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岭揭岭长和揭阳故城新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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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岭揭岭长和揭阳故城新探
揭岭、揭岭长和揭阳故城新探
作者吴金夫资料来源汕头大学学报（1996.3）整理gsong
揭岭
“揭岭”指什么地方？
又是怎么得名的呢？
《潮州饶志》云：
“揭阳岭应是一个包括揭阳山、瘦牛岭、飞泉岭、贵人山以及猴子崠、巾、明、独等处的总名称。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范围偏宽，且有重复。
其取名由来，不但与山的形貌有关，而且与先置县与后置县的分界及最早的官道有关。
查辞书，“揭”高举也。
《辞海》：
“揭，通楬，标志也。
”秦时，由番禺经增城、博罗、龙川进入岭东东部，必须翻越以高耸的几个山嶂（以鸿图嶂为代表，鸿图嶂海拨1277米）为标志的莲花山脉这段高山峻岭，因此取名“揭岭”，并把它作为先置县龙川和后置县揭阳的分界。
因山北为阴，山南为阳，所以取揭岭之南的后置县名为“揭阳县”。
《方舆纪要一统志》云：
“古蓝田隘，一名石硿飞泉径，置石马营，自秦汉迄隋，为南北通道所必经，谓即秦戍守五岭之最南关隘，是陈洪所居，于隘内之八乡贵人村，实扼南北通衢也。
贵人山高四千余尺，跨揭阳、五华两县界，亘百里，贵人村以山为屏，形势雄伟，为八乡中之最大村，居民向以陈、许、魏姓族为大，自昔以剽悍著称。
”现贵人村仍有两千多居民。
《广东图说》卷四十云：
“飞泉岭，城（指丰顺旧县城，现丰良镇）西南九十里，一名揭岭，山势[上山下严][馋去饣为山]，最为险阻，往来大道，汤坑水出焉。
”《丰顺县志》云：
“南石示乡之蓝田隘，一名石硿飞泉径，为秦戍守揭阳岭最南之关隘。
汉六朝均为南北交通之要隘，建有石马营。
迨唐宋，开通瘦牛岭与潘田武宁驿官路衔接，此道废。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揭阳山”条云：
“在广东揭阳县西北一百五十里，一名揭岭；形势岧峣，南北二支，直抵兴宁、海丰县境，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饷，禄留家揭阳，或以为即此山也。
”乾隆《揭阳县志》也云：
“揭岭今名飞泉岭。
……距城八十里极界，脉自揭阳山来，形势岧峣，壁立百刃，周迴数十里，层峦叠巘，人迹罕至，绝顶有泉涌出，飞空而下，其麓达陆丰、长乐之境，一曰揭岭。
裴渊《广州记》以为此秦戍五岭之一，盖潮惠之关隘，揭阳之北门也。
……岭今割属丰顺县。
”《揭阳县志》这段记载说得很具体，“飞泉岭”是“揭岭”的“今名”，是同一个地方，“揭阳之北门”，指明方位，“距城八十里极界”，说明具体的地点，“岭今割属丰顺县”更明确指出清初新置丰顺县时，已割属丰顺县管辖。
揭岭长
揭阳什么时候建县？
史学家大都说是汉元鼎六年（前111年）。
其实，据一些史料记载，秦时就已置县。
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一写道：
秦平定南越后，在岭南置南海、桂林、象郡，“并命史禄”留任“揭岭长”。
《方舆纪要》也云：
“史禄转饷，留家揭岭，此为中土移民入潮之始。
”上面所引《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揭阳山”条也云：
“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饷，禄留家揭阳，或以为即此山也。
”这些记载都是史禄曾任“揭岭长”的有力佐证。
南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十职官云：
“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
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
”由此看来，“揭岭长”是小县县令，史禄和南海郡尉一样，是揭岭县尉并行使县令职权，是戍守县尉。
其实到西汉时南海郡六县才9613户（《前汉书地理志》），平均一个县才1600户，可见秦汉时对边远郡县的建立及官员的设置是采取灵活政策的。
因此，揭阳设县归属中央政府管辖在秦朝就已开始，而不是到汉朝公元前111年才开始，这是潮汕史乃至广东史上不可忽视的大事。
史禄是秦伐南越负责指挥“凿渠转饷”即修通灵渠运输粮草的高级后勤指挥官，是有功之臣，而让他留任小县戍守县尉，这也可看出秦朝增设揭岭县的主旨及其对防守闽越的高度重视。
史禄任揭岭长期间做了些什么工作？
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史料没记载，我们不清楚，不过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赵佗建立南越国称王后，为了巩固其政权，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法，“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守假。
”同传又云：
“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
”史定降汉后，被封为安道侯。
据此，史禄后来可能被赵佗所杀，从同姓看，史定与史禄可能有亲缘关系，所以南越国时，也曾置揭阳县，并以史定为县令。
《汉书·两粤传》云：
“汉伐南越，揭阳令史定闻汉兵至自降。
”《揭阳县志》也云：
“史定秦时人，仕南粤，为揭阳令，元鼎六年，汉兵下番禺，定决计属汉。
”都是明证。
揭阳故城
那么，最早的揭阳县城在什么地方呢？
黄朝凡先生曾著文说在河婆[1]。
我认为非也。
《潮州志·沿革》云：
“秦汉时自意溪以下，滨海冲积之地悉为溟渤。
……故知汉时之揭阳县，其政治中心应在潮郡以北。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
“揭阳山，县西北五十里，亦曰揭岭。
”“揭阳故城在县西北，揭岭之南，汉置县以揭岭为名。
”按以上文献所记方位，我认为最早的揭岭县和揭阳县城应在揭岭古蓝田隘之下，原属揭阳县蓝田都第十图揭岭乡的西城这个地方，现属丰顺县汤西镇西城管理区，丰顺解放前仍有揭岭乡的建置。
三国时，揭阳被县民曾夏占据，公元264年东吴收降揭阳曾夏部后，揭阳归吴管辖。
晋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咸和六年（331年）把南海郡的东部地区划出设立东官郡，取消了古揭阳县，把古揭阳县的属地划分为海阳、潮阳、绥安、海宁四县。
海阳县因南濒大海而得名，县治设在海阳山，即今潮州市归湖镇葫芦圩附近。
晋义熙九年（413年）又将东官郡部分地区另立义安郡，辖海阳、潮阳、义招、海宁四县，郡治就在海阳县，即今潮州市[2]。
第二，我们再看揭岭蓝田隘秦汉时在军事交通等方面所处的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
《方舆纪要》和《丰顺县志》等都说揭岭蓝田隘是“秦戍守五岭最南之关隘”，并建有“石马营”。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3]。
”据《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军分五路进攻南越：
“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以与越人战。
”据史学家考证，秦军第一路从今湘桂交界越城岭南下，向岭南西部越人腹地进攻。
第二路从今湖南江华的萌渚岭进入广西贺县。
第三路越过今湖南彬县与宜章之间的骑田岭向广东西部突进，沿武水南下入北江，直下占领番禺。
第四路从江西南部大庾岭进入广东北部和东部后，有的人认为去会攻番禺[4]；也有人认为“南野”在今江西南康西南章河南岸[5]，我认为这一路没有去会攻番禺，也没有停在南康章河南岸防守，而是在揭岭这一带防守，“守南野之界”，就是驻守龙川、揭岭这一线，防止闽越救援和进攻南越。
第五路则集结在江西的余干，防止东越乘机扰乱后方，以保证其他几路顺利进军。
无疑，这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因为秦军要深入南越，最大的威胁是东越和闽越，但又没有兵力同时征东越和闽越，因此必须采取防守分割的措施，事实证明，东越和闽越都不敢轻举妄动，而对西瓯没有采取分兵防守，切断他们与南越的联系，果然出了问题。
南越地广山多水多潮湿酷热，秦军号称50万大军进攻南越，人员复杂，包括“亡人赘壻贾人”、“治狱吏不直者”等，战线又长，后勤供应不上，“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讁发之，名曰讁戍[6]。
”又遭到各地越人的顽强抵抗，迟迟攻不下，战士“三年不解甲[施去方为弓]弩”非常疲乏，“旷日持久，粮食绝乏”，又没切断西瓯人与南越的联系，西瓯人利用熟悉的有利地形，实行夜攻，大破秦军，连指挥官尉屠睢也被杀。
秦始皇派史禄凿渠运粮，又派任嚣尉佗率援军入南越，才杀掉西瓯君译吁宋[7]。
秦始皇前后花了5年时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平定南越后，采取种种特殊措施来巩固秦对南越的统治和防止闽越的进攻。
如按秦制郡置郡守，主管全郡事务，郡尉辅佐郡守掌管全郡军事，但在南越只设郡尉不设郡守，且任嚣一人任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郡尉，指挥权管理权高度集中，这恐怕算是最早的“军管”了；南海郡设四个县，两个在粤东，即博罗、龙川，后又增加一个揭岭县，同时把两名高级军事指挥官放在粤东，即赵佗为龙川令、史禄为揭岭长，博罗、龙川、揭岭三个戍守点形成一道防线，既保障番禺往东交通线的安全，又可严防闽越的进攻，使南海郡处在三道防线的防卫之中，也为日后进攻闽越做好准备。
如果说史禄任过揭岭长尚有质疑的话，那么赵佗任龙川令应是无可争辩的史实吧！
秦把征南越统帅之一的赵佗，平定南越后，为什么没任他为桂林或象郡的郡尉？
而任他为龙川县尉？
为什么南海郡设四个县，要在人口比粤中粤北少的粤东山区设二个县？
可见虽仍尉官统治，实行“军管”，但已控制南越，防南越不服再反固然重要，但防闽越犯南越更为重要，直至赵佗建立南粤国称王一段时间后，在上汉文帝书中仍说：
“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
”[8]并以此作为他建立南粤国的缘由，但也表现出他对南粤安全的忧虑。
到汉武帝六年（前135年）8月，赵佗孙赵胡为南粤王时，闽越王郢出兵攻南越，汉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讨闽粤，兵未至，闽越王弟余善杀郢而降，才罢兵还[9]。
由此可见秦南海郡重点防闽越的必要性和揭岭在粤闽通道和防闽越进攻中的战略地位。
所以秦曾增设揭岭县是可信的，只是很短暂就被南粤国的揭阳县取代了。
最早的揭岭县城应在揭岭蓝田隘下的咽喉口原揭岭乡这个地方。
其实，翻越揭岭的这条粤闽古通道，并不是秦代才有，一些历史学家根据出土文物资料，指出商周时就已是一条通道，“中原商周文化传入福建的途径，如果就陆路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两条：
一条是经浦城传入闽北山区，然后再由闽北山区沿几条主要河流向福建的东南沿海扩散；另一条则是经赣南、粤东向闽西南和闽南三角地带扩散。
……从闽南云霄尖子山贝丘遗址所发现的商周陶器所呈现出的某些进步因素，也说明了自江西南部和广东东部输入的中原文化的影响”[10]。
秦始皇进军南越五路军中，“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正是扼守这两条通闽通道，防东越与闽越救援进攻的措施。
如果“守南野之界”“戍守揭岭”是在江西南康或湖南蓝山，那么南海郡和几万中原移民的安全不是没有保障了吗？
不求对南越的有效统治，秦军为什么还要进军南越呢？
第三，有古城遗址可证。
原揭岭乡的西城，发现一处古城遗址，面积约30000平方米，城墙周长约1000米，有主城、附城、城池等建筑，现仍存有灰沙结构的古墙基、残墙等。
解放后兴修水利时，在城址内采集有兵器、锡壶等，又在实土1.78米处挖出有长30厘米宽12厘米厚6厘米的火砖一批[11]。
《丰顺文物志》的编者说该城“始建于宋初”，不知有何依据？
按宋初揭阳县城早已迁走，交通官路也已东移至瘦牛岭，唐韩愈，宋黄公度、杨万里等都已走的是瘦牛岭这条驿道，瘦牛岭下的“兵营子”，是保护这官道屯兵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在蓝田隘下兴建这么大型的建筑？
且有主城、附城、城池等布局，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揭阳故城遗址，有待挖掘证实。
“西城”可能是晋时取消揭阳县，建立海阳等县，县城东迁归湖后，为原揭阳县城所取的地名。
其附近过去较大的村子叫“寨”或“围”，而没有叫“××城”的。
由于交通和战略位置的重要，到晋时原揭阳县揭岭已归海阳县，县城也已东迁归湖，但这古城历代都曾维修利用，唐宋时也曾翻修利用过是完全可能的，唐朝陈政、陈元光父子用兵潮漳，不是曾把这里至八乡山作为其后方留守基地吗？
大概是由于这些原因，广东许多山区都有带“畲”字的村名，许多高山区都曾居住过或仍有畲瑶少数民族，而揭岭下的八乡山区，却没有居住过少数民族的记载，也没有带“畲”字村名，现在近2万人口中，也没有少数民族的村民。
揭岭自古至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挺进潮汕后想进惠州，国民党陈济棠薛岳部在揭岭下汤坑阻挡，双方在汾水岭一带激战二昼夜。
1944年日军侵占汤坑进至石角坝，稍受阻击，不敢翻越瘦牛岭而退回揭阳。
解放战争时期，八乡山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汤坑及其附近城镇都曾出现过反复争夺战。
自官道东移后，蓝田隘已失去其重要地位，揭阳故城也早已被人们遗忘，也许有人会以它今日的偏僻来否定它昔日的繁荣和是揭阳故城遗址的可能性，但面积3万平方米的西城古城遗址，就现在来说，也是一座大型建筑，得花多少财力人力才能修建起来？
当时兴建这么大型的城池干什么呢？
怎么会出土有兵器等物呢？
西城古城遗址在汤坑至八乡的公路边上，面向汤西小平原，东靠榕江北河上游，西临南[左石右示]“揭岭飞泉”，旁有一西岩古寺，往西不远的竹园下至今仍有一条路可步行翻越蓝田隘至五华，再往西一点的黄竹坪有一条公路翻越揭岭也可至五华、龙川，交通仍很方便，是旅游登山考古度假的好去处。
随着丰顺温泉旅游度假区的建设，这里又将热闹起来。
第四，有秦汉青铜器作物证。
近年来在西城古城遗址附近出土有秦汉时的青铜器：
一是秦代的青铜剑，1984年冬附城内岭村李子立等人在虎头崠开輋时，发现墓葬物秦青铜剑一把，长36厘米，柄长7厘米，锥形空心，分三格箍，剑身呈棱形，剑面有网状饰纹，重为0.25公斤。
这种剑在揭阳揭西都曾出土过，说明秦军曾在揭岭南边许多地方活动过。
另一青铜器为汉铜瓦，长19.5厘米，宽10厘米，厚0.3厘米，正面竖刻阳文：
“汉朝正殿笔雀铜瓦”，背面阴刻篆体铭文“永宝万年”“至乐莫如读书”。
这些都是证明秦汉时这里曾是军事、政治重镇的有力物证。
第五，有生活遗址作旁证。
揭岭之南的汤坑附近有小平原有北河，这里阳光充足，气候宜人，可耕可渔可牧可猎，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好地方，所以很早就有先民在这里居住。
汤坑附近已发现有多处新石器晚期的生活遗址。
如附城乡的苏姑山遗址，面积约2000平方米，1960年后多次发现陶罐和不同规格的石刀石矛等。
又如附城乡的汤屋山遗址，面积约2500平方米，1982年建侨思学校时在1.5米处，发现有石石奔、石刀、陶片、陶罐等。
1993年7月广东文物考古队对丰顺境内的广梅汕铁路沿线进行文物考查时，发现附城乡上岭地段有新石器晚期的陶罐碎片，其陶纹有细方格纹、水波纹、网纹等[12]。
汤西镇也发现有新石器晚期的生活遗址，如下寨坪崠遗址，在北河西边原上，后边是汤西小平原，再后边是上寨坪高山、可耕可渔可猎，隔河与汤坑镇相对，再下游一点是出土秦剑的内岭村，再往西北几里就是西城古遗址，其面积约1000平方米，在土层0.5米以下，出土有橙黄色软陶罐和水波纹陶片，以及大小不一的石【石奔】等，据当地农民说，过去取黄土时，经常可挖到陶片、石【石奔】。
其附近的石湖村，还发现有方圆700多平方米的古墓群，从文化层中采集到3个带环双耳陶罐，罐内分别装有石刀、石刃、石斧、石石奔，还出土有南北朝墓砖等。
所以，秦汉时把揭岭、揭阳县城选在揭岭下的汤西平原揭岭乡，不只是地理条件的原因，其生活和人口环境条件也很好，是早期县城理想的地方。
第六，其他旁证。
《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载，战国时期，楚国用吴起为将，“南平百越”，说明那时岭南已归中原政权统治，只是没像后来秦一样建立郡县，实际上仍是分散的小王国和部族统治。
秦平南越后，建立郡县和采取戍卒固边、移民实边的措施来强化其有效的统治，实践证明，这是很有效的。
如公元前316年，秦取巴蜀，先后设置巴郡蜀郡，并推行秦制，迁“秦民万家”入蜀，从而促进了巴蜀的安定和发展[13]。
所以秦征服南越后，采取同样的措施，“使尉佗将卒以戍越[14]。
”秦南进人员“行者不还，往者莫返[15]。
”就地“与百越杂处。
”为了使士卒安心戍越，尉佗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
”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16]。
由此也可见其戍越士卒人数之多。
秦徙中原人民多少家到岭南三郡，没有记载，但数字也不会少，据唐进士韦昌明《越井记》载：
“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之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据考证为赵、韦、官、任）[17]，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凡三十五代矣。
”这“家”可能不是指一户，而是指四个姓家族的若干户，如后来任揭阳县令的史定和史禄是同一家族，由此可见揭岭县也是有中原移民迁来的。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尉佗戍越，实行“和集百越”的安抚团结政策，自称“蛮夷大长”[18]，称帝南越国时，又任越人吕嘉为宰相，使南越稳定下来。
据《逸周书王令解》记载，商周时期，岭南地区有“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璞、九菌”等小国和比较大的部族，其他小部族更多，由于地域辽阔，长期没有统一的政权管辖，因此互相攻击争夺之俗甚盛，对人口及生产发展等都极为不利。
尉佗“和集百越”，使岭南得到稳定发展，直到天下群雄起兵伐秦时，岭南也未发生战乱，尉佗治理有功，得到汉高祖的高度赞扬，他说：
“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指中原移民）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19]正由于此，南粤大地至今仍留存有许多赵佗庙。
如果说秦平定南越后，秦军仍在江西湖南南边戍守，那么南越怎么会稳定下来？
粤人相攻之俗怎么会“益止”？
中原移民怎能“不耗减”？
南越三郡不等于虚设？
赵佗任龙川令不也是多余的了吗？
……。
总之，从以上六方面的证据看，我认为秦汉时的揭阳故城应在揭岭的蓝田隘下，原揭阳县蓝田都第十图揭岭乡（今西城管区）这个地方，西城古城遗址可能就是早期的揭阳县古城。
当然这还需待发掘证实。
（附记：
本文承丰顺县博物馆馆长文衍源先生提供一些有关资料和出示珍藏出土文物。
又承丰顺县政协文史科罗英猛科长带领实地考查有关文物出土点，特此表示感谢！
）
注释：
[1]见《汕头文物》1983年10期，《揭西文史》1984年1期第44页。
[2]郭培忠《古代潮州人文地理初探》历史文献研究会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讨论会论文。
[3]汉刘安等《淮南子·泰族训》。
[4]宋蜀华著《百越》第五章岭南地区的越人。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5]见《淮南子·人间训》陈广忠注。
[6]《前汉书》卷49晁错传。
[7]见《淮南子·人间训》。
[8]见《前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65。
[9]见《史记·南越列传》和《前汉书·武帝纪》。
[10]徐心希《试论中原商周文化影响闽台文化的条件与途径》，载《同祖同根源远流长》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11]《丰顺文物志》第11页。
[12]见《客家人》1993年第2期，摘自《梅州日报》报道。
[13]孙旭军等编《四川民俗大观》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4]《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
[15]《汉书》卷45，伍被传。
[16]《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
[17]《龙川文史》第九辑，第21页。
[18]《史记》卷113，南越尉佗传。
[19]《汉书》卷1，高帝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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