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电影一九四二.docx
《论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电影一九四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电影一九四二.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论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电影一九四二
图书分类号：
密级：
毕业设计（论文）
民间灾难的叙事与反思
——论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电影《一九四二》
FolkNarrationandReflectiononDisaster
——TheTheoryofNovel“Reviewthe1942”andTheFilm“Backto1942”
学生姓名
邵珠清
学院名称
人文学院
学号
20101004229
班级
10涉外2
专业名称
汉语言文学
指导教师
王为生
2014年
5月
15日
徐州工程学院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或参考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
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注。
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徐州工程学院学位论文版权协议书
本人完全了解徐州工程学院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
本校学生在学习期间所完成的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归徐州工程学院所拥有。
徐州工程学院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纸本复印件和电子文档拷贝，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
徐州工程学院可以公布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提交至各类数据库进行发布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日期：
年 月 日
摘要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电影《一九四二》是当代两部同样以一九四二年河南大饥荒为题材进行创作的文学与影视作品。
《温故一九四二》通过历时与现时两个视角的交错运用展现了一段深重的民族灾难，并且从人性的恶，民族的不争、政权的虚无等方面进行了多重的主题阐释与思考。
《一九四二》通过影像化的方式重现灾难历史，讲述了灾难发生前，发生中和发生后的故事，并对灾难笼罩下的政府的两难，人性的善恶、宗教的无奈等多层面进行了反思。
小说与电影的叙事差异主要表现在叙事技巧和叙事态度两方面，小说以“黑色幽默”的笔法通过两个视角来记录历史，反思当下，电影则用历时的视角客观冷静地重现该段历史。
二者对民间灾难的叙事与反思的差异主要由于文学表达载体不同、社会文化氛围变化以及个人创作风格差异等原因造成，但正是不同作品对相同历史的多样化表达，当代活着的人才能够更好地对话过去，反思当下。
关键词《温故一九四二》；《一九四二》；民间灾难；叙事；反思
Abstract
Novel“Reviewthe1942”withthefilm"Backto1942"isthecontemporarytwosametoHenanfaminein1942asathemeforthecreationofliteratureandfilmandtelevisionworks."Reviewthe1942"throughtheexertionofthediachronicandpresenttwoperspectiveshowsadeepnationaldisaster,andfromtheevilofhumannature,national,regimedoesnotdisputethenothingnessoftheinterpretationofthethemeofthemultipleandthinking.“Backto1942”throughimagewaydisasterhistory,tellsthestoryofthedisaster,andafterthestory,andthedilemmaofgovernmentunderthetragedy,humannatureofgoodandevil,buttoreflectonthemanyaspectsofreligion.Novelandfilmnarrativedifferencesmainlydisplaysintwoaspectsofnarrativetechniquesandnarrativeattitude,novelwiththetechniqueof"blackhumor"throughthetwoperspectivestorecordhistory,reflectonthemoment,thefilmisintheperspectiveofdiachronicobjectivecalmlythishistory.Differenceonnarrativeandreflectionoffolkdisastermainlyduetothedifferentliteraryexpressionvector,socialculturechangesandcausesofthedifferenceofpersonalstyle,butitisthediversificationofexpressdifferentworksonthesamehistory,contemporaryoflivingarebetterabletodialogueinthepast,toreflectonthepresentmoment.
Keywords“Reviewthe1942”“Backto1942”FolkdisasterNarrationReflection
目录
1绪论1
1.1研究对象1
1.2研究现状1
1.3研究方法1
1.4研究问题1
2《温故一九四二》：
现在与过去的对话2
2.1阶级——农民地主依赖共存2
2.2人性——饥饿下的野蛮兽性2
2.3政权——因为赈灾备受批判3
2.4民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4
3《一九四二》：
灾难历史的重现5
3.1人性——兽性与人性5
3.2民族——爱国与卖国5
3.3宗教——拯救与无奈6
3.4政府——救灾与放任6
3.5阶级——斗争与共济7
4比较：
民间灾难叙事差异与原因8
4.1叙事差异体现8
4.2差异原因分析8
结论11
致谢12
参考文献13
1绪论
1.1研究对象
以民间灾难为线索或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中华浩如烟海的文化瑰库里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基于此类优秀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不仅使他们重获新生，更让现代人得以重新审视文学作品文字背后的真实历史影像。
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灾难叙事小说，讲述了一九四二那一不容人们忘却的历史与灾难。
十九年后，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正是在该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而成，从而让一段几乎为人们遗忘的年份，时隔七十年后重新回到历史的聚光灯下，痛陈了该段历史，揭开中华民族的疮疤。
二者通过负责任的态度在书写中国苦难史的丰碑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1.2研究现状
目前学者们对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研究较多侧重于其文本的语言文字、文化心态及叙事特色等方面。
对电影《一九四二》的研究则较多，有研究其创作诚意的，如李雪的《被遗忘的历史——评影片<一九四二>》从完成程度及“良心主义”两方面来说明它是一部诚意之作，[1]也有研究其对小说的改编艺术的，例如匡妙妙的《论电影<一九四二>的改编艺术》从叙事文本的重新编排，视觉造型的完美打造两个方面来探讨其改编的艺术。
[2]而将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文献虽有，但相对较少，比较内容也多集中在二者互生共赢这一方面，例如韩元的《意识形态叙事的迁移——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电影<一九四二>》。
[3]至于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从民间灾难的叙事与反思这一角度对两部作品加以研究，就更加屈指可数。
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但是目前，文学界对此课题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1.3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此课题。
首先，笔者采用文献研究法，搜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包括文学作品类文献，相关论文以及著作，影视作品等，以了解此课题的目前研究现状。
其次，采用社会文化研究方法，以保证更准确地探寻课题，最后，利用文学比较研究方法，对比分析研究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电影《一九四二》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1.4研究问题
电影《一九四二》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基础之上改编而成，二者虽在人物、情节诸方面有众多相同之处，但文本与影视这两类不同的艺术表达体裁也让二者在内容与艺术等方面存在截然的不同，本课题旨在解决《一九四二》与《温故一九四二》是如何分别对1942年的苦难进行记录与反思，进而总结二者叙事与反思的差异并分析造成差异的具体原因。
2《温故一九四二》（小说）：
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具体来说是1992年。
这部小说类似于散文与纪实文学作品，其主要讲述了被人们遗忘的，留存于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
在小说中刘震云使用其擅长的黑色幽默笔调与戏谑的口吻将现在与过去串联对话，得以让我们穿越历史的长廊，捡拾那一段掩藏于历史背后的记忆。
小说在拯救我们记忆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反思，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温故一九四二》的叙事结构简单而又多层，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这四方面也集中体现了作者在小说中的思想与感情。
2.1阶级——农民地主依赖共存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讲述的主体是公元1942年的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故事。
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毁灭与新生共存的时代，各阶级交织纵横谱写属于他们自身的历史。
农民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波澜壮阔的历史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然而大历史的背后却隐藏着小人物的悲凉。
农民——面对灾难，最无助最弱小的集体，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背负着沉重的生存与精神压力，面对灾难的步步深重和政府的不作为，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本就已很卑微的身份去谋求生路。
刘震云在小说中讲道，他“姥娘”并没有选择逃荒，原因是东家的“照顾”继续给东家种地，这至少比其他西去的灾民多了一份生存的保障，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相比于遥遥在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基层的地主阶级或有产阶级为灾民们提供了一份上层统治者没有提供的“庇护”，搜刮自不必说，但在那种“有奶便是娘”的特殊情况下，相信普通的难民也不会考虑那么多，他们甚至一无所求，只为一口可以保住性命的饭。
然而，在小说中也有的灾民因为想寻找吃的保命而丧失了性命，如范克俭舅舅给“我”讲述的毋得安那一段抢明火最后丧生的经历。
然而实际情况是依靠有权有势的灾民仅为少数，更多的灾民选择了逃荒，这是无奈之举，中华民族向来有着根深蒂固的家本位思想，若不到非走不可的地步谁也不愿意安土重迁。
小说笔峰一转，回到建国后，原为大户人家的范克俭舅舅被打成反革命的地主分子，然而作为干娘的姥娘却并没有那么多的忌讳，与范家一直过从甚密。
这种情谊是任何时代的变迁都无法泯灭的，经历过生死救济的人，不论你是什么阶级都是自己的亲人，这似乎是作者在小说中想借助不同阶级随着时代的变迁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
2.2人性——饥饿下的野蛮兽性
管子云：
“仓廪实而知礼节。
”一切人类文明的背后无不是吃饱穿暖以后才考虑的事情。
当灾民们面对饥饿面对死亡，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小说在第六章给我们整理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景象，其中有卖人换粮食，易子而食，易妻而食等的人吃人情况和狗吃人情景，短短数百字便描绘出了灾民们的惨状和当时人们的凶残程度，不经让我们对脑海中闪过的画面触目惊心。
作者也简单直白地说：
“在逃荒途中，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饭，这时饥饿已经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
”
回到当代，作者也对人性大加鞭挞，如我的所长同学对蔡婆婆“五十年前我也管得着，看我把她抓过来!
”的冷硬态度这一画面不仅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更加具有现实教育意义，作者最后用一句“同学毕竟是同学呀”的黑色幽默对其给予了否定与批判。
在该部小说之中，作者在讽刺鱼肉百姓当政者的同时也对普通百姓或是当代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上文提及的所长的态度与言行便是典型的一例，另外作者批判的人物还有：
完全依靠上帝救赎的信徒安西满；为未能成为台胞而悔恨的花爪舅舅；责怪自己父亲窝囊的郭有运之子；一心拿母亲肮脏的经历赚钱的蔡婆婆儿女。
作者倾其心血，不遗余力地在小说中展露千百年来的人性，告诉我们唯有仓廪实方可知礼节。
面对饥饿，人性的底线到底在哪，作者积极思考。
灾难如今已过去，如今的人们的人性状态，作者也在努力反思。
2.3政权——因未赈灾备受批判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卫毅在其系列报道《重返一九四二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她在采访刘震云时，提到了自己的曾祖母在1961年因把食物分给自己的父亲而饥死的往事，刘震云说：
“家族延续下来是什么？
绝不是家国天下这些理论，曾祖母省下来一口东西给你父亲，这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些东西照亮了民族的未来，而不是统治者说的大而无当的话。
”[4]
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1942年的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行为的愤怒之情，刘震云在文章初始便说道：
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
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
此类冷嘲热讽在文章中数见不鲜，如延津县政府接待省政府主席那虽已从简的食物与灾民的食不果腹的对比，金碧辉煌的重庆黄山官邸同灾民的衣衫褴褛的反差，宋美龄那可口的咖啡同灾民们喇嗓子的干柴的大相径庭……按正常的逻辑，国内发生灾情政府理应及时赈灾，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却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甚至认为是地方虚报灾情并要求军粮税负的征收不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伤口撒盐”的角色。
在小说中，与政府的不作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人士对灾情的关注，不论白修德，神父安西满，梅甘他们是出于新闻职业本位也好，人道主义帮助也罢，他们的行为与努力至少给灾民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与外界的关注。
他救的力量薄弱无力，自救的脚步又显得盲目而不堪重负，因此三百万人终究还是三百人自己的事。
愤怒的刘震云直言不讳地说：
“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5]“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后面这句话实际上也流露出作者对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关注与对当权者政策方针的讽刺。
蒋介石认为政权的保证，国家的稳固远胜于民众的生存，这不得不说是他的失算，他用三万余字告诉我们民以食为天，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或许是刘震云在小说之内对政府行为的另一种影射。
2.4民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温故一九四二》展现的不仅是作者家乡河南的灾难，更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伤痛和整个人类的伤痛。
首先，作者在小说最后流露出了对我们民族的思考，用鲁迅的话便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面对腐败的政府和绝境的生存状况，我们民族，我们的灾民没有站起来去“造反”，没有去为自己的生存抗争，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民族的弱点。
刘震云说一个不会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他更欣赏揭竿而起，招兵买马，抢粮救命的以毋得安为典型代表的这类人，因为在他看来，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与希望所在。
面对灾民的逆来顺受，刘震云在为其难过的同时，更多的是失望，他不明白为何到这种地步了，灾民们还没有起来抗争。
后来他发现了一些线索并出现在小说中，即灾民们在接受了日本人的粮食之后倒逼国民党军队，使40万人缴械，这我们似乎可以看做抗争的一小步。
其实，作者也在引领者我们思考到底是生存重要还是国家重要，在小说中作者穿插了郭有运儿子的话，他认为下关东当亡国远比向西饿死好，这个问题作者无法回答，打了一个问号留给我们读者反思。
个体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民族性，笔者认为刘震云并非不知道答案，他有自己的想法与思考，只是未曾明确表达。
其次，用现在的眼光审视过去，《温故一九四二》不仅是刘震云个体的思考，也应给我们整个民族带来反思，白岩松曾说：
“一个不善于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笔者想说：
“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有时就像一个人一样，会把历史的苦难看作自己的隐私，总是希望人们知道的越少越好。
[6]然而，历史是今天的隐喻，今天是潜在的未来。
在人类或某一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灾难无疑占据了重要的篇章，这些篇章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经验的积累更是集体的反思。
因此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良心之作，责任之作，它为我们民族上了一堂课，为我们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与反思的契机：
面对灾难我们不能依靠上帝来清除邪恶，只有自己站出来不断抗争才有生的希望，面对历史我们不能只铭记官方大历史更要记忆民间的属于我们民族最本质的历史。
历史不论大小，但只要关于民族的，涉及百姓的不应该被忘记，尤其是惨痛的让我们付出昂贵代价的历史更应予以铭记和反思，我们民族只有学会在前进中反思才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好，更加屹立于东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一九四二》（电影）：
灾难历史的重现
2012年冯小刚的新作《一九四二》在经历了二十年的等待后终于与世人见面，这部电影是继《唐山大地震》后冯小刚再一次选择灾难题材。
电影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冯小刚用他穿越历史的眼光和充满人性思考的创作理念我们全景式地展现民族苦难史。
《一九四二》极力避免情感的泛滥，在理性客观追忆历史的同时更多地是留存一份思考，这部电影既是对苦难的重述，更是对未来的思考，冯小刚在电影里也给出了他对我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原因的思考与回答。
3.1人性：
兽性与人性
电影《一九四二》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基础上再一次展现给我们人在面对饥饿时的底线。
可以说，逃荒路上不断寻求食物的过程，正是文明丢失的过程。
在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之下，一切都会在饥饿中变得轻飘飘，而一切可以换来食物的事物，诸如身体，性，人身自由等无不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
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等传统的价值观在空前的饥饿中也被饿的头晕眼花，不堪一击，丈夫出卖妻子，父亲兜售儿女以及各种匪盗奸邪之事更是不一而足，影片不时提醒着我们：
文明不过是人们吃饱穿暖后才会考虑的事情。
这一点与原小说并无迥异，但导演冯小刚促成了小说的质变，在电影中冯小刚导演更加倾向于灾难之中的温情与关怀，包括人性的回归。
电影总体上来讲是压抑与悲凉的，似乎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冯小刚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影片的结尾是影片中最温暖的时刻也是整个电影最有希望的场景，老东家往回走就是希望死的离家近点，此时我们很难说是老东家搭救了那个已成孤儿的妮儿，还是那个妮儿搭救了孤零零的老东家。
孑然一身的老东家与路边小女孩两句简短而有力的对白以及相扶而行似乎预示着文明又回来了，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
在电影中扮演梅甘神父的著名好莱坞影星罗宾斯也说描写人性黑暗的剧本他看过很多，但同时《温故一九四二》的剧本也是描写人性光明的剧本，总结起来其实就两个字：
希望。
3.2民族：
爱国与卖国
在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里主角只有一个——民族。
面对宏大的历史，深苦的灾难，冯小刚在影片中通过普通民众面对灾难的经历对我们的民族的特性作了深刻的思考。
他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时说，他从小一直以来接受的对我们民族的教育是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等我不是正面的评价，但对我们民族负面的理性评价却没有提及。
到了电影里，冯小刚导演不停地给我们泼凉水，一瓢一瓢地泼，他把关于我们民族美的东西撕碎了，毁灭了给我们看，影片中对我们面对饥饿，面对死亡时人性的揭露把我们从对本民族的骄傲带回到理性的高度，使我们意识到中华民族也是优缺点的民族，让我们明白带着缺点的审视自己的民族总比盲目的自信的民族更加理性客观。
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可以说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灾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小群体理应站在民族的高度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但小说之中给我们揭露了官方历史里不愿提及也不会提及的一段历史：
众多灾民接受了日本人的粮食之后替日本人卖命。
电影则受制于体制等原因，对这一情节只是在影片临近结束时通过蒋委员长和李培基的对话简单带过，但这短暂的一笔带给我们思考与惊醒，面对饥饿与灾荒，到底是气节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冯小刚用电影带领我们重新思考。
3.3宗教：
拯救与无奈
宗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既不熟悉也不陌生，现实生活中信仰宗教的人形形色色，有的是虔诚，有的则出于功利。
对信仰的调侃在冯小刚的电影里曾被多次使用。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描写宗教信仰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人物，分别是信仰基督教的教父梅甘以及他的中国徒弟安西满，在教堂做礼拜的蒋介石，信仰佛教的张钫母亲，尤其以前两者最为重要。
宗教这一线索一直贯穿于整部影片，影片开始十二分钟便出现了安西满的传教镜头，此后安西满和梅甘以及教堂等场景多次出现在电影镜头之中，在影片末尾又出现了蒋介石在教堂礼拜默默流泪的场景，导演似乎想通过对宗教的表现告诉我们什么。
从《一九四二》里我们可以看出的中国神父安西满面对灾民的窘境和上帝的不作为使他信仰动摇，逐渐开始怀疑上帝。
影片中的教堂也是一个重要的场景，它更类似于肉体与精神的家园，上帝在灾难之中变得虚无缥缈，人们甚至信徒对他的信仰也随着灾难的日益深重而越发怀疑。
电影中梅甘与安西满两位神父的对话显得意味深长，河南要么是被上帝抛弃的孩子，要么上帝本身就不存在。
导演也是借宗教让我们反思：
单纯的信仰可以带来力量与感恩，但是在没有吃的情况下，我们疲惫的心灵又将如何依附饥饿的肉体。
蒋介石的流泪也别有深意，是为灾民流泪？
是为自身的处境流泪？
还是为风雨飘摇的国家流泪？
我们很难知道，但我们最终明白了冯小刚导演的独具匠心，他是想通过宗教告诉我们：
面对灾难，单纯的祈祷远远比不上自己的实际行动，人生没有来世，唯有自己的抗争与解救才能赢得自身的生存。
3.4政府：
救灾与放任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日理万机”的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各级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
政府对于河南严重灾情的得知一方面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一方面是通过社会上的诸如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等力量。
这种情况恰恰也印证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开头中讲述的：
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
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
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最终，领袖蒋委员长在国内外舆论的重压下，决定开始救灾，在电影里讲述道他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基层官员，灾民也被强制要求充当处决贪腐官员的看客，老东家在现场的一句“他们如今做什么我也不信了”流露出灾民群体对蒋介石政府的失望。
影片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一棒子打死，在影片里，我们看到了一心为民，多次请愿的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也看到了一方面担心战事吃紧，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不想被国内外认为是独夫民贼的蒋委员
升级会员 