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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开启新思维

解放思想,开启新思维

-----探究外语教学

焦小周

河南省优秀青年教师成长助力研修培训,是河南省教育厅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开展的示范性跨年度递进式培训项目。

培训对象主要针对各地市优秀高中英语教师,培训为期三年,共分六个阶段的培训内容,其中每年两个阶段的集中培训分别为十天和五天,同时过程中辅之以网络研修。

通过现场授课和网络授课两种途径,在保证学员接受高质量的培训效果的同时,也做到不影响学员在各自单位的正常工作,做到两者兼顾。

我作为汤阴一中北校区的一名高中英语教师,能够参加如此高规格的培训,感到十分荣幸。

整个培训共有5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高中英语教师,有来自郑州名校如郑州外国语中学的同学,也有来自于市级如洛阳一高的同学,也有来自县级如汤阴一中的同学。

本次培训的人员构成,使得每位英语教师都可以接触到全省不同层次高中的英语教学,共同探讨不同英语基础的高中学生教育方法,在探讨中共同成长。

三年的培训已经过去2/3,每一次培训都是一次专业知识和教育理论的不断提升,这个过程中不断感受,不断观察,不断反思。

由最初的羡慕到最后的改变,一次又一次的进步,转变成一个又一个的量变,最后引发质变。

下面我就培训期间自我的量变与质变,谈一谈我的想法。

量变是积累。

每一次培训,北京外国语大学都邀请学校里面重量级的专家教授给我们做讲座。

正是因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外语类专业院校的顶尖高校,同时参加培训的学员也全是外语类,所以专业上和业务上十分对口。

因此,此次培训让我们接触到了外语教学中的许多新理论,许多前沿的思想。

许多专家学者参与全国新课标准的制定,以及新高考改革的蓝图设计,他们的理念与认知就是今后高中外语教学的方向,他们对外语教学的思考就是外语教学改革的原动力。

因此每次培训对于我都是理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

更重要的是每一位专家学者的国际视野都十分宽广,他们将自己个人成长以及自己专业发展之路作为实例,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坚信努力的力量是无穷的,同时他们也指导我们的专业发展与个人成长,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优势,看到自己的前行方向。

他们是榜样,他们让我们停下的步伐又一次开始向前。

这些专家学者中有80多岁的北外教授,也有与我同龄的专家。

而这些年龄相仿的北外教授们的成长与努力。

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反思:

我为何停下了成长的脚步,我为什么没有坚持不断学习提高,与他们的差距是怎样拉开的?

同样的蓝天下,我怎么不能像他们一样成为业内大咖呢?

而以上的反思,让我一次又一次开展了自我发问,自我煎熬,使得我的思想与境界不断提高。

思想的不断解放就会带来行动上的不断改变,让我在课堂上开始许多新的尝试,一个量变带动另一个量变。

如果说北外教授带来的只是思想与理念的更新,那么本次培训中主办方每次都邀请的北京著名高中的英语教研组长,则是对我日常业务提高的关键所在。

他们的讲座让我看到北京高中外语教学的模式与做法,让我感受到不同的教学策略。

每次培训中,名校的英语教研组长都将他们在全校的教研方式方法,外语教学的教学思路倾囊相授,让我看到与名校的差距,也让我们感慨自己的夜郎自大。

教研组长的许多做法让我在课下不断反思:

为什么要这样做,还可以怎样做?

这些拷问都让我一次又一次突破自我。

每一位教研组长都是植根一线的高中英语教师,他们的讲座更加贴近学员们的实际工作,更加能够引起学员们的思考与共鸣,他们的许多做法更能够转移到学员们的日常工作中去,每位学员每次培训都会整理许多的笔记,让我们从别人的做法与经验中生成自我的认知与做法。

从模仿到创新,从跟从到引领,不断改进自我,提高教学水平。

哲学中讲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质变。

今年11月2日到11月12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国培让我的教育理念发生了质变。

我要告诉自己和从事外语教学的同行们,解放思想,开启新思维。

质变的产生地不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座中,而是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课堂上。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英语教研组长刘桂章说,教育的主阵地就是课堂,任何的教育改革如果不落实到课堂上是必然要失败的。

因此任何教育改革如果没有课堂主导者---教师的改变,一切都是表象的改革,是不会引起教育变革的,教师的作用其实是巨大的,而教育主管部门并不是教育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本次国培中安排我们下校听课交流的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虽然这所学校听起来十分牛,但也不是北京市最顶尖的高中,这所学校据说原本是一所很一般的中学,后来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与知名度,才与大学联合办学,现在他也是北京市的一流高中了。

有了高校资源的加入,其教学理念就会与时俱进,大学中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就会很快的走入高中教师,进而通过高中教师融入课堂,汇入学生心间。

根据之前的课程安排,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给我们提供了三种课堂供国培学员选择,分别是高级课程,中级课程和基础课程。

其中基础课程是初中生源地的初三的学生提前进入高中学习,中级和高级课程是根据学生外语水平自然分成的。

而且这所学校采取的是西方学校的学院制和我国即将实施的走班制相结合的学校管理模式。

之前了解过学院制和走班制,然而第一次亲自经历这种教育体制还是挺震撼的,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不再解读。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为本次国培学员提供的三个层次的课程中,我感兴趣的是高级课堂,我想看看已看高级课堂是怎么样操作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只有自己切身经历过,才能有更加直观的认知和印象,因此我选择的是那位老师讲的文学连排课《TheKiteRunner》。

这节课共90分钟,中间不休息,根据材料介绍,这位老师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专业方向是英美文学方向,她讲授的是文学欣赏的《TheKiteRunner》中的第24到27章节。

上课前培训学员们到班后,学生才陆陆续续进班,没有来齐,我们就观察教室布置。

后面黑板上是同学们自制的黑板报,旁边一个两米高的书架,里边是中外文学著作和其他学科的学习资料,学生的桌子是特殊几何形图案,五张桌子刚好组成一个大的几何结构的学习小组,南面墙上是入阳光的窗户,北面墙上是学生自己设计的个人海报及十多本全英文学著作,上面写着学生们的姓名,应该是学生自己贡献的书让全班学生使用。

借来一本《TheKiteRunner》翻阅一下,是一本全英文的小说,之前章节有学生翻阅的痕迹,随后我在网上查了本书的梗概,以利于上课理解。

上课教师发的导学案上有单词部分,有选择理解题,有简答题,还有一些拓展阅读,设计的教学环节都挺好的。

整节课下来感觉学生素质很高,老师水平很高,学生们都是全英回答问题,这说明学生的听力口语,逻辑思维都是没有问题的。

老师在学生无人回答问题时能够不断引导启发学生。

在学生小组活动时,老师能够照顾到各个学习小组,这些都是首都高中教师具备的基本素养。

前几次的培训中,到其他高中下校听课,老师和孩子们的表现都和这次一样棒。

在学生开展小组活动时,我观察了附近的一个小组,他们在讨论老师提出的问题。

他们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人人都有手机,可以上网查阅,有人记录,气氛十分活跃,一共讨论了17分钟。

小组活动中每一位同学都有分工,这显然不是一次临时的讨论小组,而是长期稳定的学习小组,这种制度有利于小组内部的互相了解和沟通。

“同学让我看一下你们的英语教材可以吗?

”我问小组中的一位学员。

他很友善地递给我一本书,我接过一看是那《TheKiteRunner》小说。

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就又说道:

“不是这本文学著作,而是你们日常上英语课的教材,就是人民出版社或者是北师大出版社的高中英语教材。

”我觉得我已经解释的够到位了。

“就是这本啊,”他有点意外的肯定道。

“不是今天上课的教材,而是你们平时上课用的教材,英语老师上课讲的。

”我也有一点因为沟通不畅感到受挫,现在想来真是两个世界的人在谈话,彼此没有相同的谈话背景,结果就是天马行空,互相不明白对方到底要表达些什么。

“老师,”另一个同学说,“我们没有您说的高中教材,我们每天英语课都是在学习这本书。

”这次我是真的听清楚了,但是我更加困惑与迷茫了。

没有教材,学生怎么学习大纲词汇;没有教材,学生怎么与其她学校联考;没有教材,老师上课怎么组织教学;没有教材,怎么会有教辅资料;没有教材,这么合理安排教学进度;没有教材,其他同年级学生是否阅读同一本书,他们怎么确定今年就是《TheKiteRunner》这本书的。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无法自我解释,因为这根本不在我的教育理论体系中。

我所理解的好教师就是教好书育好人,而教好书的书应当就是国家认可的教材。

每一年的两个学期中应该讲几本教材,处理多少教辅材料,组织几次周练、月考与联考,这些都是我十分清楚的。

我似乎潜意识中觉得没有教材的教学是无法开展的。

之前也参加过培训,许多专家学者也提到教材的优点与劣势,国家层面上也不断提倡让各级各类学校开发校本课程,它本身就是对教材的有益补充。

但是在我的教育实践中,我一直认为教材是高高在上,不可更改的,而校本对其的辅助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在实际操作中,校本实施的可能性取决于校领导对待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态度,能够如期、按时、长期开展校本课程的学校,在高中层面是较少的。

因此一个不使用教材开展教学的北京市的一流高中的做法,让我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不能接受的世界。

就如同有人告诉我,在另外一个星球,那里的生物呼吸氮气呼出氧气全部依靠无线电波交流一样让我难以接受。

后半部分的课堂上,我的大脑一直在处理这类信息,试图自我解释这种做法。

然而因为没有全面宏观的对这种做法的认识和理解,也没有相应的教育理论支撑,还是疑问重重,无法做到自我修复。

于是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反思。

我可以肯定的是,既然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作为首都高中敢于这样做,就一定有其理论与实践的理由,他们的英语老师也肯定不是心血来潮,归根到底还是哲学上的那句话:

存在既合理。

课后的教学研讨是做课教师、学校英语教研组长和国培学员的三方互动时间。

做课教师先简要介绍课堂设计及思路,随后英语教研组长介绍学校英语教学工作,最后是国培学员提问时间。

我首先提出了我的疑惑,我的问题也引起了其他学员的共鸣,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比较感兴趣,教研组长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学校这样的改革源于2014年左右,我们之前也一直使用全国通用的教材,我们改革的初衷是我们的学生基础都较好,他们升入高中后英语水平很高,不少学生已参加过四六级英语考试,而且成绩也不错。

我们上课讲的他们都会,学生在英语课堂也提不起兴趣。

从教育本质上讲,英语是一种语言,其最大作用就是在交流中使用。

它不是数学和物理,这些学科需要教材。

英语是一种工具,教材上的文章可以用于课堂教学,国外网站,优秀杂志中的英文文章同样可以作为素材开展教学工作。

另一方面,教材上的文章都是许多年前编写的,时代性与新鲜性上无法与时俱进,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学校的英语教师具备筛选英语素材的能力。

经过这几年的教学,我们发现,同学们通过阅读我们选择的英文原著,学习英语兴趣更高了,学习的英语更加地道了,英语阅读能力和英语写作能力也有了较大进步。

我们认为通过阅读经典英文原著和其他补充的材料,更加接近语言学习的本质,学习时候少了中间环节,更有利于他们英语思维和素养的形成。

我们学校本学期分两个部分,每一部分是9周时间,需要完成一本英文原著阅读,本学期需要读完两本著作。

虽然不同班级中选择的英语著作不同,但是同学们的英语水平并未因此而产生分化,我们认为英语的学习不会因为选择的文章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文章只是载体,而不应该成为主体。

因此教材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障碍。

我们通过英文原著阅读,增加了学生的阅读量,开阔他们的视野,保证学生足够量的语言输入。

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国家教学大纲要求,适当补充一部分内容,保证学生接受相应的高中教育。

教研组长还回答了其他问题,但是她就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这种做法的解释,还是让我陷入了反思之中。

在一个环境中呆久了,就会把一切当做理所应当,就会觉得我来的时候电视机是面朝南放的,那么它就应该一直朝南,如果有人将它面朝西方,就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而我,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对待高中教材的做法就是对待电视机的做法。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考虑过教材为什么被称之为教材。

教材应该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材料。

只要是学生学习本学科的材料都可以称之为教材。

国家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的是教材,我从外国网站上选取的新闻报道,理论上也可以称之为教材。

只是国家编写的教材,更系统更科学更规范,而我选用的教材不具备全局性,只能说更加个性化而已。

在我的教育实践中,我在一个学期的教学中选择个性化的教学材料是有限的,更加可怕的是具有随机性,想到就找,找不到就算了。

因为我的潜意识里觉得反正有教材,大不了讲教材。

正是这种认知水平限制了我的发展,更要命的是限制了我的思维。

我就像寓言中的跳蚤,本来可以跳一米高,但是因为头顶上的玻璃只能跳20公分,最后没有了玻璃,我也习惯性思维的只能跳20公分了。

我深刻的反思了我自己。

一名英语老师从事语言教学工作,每天仅仅是满足于将课本讲完讲好,认为这就是万事大吉,这就是一名优秀教师应该做的,这是标准的井底之蛙,是彻底的不思考。

那么多新鲜生动的语言素材,在网站上,在杂志上,在手机里不去使用,反而认为许多年前编写的教材不可动,不可变。

这种刻舟求剑式的形而上学真是可笑之极呀。

唯有解放自我的思想,才能开启新思维,开辟新思路。

教材就是一个人上山用的登山杖,是辅助性质的,归根到底登上山的主要力量来自于这个人,而不是那根登山杖。

他有时候也起到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不是从商店买来的登山杖,而是自己制作的一根木棍,同样也可以起到作用。

如果一根筋的只相信登山杖的力量,那么就会排斥其他辅助性力量的存在。

最终变得可怕的不是一根登山杖,而是这种思维方式和做事策略。

所有一切问题都是思想问题,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才能生出新的思维,才能走向新天地。

之前的教学过程中,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教材或者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因为我觉得上课讲教材,课后做教辅是天经地义的。

只要国家不更换教材,我就能一轮一轮,一届一届的讲下去,从来没有敢于去怀疑教材的局限性,从来没有去发挥作为教师的自我能动性,这种惯性思维与惰性做法让我成为中国的教材搬运工,而不是一名优秀的教材使用者。

我没有取舍,没有增加,没有删减,认为教材上的就是理所应当。

有时候也觉得教材上的某些设计并不是太好,但一想到教材的编写者都是英语界的大咖们,他们的设计应该是最好的,再加上还有教育部门的审定,一定有它的道理。

然而一本教材要兼顾到从北京到郑州安阳,再到汤阴不同城市与地区的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要兼顾到每年出国度假的学生和每年不出汤阴的高中生,这该多么困难又不容易做到啊。

因此我可以设想,有些设计就根本不是为了县级中学准备的,这也同时意味着作为县级中学的英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大胆删减教材内容,同时再增添相应的教学材料,既保持教材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要保持教学材料的新鲜性与时效性。

教材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如果把死的教材限制了作为活着的人,那就是教条主义。

培训的日子,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也一次又一次地开展自我剖析,将自己放在手术台上,不断用放大镜开展自我反思与自我诊断。

同时与来自河南省各地的优秀青年教师一起讨论关于教材的认识与理解,不断从思想上突破自我,从解放思想开始,一步一步走向语言教学的本质,我与同学们不断开展讨论,使我认识到语言的学习来源不应该仅仅只是教材与教辅,语言应该是发展的变化的,更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教育理念上的改变是困难的,但同时也是教育改革中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解决了理念上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是表象问题。

看似难以解决,实则并无难度。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在英语教学中取得实质性突破,没有具体的操作流程,但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及自我理念的更新本身就是一种变化。

我相信,通过自我教学实践探索、反思及向同行和前辈请教,我一定会一步一步更加接近英语教育的本质,并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教学风格及教学方式的英语课堂教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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