都。
初，数侵燕蓟等地，俘虏汉人北迁建立“头下州县”，行封建生产方式；用幽州人韩延徽等汉人为官，备中原之制，“营都邑，建宫殿，法度井井”。
公元938年，太宗耶律德光得后晋石敬瑭所献燕云十六州（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今北京、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一带），改元会同；诏以皇都临潢府为上京，升幽州（今北京西南）为南京，定辽阳（今辽宁辽阳）为东京。
辽世宗天禄元年（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
辽圣宗统和元年（公元983年）复称契丹。
统和二十三年（公元1005年），经多年争战，契丹与宋结澶渊之盟，订以白沟为界。
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立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
辽圣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立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至此五京之制成。
辽道宗咸雍二年（公元1066年）契丹再次改称辽。
公元1125年天祚帝被金所俘，辽亡。
故，今东北、内蒙古、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山西北部均在辽版图之内。
现有辽代建筑遗存主要分布在吉林西部、辽宁、内蒙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
其中木结构建筑与建筑群遗存数量较少，全为佛寺建筑，包括山门、殿、阁、木塔，以及相关小木作；木结构建筑群仅存遗址。
塔、陵墓遗存较多，包括砖石砌筑的楼阁式塔或密檐式塔、帝陵及奉陵邑遗址、砖砌或石砌墓葬。
另有若干城市遗址及其相关建筑遗址。
表一被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辽代建筑（图版见于附录）
建筑与遗迹所在地文中所述对象年代建筑类型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临潢府蒙东南辽上京辽太祖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始城址
北京辽南京析津府（幽州）北京辽南京辽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始城址
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大明城辽代中京大定府蒙东南辽中京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始城址
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白音他拉公社辽永州城蒙东南辽永州辽城址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天津辽蓟州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984年）佛寺
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天津辽蓟州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984年）佛寺
河北新城县开善寺大殿冀中辽统和以后，约重熙年间佛寺
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辽西辽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佛寺
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晋北辽西京辽中叶以后佛寺
天津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已毁）天津辽太平五年（公元1025年）佛寺
山西大同华严下寺薄伽教藏殿晋北辽西京辽兴宗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佛寺
山西大同华严上寺大殿平面晋北辽西京平面为辽，立面为金佛寺
山西大同华严下寺海会殿（已毁）晋北辽西京辽佛寺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晋北辽应州辽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佛寺
河北易县开元寺观音殿（已毁）冀中辽蓟州辽乾统五年（公元1105年）佛寺
河北易县开元寺毗卢殿（已毁）冀中辽蓟州辽乾统五年（公元1105年）佛寺
河北易县开元寺药师殿（已毁）冀中辽蓟州比前二者晚些佛寺
河北涞源县阁院寺文殊殿冀西辽蓟州辽佛寺
山西大同华严下寺薄伽教藏壁藏与天宫楼阁晋北辽西京辽小木作
辽宁法库叶茂台公社辽代砖墓中的棺床小帐辽东北辽圣宗年间，约公元1004年后小木作
辽宁庆州白塔寺布局遗址蒙东南辽庆州辽，约重熙十六年（1047年）佛寺：
遗址
山西应县佛宫寺布局遗址晋北辽西京辽，约清宁二年（1056年）佛寺：
遗址
河北涿县普寿寺布局遗址冀中辽太康年间佛寺：
遗址
天津蓟县观音寺白塔天津辽蓟州内塔约统和，外包塔清宁四年（1058）密檐砖石塔
辽宁朝阳北塔辽西北内包唐塔，辽重熙十二年大修密檐砖石塔
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释伽佛舍利塔（白塔）蒙东南辽庆州辽重熙十八年（公元1049年）楼阁砖石塔
辽宁辽阳白塔辽中辽东京辽密檐砖石塔
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晋东北辽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密檐砖石塔
北京广安门外天宁寺塔北京辽天庆九至十年（1119－1120）密檐砖石塔
北京房山县云居寺北塔、老虎塔、续秘藏石经塔北京辽密檐砖石塔
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村万部华严经塔蒙中南辽丰州辽楼阁砖石塔
北京顺义县净光舍利塔塔基北京辽开泰二至三年（1013－1014）密檐砖石塔
吉林农安塔吉西北辽黄龙府辽圣宗间（公元983－1030年）密檐砖石塔
北京房山县北郑村辽塔及其地宫北京辽重熙二十年（公元1051年）密檐砖石塔
河北涿县普寿寺塔冀中辽太康六年（公元1079年）密檐砖石塔
河北涿县智度寺塔冀中辽密檐砖石塔
河北涿州永乐村东禅寺砖塔冀中辽大安六年（公元1088年）密檐砖石塔
河北涿县云居寺塔冀中辽大安八年（公元1090年）楼阁砖石塔
河北涿州永乐村东禅寺西北石塔冀中辽天庆十年（公元1119年）密檐砖石塔
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辽中京大塔蒙东南辽中京辽密檐砖石塔
河北新城县文昌宫塔（塔身部分）冀中辽密檐砖石塔
吉林海龙镇九龙口塔基遗址吉西南辽末金初密檐砖石塔
内蒙古昭盟巴林左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祖陵蒙东南辽天显二年（公元926年）密檐砖石塔
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祭祀遗址蒙东南一为辽早期，余为辽重熙十年后密檐砖石塔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1号蒙东南辽天赞二年（公元923年）皇族墓葬
内蒙古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床金沟5号辽墓蒙东南辽怀州辽中期偏早，统和以前皇族墓葬
辽宁锦州西孤山村辽萧孝忠墓辽西辽道宗大安五年（公元1089年）墓葬
山西大同西南郊9、10、15号墓晋北辽西京辽，约乾统七年（公元1109年）墓葬
河北涿鹿县辽代壁画墓冀西北辽晚期墓葬
内蒙古赤峰大窝铺辽墓蒙东南辽晚期墓葬
辽宁锦西大卧铺辽金时代画象石墓辽西南辽墓葬
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辽中北辽墓葬
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蒙东南辽墓葬
二、辽代建筑研究的分期
对辽代建筑研究的分期，大体可以1932年为界。
1932年以前，对辽代建筑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欧洲人和日本人进行；1932年以后，对辽代建筑的研究工作才主要由中国人自己进行。
从19世纪最末几年开始，欧洲人与日本人已对辽代建筑展开了研究，其中日本人的研究更为主要。
20世纪初期，以中国营造学社初期成员为主的中国人也开始对辽代建筑的相关文献作出整理、考订，然而他们并未对辽代建筑开展实地考察研究。
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等对辽代建筑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实地考察测绘并发表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是中国人首次用科学方法对辽代建筑进行的研究，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科学阶段由此开始。
从1932年到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最主要力量。
他们实地考察了大量华北的辽代建筑遗存，发表了重要的调查报告和测绘图。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研究成员们离开华北，转移到西南，失去了对辽代建筑实地研究的条件，对辽代建筑的研究被迫暂停。
1942年至1944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执笔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其中辽代建筑及其相关部分是以1932年以来中国营造学社对辽代建筑研究成果为基础的。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到1966年，各地文物单位对已知辽代建筑进行勘查和维修工程，从而发现更多新材料，并对以往某些认识作出修改；发现了新的辽代建筑实例，其中以考古发掘的墓葬、城址等为多。
1959年至1966年，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以当时已知辽代建筑实例为基础，对辽代建筑情况进行了总结综合和升华研究。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中国建筑史研究工作陷于近十年的停顿，1975年开始才逐渐恢复。
随着新材料的增加，随着对《营造法式》研究的逐步深入，随着研究思路的开阔，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不断产生新的综合性成果。
三、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的研究
（一）背景
如前所述，在中国人对辽代建筑进行研究之前，欧洲人与日本人已涉及此领域。
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可视为中国人对辽代建筑研究的背景。
1、欧洲人的研究
较早涉足中国建筑领域的欧洲人的著作有[英]JamesFergusson的《建筑史图说手册》（IllustratedHandbookofArchitectureofAllAgesandAllCountries，1855年）及《印度及东方建筑史》（HistoryofIndianandEasternArchitecture，1867-1910年）。
作者并未亲自考察中国建筑，而主要从当时欧洲有关中国的旅游手册等有限的资料上了解情况，并从西方建筑的传统出发，认为中国没有可称其为建筑的东西。
1910年[英]BanisterFletcher发表的《世界建筑史》（AHistoryofArchitecture），其“建筑之树”将东方建筑列入主干，引起东方建筑研究者如伊东忠太的强烈反对。
[德]OskarMunsterberg的《中国艺术史》（ChinasischeKunstgschichte）则认为中国建筑的民居、宫殿、寺院皆同型，千篇一律。
然而同时，[德]ErnstBoerschmann的《中国的建筑和宗教文化》（DieBaukunstundReligioeseKulturderChinesen，1911年），《中国建筑》（ChinesischeArchitektur，1925年），《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andLandschaftinChina，1926年）和《中国的建筑陶器》（ChinesischeBaukeramik，1927年）是经过实地考察后才提交的报告。
总的来说，欧洲早期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没有形成体系，实地考察很少，更不用说文献研究了。
尽管如此，他们对日本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和考察产生了主要影响。
2、日本人的研究
自1893年冈仓天心按一定的路线实地考察了中国多省的名胜古迹和美术遗存后，日本人不断模仿这条路线，到中国考察。
从1893年到1935年，冈仓天心、鸟居龙藏、伊东忠太、关野贞、冢本晴、常盘大定和伊藤清照等日本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普查了中国各地的文化史迹。
他们的研究方法包括：
查阅文献资料；
采访研究（向当地人了解建筑的历史和位置是早期研究常采用的方法，如伊东忠太与中国人笔谈）；普查（实地考察）；美术徒手草图；摄影；实测（测绘）；发掘（考古发掘方法），从各学科综合考察；文字研究法（伊东忠太从图形文字考察建筑的沿革）。
总之，他们意欲建立中国建筑史框架（1925年，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1929年，伊藤清造《支那的建筑》），并整理结集了部分中国建筑资料（1929年，伊东忠太、关野贞、冢本晴合著《支那建筑》；1925年，关野贞《支那佛教史迹》）。
日本研究者虽尚未开展专题研究，但已为之奠定了基础。
1926年始，日本创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开始对中国建筑进行专题研究。
其中较重要的两家机构有1929年由东京和京都帝国大学有关东方学研究的学者发起创立的东方文化学院（包括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和1926年成立的东亚考古学会，二者的经费均来自外务省文化事业部。
在这些机构的支持下，其中一些学者选择了与辽代建筑相关的研究课题：
1928年鸟居龙藏的辽文化研究；1928-1929年关野贞、1930年水野清一、1934年冢本善隆等的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研究；1934年关野贞和竹岛卓一的辽金建筑研究；1939年田村实造的辽庆陵研究。
其中，关野贞、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之建筑及佛像》和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的《庆陵》对中国研究者的影响较大。
总之，日本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作为中国人的研究背景，对中国人开展研究产生了影响。
种种细节将在下文结合中国学者的研究论及。
（二）1932年以前中国人的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讲演词》中提出“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
其相辅以彰者，在在可以觇其年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
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
1930年伊东忠太在学社讲演时称“在支那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由此可见初期中国人的古建研究状况——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尚未开始如日本研究者般开展实地调查，而只做文献搜集、考订工作。
陈明达《古代建筑史研究的基础和发展》指1931年梁思成到社后，学社才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
近年亦有学者提出，1931年关野贞与竹岛卓一考察独乐寺并断定其为辽代建筑后，学社才从中感到实地考察的重要性。
（三）1932-1944年
在梁思成1932年4月前往蓟县独乐寺调研之前的1931年6月，关野贞已根据他在1918年对大同华严寺的考察所见形制，推测独乐寺观音阁为辽代建筑，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和阚铎所搜集的文献资料中得到证实。
但是，他的推测依据很不精确。
与此同时，梁思成正通过研究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对照故宫实例向老工匠学习，编写《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对清官式建筑做法进行初步研究。
梁思成从日本人的工作和他自己对清则例的研究中已体会到实例考察的重要性了。
同时日本研究者也明白，他们所缺弱的，正是中国研究者所擅长的文献考订方面的深入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对建筑史而言不可或缺。
1929年伊东忠太、关野贞等均加入营造学社，目的就是从交流中增强文献查阅，充实新的研究内容。
1931年秋梁思成便有赴蓟计划，惜“行装甫竣，津变爆发，遂作罢”。
至1932年3月《清式营造则例》脱稿，4月始成行。
在其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的绪言部分，梁思成论述了“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的观点：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
”由此，梁思成提出了中国建筑史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实地调查测绘。
绪言部分还记录了梁思成的工作程序：
首先行前需翻阅当地方志、收集有关传闻和实物照片，对调查对象有大致的了解；到达实地以后，现场普查，抄录碑记、访问当地老者，接着逐部测量、速写、摄影；最后从调查地归来，先整理、查阅史料以考证该建筑物的历史沿革，并绘制现状图，然后将各做法与宋代《营造法式》和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相比较、推证原状图，最后分析结构、鉴别制度、撰写报告。
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建筑史学界调查测绘工作的程序和方法，是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实践中的初次尝试。
梁思成撰写的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体例清晰，条理分明。
计有：
一、绪言：
提出一些工作方法论；二、总论：
总结此次收获与重要结论；三、寺史：
考证历史沿革；四、现状：
整个群落的现状、基本年代判断，以及各单体建筑之重要性；四、分成以下若干部分对重要单体建筑进行描述与分析：
外观、平面、台基及阶、柱及柱础、斗栱、梁枋、角梁、举折、椽、瓦、砖墙、栏杆、楼梯、装修、彩画、附属艺术（塑像、壁画、匾额等）；五、今后之保护：
提出文物保护的具体方法、整体思想与社会责任。
其中，第六部分“今后之保护”，强调文物保护的迫切性、重要性，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均提出其思想：
1.在维修工程的步骤上：
应首先翻盖屋瓦防止水漏木朽，然后修补门窗，最后才考虑原状复原。
2.木构建筑保护最基本之二要点：
防火、防水。
为防水须首要修补漏水屋瓦；为防火须备水枪，禁烟火，不毗连其它建筑物；为避雷应装避雷针。
3.关于建筑复原的意见：
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之最良方法，复原非有绝对把握不宜施行。
4.文物保护的社会责任：
从速制定施行古建筑保护法；由国库支出古建修缮保护资金。
5.修缮保护的主持者需“有专门智识，在美术、历史、工程各方面皆精通博学”。
梁思成此处提出最基本的保护要点，是考虑到时局情况和条件所限后作出的，必要且有针对性。
解放初期对文物建筑的保护工程就采用同样的思路，沿袭了这些基本点。
他在建筑复原问题上的意见竟与后来的“威尼斯宪章”一致，时间还早了许多；可惜这意见竟未得到确切的施行，致使后来一些保护古建反成破坏的惨剧。
他提出的关于文保之社会责任的提议，多参考日本国当时的做法，但已足见他不是只顾一事一物的研究考据，而是从政策规划上考虑问题。
至到对修缮保护主持者的要求，那是他的理想，是他对自己、也是对后来者的要求。
他的这些观点对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梁思成尝试采用现代力学方法，对梁的荷重情况进行计算，得出辽宋建筑的造梁制度所取梁之截面比例比清式建筑更科学的结论：
“清人于力学与经济学，岂竟皆不如辽宋时代耶？
”并从而分析古人定制的科学性。
由此可见，梁思成不但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作为物质文化史的一部分，亦作为建筑科学的一部分。
他引入现代建筑学的方法对古建筑进行分析，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新思路。
总之，《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梁思成的第一篇古建筑学术论文，更是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对中国古建筑进行研究的成果，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建筑的开端。
不可避免的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刚开始进行调查古建筑，尚未积累足够的史料，故多参考日本学者的调查资料，如日本常盘大定、关野贞等的著作《支那佛教史迹》等”；但是，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所体现的科学的方法、精确的测图和严密的考证，已使这第一篇报告就超过了当时欧洲人与日本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深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极大反响。
在调查独乐寺时，梁思成在与当地教员聊天中得知宝坻广济寺的线索，并在北京查阅了照片。
同年6月他前往调研，发表调查报告《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
这个线索出现的本身就表现出梁的一种研究方式：
访谈求得线索，并查阅资料、照片以确定计划。
在文中，梁思成进一步补充阐述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提及的研究方法：
首先，在相当于绪言的部分，梁详细记录了调研旅行经过，并提出：
因为时代情况不断变迁，“纪行”在现代科学性的实地调查报告中也是个必要部分。
其次，他提出应如何正确撰写报告中的沿革部分：
寺史记录的应该是该寺建筑方面的原始、经过，和历代的修葺，和与这些有关的事项。
再次，他在叙述附属艺术的部分指出：
判断塑像年代的其中一条规律是，陪衬部分比主要部分落后，即主要部分已充分表现某时代色彩，而陪衬部分尚保持前期特征，这是必然趋势。
由此可见，他对附属艺术相当重视，并以之作为鉴定建筑年代的佐证。
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在调研建筑时具备从雕塑、壁画等附属艺术中发现问题的能力。
最后，在分析方法上，他更加详细地指出：
应以该实例与我们所知道的各时代各地方的建筑比较，包括《营造法式》、则例，以及河北、山西已发现的辽建。
他的思路有几点：
首先，时值梁刚完成《清式营造则例》，而对《营造法式》尚未解读甚了，故梁多将被调查的实例同已知清官式建筑做法、清则例规定，以及已知的辽代建筑和清式建筑相互对照比较，意即参照清法，对照诸实例，以解读《营造法式》；所以他不仅提出要与已发现的辽建比较，也提出要与各时代各地方的建筑，尤其是已知较多的清式建筑比较；不仅要与《营造法式》比较，也要与则例比较。
同时，若纯粹从治学方法的科学性而言，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某一个时空的历史必然由之前的历史而来，并对其后的历史走向产生影响，也必然与同一时间相关空间内历史状况有所关联。
建筑史亦如是。
所以，为更好地理解辽代建筑的来龙去脉考虑，也应该联系各时代各地方的建筑而比较分析。
梁的这个分析方法还蕴含着他欲构筑建筑史的思想。
他在美国UniversityofPennsylvania求学时的经历促使他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为构建中国建筑史全局考虑，研究分析辽代建筑就不可只局限于“辽”字所控制的时空概念，也不可只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段。
此外，梁思成在《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中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调查报告体例：
一、行程；二、寺史；三、重要单体建筑：
首先阐释研究方法论，然后分部讲解平面、立面、柱、梁枋及斗栱（a.外檐构架：
各铺作、槫枋、角梁；b.内檐构架：
乳栿、三槫栿、四槫栿、平梁、太平梁、两山上平槫及枋、两山中平槫及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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